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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金像奖风风火火地过了二十九年,虽未到而立之年,但却疲态尽显。尽管有人说,《十月围城》、《赤壁:决战天下》等影片让人们看到了香港电影人以其国际性的视野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但是十八个奖项仅仅被两部电影包揽,这仍在某些方面表明了香港电影创作的疲乏。稳定有余,创新不足,香港电影在权威光环下多少有点尴尬。所谓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香港电影已然走到了一个坎儿上,“中年危机”的帽子不可避免地被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多了共性 少了港性
其实自从1997年之后,随着整个市场环境和体制的转变,香港电影就开始了被救和自救的历程。尤其是2003年CEPA协议的建立,为低迷的香港影坛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这意味着香港电影进一步被纳入到国家体制认同的范畴内。政策对于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经营条件的重新限定,成了香港电影人集体关注的风向标,对于港产片的创作及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CEPA协议重新确定了港产片的定义,将其划分为“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与“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大华语电影。
无疑,大华语片凭借整合中国的人才、资源让香港电影重现了昔日的辉煌,《画皮》、《赤壁》、《十月围城》等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合拍片固然强大,但是曾经我们熟悉的港产港味儿却很难寻得着了。这事儿也不能赖香港电影人,而是由大环境决定的,因为要想成功在整个华语市场上映,首先你得通过国家广电局的审查,这是第一道门槛。
举个例子,前几年刘德华主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就遭遇了改名和大幅度删剪及修改台词的命运。如片中,“刘德华”打“刘德华”的场景,体现的正是韦家辉的创作主题思想,但却因为内容涉及政策限制等而被直接删剪。杜琪峰的《龙城岁月》也遭遇了同等待遇。
当然更多的合拍片在制作过程或进入内地市场之前已经进行了“自我审查”与修改。陈嘉上导演的《画皮》与麦兆辉、庄文强合导的《大搜查》都不免带有自我审查的味道。比如《画皮》原本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经典故事,涉及鬼怪,但鬼怪是电影审查的一个禁区,于是创作者将其改造为妖,并加上“第三者为妖”、“为妖者必被诛”的现代式情感寓言,成功地通过审查并在内地票房上狂揽2.3亿人民币,而反观《画皮》的香港票房,只有1038万港元,还不足内地票房的二十分之一,如此巨大的票房反差,更是让香港影人不惜牺牲港产原味而对内地市场投其所好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大量的合拍片不但带动了香港电影的发展,也丰富了内地的电影产业。然而,大投资、大制作,捆绑式的合拍片在赢得票房的同时,却丢了口碑,近几年,又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是少之甚少。究其原因,无非是香港电影人在妥协中丧失了港产片原有的韵味,这尤其让伴随着港片成长起来的观众最感失落。创作者还是那些人,演员也还是那几个,但就是味道没了,电影从内容到形式同化融合,缺少个性。
有人将这视为香港电影人的灵活性。当然市场环境变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必须的,但是香港电影之所以曾经创造了那么多辉煌,归根结底还是源自那中西合璧的独特视角所带来的香港韵味。丢什么,不能丢了魂,合拍片固然是一个好的趋势,但如果将合拍片推入了一个“被同化”和自我审查的循环当中,将失去港片的原汁原味,那么最后香港电影只能变成如“邯郸学步”一样丧失了自我。
创作迷思:类型片的窄化
