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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结缘
西单的一条胡同内，有一座院落，这就是高教部所在地。1967年夏天，我刚到北京不久，想拜访鲍正鹄先生，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向传达室说明来意，便进了院门，几经打听，终于找到鲍先生。他身上穿着一件陈旧的中装，头上歪戴着一顶草帽，手上拿着一根扫把，脸上挂着一丝苦笑，惊奇地瞧了我半天，显然没有认出我是谁，当然也不可能认出我是谁，因为在学校里我几乎没有同他单独来往过，不会留下太深的印象。我看着他这般模样这般神态，不觉两眼发呆，一时说不出话来，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当年在复旦大学时的情景。那时他总是西装革履，歪戴着一顶法式贝雷帽，风度翩翩，风流倜傥，讲起课来，旁征博引，谈笑风生，而眼前的他，竟是这样一个清洁工，让我惊讶不已。
“找我吗?”他看到我发愣，以为是找错人啦。
“是的，鲍先生，我是您复旦的学生。”
他不认得我，我只好自报家门，告诉他，我研究生毕业后被上海市委拖了将近两年，才分配到北京中国文联，刚来报到不久，“派仗”还在打，无事可干，只好当逍遥派。鲍先生看着我，咧开嘴笑，似乎已经勾起对我的模糊印象，急忙拉着我到屋里坐。
鲍先生1939年由成都金陵大学转入重庆复旦大学，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调来北京任高教部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他在复旦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对复旦的情况十分熟悉，对复旦的感情也十分深厚，所以见到自己的学生格外亲热。1957年秋我进入复旦中文系本科，翌年春天开始专攻古典文学，但鲍先生为文学专业所开设的近代文学课还是要上的，因而有机会聆听鲍先生的教诲。先生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我这个上课爱开小差的学生，也不能不聚精会神地听他那绘声绘色的讲演。他的近代文学课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把古代和现代衔接起来，用学术语汇说就是历史视野和当代视野交织起来，这一点，在尔后我的治学过程中，受用不尽，所以我特别感激这位恩师。已经近三年没见面了，这次见他，脸上有些憔悴，无复往日的风采，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现在靠边站，每天扫扫院子，不算太累，也没受太大的冲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只是请他多保重，业务工作都无从谈起，彼此都感到“世事茫茫难自料”，就这样怅然分手了。1969年，鲍先生下教育部干校，我则下文化部干校，都到1972年才返回北京。他到北京图书馆任副馆长，我则到人文社古典部当编辑。从此以后，我们便有了较多的联系。
鲍先生自干校回京后迁居鼓楼西街133号，在他出任北图副馆长两个月后，1973年2月12日，我到他的新居拜访。说是新居，实际上是一座旧楼，而且是很旧的旧楼，楼下楼上都十分阴暗，设计师好像有意不让阳光照临，进入过道，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他住在二楼，—上楼得小心翼翼地摸着扶梯，以防不测。这是一栋木结构的旧楼，墙板和楼板全是木板，因年代久远都变得黯然，家具也是旧式的木制品，于是相得益“黑”，连白天也要开灯。鲍先生见到我，很是高兴，急忙让师母沏茶，那神情又和当年在复旦时差不多，依然谈笑风生。居住条件如此之差，人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或许是因为脱离干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有一种获得新生似的快感；或许是因为我的到来，数年不见，一旦重逢，师生情谊更显得亲热。在复旦时，我不曾拜访鲍先生的家，但从他那衣冠楚楚的打扮看，我猜想他对于生活条件一定是十分讲究的，现在看来，也许我的猜想全错了。从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可知，他对于生活条件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摆放书籍的地方，就可以满足了。3月15日，我在北京图书馆见到鲍先生，他告诉我下星期要到英国参加有关图书馆的一个国际会议，日程三天，会后拟到欧洲各地观摩观摩。出国讲学开会，对于鲍先生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早在50年代他就经常出国，先后到埃及开罗大学、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讲学，任这两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兼任列宁格勒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图书馆指导、苏联艾尔米塔奇(冬宫)博物馆顾问等职，后来又于80年代初出任巴黎第七大学客座教授。他周游列国，见多识广，所以对于世间万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人生百年有自己特有的感悟。他对复旦学生情有独钟，喜欢与同学们讲述他的见解和感悟。他欧游归来，约复旦同学到他府上聚会。6月1日晚，复旦同学许德政、徐俊西、金元城、徐志英、陈骏涛、陈健根、林冠夫、费锦昌、孙可中和我，共十人，会聚在鲍先生那幽暗的旧楼里，聆听先生讲述欧游见闻。在那闭关锁国的年代，很少有出国的机会，连异域消息也难得听到，所以先生所讲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大都是闻所未闻。他是国图副馆长，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然而在同学面前，依然只是一位老师，讲话不是官员对于会议的总结，而是老师对于学生的教诲，一口气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像是为我们上了两堂课。“文革”后，胡绳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1978年春，把鲍先生由北图调到社科院任科研局局长，分给他昌运宫一号楼底楼一套小三居住房。藏书多，房子小，自然拥挤不堪，但在此后，这里又成了同学聚会的场所。听先生的演讲，即聊天，很让人大开眼界，增长知识，因而在北京工作的复旦同学都乐意同他接触，经常到这狭窄的书斋来听他海阔天空地“侃大山”，继续当他的学生。这套蜗居，他住了二十多年，从不装修，至今还保留原始面貌，只是在水泥地板上铺了一张地板革，他自称是“陋室”。有一天，他要我给他写八个字，曰：“斯是陋室，臣本布衣。”摘录刘禹锡《陋室铭》和诸葛亮《出师表》成句，作为对子。我以为他是说着玩，聊以自嘲，所以迟迟没写，也想能赖就赖过去，没想到他居然向复旦的陈允吉兄“投诉”。允吉兄在电话中责问道：“鲍先生说，要你写几个字，你不给他写，有这回事吗?”于是我向鲍先生辩解“您是局座，能算布衣吗?”先生提高嗓门：“我说的是，本布衣’，有个‘本’字呀!”我只好认输，说：“好啊，我写。”于是我遵命用行草写了这八个字，裱好即送过去。先生把这对子高挂墙上，颇为得意，这并非只是发点牢骚，似乎还有更深的含意，在这“官本位”风靡全社会的时候，他表示要保持“布衣感”，这真是难能可贵；所谓“陋室”，固是实情，然《陋室铭》此句之下是“唯吾德馨”，意者有吾德之馨，可忘室之陋，况且端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便如刘文结尾所说：“孔子云：何陋之有。”看来，鲍先生对这八个字，确是“颇学阴何苦用心”的。
鲍先生平生嗜好有三，即烟、酒、茶。他抽烟与众不同，喜欢用烟斗，抽烟丝，很少抽卷烟。看到他叼着烟斗的样子，我常想起闻一多先生的那幅木刻画像，颇具教授派头。偶尔也抽雪茄，当然是人家赠送的， 平常抽不起这奢侈品。有一次，有人赠一盒巴西雪茄，他愣是要我分享一支。其实这东西，我早就尝过，非常厉害，猛抽一口，会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说我消受不了，他叫我带回家再慢慢品尝。晚年他竟毅然把烟给戒了，我们同学在他书斋里继续抽烟，他不为所动，有抽烟经历的人，一定知道这有多难。先生的酒量说不上大，也不算小，经常从酒中得到点乐趣。偶或喝点洋酒，学洋人的喝法，没有下酒菜，真的是“白干”，他喜欢和同学共乐，给我们一人斟一小杯，听到大家说“香”，他特别高兴。饭桌上喝的自然是国产酒。他热情好客，尤其喜欢同学到他家聚会，而且经常设宴招待。师母是开设金陵刻经处的著名居士杨仁山的曾孙女杨搴，名门闺秀，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善于烹饪，每次同学在她家聚餐，都亲自下厨，做出一桌好菜。鲍先生三杯老酒下肚，更加精神抖擞，似乎真如李白所说“三杯通大道”。同学和他一起用餐，不免有些拘束，先生总是一一给夹上菜肴，既劝酒，又劝膳。他知道我的酒量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海量”，好像找到了对手，每次都要和我比个高低。过了古稀以后，酒量有所节制，在为我斟满一杯后，给自己添酒时，总要看看师母的眼色，想斟满又不好意思多斟，细察那心理，那神态，那动作，真要令人发噱，活像一个顽皮的孩童，就在这当儿，会惊奇地发现他还葆有一颗纯真的“童心”。同学们也想回请鲍先生和师母，先是生怕劳动大驾，不敢轻议，后来发现先生十分随和，便提出请他到同学家中聚会，他居然答应了。于是我们这些复旦同学，有时联合宴请，有时独自宴请，他和师母也不嫌食粗酒淡，总是高高兴兴地赴宴。他是曾经沧海的人，好吃好喝的场面见得多了，因而赴宴之意自然不在饮食，而在于通过宴饮联络师生感情。先生晚年虽不戒酒，却不敢再喝烈性酒了，只喝点温性的绍兴黄酒，酒量少多了。三种嗜好，唯独饮茶贯彻始终。先生最爱喝乌龙茶，这是一种半发酵的茶叶，苦中带甘，喝多了会上瘾。我福建老家是出乌龙茶的地方，经常有老乡寄茶或捎茶来，便以茶当束修，不时向先生“进贡”一点。我会喝茶，但不会品茶，所以带给他的茶叶是好是差，也不甚了然。先生是品茶高手，喝一口就能品出高低。他最欣赏的是大众化的大包装带叶杆的铁观音，说这种铁观音沏开后叶边呈红色，是正宗的好货，而那些包装很讲究的所谓观音王则往往是冒牌货。有一次，他告诉我，复旦潘旭澜先生寄了一包铁观音，声称特地让人挑拣有虫咬痕迹的叶子，绝对是绿色食品；然后又讥评潘先生不知虫子已有抗药性，不怕农药了，所以有虫咬过的叶子，也未必是安全的。也许有人会奇怪，人家好心送茶叶，还要评头品足，似乎有点不近情理。殊不知这正是的先生为人耿直之所在，他从不矫饰，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便在生活小事上，也是如此。他要是得到好茶，老想着让我也尝一尝。有一次，他在台湾的亲戚送来冻顶乌龙，一定要我也拿一包回家品尝，确是好茶，味道醇香；又一次，有人赠送一盒所谓“钓鱼台铁观音”，是专用于招待国宾的一种特制茶，盒内装两小筒，也一定要我分享一筒。从这里可以看出，鲍先生对于自己的学生的态度，真可以用上“疼爱”这两个字。鲍先生的三种嗜好，也是我的爱好，或许是同好的原因，所以比较投合，即所谓“烟酒不分家”，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复旦结下的师生情缘。
国图援手
“你身上有几块牌子?”
