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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前夕，22岁的武融又去了一趟东京，正式办理入职手续。
5月的时候他已经去了一次。在位于东京都中心区域日本皇宫附近的三菱商事总部，这家公司按照传统，为所有即将入职的新员工举办了一场“恳亲会”，算是为他们今年9月开始正式工作做预热。武融也是其中一员。三菱商事的前辈带着他们参观了三菱史料馆和六义园等与公司和财团历史有关的地方。对于武融来说，一切充满着新鲜感。
他第一次去东京则是在半年前，当时三菱商事安排这位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到东京总部参观。他是这家公司今年从中国的大学直接招聘到的两名毕业生之一，这也是三菱商事第一次直接从中国招聘毕业生。2011年11月，武融同时收到了三菱商事和去法国读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研究生的Offer。那时，这个大二就决定毕业后出国留学的男生在“读书还是工作”这个问题上很是纠结，拿不定主意。
但那次东京之行让他最终做出了决定。在这次参观中武融认识了几位同样来自中国的员工，他们都是前几年以留学生的身份加入这家公司的。从前辈们口中，武融了解到这家公司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目前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中规模最大的。并且从在日本国内的就职意向调查来看，无论是针对应届毕业生还是已经就职的人，三菱商事也始终是前三的选项。
这让他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憧憬。更何况，公司针对新员工会有一整套培训体系，包括入职培训、海外轮岗、导师带教等，针对外籍员工则会另外提供日语的VIP班学习课程。
近些年来，无论是总部在欧美、日本的跨国公司，还是在海外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都开始为中国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海外工作岗位。这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可以像武融一样，把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地点选在国外。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应届毕业生严欢就为自己“积极争取”到了一份去到拉美地区的工作。她入职的公司是中兴通讯，未来五年，严欢将先后去拉美地区和西班牙担任派驻地的商务经理，负责产品在当地的定价。
如果是在两年前，这位杭州姑娘大概会毫不犹豫地留在国内。通常而言，语言类专业的学生有更大的几率去国外工作。考入上外后，严欢曾经从学长学姐那里听过不少有关海外生活的感受。但当时只要一提起“外派工作”，她就马上联想起拉美地区不如意的生活条件。
转折发生在她的大三暑假。严欢做了上海游泳世锦赛的志愿者，负责跟来自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运动员联络。她发现，自己虽然已经能流利地用西班牙语交流，但要真正认识西语国家，还是得去当地。“那些运动员朋友成天跟我说他们国家的食物、民俗，还有有意思的博物馆和教堂，我要是在中国，就不可能亲眼见到了。”之后，严欢就放弃了原本已经在准备的考研计划。
大四开学后，中兴通讯成为了第一家在10月校园招聘季里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招聘外派员工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招聘节奏很快，宣讲会当天就进行了笔试，随后的两天安排了三轮面试，第四天就发了Offer，要她去签意向书。
没过多久，严欢所在的西语系班上50多个同学，除去读研、出国的1/3，剩下的30多个中有一半以上已经与中石油、中石化、中铁集团、中国路桥、华为、中兴等中资公司签下了去西语国家最密集的拉美地区的外派就业协议。
严欢甚至在班里宣布：“我们以后的同学会都可以直接在拉美开了！”
上海交通大学就业中心副主任张仁伟说，华为、中兴通讯、中石油、中铁集团等中资公司大量招聘应届生去海外工作的举动至少说明了一件事：这些公司在海外的业务发展产生大量人才需求，仅仅依靠有经验的人员并不能弥补这个缺口。
来自跨国公司的情况则会更复杂一些。日本亚洲人才计划AHRP（Asia Human Resource Project）则把近年来日本企业积极来中国招聘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企业转型和技术创新的需要、企业内部思维模式多元化的需要和开发中国市场潜力的需要。