香港电影走入瓶颈,除了审查制度和整体市场环境的制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创作走进了一个误区,即类型片过度专业化。香港电影虽然并不像好莱坞般有完整、成熟的工业体系,但在类型片方面,自60年代开始已经成熟发展出武侠片、喜剧片、警匪片及卧底片、功夫喜剧等重要类型。只不过,9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逐渐陷于没落,类型片也趋于停滞状态,只有少数创作者致力于为类型片注入新的元素,作为一种回应与创新,以杜琪峰为主导的银河映像,则一度被认为给回归后的香港电影注入了专业化的精神,如《PTU》、《跟踪》等,都是给予人物一种专业化的精神。
对于专业性的追求,本来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原先的港产电影被人痛批制作粗糙,不追求真实的情况下,但是凡事都不能矫枉过正。近几年的港产片愈发呈现出为了专业而专业的趋势,反而置人物性格乃至整体布局于不顾。
比如尔冬升2007年的力作《门徒》,与其说是一部黑帮片,还不如说是一个展示毒品世界的“博物馆”。其中由制毒过程、贩毒营销系统、国际贩毒形势乃至专有名词等跟毒品行业有关的流程都一一写实又具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除此之外《窃听风云》、《意外》等影片也都在专业性上做到了事无巨细呈现。按道理说,专业性的营造与电影的具体戏剧内容并无冲突,但事情往往做不到泾渭分明。连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热的《十月围城》也不例外,整部影片大多数时间都在渲染孙中山到达之前的保卫准备工作,细节交代得详尽至极,最后多少有点沦为流水账之嫌。
不过专业化的趋势也确实是香港电影创作的一个必然。香港作家汤兆桢先生说:“对于专业性的迷思,抑或是演化成‘高智片’的包装,大抵是面对内地、香港两地市场做平衡考虑的一种无奈之举。”那么用专业化包装下的黑帮片、犯罪片自然就成了最有效又最容易做到的一种类型片模式。而这种模式又被香港影人更加专业的工作态度推向了一个极致,导致如今相当一部分港产片在专业性和内容性上的本末倒置。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凭借专业性带来的特有的神秘感吸引观众,但是也很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从而导致类型片的窄化。
明星的“不惑之年”
毫无疑问,商业片主打明星牌,明星绝对是香港电影曾经屹立不倒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今活跃在香港影坛的还是那些老面孔,年届五十的梁朝伟、刘德华仍然被当做当红小生来使用,犯罪片、文艺片绝少不了这二位;黄秋生、吴镇宇依然还是杜琪峰、庄文强等导演的挚爱,二十年如一日;功夫片除了李连杰、甄子丹再无其他可以挑大梁之人。新人都哪里去了?
这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其实根本不是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市场变了。回想无论是发哥的票房毒药十年路,还是华仔的十七年演技磨练,能容忍他们百炼成钢的还是港片的黄金时代。每年开拍两三百部电影,大多数都是商业片,只要你有人气,有毅力,有决心,不管你是票房毒药,还是欠缺演技,经过个百八十场戏的磨砺,不信你出不了头。张曼玉刚出道的时候,也被人骂缺乏演技,花瓶一只来着,最后不也破茧成蝶了。而同样的情况放在现在,则肯定不会有那样的“好运气”了,新人一部戏不成功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你两部、三部电影都卖不到钱,那后果就是被制片公司扔到“河里”,只能自生自灭了。
所以可见机遇是关键,大量的烂片其实是磨练新人的大好机会,不过这样的市场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了。明星的培养也大多只能靠专业院校的填鸭式教育,新人的努力空间已经被大幅度缩减,在这点上,不光是台前,幕后也是一样。年轻导演的生存空间那是相当之窄,市场急功近利,没有制片商愿意将大把的钱扔到一个不知名的年轻导演身上,而合拍片的大环境下,商业片的制作成本是越来越大,这就更加压缩了新晋导演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尽管有成功的电影人在大力扶持后起之秀,如刘德华等,但毕竟抗衡不了整体市场的运行机制,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香港电影到底如何度过自己的“中年危机”?如果回望历史,香港电影已经垮过好几次了,但每一个危机之后都是一次重新的崛起——1970年代粤语片衰落之后有楚原、许冠文的喜剧和李小龙的功夫,1980年代初有新浪潮和新艺城,1990年代有周星驰,于是形成“二周一成”的卖座格局。每一次香港电影人的远走他乡都意味着一次开枝散叶。黄百鸣如此说过:“我相信有黑暗必有黎明。现在多了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虽然还没完全上轨道,盗版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发行制度审查制度等都没达到国际水准,但我相信终有一天会上轨道。那时候,就是我们电影再次起飞的时候。”
