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由名士顾铁卿著的《清嘉录》中有一首竹枝词，描绘了江南地区正月初五接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抱路头”亦即“迎财神”。1931年（辛未年）年初五晨，上海施高塔路底（今虹口区祥德路）的华人居民与外国侨民为接财神发生一起纠纷，成为当时上海滩的一桩社会新闻……

午夜冲突

　　“接财神事件”发生地施高塔路底，原是江苏省宝山县的乡野僻壤之地，民国前期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时修筑了这条马路，与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相连。在公共租界工务局档案记载中，当时这两条马路是同一条，都称为“施高塔路”。坊间为示区分，将该马路北侧尽头往东拐弯的那部分称为“施高塔路底”，1943年被命名为“祥德路”，该名称延续至今没有更改过。本事件发生时，该处已经划归上海市政府闸北区，但由于施高塔路系公共租界越界筑路而成，故有外国侨民居住。不过虽有马路，但举目往北所望之处，还是田野和村落。
　　在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中，“接财神事件”的中方当事人，姓欧阳，名松，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氏，早年远涉重洋前往澳洲投奔在悉尼经办金矿的同乡显赫人物欧阳民庆（欧阳民庆后任上海永安公司首任董事长），从最底层的采金工干起，最后进入管理层。后来，欧阳民庆定居沪上，欧阳松随之来沪，在施高塔路底北侧乡野之处购地造屋，全家定居。欧阳松早在海外就入了洪门，所占辈分较高，加上其与欧阳民庆的主仆关系，来沪后很快就获得了上海滩第一江湖大帮广东帮的认同，在经商、办厂、置地、社会慈善等方面都经营得比较到位。到1931年时，欧阳松已经是虹口一带颇有名气的富翁。正因为既有名又有钱，所以虽已年近花甲，但行事仍旧显露其洪门会徒的豪爽本性加任性，于是就出现了1931年2月17日（年初五）凌晨的“接财神事件”。
　　这年欧阳松年届六旬，正准备把所开设的工厂商铺的经营权传给长子后退休，所以对接财神看得特别重视。早在半月之前，欧阳松就已经让管家印玉和开始准备年初五接财神事宜。印玉和领着一班执事人员开始忙碌：搭彩棚长廊，备祭祀三牲，请锣鼓乐队，购烟花爆竹。
　　年初四午夜一过，欧阳宅前空地爆竹崩天，烟花飞溅，金锣鸣响，银鼓咚咚。附近村民闻声也赶来凑热闹，手拿破锣乱敲一气；几个忙时种田闲时狩猎的汉子干脆扛来了鸟铳，朝天鸣放。
　　这番热闹，惊动了百米开外施高塔路底一排两层公寓楼里的外国侨民。这些外侨对于中国习俗兴趣不大，没有接财神的概念，这时都已歇息了，忽然被这阵不寻常的喧哗吵醒，都大吃一惊，以为出了大事，纷纷穿衣起床出门看究竟。到现场，方才想起这是中国人的接财神所致。外侨这下不爽了，这么冷的天，深更半夜，已经睡下了被惊醒，起来冒着严寒出门，这不是耍弄人吗？于是，就有人出头说话，气势汹汹要求中国人赔礼道歉。
　　执事头儿印玉和正对洋人过来冲犯了仪式恼火，当下就发作了’开口喝令洋人“滚回去”。这些洋人中颇有若干平时在中国人面前神气惯了的，当下自以为有理，便对印玉和横加指责。印玉和本是海外华侨，是跟着东家欧阳松回国来的，说得一口流利英语，还能用英文记账，哪里把这些洋人放在眼里，当下就用英语跟洋人干起了嘴仗，惊得那些洋人面面相觑——来上海后还没听见过有人用英语当面这样骂他们的。于是，就有仗着身高架大的优势冲上前对印玉和动手，自然被印手下那些执事人员阻止，于是发生了肢体冲突。洋人人少，败退。