不同背景下的思维方式固然能够为公司注入活力，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和经验上的积累—尤其在面对一个很不一样的市场时。二三十年前，当那些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跨国公司陆续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国际经验”和“本地人才”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第一批从总部被派来建设中国内地“代表处”的人员带回的总是让人又激动又沮丧的消息—好消息是，这里还没有相关的业务、类似的产品，“巨大的市场！10亿消费者”；坏消息是，“这里的人也并不知道怎么开展我们这样的生 意。”
一些公司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去弥补这种鸿沟。例如一向推崇内部培养机制的宝洁花了16年培养出了第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总经理—据说那位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硕士毕业的女生在1992年加入宝洁市场部洗衣粉部门时，既不会看AC尼尔森的报告，面对外国上司也说不出一句英语，对生意则几乎一无所知。当然，宝洁后来在中国市场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种人才培养的投入是值得的。
但是把一个外行人从头培养起来的风险太大了，有时候它们也根本等不起。在那个年代里，既有能力贯彻国际总部策略又熟悉中国市场的人才在中国内地十分稀缺—业务经验不足，对跨国公司总部的管理原则和执行方式都不熟悉，况且语言也是个问题。于是，许多公司不得不把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华人文化圈背景的中层管理者派来中国市场，配合总部的最高层开展业务。这后来也导致了许多早年加入外企的本地公司人最后遇到了“玻璃天花板”的情况—最高层的职位往往是外国人，或者非中国内地的华人。如果是在给人留下保守印象的日本公司，这种情况在中层岗位上就会显著地表现出来。
但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与当年早已大不相同。语言能力过关、在陌生国度有独立生活的经历、愿意尝试新鲜事物……有了这些以后，他们甚至还表现出了野心和激情。而这在公司看来，恰恰可能是一种值得挖掘的潜力。
今年10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的朱爽将前往一家总部位于东京的日资银行总部，开始至少七年的海外工作生涯。大约八个月前，在通过了一轮笔试和两轮面试后，她独自在京沪高铁上待了将近5个小时，去参加这家银行设在上海的一场最终面试。 日本面试官礼貌但冷冰冰地向她抛出了一个问题：“您对公司今后的发展会有何贡献？”她想起一年前在日本交流期间曾经去过这家银行开办个人账户，但是对方以她在日本居留不足半年为由拒绝了她，而之后另一家银行却给她顺利开户。“我不是在抱怨，但是海外留学生是日本银行业一个不小的市场，没道理因为一些条件的限制就丢失了这些客户。”当朱爽告诉对方“希望将来能够帮银行开展起这项业务”时，原本低头看简历的面试官抬起头，颇为感兴趣地打量着她。
朱爽在大三时获得日本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前往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年。期间有一门课程是请日本各大企业管理人员来给留学生讲课。其中有一个引起诸多讨论的观点是，未来能给亚洲企业注入活力的是女性和外国人。这在教育模式和社会结构长期稳定的日本将表现得尤其显著，比如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她们不同于男性的视角能够给企业带来不一样的理念，而拥有不同思维的外国人的加入，更是那些面临全球发展的大型企业不可或缺的新鲜血液。
有一次，当一位恰巧也来自这家银行的女担当说到“在座的各位外国女同学，你们正式具备了这种优势”时，朱爽仿佛觉得这句话就是在冲着自己说。
2007年，AHRP组织了10家日本企业来中国招聘，主要集中在通信、互联网服务和金融领域，而2012年参加这一项目的日本企业数量上升到了40多家，涉及的领域包括综合商社（零售、服务、贸易）、IT、金融、房地产、咨询、教育以及包括汽车在内的传统制造业等。与AHRP项目类似的，还有日本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Recruit集团旗下的“启程日本”（Work in Japan）等项目，2011年时有46家日本知名企业参与来中国招收毕业生。