“大概有四块吧：进门的牌子，存车的牌子，座位的牌子，借书的牌子。”
1973年春，在什刹海北图本馆见到鲍先生，他问起我进馆借书要过几道关卡，似乎对北图繁琐的管理体制颇有些看法，然而他调任北图副馆长的时间并不长，要做点兴利除弊的事，并不那么容易，所以听我说有四块牌子，也只能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不过他在这任上，对我的工作，帮助还是很大的。
这年元月，上方指示人文社出版《红楼梦》和相关研究资料，编辑研究参考资料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从此便经常奔波于北图三馆：什刹海本馆，柏林寺线装期刊馆，西什库报馆。参考资料主要是报刊上的评红文章，所以到柏林寺和西什库的次数最多，真正是东奔西跑。解放前的评红文章，我只想选四十来篇，并不难做到，但又想趁此机会，尽可能把评红文章目录收全，附在书后，以方便读者检阅，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工作量。文章目录前人收集不多，因此我花了许多时间来搜寻，有好多文章是在报纸和刊物上翻检出来的，心想要是有报刊综合索引，那该有多方便。有一天，在什刹海本馆碰到鲍先生，我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建议，建议北图成立一个引得编纂处，先将全国所有的报纸和期刊都在北图配齐，然后分别编出综合索引和分类索引，这样可以节省许多人力和物力。我说当年洪业那个引得编纂处，出了不少成果，嘉惠学林，功德无量。鲍先生侧着耳朵，听我侃侃而谈，等我说完，看了我一眼，像对着天真的孩子，笑了笑，说：“就等着你来做呢!”这种基础建设的资料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呐，所以先生这么呛我一句。在搜集资料方面，先生不可能为我提供便捷的条件，却尽可能地为我提供点方便。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知道怎样才能给我开条绿色通道，在百忙中带我去见参考部的主任许觉民先生，又带我去见善本部主任丁瑜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们，这样，我在北图查阅参考资料，借阅善本书籍，就能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我决定把所有能见到的评红文章都拍成胶卷，保存下来。北图的摄影部在什刹海本馆的地下室，柏林寺的期刊，西什库的报纸，都要运到什刹海本馆地下室拍照，工作既烦琐又繁重。早年的旧报纸，多数拍成胶卷，只能用放大器看胶卷，不能看报纸，可是拍照必须取出原先的旧报纸。怎样才能取出报纸，我只好求助于鲍先生。先生让我打个报告，我说下次带人文社公函来，他说：“不用，现在就写，署上你的大名。”于是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上提取报纸以便拍照的诉求，他就在我的署名之后，批曰：“同意。鲍正鹄。”我拿着这张纸条到西什库办理复制手续，畅通无阻。有一次，在本馆地下室摄影部碰上报库送报来的工作人员，他对我大诉其苦：“老林啊，你一张纸条，害得我们累死啦。你不知道吧，库房装报纸的木箱，一个一个地摞到屋顶。你要的报纸，我们要一箱一箱地打开找，你说累人不累人!”我说：“彼此彼此，我也累得够呛，把办公桌都安到这地下室来了。”评红文章在拍照之前，我得拿纸条用毛笔写上期刊刊名、期数，或者报纸副刊、版序，以及年、月、日，放在文章之旁，一起拍照，以免无从知道出处。这工作也是十分烦琐的，而且给摄影师增添了许多麻烦。由于有鲍先生的关照，搜集评红资料的工作，从查阅、拍照到复印，各个环节都得到大力支持，进行得很顺利。所以我 在《我与红楼梦研究资料》一文(见《红楼梦学刊》)中，特别指出，当人们十分方便地查阅这些资料时，千万不要忘记全国各方面人士的无私奉献，尤其不要忘记北图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1974年1月4日，我正在整理《红楼梦》资料卡片，接到鲍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香港有《红楼梦》展览会，还说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牟润孙关于《红楼梦》反理学倾向的文章，并建议出版港台《红楼梦》研究资料。他的建议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根本无法考虑，不过我还是从心底里感谢先生对这一工作的关心。
鲍先生一生爱书如命，但不做藏书家，他认为书应当充分利用，以传播知识。我在柏林寺查阅期刊时，曾见先生从线装书期刊的库房出来，身上沾满灰尘，手上乌黑，对我说：“架上的尘土足有两厘米厚，多年没清理了。倘若把书刊的位置给插错了，就算丢失，无法起用。”我知道，柏林寺的建筑全是木结构，不能拉电线，因而没有灯光，每次查取书刊，工作人员都要拿手电筒进去。条件太差，所以很难全面清理。不过他在北图任职时，有些被搁置起来的书，还是想方设法加以整理，以方便读者的借阅，即便是自己家的藏书，也是尽可能发挥它的作用。在苏联列宁格勒讲学时，他和师母节衣缩食，省下的钱都拿去买画册，欣赏名画是他们的共同喜爱，然而辛辛苦苦带回来的一批画册，在“文革”中，却被洗劫一空。这事从未听鲍先生谈起过，也许是因为有幸保存了其他图书，所以画册的损失也就可以不必计较了；也许是因为喜欢画册的人才会拿走，也算物尽其用了，于是把这事抛在脑后，不过，对于爱书的人来说，这毕竟是件痛心的事。他虽然研究近代文学，但却买了大量的古籍，晚年时常把一些古籍赠送给自己的门生，为的是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他知道我研究李白，便把清玉海堂影刻宋咸淳刊本《李翰林集》和明朱谏《李诗辨疑》送给我，这两部线装书，都是我十分需要的本子。此前，我和袁行霈兄陪日本朋友今西凯夫先生到琉璃厂买书，见到广陵书局影印的清玉海堂影刻宋咸淳刊本《李翰林集》，只剩一部，袁兄也很想要，却执意让给我购买，得到先生的赠书后，我即把影印本赠送袁兄，于是皆大欢喜。这不能不感谢鲍先生。裴斐兄曾告诉我，他已整理好朱谏《李诗辨疑》，交中华书局出版，答应出版后送一本给我，但迟迟未能出书，恰似“远水”难得，幸好有先生的赠书，解我“近渴”。鲍先生就是这样，见哪位同学需要什么书，就送什么书，以期取得最好的效应。他知道经常有人向我要书法，书写对联是常有的事，于是找出一本联语，想让我选取对子，以便应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好几次想当面给我，却不知又放到哪里，后来好不容易找出来了，是清同治年间董恂集古句编成的八言联语八卷，曰《俪白妃黄八册》，原序之下钤有长章“桂林况周颐藏书”。原来这是《蕙风词话》作者况周颐的藏书，竟被鲍先生购得，也许这当中隐含着文林士子的一段酸涩情事。先生把这本书交到我手里时，陈四益兄在场，随手接过去，挑了副对子：“明月在天，众水咸见(《陈书·傅绰传》)，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粱书·陈伯之传》)。”要我为他书写，居然立即派上用场。鲍先生还赠给我一本非常别致的影刻本《宋写本杨太后宫词》，原是潜夫所辑宫词的手写本，由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刻刊行，留下很大的天头，版式美观，一依手写字体刊刻，连虫咬破的痕迹也照样刻下来，是很好玩的一个本子。想必是因为我搞出版工作，所以先生把这本子送给我把玩，没想到这书竟然也派上用场。宋宁宗杨皇后(理宗称太后)《宫词》共五十首，厉鹗《宋诗纪事》只录十九首，钱钟书先生编著《宋诗纪事补正》初稿从《七修类稿》卷三十二《杨太后宫词》补录了十首，鲍先生的这个宋写本又为之增补了二十一首，以足五十之数，而且据此校改了一些错讹字句。先生的藏书果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有一件事，使我至今犹觉心酸。有一天，他来电话，要我打听琉璃厂收购旧书的行情，说家里孩子伤病，经济拮据，想卖点成套的贵重书籍，以救燃眉之急。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竟然落泊到这般地步，要把藏书派上这样的用场。和书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书本的卖出价和买入价，反差大得惊人，不是到了万不得已，谁肯卖书呢。由此我想起1975年出差上海时，曾见谭正璧先生为生活所迫，把藏书几乎卖得精光，只留下一部《渊鉴类函》。鲍先生当然没有落到这般田地，不过也够叫人感叹不置的，而今官居“局”品的人，至少在经济上可以无后顾之忧吧，更是无法想象那爱书又要卖书的苦涩心情。不过，话得说回来，为官清正廉洁，比起卖书来，自然是重要得多。
青编纠缪
