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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赵朴初（1907—2000）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诗人、書法家、佛教居士，他与国画大师傅抱石（1904—1965）先生惺惺相惜，情谊深厚。在傅抱石去世后，赵朴初把对傅抱石的情谊延续到其女儿傅益瑶身上，对继承父亲衣钵的傅益瑶给予极大的关心与指导，帮助她打开日本佛教界的大门，成为她艺术上的重要引路人。今年初春，长居日本却依然和中国画坛保持紧密联系的傅益瑶女士来沪，饱含深情地向本刊记者谈及傅家父女两代人和赵朴初先生的交往。今年11月是赵朴初先生诞辰110周年，本刊根据傅女士的口述整理刊发此文，以纪念为中国佛教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赵朴初先生。
父亲在饭桌上谈朴老的“何晏白”
谈我和赵朴初伯伯，就离不开我父亲傅抱石和朴老的关系。父亲是个惜时如金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与人约会消遣。可是有一次却情景大异。大概是1963至1964年，晚上九点多，父亲接一个电话，他笑得灿烂，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不晚，不晚。”又说，“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他放下电话，立即换衣服准备出门。我紧跟在后面问：“爸爸，是谁找你，你上哪儿去？”父亲不理我，直至走到门口，才回过头来对我说：“是你赵朴初伯伯，他现在就在中山陵招待所，约我去聊天。”那天父亲是几点钟回来的，我早已进入梦乡，完全不知道。
父亲出差到北京，回来十有八九会在饭桌上提到朴老，家里的孩子们都在，母亲也在一旁听着，很是热闹。比如父亲在饭桌上和我说，养生只有你赵伯伯最厉害，他认为穴道都是从耳朵那里出发的，左手拉右耳、右手拉左耳，就是很好的养生小窍门。父亲一边说还一边比划一下，但他的手并不能从后面碰到另一侧的耳朵。父亲对朴老有一种格外的亲近，又带有一种依恋的情绪，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朴老是我们家的伯伯，没有见面已经很神往了。
父亲讲了三国名士何晏的典故，以此来形容朴老的肤白。他说，以前不是常常说“何晏白”么，何晏脸白如敷粉，有一次朋友戏弄他，逼他吃热饼、汤饼，吃得他满头大汗，拿毛巾给他擦，他的脸变得红红的，淡下来又复雪白，这样测试出他没有敷粉。朴老就是白得晶莹透白。父亲说，中国人的皮肤面相太重要了，皮肤有白面、黑面、黄面等，白也分很多种，最怕的是鱼肚之白，就是鱼死了以后翻出来的很涩的白，但朴老的白，由内而外，晶莹透亮，这种面色不是普通的肤色，而是内在有修养的人才能具有的，就是内修清才能外透亮，可见朴老仙风道骨的风姿，让我父亲很倾倒。
父亲也尊重朴老的学养和为人的态度。他说朴老以居士的身份任中国佛教协会的主席，在其他推崇佛教的国家是很少有的现象，但他真的做到了比修行的人还修行。上世纪60年代闹运动，大家都没规矩了，好多庙里的和尚不修行，父亲跟随日本佛教代表团到大明寺等几个庙里去考察，看到有的和尚不会念经，整日发呆，十分感慨。他认为佛教应该和我们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同步发展，但是没有一个人人尊敬的大德，这个宗教就无法让人崇拜、让人产生敬意，朴老那样学养深厚、佛德完美的人出现，是中国佛教的幸事。
我回国省亲作客朴老家
父亲生前我无缘得见朴老，父亲去世后，两家也没有多来往。“文革”结束后，我国政府代表团赴日访问，选了我的画作《高山悬流》为赠送日本友人的礼品，朴老不但将他新作诗词题到我的画上，并书跋曰：“今再题此，为益瑶留念，抱石先生有知，当为之开颜一笑耳。”而且还另书了一幅四尺中堂的王船山诗托人转给我，其中有句“只写青山莫写愁”。我接到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朴老似乎是看到了我当时的心情而特地给我送来解药。