三菱商事就是通过“启程日本”项目找到武融的，这是个平时喜欢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陌生地方旅行的男生。大三去台湾交通大学做半年交换生期间，因为签注是一次性的原因，他甚至想办法把GRE和托福的考场从上海改到了台湾，然后在那里顺利通过了这两门考试。等到做毕业设计时，他也没有安分地跟着自己学院的老师，而是选择了一个国际化项目，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毕业生一起做，通过视频会议、邮件等方式交流。此外，他还先后在一家美国企业的供应链部门、一家信托公司实习过。
所有这些经历加上清晰的自我认知，以及面试中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别人交流态度等基本素质，让三菱商事发现了武融的可塑性。
这些公司们也发现，拥有多元化背景的人才，确实可能会让公司在布局一些“未来的业务”时更从容一些。上海罗森董事总经理松浦学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日本罗森株式会社从多年前开始有意识地吸纳海外背景的人才，目前每年招募的新人中，有一半是日本籍以外的留学生。今年罗森日本接手原为合资性质的上海罗森的全部经营权时，日本总部向中国派驻的8名管理层中，就有两名中国籍的员工—成立于1975年的罗森目前已是日本第二大便利店集团，在日本拥有8000家便利店，今年刚刚宣布了在未来十年在海外新开1万家门店的计划。
要出国工作，应届毕业生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的牵绊都比较少，相应地对投入工作也会更专注一些。当然，对他们来说，海外工作的特殊性需要更强大的适应能力，因为他们需要同时面对文化和身份上的两种转变—从熟悉的文化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离开校园进入职场。很多时候，他们所要适应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并不完全能分得很清。
三年前，在北京一所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张奇就是抱着这种“海外的工作更锻炼人，应该趁年轻去”的想法接受了中国海外工程公司的Offer，去海外工程项目中担任财务人员。但他现在已经说不上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到底算不算明智。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位于南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工作了两年多后，张奇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描绘甚至不会比Google搜索第一页的内容更丰富一些。
“我几乎没在营地外面单独走过。”对张奇来说，会离开营地的情况只限于“要办事，没办法不出去”的时候。“营地”是他和同事们的办公和生活区。在一个院落里，维修车间、办公室、厨房、宿舍以清一色的一层小平房挨个排列着。一圈铁丝网构成了院落边界，也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诸如偷盗和抢劫等治安问题不太可能出现在这里。但铁丝网本身也筑起了一道文化的边界。
张奇每年一般回国一次，休一个月假，在国外时则每周跟家人通电话。不过关于当地的“负面信息”他从来没和父母多提，“既然已经这么远，又何必让他们担心。”目前与同龄人相比较高的薪酬对张奇来说算是个安慰，可他自己倒是有个最大的担忧—不太清楚回国以后的去向。在待满期限回国后，他并不想接受公司安排的国内职务，因为觉得前途不大。而要是选择离开，在另外的领域重新找工作，那么这几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只能最终被归纳为抽象的“适应能 力”。
即使没办法移植在海外积累的工作经验，单单是“强大的生存能力”也未必没有价值。
目前在上海的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的孙楷是在2010年时从华为辞职回国的。那之前两年，他一直都在孟加拉国外派，那也是他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当时选择华为外派一方面是希望自己能够出门见见世面，另外薪酬比较有吸引力也是考虑之一。”孙楷说，“但经过两年，我却意识到了自己的职业至少在五年内并不会有明确的发展路线，以后的发展方向也很迷茫。”
回国后，孙楷“一切归零”地从头开始找工作。由于之前在孟加拉国的工作是政府关系，孙楷的工作内容就是和当地的大使或者国家部门里部长级别的人打交道，但国内并没有同类的工作需要这样的经验。每次去面试，HR都会很惊讶于他简历上的这些内容，但真正在考察的时候，还是会更多考虑他之前的经验是否适合于那个职位。“有些HR甚至觉得他们会难以hold住我以前的经历。”