“述而不作”，这是与鲍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一致看法。不过这里的所谓“述而不作”，并非孔老夫子所说传述成说而不立新义的意思，而是指他只讲不写。先生满腹经纶，不乏独到见解，却不愿著书立说，只停留在口头讲述。上世纪50年代，先生曾撰著《鸦片战争》，主持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此后便不再从事著述，只是当过《辞海》现代文学分科主编、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近代小说大系”顾问，晚年与徐鹏先生一起标点整理王欣夫先生的遗著《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再也没见他写出自己的专著。先生何以如此“惜墨如金”，如此不热衷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呢?据说，他曾暗自庆幸，因为没有舞文弄墨，才得以善始而善终。这想必就是他“述而不作”的真正原因。他不善敷衍，秉性耿介，心直口快，倘若形诸笔墨，惹来麻烦，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虽说十分可惜，把一肚子学问都带走了，然而能够安享天年，却也端的值得庆幸。我们曾多次劝先生把他的学术见解写出来，即便不肯公之于世，藏诸名山也好。他总是摇摇头，一笑置之。不写书，讲学总可以吧，他不是到国外讲学多次吗，于是我问他：“我老家福建去过吗?”他说：“没去过。”于是我又问：“到福建走动走动，顺便讲讲学行吗?”他说：“没人请啊。”我说：“您要肯去，我代表福建老乡感谢您，联络工作由我来落实。”80年代初，经我联系，福建巡回讲学终于成行。他带着师母，先后到福州福建师大、厦门大学、漳州师院、泉州师专的中文系讲述近代文学，从各地反馈来的信息看，很受欢迎。他在福州和闽南金三角撒下了知识学术的种子，为福建的教育贡献一份力量，真该感谢他。遗憾的是国内这样的巡回讲学安排得太少了，没有充分发挥他那“述而”的特性，让更多的莘莘学子得到他的春风雨露，他的那张“铁嘴”也失去“用武之地”。宋孔平仲《续世说·轻诋》载：“汉贾纬，文笔未能过人，而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目之为贾铁嘴。”鲍先生不是那“文笔未能过人”的贾(假)铁嘴，而 是笔锋舌锋俱利的“真铁嘴”。
鲍先生那张嘴之厉害，那条舌之锋利，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他指摘时弊，臧否人物，向来不留情面，而且语带讥讽，所以有人说他“刻薄”；不过，这里所说“刻薄”，但指其语带尖酸，却非谓冷酷无情。师母曾告诉我：“他自己说过，有一次把人家数落一通，那人出了门就哭起来了。但他热心待人，所以大家还是对他好。”对鲍先生的为人处世，最了解的莫过于师母。如果说他那唇枪舌剑叫人有些受不了，但是他那善意诚心却常让人感动不已，唯其如此，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同他交往。他退休以后，虽然很少出门，却仍然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各地信息了如指掌，就因为有许多人写信或打电话，经常和他通气。我住在北京城东，他住在城西，路途遥远，不能常往常来，通电话成了我们联系的主要方式，每次通话时间都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有关复旦的消息，我大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有一次，他在电话中间我，是否读了朱东润先生的自传，我说朱先生孙女朱邦薇女史寄赠一本，已经拜读。他又问，朱先生在书中说他“精明强干”，是什么意思?我说：“您就是精明强干嘛!”他似乎有点生气：“我是问，朱先生为什么这样写，真正含义是什么?”从他那略带情绪的话语中，我明白他以为朱先生把他看成是复旦中文系权力角逐的一个对象，显然是对他绝大的歪曲和误解，所以语气中有些忿忿然。鲍先生的为人，最鄙视争权夺利，自然不会觊觎什么“宝座”，所以容不得对他凭空揣测。而朱先生说话虽然喜欢旁敲侧击，但在自传中说到鲍先生“精明强干”，照我的理解，只是说出了一般的看法，并无更深的含义，于是我稍加缓颊：“恐怕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是您想多了吧。”听了我的解劝，他的语气平和多了。鲍先生就是这样，胸中有什么不平事，是憋不住的，总是一吐为快，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都一起喷发出来。
月旦人物，并非鲍先生的特殊爱好，他对于士林评头品足，大都落在他们的著述上，实际是学术上的纠缪。先生从六十年代以后，几乎辍耕于砚田，不再写作，但读书却从不间断，遍览古今书籍，以此为乐。不过，由于不想著述，读书的角度便有所变化，不是从书中获取可供参考的正面东西，而是在书中指摘需要更正的纰缪。犹如责任编辑审稿，专门在书稿中寻找瑕疵。不同的是，责编指出瑕疵，是要作者加以改正，而先生讲述谬误，则是要听者不要迷信。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某人某书哪儿有谬误，他读过以后，很久还能记得，可以说得清清楚楚。他也曾为我的书纠缪，记得我那本“古诗类选”中的《纪游诗》人文社刚出版，就奉送一本给鲍先生，他还真读了。后来见到我，他拿出那本小册子，指着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一诗，对我说：“你怎么把题画诗也收进去了!”经他一点，我才恍然大悟，拍打自己的脑袋，连声说：“我好糊涂啊，怎么会错成这个样子!”重印时，我才用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替换掉那首题画诗。从初版到重印，时隔十多年之久，没收到读者来信指出，当然不能说没有其他人发现这个谬误，但应当说先生是最早纠缪的。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三先生合编的《万首论诗绝句》由人文社出版，我拿一部赠送鲍先生，他把这四大厚本仔细地审读一遍，查出了一些错字和专名线漏划错划的地方，还指出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明朝吴宽的小传，原文为：“成化壬辰进士，入翰林，官至掌詹礼尚书。卒赠太子少保”，先生批曰：“此翰林不是那翰林”，“掌詹礼尚书，何语?”“应是：‘成化壬辰进士第一，授修撰。历官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按明代体制，进士第一(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亦称殿撰，只是一种官职的名称，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翰林”，所以先生说“不是那翰林”；所谓“詹礼尚书”，确实不成话，詹事府是主管皇太子事务的机构，礼部则是国家政府机构，为六部之一，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又如清代作者有所谓“马长海”，先生批曰：“满洲姓氏不能随意改，亦无从父名为姓者。”自号雷谿居士的长海，不可冠以“马”姓，其父名马期，或作“玛奇”，其姓为“那兰”，或作“那喇”，这里以父名代姓，亦可谓错得出奇，却逃不过先生的慧眼。再如清代王惟成小传称王是“古疁人”，先生批曰：“嘉定有疁城旧称，并无古疁之名。此等记述，可见其辗转抄录，五毛一条者也。”嘉定县南门外有疁城乡，故或以疁城代指嘉定，未见别称“古疁”也，难怪受此“五毛一条”之讽。随意摘录几则批语，便可以看出先生学问之渊博，读书之认真，也可以看出先生的批语，一如他的话语，十分犀利，见到错讹，大有不依不饶的劲头。我和吕启祥女史合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出版后，我又送一部给鲍先生，他翻阅之后，对我说：“你以前编的那本选辑不是挺好吗，重印一下就是了，何必把那些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资料也弄到这套汇编当中来呢?”他总是这样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而且直截了当地加以表述，哪怕谈话对象就是议论的当事人，也是无所回避。当然从学术的角度说，他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时下的风气却喜欢求大求全，“汇编”也就有了市场了，而今出书，选题一般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就有些背时啦。
紫竹逍遥