1979年6月，邓小平副总理在廖承志副委员长转呈的我母亲的申报报告上批示，批准我公费去日本东京武藏野学校学习（那也是我父亲留日时的学校），我得以东渡日本求学。1980年夏，我放暑假，第一次回国省亲。我家在南京，那时没有日本直达南京的飞机，要先到北京、再从北京坐火车回南京。北京我有个朋友叫曹大澂，他在国管局工作，和朴老比较熟，事先联络朴老说傅益瑶想来拜访您。朴老一听，特别高兴，说一定要到家里来玩。于是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曹大澂陪我一起去了朴老家。
一见朴老，我终于明白了父亲说的“你见到他就知道了”以及什么叫“何晏白”。我口无遮拦地问，您的皮肤怎么这么好？他就很老实说，可能是像我妈妈吧，我妈妈的皮肤特别好。好玩吧？这种话别人不敢和他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拘束感。因为父亲和他谈过小孩子的教育，在家里的几个孩子里，父亲对我用心最大，父亲老和朴老讨论怎么教育我这个“顽劣之徒”，所以我问这个问题，他也不以为意。
那时，他太太陈邦织也在。陈阿姨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朴老非常敬爱妻子，在家里基本上是太太做主。那次正好他家里的某个机器坏了，机管局拖了大半天都不来修，陈阿姨性格耿直，发了一顿脾气。但朴老很淡定，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好像完全不是他的事。朴老虽然地位崇高，但佛协不是实权机构，所以很多事情一次是办不成，需要多打几次电话。朴老是个比较出尘的人，陈阿姨像他生活上的帐幕一样保护着他。有时候我和朴老虽然在一起，但是大家的活动，人人都要和他说话，要和他说话真的很不容易。陈阿姨在场的时候蛮照顾我的，我在房间里和赵朴初讲话，她就不叫别的客人来。
那天我还带了自己的课稿请朴老指点。朴老讲得很仔细，告诉我这几个字架构很好，这几个字就不对；字的肩架，就像人的肩膀一样重要，字和人一样要坐得正，中心不正，别的努力都白费。他夸奖我说，你字写得不错，有很大进步。我很好奇，问您怎么知道我的字，我以前没给您写过信呀？原来朴老在我的画上看过，我想我那时候的字一定很烂。朴老又问，你爸爸的字好在哪里，你知道吗？字架构要好，但是有时候架构一好就显得笨拙，但是你爸爸的字架构又好又风流，一点儿也不笨。他还说，有的人想写得漂亮，在边边角角上用很多功夫，这种功夫越用越糟糕，你爸爸从来不用这种功夫，所以你爸爸的字有真趣。我回来反复回味，觉得这一番话是练字的真髓，我很感恩自己一路碰到好老师，永远教我走实在的路。最后他嘱咐我说，你一定要好好地把你爸爸的字练透、学透。 仗着自己是小辈，我还问了朴老许多琐碎问题，他一点架子没有，一一正面回答。例如我问，您是不是参禅打坐啊？他说我修行，经常面壁，但不参禅打坐；我又问，你的养生绝技不是拽耳朵吗？他说，拽过，但不会老拽。我又问他是不是吃全素，他说有些时候是吃素的，但没有刻意如此，他喜欢吃素，但医生和他说营养全面身体才能好，所以没有吃全素，他还表达了对日本豆腐的兴趣。我说，父亲说你文章特别好，他说文章和画画一样，最后讲的就是一个境界。我说父亲曾说，画画先要有情，才会有语，他却说：人人都有感情，有感情不都是好文章，还是要有境界。境界两个字，说起来似乎是很缥缈很艰难的事，其实就像修行一样，随时随地都要有个境界，有这样的境界才有佛家所说的“愿力”。我琢磨着，和父亲常说的画要有意境是一个道理，他说没有意境的画，还偏要去加，又不是菜淡了加点盐和酱油，意境是加不出来。那时我太年轻了，听得似懂非懂，现在想来是字字真金。
朴老谈和我父亲的同心文字
我父亲去世后，朴老写了一首令人泪下的诗作怀念他：“共餐山色忆峨眉，画笔流云叹世稀。更念扬州明月夜，同心文字献盲师。”而且在诗跋中特别写了他与父亲如何在扬州深夜共商中日佛教交流协议书的情形，说是“余为文，君书之”，那真是“同心文字”了。可见他们是格外的惺惺相惜。
1994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傅抱石九十周年纪念展，朴老拄着拐杖和陈阿姨一起观展，我陪同在旁。朴老看到父亲的那张《峨眉山》，感慨地说，背后那个人就是我。他想起和父亲同游峨眉山的往事，说那时候我就作了诗，然后沉默不语，过了一阵子走到门口时，他拿起笔来，在一个大的纪念册上题词，可惜活动并非家属主办，纪念册我手上也没有。