但海外工作的经验在孙楷申请MBA时却似乎很有用。面试的老师非常有兴趣去了解他的这段经历，毕竟很少有人到这样的国家工作，对于管理类的学习也会有帮助。目前，孙楷已经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MBA录取。现在想起来，孙楷觉得，“快速地成熟”才是自己那两年里最大的收获。 “外派是一个提高综合能力的很好机会，每个人在国外的工作几乎都要独挡一面。”上外法语系辅导员郝佳也对去年夏天刚从非洲外派两年回来的一个学生印象深刻，“感觉比同时毕业的那些在国内工作的学生要成熟稳重很多，考虑事情也更加周到，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很老到了。”上外法语系每年就业的四五十人中，基本有5至8人是外派非洲的。
评判一份工作的价值有很多种维度，当前付出和收入的性价比是一种，职业发展角度的长远考虑是另一种。任仕达中国市场总监孙海宁认为，毕业生如果是去海外大公司总部工作，最大的益处是能在这些公司里接触到很新的模式，比如制度、流程、评估体系等等，所以毕业生在职业早期就能够从管理上、流程上有针对性地去学习和培养自己相应的能力。相反，如果在一家公司单纯贡献时间和智力，但不清楚自己的未来，这样看它的价值并不很大。
但对毕业生来说，第一份工作毕竟只是一个起点，即使去国外工作也不例外。起点之后的轨迹，还将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好在，这不是他们短期内所要面对的。
2012年3月14日，楼天城收拾好行囊，踏上了每天从北京唯一直飞美国旧金山的CA985次航班。他将前往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为Facebook举办的Hacker Cup（骇客杯）的比赛做着最后的准备。这样熟悉的节奏让他想起了过去多次出国参赛的场景。至于在美国的生活，他也并不陌生。2011年上半年，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度过了为期四个月的交换学生生活，“我和美国室友拼房子一起住，交流起来没遇到太多问题，思想也没有那么不同。”楼天城觉得这段交换生活对他帮助很大。
这一次，比参加比赛更重要的是去Facebook公司一趟。在上一年入围骇客杯的最终25人中，有6个人得到了Facebook的面试邀请，这位在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主攻算法理论、社交网络方向的应届博士生楼天城就是其中之一。参加比赛的骇客中，一些人是其他公司的员工，这类人则不会得到面试的机会。
在更早一些的2009年，楼天城因为获得Google全球编程大赛（Google Code Jam 2009）冠军而得到过Google的面试邀请，但当时他已经做好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的计 划。
三年后，楼天城最终还是成了这些去海外工作的人中的一 员。
对于那次决定他第一份工作的面试，至今楼天城的回忆中只留下了Facebook公司对他着装的要求：“Suit yourself, not wearing a suit”。之后，在Facebook当时面积还不算很大的、像“车间”一样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马克·扎克伯格坐在整层楼最显眼的中心，在一间由四面玻璃墙组成的透明房间里工作，“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这倒是让他对那次旅途产生了一点儿“朝圣之旅”的感觉。
在楼天城看来，自己是否加入某一家特定的公司—是Google还是Facebook或其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一个idea是否够好，在未来怎么能够实现它，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至于在哪里实现，相对而言就摆在了次要的位置。他希望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在他眼里，中国和美国都有机会，“如果中国创业的机会更好我会回国 的”。
2011年年底，正式决定去东京的那家银行入职时，家乡在福州的独生女朱爽用“北京飞福州和东京飞福州的路途都是三小时，感觉并没有走多远”来缓解父母对自己将独自在国外待上多年的担忧。日本企业大多是终身聘用制，只要员工不犯大的错误或者企业没有巨额亏损，员工是不会被解雇的。不过她并不想在日本一直工作下去，现在那家银行在福建还没有任何业务，她希望能在东京总部工作几年，如果将来有一天总部要在福州开设支行，她还能回到自己的家 乡。
对三菱商事有强烈好感的武融则有在这家公司工作十年以上的打算。吸引他的还有公司海外轮值的制度安排—十年中大概一半的时间会在别的国家。他计划十年之后根据父母的身体状况等问题再做打算。
这会儿，武融要办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搬家。8月中旬他即将开始在日本的生活。原本他以为只能带些必需品，毕竟路途遥远需要各种精简。出乎他意料的是，三菱商事非常贴心地为他请了搬家公司，就连一直陪伴他的心爱的山地自行车都可以带到东京去了。