鲍先生晚年所居的昌运宫，斜对面就是紫竹院公园。他和师母经常到公园散步，看着那青翠的修竹，听着那清脆的鸟声，把身心融化到大自然之中，颇似李白《日出入行》之所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一年四季都能从这公园找到乐趣，春天去欣赏碧桃，夏天去欣赏荷花，秋天去欣赏海棠，冬天去欣赏冰雪，逍遥自在，其乐无穷。北大邓广铭先生九十岁那年的秋天，还和他们相约到这个公园一起欣赏海棠，颇似高人韵士的选胜观光。从先生的言谈中可以听出他对邓广铭教授是很敬重的，时常夸耀邓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他们也经常见面和通气。这次海棠之会，竟成最后的一面。据师母说，两个月后，邓先生就住进医院了。先生到了紫竹院便可“纵浪大化中”，所以虽然身居陋室，却能不改其乐，正如陶渊明说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甚至“陋室”窗前的那株石榴树，也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欣慰，我们多次看到他指着那石榴，唱着“赞美诗”，赞美它枝叶婆娑，赞美它花红胜火，赞美它果实甘甜。他晚年的生活似乎已经进入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不过，在检点平生的时候，鲍先生并非一点遗憾都没有。有一次，他以低沉的语气对我说：“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杨搴。她年轻时绘画方面还是很有才气的，我把她给耽误了。”我知道他这话的意思是指，师母杨搴承担了家务，照顾孩子，因而影响绘画专业。师母早年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女生中是出类拔萃的，很受名家的赏识。她在 学生时代，喜欢写生，曾画过重庆的梯田。这幅写生习作，被徐悲鸿先生看上了，徐赞叹不置，当即以一幅画马交换。据师母说，徐先生题过字的这幅画马，在“扫四旧”时，给扫掉啦，至今犹感到遗憾。徐先生是从事美术教育的专家，能看上师母的画，可见她年轻时确已崭露头角，本可以驰骋于画坛的，却辗转于厨房。难怪先生说这话时，心情那样沉重。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先生晚年还在努力加以弥补，鼓励师母继续画，为她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给她腾出点空间和时间。师母也乐此不疲，勤于作画，颇多创获。同学们到他家聚会，先生有时会拿出师母的画作向大家展示展示，当同学们叫好时，他也从中获得些许快慰。有一天，先生拿出师母画的一幅又窄又长的《双树图》，画上一棵松树，一棵柏树，依偎在一起，没有落款；先生又给我一张纸片，上面是先生写的跋语，告诉我：“你把这跋语抄在《双树图》上，我想留个纪念。”跋语颇长，画幅又小，只能用小楷过录：
一松与一柏，岁寒长青葱。吾欲置君万紫千红里，一看凡眼何去从。
六十年前，西溟作双树，谓能状我偃蹇之态，张季龙先生携示川沙黄公，公信笔为题短章，意颇许之也。装成置之客座，由渝而沪而京，垂三千年，文祸之岁，遂化灰烬。今春，西溟又以零笺写两树，则丰削大不如前。因念黄公勃忽之诘，出人意表，而居然堂皇谢宾客，宁非异事!遂记其始末，属东海代写，并重书黄公小诗。时在二00三年八月也。(鲍正鹄印)
师母40年代在重庆曾办过一次小型画展，有些画被人拿去请名人题辞，《双树图》就是其中之一，被张季龙(志让)先生拿去请川沙黄公(炎培)题诗，就是鲍先生跋语之前的那四句小诗，化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句意，赞颂松柏之忍冬性，比喻士人之重节操，有别于凡夫俗子。诗画主旨略同，所以先生跋语说“意颇许之”。跋语所说“黄炎勃忽之诘”是指五十年代初黄炎培先生任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时，曾在讲话中提到《左传·庄公十一年》所载“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毛泽东主席听了，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嘛!”鲍先生以为这是“异事”，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民主生活是很正常的事，不足为奇，所以黄先生得以安享天年。鲍先生把这幅《双树图》装裱后，就高挂在他那“陋室”的墙上，似乎想以此钩起往事的美好回忆，也想以此来给师母一点慰藉，或者还想以此来激励自己坚定那忍冬的松柏本性。
在散发着书香的“陋室”里，师母时常动动画笔，除了画花卉，有时还画些佛像，好像要跟着她曾祖杨仁山居士，心向佛门，以慈悲为怀；鲍先生则坐在窗前，对着窗外的石榴树，读书看报，眼睛累了，就放几首洋曲听听，怡然自得，门生来了就开讲，可以不间断地讲一两个小时，内容不外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就是鲍先生晚年逍遥自在的日常生活，对他们老两口来说，是自得其乐，对我们这些同学来说，则大获教益。复旦教过我们的老师，在北京的只有鲍先生一人，所以每有疑难首先是想到问他，他也是有求必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报答师恩，是人之常情。于是同学们相约，要给鲍先生过生日，但都遭到拒绝。八十大寿时，我向他提出来，同学要为他祝寿，由我来张罗。他不仅不答应，而且甚至有点生气，但又不解释是什么原因。八十五大寿时，我们再次提出祝寿，仍然被拒绝。直到八十八所谓“米寿”时，我劝说了好久，还是不答应，照样不说明原因。于是我们这些同学，便相约分头在他生日之前去看望他，不要聚集在一起，以免他生气。据师母说，家里要给他过生日，他同样不答应。原因是鲍先生两岁时，父亲就仙逝，九岁时母亲杨仁山居士的孙女也跟着离开人世，成了孤儿的他，便到了舅家，和师母他们一起生活。童年的遭际，在先生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他从不过生日。这段不幸的往事，他不肯告诉同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怕的是钩起心头的辛酸。
就在过了虚岁“米寿”不到半年，2004年10月24日，鲍先生便与世长辞了，带着那一肚子学问离开了我们。那天清晨，在美国探亲的陈四益兄打长途电话，想问为先生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因而最先得知噩耗，随即又来电话告知我，我当即打电话到上海通知李国章兄，并让他请陈允吉兄撰写挽联。不久，允吉兄拟好挽联，便打来电话要我代书，并嘱与国章兄联名，其联曰：
敷教南纪，辨史甄文，博通而鉴无滞赜；
移席北都，传音振响，待问则应若鸣钟。
我也代我们在京的复旦中文系五七级同学拟了一对挽联，曰：
脚根柱立，典型犹在，秋水蒹葭怀往哲；
舌底澜翻，馨刻欬忽沉，春风桃李痛斯文。
按先生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端的是把人生彻底看透了，一了百了，归于大化，任其自然。可家属和门生，却还有一段未了之情，总得去告别一下。翌日，家属和几位门生相会于广安门医院遗体告别室，两副挽联挂在灵堂墙上，几束鲜花摆在遗体旁边，一切从简，就这样在悲哀的乐声中，把他送走了。愿他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西单的一条胡同内，有一座院落，这就是高教部所在地。1967年夏天，我刚到北京不久，想拜访鲍正鹄先生，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向传达室说明来意，便进了院门，几经打听，终于找到鲍先生。他身上穿着一件陈旧的中装，头上歪戴着一顶草帽，手上拿着一根扫把，脸上挂着一丝苦笑，惊奇地瞧了我半天，显然没有认出我是谁，当然也不可能认出我是谁，因为在学校里我几乎没有同他单独来往过，不会留下太深的印象。我看着他这般模样这般神态，不觉两眼发呆，一时说不出话来，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当年在复旦大学时的情景。那时他总是西装革履，歪戴着一顶法式贝雷帽，风度翩翩，风流倜傥，讲起课来，旁征博引，谈笑风生，而眼前的他，竟是这样一个清洁工，让我惊讶不已。
“找我吗?”他看到我发愣，以为是找错人啦。
“是的，鲍先生，我是您复旦的学生。”
他不认得我，我只好自报家门，告诉他，我研究生毕业后被上海市委拖了将近两年，才分配到北京中国文联，刚来报到不久，“派仗”还在打，无事可干，只好当逍遥派。鲍先生看着我，咧开嘴笑，似乎已经勾起对我的模糊印象，急忙拉着我到屋里坐。
鲍先生1939年由成都金陵大学转入重庆复旦大学，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调来北京任高教部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他在复旦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对复旦的情况十分熟悉，对复旦的感情也十分深厚，所以见到自己的学生格外亲热。1957年秋我进入复旦中文系本科，翌年春天开始专攻古典文学，但鲍先生为文学专业所开设的近代文学课还是要上的，因而有机会聆听鲍先生的教诲。先生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我这个上课爱开小差的学生，也不能不聚精会神地听他那绘声绘色的讲演。他的近代文学课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把古代和现代衔接起来，用学术语汇说就是历史视野和当代视野交织起来，这一点，在尔后我的治学过程中，受用不尽，所以我特别感激这位恩师。已经近三年没见面了，这次见他，脸上有些憔悴，无复往日的风采，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现在靠边站，每天扫扫院子，不算太累，也没受太大的冲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只是请他多保重，业务工作都无从谈起，彼此都感到“世事茫茫难自料”，就这样怅然分手了。1969年，鲍先生下教育部干校，我则下文化部干校，都到1972年才返回北京。他到北京图书馆任副馆长，我则到人文社古典部当编辑。从此以后，我们便有了较多的联系。