多了共性 少了港性
其实自从1997年之后,随着整个市场环境和体制的转变,香港电影就开始了被救和自救的历程。尤其是2003年CEPA协议的建立,为低迷的香港影坛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这意味着香港电影进一步被纳入到国家体制认同的范畴内。政策对于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经营条件的重新限定,成了香港电影人集体关注的风向标,对于港产片的创作及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CEPA协议重新确定了港产片的定义,将其划分为“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与“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大华语电影。
无疑,大华语片凭借整合中国的人才、资源让香港电影重现了昔日的辉煌,《画皮》、《赤壁》、《十月围城》等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合拍片固然强大,但是曾经我们熟悉的港产港味儿却很难寻得着了。这事儿也不能赖香港电影人,而是由大环境决定的,因为要想成功在整个华语市场上映,首先你得通过国家广电局的审查,这是第一道门槛。
举个例子,前几年刘德华主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就遭遇了改名和大幅度删剪及修改台词的命运。如片中,“刘德华”打“刘德华”的场景,体现的正是韦家辉的创作主题思想,但却因为内容涉及政策限制等而被直接删剪。杜琪峰的《龙城岁月》也遭遇了同等待遇。
当然更多的合拍片在制作过程或进入内地市场之前已经进行了“自我审查”与修改。陈嘉上导演的《画皮》与麦兆辉、庄文强合导的《大搜查》都不免带有自我审查的味道。比如《画皮》原本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经典故事,涉及鬼怪,但鬼怪是电影审查的一个禁区,于是创作者将其改造为妖,并加上“第三者为妖”、“为妖者必被诛”的现代式情感寓言,成功地通过审查并在内地票房上狂揽2.3亿人民币,而反观《画皮》的香港票房,只有1038万港元,还不足内地票房的二十分之一,如此巨大的票房反差,更是让香港影人不惜牺牲港产原味而对内地市场投其所好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大量的合拍片不但带动了香港电影的发展,也丰富了内地的电影产业。然而,大投资、大制作,捆绑式的合拍片在赢得票房的同时,却丢了口碑,近几年,又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是少之甚少。究其原因,无非是香港电影人在妥协中丧失了港产片原有的韵味,这尤其让伴随着港片成长起来的观众最感失落。创作者还是那些人,演员也还是那几个,但就是味道没了,电影从内容到形式同化融合,缺少个性。
有人将这视为香港电影人的灵活性。当然市场环境变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必须的,但是香港电影之所以曾经创造了那么多辉煌,归根结底还是源自那中西合璧的独特视角所带来的香港韵味。丢什么,不能丢了魂,合拍片固然是一个好的趋势,但如果将合拍片推入了一个“被同化”和自我审查的循环当中,将失去港片的原汁原味,那么最后香港电影只能变成如“邯郸学步”一样丧失了自我。
创作迷思:类型片的窄化
香港电影走入瓶颈,除了审查制度和整体市场环境的制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创作走进了一个误区,即类型片过度专业化。香港电影虽然并不像好莱坞般有完整、成熟的工业体系,但在类型片方面,自60年代开始已经成熟发展出武侠片、喜剧片、警匪片及卧底片、功夫喜剧等重要类型。只不过,9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逐渐陷于没落,类型片也趋于停滞状态,只有少数创作者致力于为类型片注入新的元素,作为一种回应与创新,以杜琪峰为主导的银河映像,则一度被认为给回归后的香港电影注入了专业化的精神,如《PTU》、《跟踪》等,都是给予人物一种专业化的精神。