5月的时候他已经去了一次。在位于东京都中心区域日本皇宫附近的三菱商事总部，这家公司按照传统，为所有即将入职的新员工举办了一场“恳亲会”，算是为他们今年9月开始正式工作做预热。武融也是其中一员。三菱商事的前辈带着他们参观了三菱史料馆和六义园等与公司和财团历史有关的地方。对于武融来说，一切充满着新鲜感。
他第一次去东京则是在半年前，当时三菱商事安排这位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到东京总部参观。他是这家公司今年从中国的大学直接招聘到的两名毕业生之一，这也是三菱商事第一次直接从中国招聘毕业生。2011年11月，武融同时收到了三菱商事和去法国读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研究生的Offer。那时，这个大二就决定毕业后出国留学的男生在“读书还是工作”这个问题上很是纠结，拿不定主意。
但那次东京之行让他最终做出了决定。在这次参观中武融认识了几位同样来自中国的员工，他们都是前几年以留学生的身份加入这家公司的。从前辈们口中，武融了解到这家公司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目前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中规模最大的。并且从在日本国内的就职意向调查来看，无论是针对应届毕业生还是已经就职的人，三菱商事也始终是前三的选项。
这让他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憧憬。更何况，公司针对新员工会有一整套培训体系，包括入职培训、海外轮岗、导师带教等，针对外籍员工则会另外提供日语的VIP班学习课程。
近些年来，无论是总部在欧美、日本的跨国公司，还是在海外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都开始为中国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海外工作岗位。这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可以像武融一样，把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地点选在国外。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应届毕业生严欢就为自己“积极争取”到了一份去到拉美地区的工作。她入职的公司是中兴通讯，未来五年，严欢将先后去拉美地区和西班牙担任派驻地的商务经理，负责产品在当地的定价。
如果是在两年前，这位杭州姑娘大概会毫不犹豫地留在国内。通常而言，语言类专业的学生有更大的几率去国外工作。考入上外后，严欢曾经从学长学姐那里听过不少有关海外生活的感受。但当时只要一提起“外派工作”，她就马上联想起拉美地区不如意的生活条件。
转折发生在她的大三暑假。严欢做了上海游泳世锦赛的志愿者，负责跟来自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运动员联络。她发现，自己虽然已经能流利地用西班牙语交流，但要真正认识西语国家，还是得去当地。“那些运动员朋友成天跟我说他们国家的食物、民俗，还有有意思的博物馆和教堂，我要是在中国，就不可能亲眼见到了。”之后，严欢就放弃了原本已经在准备的考研计划。
大四开学后，中兴通讯成为了第一家在10月校园招聘季里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招聘外派员工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招聘节奏很快，宣讲会当天就进行了笔试，随后的两天安排了三轮面试，第四天就发了Offer，要她去签意向书。
没过多久，严欢所在的西语系班上50多个同学，除去读研、出国的1/3，剩下的30多个中有一半以上已经与中石油、中石化、中铁集团、中国路桥、华为、中兴等中资公司签下了去西语国家最密集的拉美地区的外派就业协议。
严欢甚至在班里宣布：“我们以后的同学会都可以直接在拉美开了！”
上海交通大学就业中心副主任张仁伟说，华为、中兴通讯、中石油、中铁集团等中资公司大量招聘应届生去海外工作的举动至少说明了一件事：这些公司在海外的业务发展产生大量人才需求，仅仅依靠有经验的人员并不能弥补这个缺口。
来自跨国公司的情况则会更复杂一些。日本亚洲人才计划AHRP（Asia Human Resource Project）则把近年来日本企业积极来中国招聘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企业转型和技术创新的需要、企业内部思维模式多元化的需要和开发中国市场潜力的需要。