鲍先生自干校回京后迁居鼓楼西街133号，在他出任北图副馆长两个月后，1973年2月12日，我到他的新居拜访。说是新居，实际上是一座旧楼，而且是很旧的旧楼，楼下楼上都十分阴暗，设计师好像有意不让阳光照临，进入过道，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他住在二楼，—上楼得小心翼翼地摸着扶梯，以防不测。这是一栋木结构的旧楼，墙板和楼板全是木板，因年代久远都变得黯然，家具也是旧式的木制品，于是相得益“黑”，连白天也要开灯。鲍先生见到我，很是高兴，急忙让师母沏茶，那神情又和当年在复旦时差不多，依然谈笑风生。居住条件如此之差，人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或许是因为脱离干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有一种获得新生似的快感；或许是因为我的到来，数年不见，一旦重逢，师生情谊更显得亲热。在复旦时，我不曾拜访鲍先生的家，但从他那衣冠楚楚的打扮看，我猜想他对于生活条件一定是十分讲究的，现在看来，也许我的猜想全错了。从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可知，他对于生活条件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摆放书籍的地方，就可以满足了。3月15日，我在北京图书馆见到鲍先生，他告诉我下星期要到英国参加有关图书馆的一个国际会议，日程三天，会后拟到欧洲各地观摩观摩。出国讲学开会，对于鲍先生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早在50年代他就经常出国，先后到埃及开罗大学、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讲学，任这两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兼任列宁格勒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图书馆指导、苏联艾尔米塔奇(冬宫)博物馆顾问等职，后来又于80年代初出任巴黎第七大学客座教授。他周游列国，见多识广，所以对于世间万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人生百年有自己特有的感悟。他对复旦学生情有独钟，喜欢与同学们讲述他的见解和感悟。他欧游归来，约复旦同学到他府上聚会。6月1日晚，复旦同学许德政、徐俊西、金元城、徐志英、陈骏涛、陈健根、林冠夫、费锦昌、孙可中和我，共十人，会聚在鲍先生那幽暗的旧楼里，聆听先生讲述欧游见闻。在那闭关锁国的年代，很少有出国的机会，连异域消息也难得听到，所以先生所讲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大都是闻所未闻。他是国图副馆长，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然而在同学面前，依然只是一位老师，讲话不是官员对于会议的总结，而是老师对于学生的教诲，一口气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像是为我们上了两堂课。“文革”后，胡绳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1978年春，把鲍先生由北图调到社科院任科研局局长，分给他昌运宫一号楼底楼一套小三居住房。藏书多，房子小，自然拥挤不堪，但在此后，这里又成了同学聚会的场所。听先生的演讲，即聊天，很让人大开眼界，增长知识，因而在北京工作的复旦同学都乐意同他接触，经常到这狭窄的书斋来听他海阔天空地“侃大山”，继续当他的学生。这套蜗居，他住了二十多年，从不装修，至今还保留原始面貌，只是在水泥地板上铺了一张地板革，他自称是“陋室”。有一天，他要我给他写八个字，曰：“斯是陋室，臣本布衣。”摘录刘禹锡《陋室铭》和诸葛亮《出师表》成句，作为对子。我以为他是说着玩，聊以自嘲，所以迟迟没写，也想能赖就赖过去，没想到他居然向复旦的陈允吉兄“投诉”。允吉兄在电话中责问道：“鲍先生说，要你写几个字，你不给他写，有这回事吗?”于是我向鲍先生辩解“您是局座，能算布衣吗?”先生提高嗓门：“我说的是，本布衣’，有个‘本’字呀!”我只好认输，说：“好啊，我写。”于是我遵命用行草写了这八个字，裱好即送过去。先生把这对子高挂墙上，颇为得意，这并非只是发点牢骚，似乎还有更深的含意，在这“官本位”风靡全社会的时候，他表示要保持“布衣感”，这真是难能可贵；所谓“陋室”，固是实情，然《陋室铭》此句之下是“唯吾德馨”，意者有吾德之馨，可忘室之陋，况且端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便如刘文结尾所说：“孔子云：何陋之有。”看来，鲍先生对这八个字，确是“颇学阴何苦用心”的。
鲍先生平生嗜好有三，即烟、酒、茶。他抽烟与众不同，喜欢用烟斗，抽烟丝，很少抽卷烟。看到他叼着烟斗的样子，我常想起闻一多先生的那幅木刻画像，颇具教授派头。偶尔也抽雪茄，当然是人家赠送的， 平常抽不起这奢侈品。有一次，有人赠一盒巴西雪茄，他愣是要我分享一支。其实这东西，我早就尝过，非常厉害，猛抽一口，会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说我消受不了，他叫我带回家再慢慢品尝。晚年他竟毅然把烟给戒了，我们同学在他书斋里继续抽烟，他不为所动，有抽烟经历的人，一定知道这有多难。先生的酒量说不上大，也不算小，经常从酒中得到点乐趣。偶或喝点洋酒，学洋人的喝法，没有下酒菜，真的是“白干”，他喜欢和同学共乐，给我们一人斟一小杯，听到大家说“香”，他特别高兴。饭桌上喝的自然是国产酒。他热情好客，尤其喜欢同学到他家聚会，而且经常设宴招待。师母是开设金陵刻经处的著名居士杨仁山的曾孙女杨搴，名门闺秀，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善于烹饪，每次同学在她家聚餐，都亲自下厨，做出一桌好菜。鲍先生三杯老酒下肚，更加精神抖擞，似乎真如李白所说“三杯通大道”。同学和他一起用餐，不免有些拘束，先生总是一一给夹上菜肴，既劝酒，又劝膳。他知道我的酒量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海量”，好像找到了对手，每次都要和我比个高低。过了古稀以后，酒量有所节制，在为我斟满一杯后，给自己添酒时，总要看看师母的眼色，想斟满又不好意思多斟，细察那心理，那神态，那动作，真要令人发噱，活像一个顽皮的孩童，就在这当儿，会惊奇地发现他还葆有一颗纯真的“童心”。同学们也想回请鲍先生和师母，先是生怕劳动大驾，不敢轻议，后来发现先生十分随和，便提出请他到同学家中聚会，他居然答应了。于是我们这些复旦同学，有时联合宴请，有时独自宴请，他和师母也不嫌食粗酒淡，总是高高兴兴地赴宴。他是曾经沧海的人，好吃好喝的场面见得多了，因而赴宴之意自然不在饮食，而在于通过宴饮联络师生感情。先生晚年虽不戒酒，却不敢再喝烈性酒了，只喝点温性的绍兴黄酒，酒量少多了。三种嗜好，唯独饮茶贯彻始终。先生最爱喝乌龙茶，这是一种半发酵的茶叶，苦中带甘，喝多了会上瘾。我福建老家是出乌龙茶的地方，经常有老乡寄茶或捎茶来，便以茶当束修，不时向先生“进贡”一点。我会喝茶，但不会品茶，所以带给他的茶叶是好是差，也不甚了然。先生是品茶高手，喝一口就能品出高低。他最欣赏的是大众化的大包装带叶杆的铁观音，说这种铁观音沏开后叶边呈红色，是正宗的好货，而那些包装很讲究的所谓观音王则往往是冒牌货。有一次，他告诉我，复旦潘旭澜先生寄了一包铁观音，声称特地让人挑拣有虫咬痕迹的叶子，绝对是绿色食品；然后又讥评潘先生不知虫子已有抗药性，不怕农药了，所以有虫咬过的叶子，也未必是安全的。也许有人会奇怪，人家好心送茶叶，还要评头品足，似乎有点不近情理。殊不知这正是的先生为人耿直之所在，他从不矫饰，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便在生活小事上，也是如此。他要是得到好茶，老想着让我也尝一尝。有一次，他在台湾的亲戚送来冻顶乌龙，一定要我也拿一包回家品尝，确是好茶，味道醇香；又一次，有人赠送一盒所谓“钓鱼台铁观音”，是专用于招待国宾的一种特制茶，盒内装两小筒，也一定要我分享一筒。从这里可以看出，鲍先生对于自己的学生的态度，真可以用上“疼爱”这两个字。鲍先生的三种嗜好，也是我的爱好，或许是同好的原因，所以比较投合，即所谓“烟酒不分家”，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复旦结下的师生情缘。
国图援手
“你身上有几块牌子?”
