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牟宗三对于现代人的生命状况可谓痛心疾首：“人类的生命发展到今日，实在是肢解了、僵化了，到了极端胶固枯燥的境地”“现代人没有文化只有狡猾，没有理性只有理智，阴险狠愎的变态心理淹没了一切”“时下中国人不成格局，心胸器量窄小，对人处处防范，学者也只看眼前、只重实利、冒充内行、妄自尊大……”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质疑：你看活在当下的人不是整天吃香喝辣、猛玩高乐，一个个白白胖胖，想减肥都减不下来，这样的“生命状况”难道还不好吗？这或许就是现代社会被着力倡导的生活理想，但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人看来，这样的生命活在世上无异行尸走肉！
　　那么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的“真义”？
　　牟宗三认定中国的传统哲学就是“生命哲学”，这里的生命固然也包涵了人的生物性生命，诸如人的“身体”；同时更包涵了人的文化生命，又叫“慧命”“天性”。这种“文化性的生命”，具有情感的、伦理的、道义的、智慧的价值与功能，与“身体”一样，也是生来与俱、先天既有的。和显示于外的生理性的生命相比，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生命、精神的实体，一种“内在自然”。这种文化性的、精神性的“慧命”或“天性”，是原本就存在于人的生物体内的，被视为一个人的“根器”与“心源”，属于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源”。这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部人类社会史就是人类的这一精神生命的演进与呈现。
　　我想，这种“唯心主义”的学说很难为深受唯物主义哲学教育的人们所理解，但也许可以借助荣格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得到某种程度的解释。
　　荣格对于人类认识史的进程有着一种坚定不移的看法。他认为，欧洲自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随着人们向外部空间的拓展，随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的激增，人对于自己心灵的观照停滞了。人们为自己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易于被意识和技术控制的世界，却剥夺去人的全部心理潜能。人们在智力方面收获过剩，而在心灵方面则沦丧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了荣格的预感。于是，荣格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寻回现代人类失落遗忘已久的心灵。
　　荣格相信，人类生活中存在一种“实体性”的“独立性”的心灵，它就像是中国小说《红楼梦》中贾宝玉脖子上挂的那块石头一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这种精神性的实体，就是他所说的一个种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对于人类个体来说，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先于个体而存在，作为一种预定的“构图”与个体一道降生于人世。这种说法已经十分接近中国儒家经典中讲的“天性”，亦即当代新儒家讲的“理性生命”“道德生命”“文化生命”“精神生命”。
　　这种“天性”，或曰“集体无意识”，应该是有“种族性”的。种族不同，其内涵也会存有差异。就我们中华民族而言，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器”与“心源”，是以“仁”为核心的“恻隐之心”、以“义”为核心的“羞恶之心”、以“礼”为核心的“辞让之心”、以“智”为核心的“是非之心”。这些“文化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就相当于人的内在的自然，是原本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按照牟宗三的说法：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性主体”（Moral subjectivity）就是在这些“心性”的根基上竖立起来的。这样的人，顶天立地，内而透精神价值之源，外而通世事万象之流，在此根基之上的生命活动才是生命的理想境界！
　　现代人的生命活动中为什么弥漫着如此浓烈的贪腐奢靡、暴戾无情、鲜廉寡耻、丧心病狂的气息，或许就是因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捐弃了自己种族原本的“根器”与“心源”。这些精神性的实体，就是系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丢弃了它，人是注定要发疯发狂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