出警平息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因接财神的仪式尚未完成，于是继续进行。这下，锣鼓敲得更响，烟花爆竹也放得更欢了。正闹腾得起劲时，败退的洋人卷土重来，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足有五六十人，其中还有女子。每人手里都拿着家伙，有脸盆、畚箕、锅子、锅盖，甚至还有带大喇叭的手动留声机——那是准备制造噪声干涉接财神的；有高尔夫球棍、铁链、铁锹、拖把、长柄扫帚以及猎枪——這是准备械斗的。华人这边见状，纷纷操起顺手家伙，那几个持鸟铳的村民也速往枪管内灌火药、铁沙，各作接仗准备。双方渐渐接近，现场态势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关头。
　　这时，闻声赶来的欧阳松出现在现场，一声断喝“都给我放下家伙”，竟然镇住了在场双方，虽然没有松手，但不管是作为响器还是武器的物件都改变了朝着对方的方向。欧阳松往前走了数步，摆手屏退尾随护卫的印玉和等心腹，双手叉腰，对着洋人用流利的英语说了一番话语，据当时报章报道——“其略日：上海自古本我大中华之地，今部分区域被汝等列强国家以恃强凌弱手段强行租借，此系官府所操，吾等民众不以为然。即便以条约相较，此地也并非租界地块，这条施高塔路系汝等洋人未经官府许可擅自越界筑路之产物。容汝等洋民居住，本是我华人宽容之意，今汝等竟然反客为主，以下犯上，以洋夷客居者身份干扰华籍主人之合法行为，此系犯法之举，现请速速离开！”
　　那些洋人自踏进沪上以来，还真没有碰上过华人用这种语气跟他们说这种内容的话语的，当下一时来不及反应，几个为首分子互相交头接耳低声交换意见。这边印玉和已经配合主人，大声吩咐下人即打电话向闸北警署报警，请警署派员前来处置洋人寻衅滋事。印玉和的话提醒了外侨，于是他们有了主意，决定也向巡捕房报告。
　　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狄思威路（今溧阳路）捕房当即出动两辆警车，载着14名巡捕赶到现场；稍后，20名骑警也驱马而至，现场顿时紧张起来。巡捕正待动手抓人，欧阳松开腔了，说诸位先生看看清楚，这边是何处所在？乃是华界！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敢拿人！
　　这一说，一干巡捕愣住了。沪上租界的越界筑路，确实给治安管理的管辖形成了一个难题：当时租界当局认为既然他们已经出资把马路修进华界了，有大量外侨在此开店建厂落户，况且还有巡捕房，那就是租界的地界范围了。但华界当局对此不予承认，尽管当局每年都从租界税金中得到一定比例的分成，但要正式承认那是划给租界的区域，那就不是小事，而且上海市府也没有这个权。不过，有一点却是租界当局已经造成了的客观事实：租界工部局在越界筑路区域内设立的捕房在维持该区域范围内的治安秩序。但是，租界巡捕执勤有个规矩：在租界界外发生的治安案子或者事件，巡捕房无权处置。眼下狄思威路捕房巡捕面临的情况是：欧阳松接财神的全部闹腾都在施高塔路之外的范围，公共租界当初越界筑路时把施高塔路修到这里就算结束了，所征用的土地中并无欧阳松现在居住的宅第所在地块，也不包括宅院前此刻用来举行接财神仪式的那片空场。后来双方发生争执导致肢体冲突时的位置，就在那块空地上。至于由于外侨人数处于劣势败退后又携器械卷土重来准备械斗由于欧阳松出言阻止时的位置，倒是处于华界与越界筑路的施高塔路底，不过那不过是欧阳松说了几句话以及双方其他人的一番对骂，那并不构成治安案件。所以，巡捕房不能抓人，倒是华界方面可以抓参与闹事的外侨去调查后接受处置。 　　一干巡捕听欧阳松这么一说，问了问外侨，证实情况属实，这就没法抓人了。而外侨还在强烈要求他们抓人，正要给他们作出解释时，那边闸北警署派出的警察也荷枪实弹赶到了。巡捕房带队的英国警官麦克福尔见状唯恐发生不测，便采取主动，命一个华捕隔界喊话，要求对方派一名负责者出来与捕房方面对话沟通。闸北警察带队的刘巡长于是站出来，与麦克福尔一个站在施高塔路上，一个站在马路外面的泥地上，虽然两人的距离可以伸手相握，但这算是隔界对话。那个华捕则在旁边担任翻译。