“大概有四块吧：进门的牌子，存车的牌子，座位的牌子，借书的牌子。”
1973年春，在什刹海北图本馆见到鲍先生，他问起我进馆借书要过几道关卡，似乎对北图繁琐的管理体制颇有些看法，然而他调任北图副馆长的时间并不长，要做点兴利除弊的事，并不那么容易，所以听我说有四块牌子，也只能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不过他在这任上，对我的工作，帮助还是很大的。
这年元月，上方指示人文社出版《红楼梦》和相关研究资料，编辑研究参考资料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从此便经常奔波于北图三馆：什刹海本馆，柏林寺线装期刊馆，西什库报馆。参考资料主要是报刊上的评红文章，所以到柏林寺和西什库的次数最多，真正是东奔西跑。解放前的评红文章，我只想选四十来篇，并不难做到，但又想趁此机会，尽可能把评红文章目录收全，附在书后，以方便读者检阅，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工作量。文章目录前人收集不多，因此我花了许多时间来搜寻，有好多文章是在报纸和刊物上翻检出来的，心想要是有报刊综合索引，那该有多方便。有一天，在什刹海本馆碰到鲍先生，我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建议，建议北图成立一个引得编纂处，先将全国所有的报纸和期刊都在北图配齐，然后分别编出综合索引和分类索引，这样可以节省许多人力和物力。我说当年洪业那个引得编纂处，出了不少成果，嘉惠学林，功德无量。鲍先生侧着耳朵，听我侃侃而谈，等我说完，看了我一眼，像对着天真的孩子，笑了笑，说：“就等着你来做呢!”这种基础建设的资料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呐，所以先生这么呛我一句。在搜集资料方面，先生不可能为我提供便捷的条件，却尽可能地为我提供点方便。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知道怎样才能给我开条绿色通道，在百忙中带我去见参考部的主任许觉民先生，又带我去见善本部主任丁瑜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们，这样，我在北图查阅参考资料，借阅善本书籍，就能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我决定把所有能见到的评红文章都拍成胶卷，保存下来。北图的摄影部在什刹海本馆的地下室，柏林寺的期刊，西什库的报纸，都要运到什刹海本馆地下室拍照，工作既烦琐又繁重。早年的旧报纸，多数拍成胶卷，只能用放大器看胶卷，不能看报纸，可是拍照必须取出原先的旧报纸。怎样才能取出报纸，我只好求助于鲍先生。先生让我打个报告，我说下次带人文社公函来，他说：“不用，现在就写，署上你的大名。”于是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上提取报纸以便拍照的诉求，他就在我的署名之后，批曰：“同意。鲍正鹄。”我拿着这张纸条到西什库办理复制手续，畅通无阻。有一次，在本馆地下室摄影部碰上报库送报来的工作人员，他对我大诉其苦：“老林啊，你一张纸条，害得我们累死啦。你不知道吧，库房装报纸的木箱，一个一个地摞到屋顶。你要的报纸，我们要一箱一箱地打开找，你说累人不累人!”我说：“彼此彼此，我也累得够呛，把办公桌都安到这地下室来了。”评红文章在拍照之前，我得拿纸条用毛笔写上期刊刊名、期数，或者报纸副刊、版序，以及年、月、日，放在文章之旁，一起拍照，以免无从知道出处。这工作也是十分烦琐的，而且给摄影师增添了许多麻烦。由于有鲍先生的关照，搜集评红资料的工作，从查阅、拍照到复印，各个环节都得到大力支持，进行得很顺利。所以我 在《我与红楼梦研究资料》一文(见《红楼梦学刊》)中，特别指出，当人们十分方便地查阅这些资料时，千万不要忘记全国各方面人士的无私奉献，尤其不要忘记北图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1974年1月4日，我正在整理《红楼梦》资料卡片，接到鲍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香港有《红楼梦》展览会，还说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牟润孙关于《红楼梦》反理学倾向的文章，并建议出版港台《红楼梦》研究资料。他的建议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根本无法考虑，不过我还是从心底里感谢先生对这一工作的关心。
鲍先生一生爱书如命，但不做藏书家，他认为书应当充分利用，以传播知识。我在柏林寺查阅期刊时，曾见先生从线装书期刊的库房出来，身上沾满灰尘，手上乌黑，对我说：“架上的尘土足有两厘米厚，多年没清理了。倘若把书刊的位置给插错了，就算丢失，无法起用。”我知道，柏林寺的建筑全是木结构，不能拉电线，因而没有灯光，每次查取书刊，工作人员都要拿手电筒进去。条件太差，所以很难全面清理。不过他在北图任职时，有些被搁置起来的书，还是想方设法加以整理，以方便读者的借阅，即便是自己家的藏书，也是尽可能发挥它的作用。在苏联列宁格勒讲学时，他和师母节衣缩食，省下的钱都拿去买画册，欣赏名画是他们的共同喜爱，然而辛辛苦苦带回来的一批画册，在“文革”中，却被洗劫一空。这事从未听鲍先生谈起过，也许是因为有幸保存了其他图书，所以画册的损失也就可以不必计较了；也许是因为喜欢画册的人才会拿走，也算物尽其用了，于是把这事抛在脑后，不过，对于爱书的人来说，这毕竟是件痛心的事。他虽然研究近代文学，但却买了大量的古籍，晚年时常把一些古籍赠送给自己的门生，为的是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他知道我研究李白，便把清玉海堂影刻宋咸淳刊本《李翰林集》和明朱谏《李诗辨疑》送给我，这两部线装书，都是我十分需要的本子。此前，我和袁行霈兄陪日本朋友今西凯夫先生到琉璃厂买书，见到广陵书局影印的清玉海堂影刻宋咸淳刊本《李翰林集》，只剩一部，袁兄也很想要，却执意让给我购买，得到先生的赠书后，我即把影印本赠送袁兄，于是皆大欢喜。这不能不感谢鲍先生。裴斐兄曾告诉我，他已整理好朱谏《李诗辨疑》，交中华书局出版，答应出版后送一本给我，但迟迟未能出书，恰似“远水”难得，幸好有先生的赠书，解我“近渴”。鲍先生就是这样，见哪位同学需要什么书，就送什么书，以期取得最好的效应。他知道经常有人向我要书法，书写对联是常有的事，于是找出一本联语，想让我选取对子，以便应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好几次想当面给我，却不知又放到哪里，后来好不容易找出来了，是清同治年间董恂集古句编成的八言联语八卷，曰《俪白妃黄八册》，原序之下钤有长章“桂林况周颐藏书”。原来这是《蕙风词话》作者况周颐的藏书，竟被鲍先生购得，也许这当中隐含着文林士子的一段酸涩情事。先生把这本书交到我手里时，陈四益兄在场，随手接过去，挑了副对子：“明月在天，众水咸见(《陈书·傅绰传》)，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粱书·陈伯之传》)。”要我为他书写，居然立即派上用场。鲍先生还赠给我一本非常别致的影刻本《宋写本杨太后宫词》，原是潜夫所辑宫词的手写本，由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刻刊行，留下很大的天头，版式美观，一依手写字体刊刻，连虫咬破的痕迹也照样刻下来，是很好玩的一个本子。想必是因为我搞出版工作，所以先生把这本子送给我把玩，没想到这书竟然也派上用场。宋宁宗杨皇后(理宗称太后)《宫词》共五十首，厉鹗《宋诗纪事》只录十九首，钱钟书先生编著《宋诗纪事补正》初稿从《七修类稿》卷三十二《杨太后宫词》补录了十首，鲍先生的这个宋写本又为之增补了二十一首，以足五十之数，而且据此校改了一些错讹字句。先生的藏书果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有一件事，使我至今犹觉心酸。有一天，他来电话，要我打听琉璃厂收购旧书的行情，说家里孩子伤病，经济拮据，想卖点成套的贵重书籍，以救燃眉之急。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竟然落泊到这般地步，要把藏书派上这样的用场。和书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书本的卖出价和买入价，反差大得惊人，不是到了万不得已，谁肯卖书呢。由此我想起1975年出差上海时，曾见谭正璧先生为生活所迫，把藏书几乎卖得精光，只留下一部《渊鉴类函》。鲍先生当然没有落到这般田地，不过也够叫人感叹不置的，而今官居“局”品的人，至少在经济上可以无后顾之忧吧，更是无法想象那爱书又要卖书的苦涩心情。不过，话得说回来，为官清正廉洁，比起卖书来，自然是重要得多。