不同背景下的思维方式固然能够为公司注入活力，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和经验上的积累—尤其在面对一个很不一样的市场时。二三十年前，当那些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跨国公司陆续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国际经验”和“本地人才”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第一批从总部被派来建设中国内地“代表处”的人员带回的总是让人又激动又沮丧的消息—好消息是，这里还没有相关的业务、类似的产品，“巨大的市场！10亿消费者”；坏消息是，“这里的人也并不知道怎么开展我们这样的生 意。”
一些公司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去弥补这种鸿沟。例如一向推崇内部培养机制的宝洁花了16年培养出了第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总经理—据说那位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硕士毕业的女生在1992年加入宝洁市场部洗衣粉部门时，既不会看AC尼尔森的报告，面对外国上司也说不出一句英语，对生意则几乎一无所知。当然，宝洁后来在中国市场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种人才培养的投入是值得的。
但是把一个外行人从头培养起来的风险太大了，有时候它们也根本等不起。在那个年代里，既有能力贯彻国际总部策略又熟悉中国市场的人才在中国内地十分稀缺—业务经验不足，对跨国公司总部的管理原则和执行方式都不熟悉，况且语言也是个问题。于是，许多公司不得不把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华人文化圈背景的中层管理者派来中国市场，配合总部的最高层开展业务。这后来也导致了许多早年加入外企的本地公司人最后遇到了“玻璃天花板”的情况—最高层的职位往往是外国人，或者非中国内地的华人。如果是在给人留下保守印象的日本公司，这种情况在中层岗位上就会显著地表现出来。
但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与当年早已大不相同。语言能力过关、在陌生国度有独立生活的经历、愿意尝试新鲜事物……有了这些以后，他们甚至还表现出了野心和激情。而这在公司看来，恰恰可能是一种值得挖掘的潜力。
今年10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的朱爽将前往一家总部位于东京的日资银行总部，开始至少七年的海外工作生涯。大约八个月前，在通过了一轮笔试和两轮面试后，她独自在京沪高铁上待了将近5个小时，去参加这家银行设在上海的一场最终面试。 日本面试官礼貌但冷冰冰地向她抛出了一个问题：“您对公司今后的发展会有何贡献？”她想起一年前在日本交流期间曾经去过这家银行开办个人账户，但是对方以她在日本居留不足半年为由拒绝了她，而之后另一家银行却给她顺利开户。“我不是在抱怨，但是海外留学生是日本银行业一个不小的市场，没道理因为一些条件的限制就丢失了这些客户。”当朱爽告诉对方“希望将来能够帮银行开展起这项业务”时，原本低头看简历的面试官抬起头，颇为感兴趣地打量着她。
朱爽在大三时获得日本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前往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年。期间有一门课程是请日本各大企业管理人员来给留学生讲课。其中有一个引起诸多讨论的观点是，未来能给亚洲企业注入活力的是女性和外国人。这在教育模式和社会结构长期稳定的日本将表现得尤其显著，比如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她们不同于男性的视角能够给企业带来不一样的理念，而拥有不同思维的外国人的加入，更是那些面临全球发展的大型企业不可或缺的新鲜血液。
有一次，当一位恰巧也来自这家银行的女担当说到“在座的各位外国女同学，你们正式具备了这种优势”时，朱爽仿佛觉得这句话就是在冲着自己说。
2007年，AHRP组织了10家日本企业来中国招聘，主要集中在通信、互联网服务和金融领域，而2012年参加这一项目的日本企业数量上升到了40多家，涉及的领域包括综合商社（零售、服务、贸易）、IT、金融、房地产、咨询、教育以及包括汽车在内的传统制造业等。与AHRP项目类似的，还有日本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Recruit集团旗下的“启程日本”（Work in Japan）等项目，2011年时有46家日本知名企业参与来中国招收毕业生。
三菱商事就是通过“启程日本”项目找到武融的，这是个平时喜欢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陌生地方旅行的男生。大三去台湾交通大学做半年交换生期间，因为签注是一次性的原因，他甚至想办法把GRE和托福的考场从上海改到了台湾，然后在那里顺利通过了这两门考试。等到做毕业设计时，他也没有安分地跟着自己学院的老师，而是选择了一个国际化项目，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毕业生一起做，通过视频会议、邮件等方式交流。此外，他还先后在一家美国企业的供应链部门、一家信托公司实习过。
