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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和三江源的缘分，要从20多年前说起。
1982年，我还在徐州市委宣传部门工作，一次赴青海出差，让我有机会到三江源地区走了一趟。这次高原之行虽然很短暂，不过是匆匆一瞥，而且到达之地离江河源头还很远，却对我影响很大。
那时我正在摄影之路上苦苦摸索，经常陷于无所适从的困惑——到底应该拍什么？怎么拍？摄影的意义是什么？三江源地区无法穷尽的魅力，深深地震撼了我，再加上我从小生活在黄河故道旁，对黄河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下定决心，要拿出几年时间，全力拍摄黄河源，进而沿河而下，拍摄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完整历程。当时的目标很单纯，就是通过拍摄，弄清楚这条大河到底怎样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这也是我为自己的摄影之路初步定下的基调。
返回徐州不久，我向组织递交了《关于自费拍摄黄河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提出了自己的拍摄计划——用五年的时间，为母亲河留下一份相对完整的影像记录；至于行程，我粗略估算为三万里。
正式出发赶赴黄河源时的心情，至今仍然清晰。我为此行激动不已。 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得知我要去河源，特地为我题字壮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并且谆谆叮嘱我，要“拜牛为师，一步一个脚印，为母亲河写真立传”。我把题字刻在一块石头上，决定将其竖立在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
二
盛夏季节，我开着一辆旧吉普，从骄阳似火的徐州出发，一路奔波，抵达位于曲玛莱县玛多乡的黄河源头。
在玛多，高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气的变幻无常、忽冷忽热、忽晴忽雨自不必说，最让我难受的是强烈的高原反应，一向身体强壮的我，竟然头晕目眩，胸闷气短，夜不能寐，日不能食，嘴唇干裂，一说话就冒血珠子。从玛多到黄河源头，不足160公里的路程，竟然用了整整三天。
我领略到了高原的严酷环境，但也被一种全新的体验所包围。
原本在我的想象中，黄河源头应该是激流奔涌，气势磅礴，没有想到，那竟是一条条冰雪融化后的小溪流！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母亲河就像温顺的少女，一言不发地默默流淌。在日思夜想了无数次的黄河源头，我再也无法忍住内心的激动，趴在地上放声大哭
随后几年，我又费尽周折，去了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如黄河源头一样，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带给我的震撼无法言表，我能做的，只有赞美和膜拜。
从那时到现在，我先后数十次抵达三江源头，除去扎根三峡、抢拍三峡水库蓄水前的影像的七年，我基本上每年都会赶赴三江源，对三江源区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观、宗教文化、民间艺术和风俗民情等进行全方位的采访和拍摄，共计拍摄了20多万张照片。
在拍摄过程中，我切身体会到，三江源不仅是三条著名大江河的源头所在，更是中华民族赖以诞生、发展的根基，没有三江源，就没有中华民族，而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坚韧品格，在江河之源就已经显露无疑。
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拍摄时有了一种越来越急迫的感觉，因为三江源的整体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如果不能赶快拍下来，子孙后代们就无法知道，滋养了中华文明生命之根的三江源，曾经是怎样的一副面貌。至此，所谓的“艺术”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回到了摄影最基本的道路上，那就是记录。
如今，将近30年匆匆过去，看着眼前数不胜数的照片，而自己依然感觉需要继续拍下去。我不由地慨叹，当年何其轻狂，竟然如此严重低估了这项事业的艰难程度和时间跨度。而且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段夹杂着喜悦、激动也包含着太多痛苦和焦虑的历程，竟然彻彻底底改变了我的内心，使我对所谓“摄影艺术”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
拍摄三江源的最初几年，给我震撼最多的，是高原上的伟大生灵和宗教信仰的巨大力量。
在三江源，许多地方都是人类的禁区，却是无数野性生命的天堂。它们相互依偎，繁衍生息，与河流、草原、神山、圣湖和谐相处。
在这片高寒之地，生命不仅美丽，而且伟大。无论是在风雨中挺立的的野花、野草，还是在大雪中飞奔的羚羊、野牛，每一种生命都美得惊心动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为生存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磨难。
……