关于这首诗的解释，朴老后来对我谈过。“共餐山色”的“餐”字用得最好，因为吃进去和看过眼是两回事，所谓“秀色可餐”，可餐就有种完全拥抱它、完全获得它的感觉。第二句“画笔留云叹世稀”，朴老很了解父亲的绘画特色，他说别人画画，云都是后画，只有傅抱石画山的时候云顺带就冒出来了，所以叫“流云”。别人把云当作一个东西画，但父亲不画云，因为云已经在山里了。为什么叫“叹世稀”呢？人人都可以拿毛笔，但是毛笔在父亲手上就变成一条龙，翻江倒海，无所不能，所以父亲画山的时候，特别是画到山脚、山头的時候，和云的关系全在笔里头。可见他对父亲的画意评价很高。
最后一句“同心文字献盲师”，盲师指鉴真和尚。鉴真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他怀揣着拯救世界的大愿东渡，没有这样一个大愿，就不可能有六经狂难的壮举。他从五十多岁才开始东渡，而且还被国家禁止，后来碰到翻船，日本来的普照和尚在海南岛得病死了，所以他又回到了扬州，又过了好几年，等到荣睿找到他，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鉴真和尚是中日佛教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朴老提及他，说“同心文字”，表达了自己要推动中日佛教交流的深切愿望。
当时中日没有邦交，中日佛教的民间交流带动了两国邦交，这是朴老非常伟大的贡献。我东渡日本时，当时佛教代表团团长已经过世了，他的大徒和我很熟，常常和我说起两国佛教代表团互相交往的事，我因此知道一些细节。
那个时代的佛教交流不但是佛理上的文化交流，更主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例如韩国人恨日本人侵略过自己的国家，韩国和尚就不肯和日本和尚坐在一张椅子上。这种恨意是根深蒂固的，彼此很难对话，但是朴老能化解僵局。朴老是懂政策的，但不会说口号式的话，他只是说，所有的罪恶都是菩萨要拯救的，大家要有菩萨心去拯救罪恶。我不提要日本人像德国总理一样请罪下跪，但是我有菩萨的大愿来拯救这一罪行，也就是大家需要自省往日罪过，这其实比谢罪还要厉害，韩国人心里就顺了，三国和尚能平心静气坐下来谈话。这就是朴老说的“念念相续”，一段善念薪火相传，这样人人都会起善念。
朴老认为，中日佛教交流的协议书是非常关键的。他最伟大之处，就是站在人类的境界里想问题、看事情，因为中、日的国家体制截然不同，怎么超越体制的摩擦，而达到人类和谐共处的境界呢？父亲说，这份协议如何措辞就十分讲究，一个字可能会造成僵局，一个字也可以让人如沐春风。朴老的佛理文学修养极高，他拥有一个浩大的思维空间，使得这个协议书突破了政治上的桎梏，促进了中日民间佛教的互相交流。
朴老用佛学启发我作画
在日本，我一开始能够进入天台宗，和朴老有很大的关系。朴老在日本佛教界地位崇高，我对他们讲了我父亲和朴老的几个小故事，天台宗马上把我看成自己人，对我给予绝对信任。进入天台宗之后，才有机会得到延历寺《佛教东渐图》这样的大任务。比叡山延历寺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日本地位最高的一个庙宇，虽然唐招提寺、东大寺历史更加久远，但天台宗立下来之后，其他宗派都从它这里派生而出，所以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是非比寻常的。
延历寺这幅障壁画宽12米，高3米，当时我虽累积了不少障壁画的经验，但既不是居士又是个外国人，画这样的巨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我问赵伯伯，我不是一个信徒，有资格去画这幅画吗？他便说：你知道，菩萨就是一种愿力，一种把自己和别人一起解脱出苦难的大志愿。出家剃度是一种形式，而最根本的是你内心是否有这种愿力推动你。我鼓励你大胆地涉及佛教题材，只要你不偏离你的初衷，就能有所作为。朴老的一番话在我心里种下了“愿力”的种子。渐渐地，我发现当我准备挑战某一件事的时候，只要努力养愿力，就能生出虔诚和敬畏之心，自然而然地有了勇气。
在延历寺墙壁上画画，需要获得日本官方认可。我在获得日本佛教界和美术界的双重认可后，才得到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幅画有明确的截稿日，在天台大师1400周年纪念大典时一定要完成。有个机会我又碰到了朴老，和他谈及此事，朴老的三点建议给我很大启发。