所有这些经历加上清晰的自我认知，以及面试中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别人交流态度等基本素质，让三菱商事发现了武融的可塑性。
这些公司们也发现，拥有多元化背景的人才，确实可能会让公司在布局一些“未来的业务”时更从容一些。上海罗森董事总经理松浦学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日本罗森株式会社从多年前开始有意识地吸纳海外背景的人才，目前每年招募的新人中，有一半是日本籍以外的留学生。今年罗森日本接手原为合资性质的上海罗森的全部经营权时，日本总部向中国派驻的8名管理层中，就有两名中国籍的员工—成立于1975年的罗森目前已是日本第二大便利店集团，在日本拥有8000家便利店，今年刚刚宣布了在未来十年在海外新开1万家门店的计划。
要出国工作，应届毕业生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的牵绊都比较少，相应地对投入工作也会更专注一些。当然，对他们来说，海外工作的特殊性需要更强大的适应能力，因为他们需要同时面对文化和身份上的两种转变—从熟悉的文化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离开校园进入职场。很多时候，他们所要适应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并不完全能分得很清。
三年前，在北京一所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张奇就是抱着这种“海外的工作更锻炼人，应该趁年轻去”的想法接受了中国海外工程公司的Offer，去海外工程项目中担任财务人员。但他现在已经说不上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到底算不算明智。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位于南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工作了两年多后，张奇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描绘甚至不会比Google搜索第一页的内容更丰富一些。
“我几乎没在营地外面单独走过。”对张奇来说，会离开营地的情况只限于“要办事，没办法不出去”的时候。“营地”是他和同事们的办公和生活区。在一个院落里，维修车间、办公室、厨房、宿舍以清一色的一层小平房挨个排列着。一圈铁丝网构成了院落边界，也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诸如偷盗和抢劫等治安问题不太可能出现在这里。但铁丝网本身也筑起了一道文化的边界。
张奇每年一般回国一次，休一个月假，在国外时则每周跟家人通电话。不过关于当地的“负面信息”他从来没和父母多提，“既然已经这么远，又何必让他们担心。”目前与同龄人相比较高的薪酬对张奇来说算是个安慰，可他自己倒是有个最大的担忧—不太清楚回国以后的去向。在待满期限回国后，他并不想接受公司安排的国内职务，因为觉得前途不大。而要是选择离开，在另外的领域重新找工作，那么这几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只能最终被归纳为抽象的“适应能 力”。
即使没办法移植在海外积累的工作经验，单单是“强大的生存能力”也未必没有价值。
目前在上海的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的孙楷是在2010年时从华为辞职回国的。那之前两年，他一直都在孟加拉国外派，那也是他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当时选择华为外派一方面是希望自己能够出门见见世面，另外薪酬比较有吸引力也是考虑之一。”孙楷说，“但经过两年，我却意识到了自己的职业至少在五年内并不会有明确的发展路线，以后的发展方向也很迷茫。”
回国后，孙楷“一切归零”地从头开始找工作。由于之前在孟加拉国的工作是政府关系，孙楷的工作内容就是和当地的大使或者国家部门里部长级别的人打交道，但国内并没有同类的工作需要这样的经验。每次去面试，HR都会很惊讶于他简历上的这些内容，但真正在考察的时候，还是会更多考虑他之前的经验是否适合于那个职位。“有些HR甚至觉得他们会难以hold住我以前的经历。”