　　一番交流沟通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公共租界与中方的协议约定，巡捕房对这次中外居民的冲突并无管辖责任，所以不予处置；但事态不应扩大，故巡捕房和中国警察分别负责劝说冲突双方息事宁人，各回住所。中方可以保留对这次事件的追究权，但如若要传讯或者拘拿肇事外侨，须按规定通过上海市府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行文，获得许可后由工部局责成捕房拘拿嫌疑人后，由中方行文工部局警务处引渡。
　　很快，外侨就被巡捕劝说返回住所了，这边欧阳松方面，接财神仪式已经完成，于是也就不再折腾了。

节外生枝

　　当时，参加这起纠纷的中外居民，都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即便哪方事后觉得意犹未尽而想再重温一番现场滋味的，也只能等到来年农历新年时迎财神的那个时刻再发起了。哪知，谁也没有料到稍后竟然出现了节外生枝的情况。
　　制造节外生枝事端的主儿是个英国侨民，名叫乔舒亚。据报道，这个洋人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乔舒亚者，经历复杂，此人系英伦（作者注：民国时对英国或者英国伦敦的称谓，这里应该是指伦敦）人氏，出身低贱，其父以屠牛为生，将其野蛮粗鲁本性原封不动遗传儿子。乔氏少年时喜斗殴，因力大蛮横，胜多败少，被人视为街区一霸，为此屡进警察局。十六岁时，因持刀伤人而被法院判处流放海外，逐至澳洲牧羊放牛做苦力。因管束严厉，屡受责罚，心生怯意，遂不再滋事。二十岁时，直接从澳洲加入英国皇家海军。随兵舰至香港后被送上岸进海军培训基地受训，但很决即逃遁，在港岛以抢劫谋财，被人检举后被捕。关押候审期间越狱脱逃，先潜广州，又赴厦门，最后逃至沪上。偶得以前熟识同乡布鲁克斯相助，伪造护照骗得英国领事馆信任，准其旅居沪上。又经布鲁克斯推荐担保，被英商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纳为职员，与布氏为同事。”那一年，是1923年。数年后，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接盘英商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布鲁克斯和乔舒亚被留用。
　　上一天，即1931年2月20日（年初四）傍晚，布鲁克斯和乔舒亚受一位外籍同事的邀请前往其施高塔路底的住处过生日。两人都喝了不少烈酒，当场醉倒，憩于客房。两人醉得较深，所以到午夜冲突发生时同事出去参与他们根本不知道。过了两个多小时，布鲁克斯醒了，起来上卫生间。出来时由于步履踉跄且神志不是很清楚，在卫生间门口滑了一跤。当时左脚踝骨感到稍有疼痛，没有在意，回到沙发躺下继续睡觉。
　　清晨，醒过来的布鲁克斯起床时被一阵剧痛弄醒，发现脚踝骨已经肿胀，左脚不能着地。初时觉得不解，暗忖睡一觉这只脚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回过神来，隐约想起昨晚上卫生间曾滑了一跤。这时，乔舒亚已经起来了，正在客厅里听主人说昨晚闹纠纷事，忽见布氏瘸着腿艰难地出来，便询问怎么回事。听布氏一说，主人说那赶紧得去医院检查治疗。布氏一听，有点犯愁，他的家眷有老有小，都在英国，一家六口是靠他按月邮寄薪水过日子的。原本就紧巴巴的，现在这么一来，医药费得自负，暂时不能上班，还得扣薪水，这事麻烦大了。乔舒亚见其神色马上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脑子里忽地冒出一个主意，说这事可以让别人担责，就说你昨晚参与了跟中国人的纠纷，这脚伤是被对方推搡倒地时造成的。布氏听了有些犹豫，但乔舒亚说没事，我给你作证，就说我们两个都参加了昨晚的纠纷。那个主人同事也表示愿意作伪证。
　　于是，就雇了一辆马车，先把伤员送往公济医院（今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经诊断，确认是骨裂。乔舒亚立刻给公共租界警务处打电话报案。警务处略问情况后，指令由昨晚出警的狄思威路捕房派员处置。半小时后，狄思威路捕房刚接班的乙等巡长艾浦勒思遂指派中西巡捕各一名赶到医院，跟医生沟通、取证后，又对乔舒亚三人询问并作了笔录。