第一点，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特殊性，你为比叡山画画，那么主题绕不开天台宗，天台大师、天台学等有关的脉络一定弄清楚。但佛教讲究众生平等，你不能突出一个就压倒一个，不能因为画要挂在天台宗的寺庙里就把其他宗派忘记了，天下的和尚都到你这里来，天下的菩萨都保佑你，这种构思就没有境界。朴老这一番话，体现出博大的胸襟，让我受益匪浅。
父亲在饭桌上谈朴老的“何晏白”
谈我和赵朴初伯伯，就离不开我父亲傅抱石和朴老的关系。父亲是个惜时如金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与人约会消遣。可是有一次却情景大异。大概是1963至1964年，晚上九点多，父亲接一个电话，他笑得灿烂，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不晚，不晚。”又说，“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他放下电话，立即换衣服准备出门。我紧跟在后面问：“爸爸，是谁找你，你上哪儿去？”父亲不理我，直至走到门口，才回过头来对我说：“是你赵朴初伯伯，他现在就在中山陵招待所，约我去聊天。”那天父亲是几点钟回来的，我早已进入梦乡，完全不知道。
父亲出差到北京，回来十有八九会在饭桌上提到朴老，家里的孩子们都在，母亲也在一旁听着，很是热闹。比如父亲在饭桌上和我说，养生只有你赵伯伯最厉害，他认为穴道都是从耳朵那里出发的，左手拉右耳、右手拉左耳，就是很好的养生小窍门。父亲一边说还一边比划一下，但他的手并不能从后面碰到另一侧的耳朵。父亲对朴老有一种格外的亲近，又带有一种依恋的情绪，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朴老是我们家的伯伯，没有见面已经很神往了。
父亲讲了三国名士何晏的典故，以此来形容朴老的肤白。他说，以前不是常常说“何晏白”么，何晏脸白如敷粉，有一次朋友戏弄他，逼他吃热饼、汤饼，吃得他满头大汗，拿毛巾给他擦，他的脸变得红红的，淡下来又复雪白，这样测试出他没有敷粉。朴老就是白得晶莹透白。父亲说，中国人的皮肤面相太重要了，皮肤有白面、黑面、黄面等，白也分很多种，最怕的是鱼肚之白，就是鱼死了以后翻出来的很涩的白，但朴老的白，由内而外，晶莹透亮，这种面色不是普通的肤色，而是内在有修养的人才能具有的，就是内修清才能外透亮，可见朴老仙风道骨的风姿，让我父亲很倾倒。
父亲也尊重朴老的学养和为人的态度。他说朴老以居士的身份任中国佛教协会的主席，在其他推崇佛教的国家是很少有的现象，但他真的做到了比修行的人还修行。上世纪60年代闹运动，大家都没规矩了，好多庙里的和尚不修行，父亲跟随日本佛教代表团到大明寺等几个庙里去考察，看到有的和尚不会念经，整日发呆，十分感慨。他认为佛教应该和我们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同步发展，但是没有一个人人尊敬的大德，这个宗教就无法让人崇拜、让人产生敬意，朴老那样学养深厚、佛德完美的人出现，是中国佛教的幸事。
我回国省亲作客朴老家
父亲生前我无缘得见朴老，父亲去世后，两家也没有多来往。“文革”结束后，我国政府代表团赴日访问，选了我的画作《高山悬流》为赠送日本友人的礼品，朴老不但将他新作诗词题到我的画上，并书跋曰：“今再题此，为益瑶留念，抱石先生有知，当为之开颜一笑耳。”而且还另书了一幅四尺中堂的王船山诗托人转给我，其中有句“只写青山莫写愁”。我接到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朴老似乎是看到了我当时的心情而特地给我送来解药。
1979年6月，邓小平副总理在廖承志副委员长转呈的我母亲的申报报告上批示，批准我公费去日本东京武藏野学校学习（那也是我父亲留日时的学校），我得以东渡日本求学。1980年夏，我放暑假，第一次回国省亲。我家在南京，那时没有日本直达南京的飞机，要先到北京、再从北京坐火车回南京。北京我有个朋友叫曹大澂，他在国管局工作，和朴老比较熟，事先联络朴老说傅益瑶想来拜访您。朴老一听，特别高兴，说一定要到家里来玩。于是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曹大澂陪我一起去了朴老家。