但海外工作的经验在孙楷申请MBA时却似乎很有用。面试的老师非常有兴趣去了解他的这段经历，毕竟很少有人到这样的国家工作，对于管理类的学习也会有帮助。目前，孙楷已经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MBA录取。现在想起来，孙楷觉得，“快速地成熟”才是自己那两年里最大的收获。 “外派是一个提高综合能力的很好机会，每个人在国外的工作几乎都要独挡一面。”上外法语系辅导员郝佳也对去年夏天刚从非洲外派两年回来的一个学生印象深刻，“感觉比同时毕业的那些在国内工作的学生要成熟稳重很多，考虑事情也更加周到，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很老到了。”上外法语系每年就业的四五十人中，基本有5至8人是外派非洲的。
评判一份工作的价值有很多种维度，当前付出和收入的性价比是一种，职业发展角度的长远考虑是另一种。任仕达中国市场总监孙海宁认为，毕业生如果是去海外大公司总部工作，最大的益处是能在这些公司里接触到很新的模式，比如制度、流程、评估体系等等，所以毕业生在职业早期就能够从管理上、流程上有针对性地去学习和培养自己相应的能力。相反，如果在一家公司单纯贡献时间和智力，但不清楚自己的未来，这样看它的价值并不很大。
但对毕业生来说，第一份工作毕竟只是一个起点，即使去国外工作也不例外。起点之后的轨迹，还将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好在，这不是他们短期内所要面对的。
2012年3月14日，楼天城收拾好行囊，踏上了每天从北京唯一直飞美国旧金山的CA985次航班。他将前往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为Facebook举办的Hacker Cup（骇客杯）的比赛做着最后的准备。这样熟悉的节奏让他想起了过去多次出国参赛的场景。至于在美国的生活，他也并不陌生。2011年上半年，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度过了为期四个月的交换学生生活，“我和美国室友拼房子一起住，交流起来没遇到太多问题，思想也没有那么不同。”楼天城觉得这段交换生活对他帮助很大。
这一次，比参加比赛更重要的是去Facebook公司一趟。在上一年入围骇客杯的最终25人中，有6个人得到了Facebook的面试邀请，这位在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主攻算法理论、社交网络方向的应届博士生楼天城就是其中之一。参加比赛的骇客中，一些人是其他公司的员工，这类人则不会得到面试的机会。
在更早一些的2009年，楼天城因为获得Google全球编程大赛（Google Code Jam 2009）冠军而得到过Google的面试邀请，但当时他已经做好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的计 划。
三年后，楼天城最终还是成了这些去海外工作的人中的一 员。
对于那次决定他第一份工作的面试，至今楼天城的回忆中只留下了Facebook公司对他着装的要求：“Suit yourself, not wearing a suit”。之后，在Facebook当时面积还不算很大的、像“车间”一样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马克·扎克伯格坐在整层楼最显眼的中心，在一间由四面玻璃墙组成的透明房间里工作，“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这倒是让他对那次旅途产生了一点儿“朝圣之旅”的感觉。
在楼天城看来，自己是否加入某一家特定的公司—是Google还是Facebook或其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一个idea是否够好，在未来怎么能够实现它，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至于在哪里实现，相对而言就摆在了次要的位置。他希望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在他眼里，中国和美国都有机会，“如果中国创业的机会更好我会回国 的”。
2011年年底，正式决定去东京的那家银行入职时，家乡在福州的独生女朱爽用“北京飞福州和东京飞福州的路途都是三小时，感觉并没有走多远”来缓解父母对自己将独自在国外待上多年的担忧。日本企业大多是终身聘用制，只要员工不犯大的错误或者企业没有巨额亏损，员工是不会被解雇的。不过她并不想在日本一直工作下去，现在那家银行在福建还没有任何业务，她希望能在东京总部工作几年，如果将来有一天总部要在福州开设支行，她还能回到自己的家 乡。
对三菱商事有强烈好感的武融则有在这家公司工作十年以上的打算。吸引他的还有公司海外轮值的制度安排—十年中大概一半的时间会在别的国家。他计划十年之后根据父母的身体状况等问题再做打算。
这会儿，武融要办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搬家。8月中旬他即将开始在日本的生活。原本他以为只能带些必需品，毕竟路途遥远需要各种精简。出乎他意料的是，三菱商事非常贴心地为他请了搬家公司，就连一直陪伴他的心爱的山地自行车都可以带到东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