青编纠缪
“述而不作”，这是与鲍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一致看法。不过这里的所谓“述而不作”，并非孔老夫子所说传述成说而不立新义的意思，而是指他只讲不写。先生满腹经纶，不乏独到见解，却不愿著书立说，只停留在口头讲述。上世纪50年代，先生曾撰著《鸦片战争》，主持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此后便不再从事著述，只是当过《辞海》现代文学分科主编、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近代小说大系”顾问，晚年与徐鹏先生一起标点整理王欣夫先生的遗著《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再也没见他写出自己的专著。先生何以如此“惜墨如金”，如此不热衷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呢?据说，他曾暗自庆幸，因为没有舞文弄墨，才得以善始而善终。这想必就是他“述而不作”的真正原因。他不善敷衍，秉性耿介，心直口快，倘若形诸笔墨，惹来麻烦，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虽说十分可惜，把一肚子学问都带走了，然而能够安享天年，却也端的值得庆幸。我们曾多次劝先生把他的学术见解写出来，即便不肯公之于世，藏诸名山也好。他总是摇摇头，一笑置之。不写书，讲学总可以吧，他不是到国外讲学多次吗，于是我问他：“我老家福建去过吗?”他说：“没去过。”于是我又问：“到福建走动走动，顺便讲讲学行吗?”他说：“没人请啊。”我说：“您要肯去，我代表福建老乡感谢您，联络工作由我来落实。”80年代初，经我联系，福建巡回讲学终于成行。他带着师母，先后到福州福建师大、厦门大学、漳州师院、泉州师专的中文系讲述近代文学，从各地反馈来的信息看，很受欢迎。他在福州和闽南金三角撒下了知识学术的种子，为福建的教育贡献一份力量，真该感谢他。遗憾的是国内这样的巡回讲学安排得太少了，没有充分发挥他那“述而”的特性，让更多的莘莘学子得到他的春风雨露，他的那张“铁嘴”也失去“用武之地”。宋孔平仲《续世说·轻诋》载：“汉贾纬，文笔未能过人，而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目之为贾铁嘴。”鲍先生不是那“文笔未能过人”的贾(假)铁嘴，而 是笔锋舌锋俱利的“真铁嘴”。
鲍先生那张嘴之厉害，那条舌之锋利，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他指摘时弊，臧否人物，向来不留情面，而且语带讥讽，所以有人说他“刻薄”；不过，这里所说“刻薄”，但指其语带尖酸，却非谓冷酷无情。师母曾告诉我：“他自己说过，有一次把人家数落一通，那人出了门就哭起来了。但他热心待人，所以大家还是对他好。”对鲍先生的为人处世，最了解的莫过于师母。如果说他那唇枪舌剑叫人有些受不了，但是他那善意诚心却常让人感动不已，唯其如此，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同他交往。他退休以后，虽然很少出门，却仍然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各地信息了如指掌，就因为有许多人写信或打电话，经常和他通气。我住在北京城东，他住在城西，路途遥远，不能常往常来，通电话成了我们联系的主要方式，每次通话时间都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有关复旦的消息，我大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有一次，他在电话中间我，是否读了朱东润先生的自传，我说朱先生孙女朱邦薇女史寄赠一本，已经拜读。他又问，朱先生在书中说他“精明强干”，是什么意思?我说：“您就是精明强干嘛!”他似乎有点生气：“我是问，朱先生为什么这样写，真正含义是什么?”从他那略带情绪的话语中，我明白他以为朱先生把他看成是复旦中文系权力角逐的一个对象，显然是对他绝大的歪曲和误解，所以语气中有些忿忿然。鲍先生的为人，最鄙视争权夺利，自然不会觊觎什么“宝座”，所以容不得对他凭空揣测。而朱先生说话虽然喜欢旁敲侧击，但在自传中说到鲍先生“精明强干”，照我的理解，只是说出了一般的看法，并无更深的含义，于是我稍加缓颊：“恐怕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是您想多了吧。”听了我的解劝，他的语气平和多了。鲍先生就是这样，胸中有什么不平事，是憋不住的，总是一吐为快，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都一起喷发出来。
月旦人物，并非鲍先生的特殊爱好，他对于士林评头品足，大都落在他们的著述上，实际是学术上的纠缪。先生从六十年代以后，几乎辍耕于砚田，不再写作，但读书却从不间断，遍览古今书籍，以此为乐。不过，由于不想著述，读书的角度便有所变化，不是从书中获取可供参考的正面东西，而是在书中指摘需要更正的纰缪。犹如责任编辑审稿，专门在书稿中寻找瑕疵。不同的是，责编指出瑕疵，是要作者加以改正，而先生讲述谬误，则是要听者不要迷信。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某人某书哪儿有谬误，他读过以后，很久还能记得，可以说得清清楚楚。他也曾为我的书纠缪，记得我那本“古诗类选”中的《纪游诗》人文社刚出版，就奉送一本给鲍先生，他还真读了。后来见到我，他拿出那本小册子，指着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一诗，对我说：“你怎么把题画诗也收进去了!”经他一点，我才恍然大悟，拍打自己的脑袋，连声说：“我好糊涂啊，怎么会错成这个样子!”重印时，我才用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替换掉那首题画诗。从初版到重印，时隔十多年之久，没收到读者来信指出，当然不能说没有其他人发现这个谬误，但应当说先生是最早纠缪的。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三先生合编的《万首论诗绝句》由人文社出版，我拿一部赠送鲍先生，他把这四大厚本仔细地审读一遍，查出了一些错字和专名线漏划错划的地方，还指出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明朝吴宽的小传，原文为：“成化壬辰进士，入翰林，官至掌詹礼尚书。卒赠太子少保”，先生批曰：“此翰林不是那翰林”，“掌詹礼尚书，何语?”“应是：‘成化壬辰进士第一，授修撰。历官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按明代体制，进士第一(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亦称殿撰，只是一种官职的名称，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翰林”，所以先生说“不是那翰林”；所谓“詹礼尚书”，确实不成话，詹事府是主管皇太子事务的机构，礼部则是国家政府机构，为六部之一，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又如清代作者有所谓“马长海”，先生批曰：“满洲姓氏不能随意改，亦无从父名为姓者。”自号雷谿居士的长海，不可冠以“马”姓，其父名马期，或作“玛奇”，其姓为“那兰”，或作“那喇”，这里以父名代姓，亦可谓错得出奇，却逃不过先生的慧眼。再如清代王惟成小传称王是“古疁人”，先生批曰：“嘉定有疁城旧称，并无古疁之名。此等记述，可见其辗转抄录，五毛一条者也。”嘉定县南门外有疁城乡，故或以疁城代指嘉定，未见别称“古疁”也，难怪受此“五毛一条”之讽。随意摘录几则批语，便可以看出先生学问之渊博，读书之认真，也可以看出先生的批语，一如他的话语，十分犀利，见到错讹，大有不依不饶的劲头。我和吕启祥女史合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出版后，我又送一部给鲍先生，他翻阅之后，对我说：“你以前编的那本选辑不是挺好吗，重印一下就是了，何必把那些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资料也弄到这套汇编当中来呢?”他总是这样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而且直截了当地加以表述，哪怕谈话对象就是议论的当事人，也是无所回避。当然从学术的角度说，他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时下的风气却喜欢求大求全，“汇编”也就有了市场了，而今出书，选题一般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就有些背时啦。