一见朴老，我终于明白了父亲说的“你见到他就知道了”以及什么叫“何晏白”。我口无遮拦地问，您的皮肤怎么这么好？他就很老实说，可能是像我妈妈吧，我妈妈的皮肤特别好。好玩吧？这种话别人不敢和他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拘束感。因为父亲和他谈过小孩子的教育，在家里的几个孩子里，父亲对我用心最大，父亲老和朴老讨论怎么教育我这个“顽劣之徒”，所以我问这个问题，他也不以为意。
那时，他太太陈邦织也在。陈阿姨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朴老非常敬爱妻子，在家里基本上是太太做主。那次正好他家里的某个机器坏了，机管局拖了大半天都不来修，陈阿姨性格耿直，发了一顿脾气。但朴老很淡定，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好像完全不是他的事。朴老虽然地位崇高，但佛协不是实权机构，所以很多事情一次是办不成，需要多打几次电话。朴老是个比较出尘的人，陈阿姨像他生活上的帐幕一样保护着他。有时候我和朴老虽然在一起，但是大家的活动，人人都要和他说话，要和他说话真的很不容易。陈阿姨在场的时候蛮照顾我的，我在房间里和赵朴初讲话，她就不叫别的客人来。
那天我还带了自己的课稿请朴老指点。朴老讲得很仔细，告诉我这几个字架构很好，这几个字就不对；字的肩架，就像人的肩膀一样重要，字和人一样要坐得正，中心不正，别的努力都白费。他夸奖我说，你字写得不错，有很大进步。我很好奇，问您怎么知道我的字，我以前没给您写过信呀？原来朴老在我的画上看过，我想我那时候的字一定很烂。朴老又问，你爸爸的字好在哪里，你知道吗？字架构要好，但是有时候架构一好就显得笨拙，但是你爸爸的字架构又好又风流，一点儿也不笨。他还说，有的人想写得漂亮，在边边角角上用很多功夫，这种功夫越用越糟糕，你爸爸从来不用这种功夫，所以你爸爸的字有真趣。我回来反复回味，觉得这一番话是练字的真髓，我很感恩自己一路碰到好老师，永远教我走实在的路。最后他嘱咐我说，你一定要好好地把你爸爸的字练透、学透。 仗着自己是小辈，我还问了朴老许多琐碎问题，他一点架子没有，一一正面回答。例如我问，您是不是参禅打坐啊？他说我修行，经常面壁，但不参禅打坐；我又问，你的养生绝技不是拽耳朵吗？他说，拽过，但不会老拽。我又问他是不是吃全素，他说有些时候是吃素的，但没有刻意如此，他喜欢吃素，但医生和他说营养全面身体才能好，所以没有吃全素，他还表达了对日本豆腐的兴趣。我说，父亲说你文章特别好，他说文章和画画一样，最后讲的就是一个境界。我说父亲曾说，画画先要有情，才会有语，他却说：人人都有感情，有感情不都是好文章，还是要有境界。境界两个字，说起来似乎是很缥缈很艰难的事，其实就像修行一样，随时随地都要有个境界，有这样的境界才有佛家所说的“愿力”。我琢磨着，和父亲常说的画要有意境是一个道理，他说没有意境的画，还偏要去加，又不是菜淡了加点盐和酱油，意境是加不出来。那时我太年轻了，听得似懂非懂，现在想来是字字真金。
朴老谈和我父亲的同心文字
我父亲去世后，朴老写了一首令人泪下的诗作怀念他：“共餐山色忆峨眉，画笔流云叹世稀。更念扬州明月夜，同心文字献盲师。”而且在诗跋中特别写了他与父亲如何在扬州深夜共商中日佛教交流协议书的情形，说是“余为文，君书之”，那真是“同心文字”了。可见他们是格外的惺惺相惜。
1994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傅抱石九十周年纪念展，朴老拄着拐杖和陈阿姨一起观展，我陪同在旁。朴老看到父亲的那张《峨眉山》，感慨地说，背后那个人就是我。他想起和父亲同游峨眉山的往事，说那时候我就作了诗，然后沉默不语，过了一阵子走到门口时，他拿起笔来，在一个大的纪念册上题词，可惜活动并非家属主办，纪念册我手上也没有。
关于这首诗的解释，朴老后来对我谈过。“共餐山色”的“餐”字用得最好，因为吃进去和看过眼是两回事，所谓“秀色可餐”，可餐就有种完全拥抱它、完全获得它的感觉。第二句“画笔留云叹世稀”，朴老很了解父亲的绘画特色，他说别人画画，云都是后画，只有傅抱石画山的时候云顺带就冒出来了，所以叫“流云”。别人把云当作一个东西画，但父亲不画云，因为云已经在山里了。为什么叫“叹世稀”呢？人人都可以拿毛笔，但是毛笔在父亲手上就变成一条龙，翻江倒海，无所不能，所以父亲画山的时候，特别是画到山脚、山头的時候，和云的关系全在笔里头。可见他对父亲的画意评价很高。
