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是巴金在旧社会的最后一部作品，写于1944年初冬，完成于1946年底。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堪称巴金的压卷之作，为此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小说通过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悲剧，控诉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国统区（以重庆为背景）的黑暗现实。
　　《寒夜》主要写了三个人物：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汪文宣和曾树生同是中国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中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典型形象，巴金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出发，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不仅写出了他们的不幸、为他们鸣怨叫屈，而且批判了他们思想上的软弱与不争，引人反思。
　　在人物塑造方面，巴金一改过去“感情毫无节制地奔放，唠唠叨叨地讲故事”的特点，而趋向于写实，让生活本身说话。他往往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客观描述、对生活氛围的着力渲染、对心灵轨迹的深入发掘来展现人物性格。这除了他大量接触外国文学，吸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柯夫的营养外，还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启迪，鲁迅的小说、曹禺的戏剧在《寒夜》中都留有一定的痕迹。可以这么说：他所追求的“无技巧手法”已经日臻圆熟了。
　　汪文宣在三个人物中写得最为成功。他是正直、善良、懦弱的知识分子代表，是一个病态的灵魂。他毕业于上海某大学，从前脑子里满是理想，从事教育事业，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现实生活却使他的理想破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政策，给广大人民也给他一家带来了灾难。他只好从上海辗转流落到重庆，多亏一个同乡的帮助，才得以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做小职员，整天校对着似通非通的文字。他安分守已忍受着一切冷眼和嘲讽，为着微薄的报酬，他抱病工作，甚至把血咯在校样上。但即便如此，他连给妻子买一块生日蛋糕的零钱也没有，甚至拍一张X光片子的钱也拿不出来。他为人正派、老好，最终还是被裁减辞退，他心爱的妻子也离他远去了。在贫病交加中，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最后就在他日夜盼望的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默默地死去。象他这样的老好人，本来应该有美好的生活，但那样的社会却活活地把他摧残死了。
　　汪文宣有着正直善良的品性，连公司里德高望重的钟老都很钦佩他的为人。
　　——他是正直的，面对那些替国民党反动政府歌功颂德的文章，他会在心里大骂：“谎话！”，当上级要他为一位政界红人写一篇宣传文章时，他的内心会感到无比的痛苦。
　　——他是善良的，无论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他总是处处体贴母亲与妻子，事事先替别人着想。在自己已经吐血，家里又吵得不可开交时，他却首先考虑老同学晚上住在哪里；当他已病入膏肓时，却挣扎着去墓地凭吊钟老；自己喉咙痛得失去嗓音，几乎要吃毒药自杀时，但为了让已经抛弃他的妻子幸福，竟不告诉她病况；他一想到自己死后母亲会哭，就觉得死不下去了……。
　　——他又是怯懦的，而且近乎病态。在公司里，他害怕上级的目光，害怕上司不满的话语，甚至一声咳嗽也会使他胆战心惊、睡不着觉，担心一朝会被辞退失业。“也不知道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
　　咳嗽吐痰这本来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肺结核患者。但听到哼一声便吓得连痰也不敢吐，甚至咽在肚里，这只有汪文宣这个怯懦的小人物才能如此。
　　在家里，他时时担心妻子会离他而去，于是百般委曲求全。该说的不敢说，该问的不敢问，甚至发现妻子与另一青年男子散步时，也不敢迎着他们走去，犹豫了半天，最后还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他的忍耐性更是令人吃惊，他忍辱苟安、逆来顺受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在家庭中，由于生活艰难而造成了婆媳之间无休止争吵和敌视，他站在纠纷的婆媳之间，明知道婆媳不能共处，却不断地从中撮合，极力调和她们的感情。“家，我有一个怎样的家啊！”他虽心里如此自语，却又常把责任拉到自已身上以求平安，致使自己陷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最后吐血而死。
　　一次，婆媳吵架，汪文宣吐血在床，虽苦苦相劝也无济于事。他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象一下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即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的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这种自残式的解决方式，也只有汪文宣才做得出来。
　　在公司里，他从不与人争吵，对于冷酷势利的上级他虽有怨心，但从不吭声，对来自同事的冷眼和嘲讽，他也是听之任之。他觉得：“为着生活我只有忍受。”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别无他法。
　　其实，汪文宣的怯懦和忍气吞声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对生活、对失业的恐惧，正如高尔基所概括的那样：“自从生命的第一步便已认识了饥饿和屈辱，他们把青春浪费于求一饱的斗争，为了这些，他们不得不忍受有权
　　有势脑满肠肥的人们所对待他们的讥笑而带点好奇的半蔑视态度。”（《俄国文学史》）
　　汪文宣在心里的反抗最终敌不过物质生活的需要，因为他知道离开图书公司，他又到哪里去谋生呢？
　　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相当沉重的，正如巴金所说：“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谈寒夜》巴金文集）汪文宣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不幸者中的一个，他虽不是真实的人，但却是大家熟悉的。
　　看着汪文宣不禁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典型。他勤劳能干，靠打短工度日，他经济上一无所有，政治上备受屈辱，有一次他因说他姓赵，竟招致赵太爷的训斥和耳光。他到了而立之年，还没有家小，因为向吴妈求爱，竟遭到一场大难，失去了谋生之所。没办法只好一度去城里干一些偷窃的事，最后被诬告参加了抢赵府的案子，官府把他抓进县城枪毙了。鲁迅通过阿Q不幸遭遇，深刻反映了农民受侮辱遭涂炭的悲惨命运，揭示出从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解放农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阿Q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艺术典型，他的最突出的思想性格特点就是“精神胜利法”：自高自大、自轻自贱、不敢正视现实，用虚幻的精神上的胜利代替实际上的屈辱和失败、自欺自慰。
　　阿Q的精神胜利法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根源，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长期的精神奴役造成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屈辱者、怯弱者和苟活者的哲学，是私有制社会里一切处在备受凌辱、屡遭挫败而又无力改变此种地位，却又要求生存的人的精神特点。（当然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和历史环境不同，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又无不打上特定的阶级和时代的烙印）正由于这样，阿Q一艺术典型所蕴含的内容和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就不仅仅拘囿于某一阶级、阶层、集团，也不仅仅拘囿于某一时期、某一民族。
　　不难看出，汪文宣身上有阿Q的影子，他们之间有某些相通之处。我们甚至可以说：汪文宣就是知识分子中的阿Q，只不过阶级身分不同罢了，少了几分无赖，少了几分龌龊。
　　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可比的：第一，他们都有着十分凄惨的生命历程，饱受屈辱、死于非命。第二、他们都是性格怯懦、逆来顺受、忍辱苟安，“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第三，他们都有着自我排遣痛苦的精神胜利法（阿Q是“儿子打老子”，汪文宣是“为着生活我只有忍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文宣比阿Q更为凄惨，因为阿Q好多事情是糊里糊涂的，比如：他为什么受苦？为什么不准他姓赵？甚至连为什么杀他都闹不明白。而汪文宣却是清醒的，他本来是个有理想的知识青年，他打心眼里鄙视那帮权贵，但是生活的逼迫，使他铸成了安分守已、忍辱苟安的性格，也正是因为他是清醒的，所以才要了他的命。
　　关于，巴金曾经说过：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什么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巴老的这段话现在看来，似有贴标签之嫌，其实，揭示一个民族的“国民性”问题，唤起民众、警示后人，其意义本身已是大极，这也是阿Q得以家喻户晓的原因所在。汪文宣的形象拓展了阿Q的内涵，给那些自命清高的人下了一剂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