“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我并不认为鲁迅有多么高深的思想，应该说，他是一个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体验、并且敢于实践的作家，他把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进步的追求，都付诸于实践当中，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谈到鲁迅的时候，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陈思和教授直言不讳地说。
　　[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今天的年轻人与鲁迅当年的真实生活已有距离，责任不在年轻人，这是鲁迅研究中出的问题。“鲁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同的年代被塑造为不同的形象。上世纪90年代，现代性进入后现代，精英转向平民大众，神圣性被消解。鲁迅开始被转化为普通人。鲁迅是平凡人，但他的经历是不平凡的，《狂人日记》《野草》都是不平凡的作品。”
　　“只有了解了一个真实的鲁迅，人们才能够去喜欢鲁迅、读懂鲁迅。”陈思和说，“《呐喊》时的鲁迅与社会的对立是抽象的，只是道义上的正义感，生活与思想是二元的，时间一久就会感觉自己虚伪。比如托尔斯泰是贵族，立场是平民大众，他写到后来就感觉自己虚伪，卖掉家产，不仅思想立场，生活处境也追求改变。上世纪20年代的鲁迅是集教育部的官员、著名的学者和名作家三种身份于一体，有着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后因女师大风潮，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野草》是鲁迅转型期的作品，能不能抛弃原来的生活，《野草》里的很多双重否定的手法反映了鲁迅的矛盾处境。上世纪30年代鲁迅完全成为自由撰稿人，生活没有稳定的保障，而且还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他的伟大。”
　　[充满斗志的流浪型作家]
　　“鲁迅对于人性的洞察力和剖析非常深刻，这缘于他亲身的实践”。陈思和把鲁迅的经历用1926年作为分界线。他指出，1926年以前，鲁迅是一个“岗位型”的知识分子，他在教育部任职，还是大学教授，有着固定的岗位，处于一种强势的地位；1926年以后，鲁迅放弃了这一切，他先后到过厦门、广州、上海等地，但每一个固定工作都没有持续太久，到了上海以后，他没有再找工作，专注于写作，靠稿费维生，完成了由“岗位型”知识分子向“流浪型”知识分子的转变。
　　流浪型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各阶层民众进行最直接的接触，因此对社会看得更透，也是他能够长期地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的最重要原因。
　　“鲁迅最可贵的一点在于实践，他在不断的失败中去摸索去实践，虽然经常碰壁，但没有放弃。如果没有实践，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鲁迅。这一点对于现在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现在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成为‘岗位型’的，很少有人再具备鲁迅当年的勇气。”
　　“鲁迅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一颗赤子之心，襟怀坦白，心理单纯，行事有孩子气，包括对待他与许广平的爱情。但这种赤子之心又与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交糅在一起。”
　　[文学教育至关重要]
　　很多人曾经忧虑，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鲁迅会作为一个文学符号渐渐地淡去。但陈思和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鲁迅会有不同的认识，就像我刚才给学生们讲《狂人日记》，学生们的反应非常热烈，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有些看似肤浅，但却是以前很少被人们所提及的角度，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对于鲁迅这样的作家，不可能指望他的作品像某些流行作家那样受到追捧，但他作品中的文学性、思想性、战斗性，都会被每一个阅读过他作品的人所铭记。
　　这也是一位伟大作家永远不会过时的原因——他有不朽的作品。
　　（转自《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