最后一句“同心文字献盲师”，盲师指鉴真和尚。鉴真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他怀揣着拯救世界的大愿东渡，没有这样一个大愿，就不可能有六经狂难的壮举。他从五十多岁才开始东渡，而且还被国家禁止，后来碰到翻船，日本来的普照和尚在海南岛得病死了，所以他又回到了扬州，又过了好几年，等到荣睿找到他，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鉴真和尚是中日佛教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朴老提及他，说“同心文字”，表达了自己要推动中日佛教交流的深切愿望。
当时中日没有邦交，中日佛教的民间交流带动了两国邦交，这是朴老非常伟大的贡献。我东渡日本时，当时佛教代表团团长已经过世了，他的大徒和我很熟，常常和我说起两国佛教代表团互相交往的事，我因此知道一些细节。
那个时代的佛教交流不但是佛理上的文化交流，更主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例如韩国人恨日本人侵略过自己的国家，韩国和尚就不肯和日本和尚坐在一张椅子上。这种恨意是根深蒂固的，彼此很难对话，但是朴老能化解僵局。朴老是懂政策的，但不会说口号式的话，他只是说，所有的罪恶都是菩萨要拯救的，大家要有菩萨心去拯救罪恶。我不提要日本人像德国总理一样请罪下跪，但是我有菩萨的大愿来拯救这一罪行，也就是大家需要自省往日罪过，这其实比谢罪还要厉害，韩国人心里就顺了，三国和尚能平心静气坐下来谈话。这就是朴老说的“念念相续”，一段善念薪火相传，这样人人都会起善念。
朴老认为，中日佛教交流的协议书是非常关键的。他最伟大之处，就是站在人类的境界里想问题、看事情，因为中、日的国家体制截然不同，怎么超越体制的摩擦，而达到人类和谐共处的境界呢？父亲说，这份协议如何措辞就十分讲究，一个字可能会造成僵局，一个字也可以让人如沐春风。朴老的佛理文学修养极高，他拥有一个浩大的思维空间，使得这个协议书突破了政治上的桎梏，促进了中日民间佛教的互相交流。
朴老用佛学启发我作画
在日本，我一开始能够进入天台宗，和朴老有很大的关系。朴老在日本佛教界地位崇高，我对他们讲了我父亲和朴老的几个小故事，天台宗马上把我看成自己人，对我给予绝对信任。进入天台宗之后，才有机会得到延历寺《佛教东渐图》这样的大任务。比叡山延历寺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日本地位最高的一个庙宇，虽然唐招提寺、东大寺历史更加久远，但天台宗立下来之后，其他宗派都从它这里派生而出，所以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是非比寻常的。
延历寺这幅障壁画宽12米，高3米，当时我虽累积了不少障壁画的经验，但既不是居士又是个外国人，画这样的巨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我问赵伯伯，我不是一个信徒，有资格去画这幅画吗？他便说：你知道，菩萨就是一种愿力，一种把自己和别人一起解脱出苦难的大志愿。出家剃度是一种形式，而最根本的是你内心是否有这种愿力推动你。我鼓励你大胆地涉及佛教题材，只要你不偏离你的初衷，就能有所作为。朴老的一番话在我心里种下了“愿力”的种子。渐渐地，我发现当我准备挑战某一件事的时候，只要努力养愿力，就能生出虔诚和敬畏之心，自然而然地有了勇气。
在延历寺墙壁上画画，需要获得日本官方认可。我在获得日本佛教界和美术界的双重认可后，才得到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幅画有明确的截稿日，在天台大师1400周年纪念大典时一定要完成。有个机会我又碰到了朴老，和他谈及此事，朴老的三点建议给我很大启发。
第一点，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特殊性，你为比叡山画画，那么主题绕不开天台宗，天台大师、天台学等有关的脉络一定弄清楚。但佛教讲究众生平等，你不能突出一个就压倒一个，不能因为画要挂在天台宗的寺庙里就把其他宗派忘记了，天下的和尚都到你这里来，天下的菩萨都保佑你，这种构思就没有境界。朴老这一番话，体现出博大的胸襟，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