　　这天因是接财神日，警情特别多，艾浦勒思巡长上班后根本没看交班记录，根本不知道昨晚施高塔路底发生过一起纠纷，对警务处直接下达的指令不敢松怠，当即下令就是。一会儿听了出警的巡警报告了布氏确實骨裂的伤情后，贸然决定立案。当天下午，两个办案巡捕持捕房出具的拘捕证前往施高塔路底拘拿欧阳松和印玉和。但却扑了个空，主仆两个都外出了。巡捕于是留话让两人回来后去捕房自行投案。傍晚，欧阳松、印玉和回来后闻讯大吃一惊，一面利用洪帮关系让速向捕房中的帮会人士打听是怎么一回事，一面把昨晚发生纠纷时在场的全部人都请来了解情况。众人都说记忆中没有洋人被推倒在地，何来受伤之说？这时，账房张先生站出来说话了，他昨晚也在场，但没有参与纠纷，只是在旁边观看。这个五旬老头心细，发生纠纷时他料到一会儿必有警察赶到，所以就把对方参与者的人数点了点，并记住了几个气焰特别嚣张的洋人的基本特征。后来，闸北警署的华人警察到场时，他把人数等简单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了为首的那个巡官。现在，张先生说了这情况，建议尽快跟警署沟通。这时，去向捕房打听情况的人回来了，说了一应情况，欧阳松便怀疑其中可能有诈。那人又说捕房内部那个关系让给欧阳先生捎话：施高塔路底的乡村范围并不属于狄思威路捕房的管辖范围，这事即使要拿人也得由租界发文向市府要求引渡，再由市府责成市公安局（1937年7月1日改称上海市警察局）委派有管辖权的闸北警署处置。
　　欧阳松闻之说对啊，我老糊涂了，这不是该由租界管的案子嘛，昨晚说过了的。遂吩咐：巡捕房再来人的话，不管西捕华捕，一律挡驾！
　　次日，欧阳松请了美国籍华人律师柏一鸣，委其与闸北警署联系；同时又通过帮会关系跟华界警方打了招呼。警署对此的处理方式是，先是跟租界捕房方面联系，言明该案子即便存在，也该由华界查办。租界捕房于是只得通知狄思威路捕房派员前往华界警署办理案卷材料移交手续。但遭到拒绝，华界警方的理由是：该由受害人自己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租界捕房移交卷宗向无列例，恕不接洽”。租界捕房于是通知布鲁克斯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但布氏可能心虚胆怯，未敢前往。于是，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事后，闸北警署向上海市公安局请示后，并未追究外侨。但该事件引起了华界当局与公共租界当局对越界筑路地区治安管辖权问题的重视。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上海市政当局。上海市工务局发表声明：在中国市政当局的道路上不允许租界当局再进行任何一种活动，即使已经被租界越界筑路的道路的维修工作也应由上海市工务局负责。接着，上海市公安局也向所辖各分局（警署）下达了内容相似的命令。
　　不久，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动与上海市府联系，要求就越界筑路以及管理问题进行协商。几番协商后，工部局提出一份协议草案，其内容包括设立联合警署对越界道路进行管理，正署长由中方提名担任，副署长由工部局提名，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侨民问题由副署长处理。之后，上海市政府与工部局举行谈判，中方代表提出，越界道路地区的特别警察必须穿着中国警察制服，佩戴特殊的印有中文和英文字母的徽章或其他标志，执法则按照《中国警察条例》执行。工部局同意其他内容，但不同意将《中国警察条例》适用于越界道路地区，理由是不能废除或变更享有治外法权外侨的地位，特别警察只有通过有关各国领事或司法官员，方可惩办享有治外法权的外侨。
　　这项谈判后面进行得究竟如何，作者没有查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