紫竹逍遥
鲍先生晚年所居的昌运宫，斜对面就是紫竹院公园。他和师母经常到公园散步，看着那青翠的修竹，听着那清脆的鸟声，把身心融化到大自然之中，颇似李白《日出入行》之所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一年四季都能从这公园找到乐趣，春天去欣赏碧桃，夏天去欣赏荷花，秋天去欣赏海棠，冬天去欣赏冰雪，逍遥自在，其乐无穷。北大邓广铭先生九十岁那年的秋天，还和他们相约到这个公园一起欣赏海棠，颇似高人韵士的选胜观光。从先生的言谈中可以听出他对邓广铭教授是很敬重的，时常夸耀邓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他们也经常见面和通气。这次海棠之会，竟成最后的一面。据师母说，两个月后，邓先生就住进医院了。先生到了紫竹院便可“纵浪大化中”，所以虽然身居陋室，却能不改其乐，正如陶渊明说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甚至“陋室”窗前的那株石榴树，也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欣慰，我们多次看到他指着那石榴，唱着“赞美诗”，赞美它枝叶婆娑，赞美它花红胜火，赞美它果实甘甜。他晚年的生活似乎已经进入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不过，在检点平生的时候，鲍先生并非一点遗憾都没有。有一次，他以低沉的语气对我说：“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杨搴。她年轻时绘画方面还是很有才气的，我把她给耽误了。”我知道他这话的意思是指，师母杨搴承担了家务，照顾孩子，因而影响绘画专业。师母早年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女生中是出类拔萃的，很受名家的赏识。她在 学生时代，喜欢写生，曾画过重庆的梯田。这幅写生习作，被徐悲鸿先生看上了，徐赞叹不置，当即以一幅画马交换。据师母说，徐先生题过字的这幅画马，在“扫四旧”时，给扫掉啦，至今犹感到遗憾。徐先生是从事美术教育的专家，能看上师母的画，可见她年轻时确已崭露头角，本可以驰骋于画坛的，却辗转于厨房。难怪先生说这话时，心情那样沉重。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先生晚年还在努力加以弥补，鼓励师母继续画，为她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给她腾出点空间和时间。师母也乐此不疲，勤于作画，颇多创获。同学们到他家聚会，先生有时会拿出师母的画作向大家展示展示，当同学们叫好时，他也从中获得些许快慰。有一天，先生拿出师母画的一幅又窄又长的《双树图》，画上一棵松树，一棵柏树，依偎在一起，没有落款；先生又给我一张纸片，上面是先生写的跋语，告诉我：“你把这跋语抄在《双树图》上，我想留个纪念。”跋语颇长，画幅又小，只能用小楷过录：
一松与一柏，岁寒长青葱。吾欲置君万紫千红里，一看凡眼何去从。
六十年前，西溟作双树，谓能状我偃蹇之态，张季龙先生携示川沙黄公，公信笔为题短章，意颇许之也。装成置之客座，由渝而沪而京，垂三千年，文祸之岁，遂化灰烬。今春，西溟又以零笺写两树，则丰削大不如前。因念黄公勃忽之诘，出人意表，而居然堂皇谢宾客，宁非异事!遂记其始末，属东海代写，并重书黄公小诗。时在二00三年八月也。(鲍正鹄印)
师母40年代在重庆曾办过一次小型画展，有些画被人拿去请名人题辞，《双树图》就是其中之一，被张季龙(志让)先生拿去请川沙黄公(炎培)题诗，就是鲍先生跋语之前的那四句小诗，化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句意，赞颂松柏之忍冬性，比喻士人之重节操，有别于凡夫俗子。诗画主旨略同，所以先生跋语说“意颇许之”。跋语所说“黄炎勃忽之诘”是指五十年代初黄炎培先生任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时，曾在讲话中提到《左传·庄公十一年》所载“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毛泽东主席听了，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嘛!”鲍先生以为这是“异事”，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民主生活是很正常的事，不足为奇，所以黄先生得以安享天年。鲍先生把这幅《双树图》装裱后，就高挂在他那“陋室”的墙上，似乎想以此钩起往事的美好回忆，也想以此来给师母一点慰藉，或者还想以此来激励自己坚定那忍冬的松柏本性。
在散发着书香的“陋室”里，师母时常动动画笔，除了画花卉，有时还画些佛像，好像要跟着她曾祖杨仁山居士，心向佛门，以慈悲为怀；鲍先生则坐在窗前，对着窗外的石榴树，读书看报，眼睛累了，就放几首洋曲听听，怡然自得，门生来了就开讲，可以不间断地讲一两个小时，内容不外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就是鲍先生晚年逍遥自在的日常生活，对他们老两口来说，是自得其乐，对我们这些同学来说，则大获教益。复旦教过我们的老师，在北京的只有鲍先生一人，所以每有疑难首先是想到问他，他也是有求必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报答师恩，是人之常情。于是同学们相约，要给鲍先生过生日，但都遭到拒绝。八十大寿时，我向他提出来，同学要为他祝寿，由我来张罗。他不仅不答应，而且甚至有点生气，但又不解释是什么原因。八十五大寿时，我们再次提出祝寿，仍然被拒绝。直到八十八所谓“米寿”时，我劝说了好久，还是不答应，照样不说明原因。于是我们这些同学，便相约分头在他生日之前去看望他，不要聚集在一起，以免他生气。据师母说，家里要给他过生日，他同样不答应。原因是鲍先生两岁时，父亲就仙逝，九岁时母亲杨仁山居士的孙女也跟着离开人世，成了孤儿的他，便到了舅家，和师母他们一起生活。童年的遭际，在先生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他从不过生日。这段不幸的往事，他不肯告诉同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怕的是钩起心头的辛酸。
就在过了虚岁“米寿”不到半年，2004年10月24日，鲍先生便与世长辞了，带着那一肚子学问离开了我们。那天清晨，在美国探亲的陈四益兄打长途电话，想问为先生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因而最先得知噩耗，随即又来电话告知我，我当即打电话到上海通知李国章兄，并让他请陈允吉兄撰写挽联。不久，允吉兄拟好挽联，便打来电话要我代书，并嘱与国章兄联名，其联曰：
敷教南纪，辨史甄文，博通而鉴无滞赜；
移席北都，传音振响，待问则应若鸣钟。
我也代我们在京的复旦中文系五七级同学拟了一对挽联，曰：
脚根柱立，典型犹在，秋水蒹葭怀往哲；
舌底澜翻，馨刻欬忽沉，春风桃李痛斯文。
按先生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端的是把人生彻底看透了，一了百了，归于大化，任其自然。可家属和门生，却还有一段未了之情，总得去告别一下。翌日，家属和几位门生相会于广安门医院遗体告别室，两副挽联挂在灵堂墙上，几束鲜花摆在遗体旁边，一切从简，就这样在悲哀的乐声中，把他送走了。愿他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