对于专业性的追求,本来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原先的港产电影被人痛批制作粗糙,不追求真实的情况下,但是凡事都不能矫枉过正。近几年的港产片愈发呈现出为了专业而专业的趋势,反而置人物性格乃至整体布局于不顾。
比如尔冬升2007年的力作《门徒》,与其说是一部黑帮片,还不如说是一个展示毒品世界的“博物馆”。其中由制毒过程、贩毒营销系统、国际贩毒形势乃至专有名词等跟毒品行业有关的流程都一一写实又具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除此之外《窃听风云》、《意外》等影片也都在专业性上做到了事无巨细呈现。按道理说,专业性的营造与电影的具体戏剧内容并无冲突,但事情往往做不到泾渭分明。连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热的《十月围城》也不例外,整部影片大多数时间都在渲染孙中山到达之前的保卫准备工作,细节交代得详尽至极,最后多少有点沦为流水账之嫌。
不过专业化的趋势也确实是香港电影创作的一个必然。香港作家汤兆桢先生说:“对于专业性的迷思,抑或是演化成‘高智片’的包装,大抵是面对内地、香港两地市场做平衡考虑的一种无奈之举。”那么用专业化包装下的黑帮片、犯罪片自然就成了最有效又最容易做到的一种类型片模式。而这种模式又被香港影人更加专业的工作态度推向了一个极致,导致如今相当一部分港产片在专业性和内容性上的本末倒置。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凭借专业性带来的特有的神秘感吸引观众,但是也很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从而导致类型片的窄化。
明星的“不惑之年”
毫无疑问,商业片主打明星牌,明星绝对是香港电影曾经屹立不倒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今活跃在香港影坛的还是那些老面孔,年届五十的梁朝伟、刘德华仍然被当做当红小生来使用,犯罪片、文艺片绝少不了这二位;黄秋生、吴镇宇依然还是杜琪峰、庄文强等导演的挚爱,二十年如一日;功夫片除了李连杰、甄子丹再无其他可以挑大梁之人。新人都哪里去了?
这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其实根本不是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市场变了。回想无论是发哥的票房毒药十年路,还是华仔的十七年演技磨练,能容忍他们百炼成钢的还是港片的黄金时代。每年开拍两三百部电影,大多数都是商业片,只要你有人气,有毅力,有决心,不管你是票房毒药,还是欠缺演技,经过个百八十场戏的磨砺,不信你出不了头。张曼玉刚出道的时候,也被人骂缺乏演技,花瓶一只来着,最后不也破茧成蝶了。而同样的情况放在现在,则肯定不会有那样的“好运气”了,新人一部戏不成功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你两部、三部电影都卖不到钱,那后果就是被制片公司扔到“河里”,只能自生自灭了。
所以可见机遇是关键,大量的烂片其实是磨练新人的大好机会,不过这样的市场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了。明星的培养也大多只能靠专业院校的填鸭式教育,新人的努力空间已经被大幅度缩减,在这点上,不光是台前,幕后也是一样。年轻导演的生存空间那是相当之窄,市场急功近利,没有制片商愿意将大把的钱扔到一个不知名的年轻导演身上,而合拍片的大环境下,商业片的制作成本是越来越大,这就更加压缩了新晋导演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尽管有成功的电影人在大力扶持后起之秀,如刘德华等,但毕竟抗衡不了整体市场的运行机制,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香港电影到底如何度过自己的“中年危机”?如果回望历史,香港电影已经垮过好几次了,但每一个危机之后都是一次重新的崛起——1970年代粤语片衰落之后有楚原、许冠文的喜剧和李小龙的功夫,1980年代初有新浪潮和新艺城,1990年代有周星驰,于是形成“二周一成”的卖座格局。每一次香港电影人的远走他乡都意味着一次开枝散叶。黄百鸣如此说过:“我相信有黑暗必有黎明。现在多了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虽然还没完全上轨道,盗版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发行制度审查制度等都没达到国际水准,但我相信终有一天会上轨道。那时候,就是我们电影再次起飞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