在三江源，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宗教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行走在高原的无数日夜，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我拍摄了很多嘛呢堆的照片。在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新寨村，有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嘛呢石堆，那里堆砌的嘛呢石多达25亿块。这些数量惊人的嘛呢石，是无数僧人、信徒在长达几百年的漫长时光里，用双手一块一块雕刻出来，再一块一块搬运到这里来的。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一切全部出于自愿，出于虔诚的信仰。
嘛呢石上刻着的，是每一个藏族同胞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哞”。你可以在嘛呢石上看见它们，可以在经幡上凝视它们，也可以在转山者的口中听见它们。
我拍摄了很多转山者的照片。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那些络绎不绝的转山者，有的一人独行，有的全家出动，冒着风雪严寒，用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一步一个长头，用身体丈量着神山的周长。他们转山，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祈福消灾，更是为了向这圣洁的神山表达无上的尊崇和敬畏。
三江源深厚的宗教氛围深深吸引了我，从1985年至今，我几乎走遍了三江源区的大小寺院，拍摄了异常丰富的宗教活动及习俗照片，和许多僧人、信徒成了很好的朋友。
……
四
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黄河源头的玛沁县，我碰到了下山采购生活用品的藏民先加。先加请我喝他随身携带的青稞酒，并邀请我去参观他的牧场。我们素昧平生，但先加的热情令我十分感动。
先加的牧场在阿尼玛卿雪山主峰玛卿岗日的脚下，海拔5800米左右，到达那里很不容易。 夏季是是牧民最繁忙的时候，他们赶着牛羊从山下逐步向山上推进，从一个山头搬到另一个山头，寻找最嫩绿的草场；8月底9月初，山上气温下降，逐渐变得寒冷，青草也变黄枯萎，他们又赶着牛羊从山上往山下转场。先加和他的祖辈们一样，就这样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游牧的生活，在雪山和草原上四处辗转。
我曾经跟着先加和他的大儿子一起去放牧，那是一个大雪天，十分寒冷。他们赶着400多只羊和100多头牦牛走在路上，羊的颜色和天地间的白色混在一起，几乎无法分辨清楚。风把雪粒摔打在人的脸上，又冷又疼。我穿得很厚，仍然冻得浑身哆嗦，但先加的穿着却和往常一样，简简单单一件藏袍，谈笑自若。不久，我的靴子里面就被灌进去的雪弄湿了，我一边艰难地行走，一边疑惑：大雪纷飞，牛羊去吃什么呢？
雪渐渐小了，先加一声唿哨，牛羊顿时停住，纷纷用嘴巴拱开积雪，地上露出的湿漉漉的青草便成了它们的美味佳肴。
先加还曾带我去看冰川。我们穿过一条冰河，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崖，钻进一个七八米高的冰洞里。向外望去，一排冰挂从上面垂下来，在洞口形成一道天然的冰帘。透过冰帘，湛蓝的天空中，除了洁白的云朵，不见一丝杂色，阳光照在冰挂上，幻化出五彩的颜色，冰凉的融水滴滴答答，在地上汇成股股细流。
先加告诉我，我所见的冰川不过是阿尼玛卿冰川微不足道的一角。那些古老的冰川，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模样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而新的冰川又在不断形成。
从冰川返回时，一个藏民与我们擦肩而过，他的神情十分肃穆，从我们旁边经过竟望也不望我们一眼。先加说，那是前往高处的冰川朝拜山神的信徒。我盯着那人的背影看了很久，直到他走出我的视线。
在先加的帐篷里，我一共住了八天，壮观美丽的阿尼玛卿、巨大的冰川、擦肩而过的信徒、风雪中的放牧、艰辛而又充满乐趣的生活，以及先加待我如兄弟般的热情，都让我永生难忘。
五
将近30年的时间，我几乎走遍了三江源的每一个地方，许多地方都不止一次抵达，但每次去，都会感觉有所不同。一切都改变了，曾经出现在我照片中的那些身影和面孔，儿童都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青年变成了壮年，而当年的壮年已成白发苍苍的老者。草原和雪山的容貌也变了，变得认不出来了。不错，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住上了更好的房子，有了电视机、摩托车甚至汽车，但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却变坏了。这种矛盾的感觉，让我的内心越来越沉重。
我曾经带着20年前拍摄的照片去寻找先加。那是2005年8月25日。在阿尼玛卿雪山玛卿岗日主峰下，我一眼认出了先加，先加却有些迟疑，但是很快，他就面露惊喜地伸出了双手。
先加依然放牧，但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他的两个儿子也已经结婚生子。我遍视四周，不见先加的妻子才保，先加说：“她背水去了”。上次来时，她背水只需走上几十米，现在却必须走两三里路，因为附近已没有可饮用的水源。
我难过得长久不语。
我拿出20年前的照片，请先加带我再去看一看。先加盯着那些照片，一边看一边叹息：“湿地没了，冰川小了，好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了……”
当年丰美的草场上，现在到处都是鼠洞。先加说：“草没了，沙多了，老鼠出来了”。在先加住宅附近，我特意数了数，一平方米内竟有26个鼠洞。迅速繁殖的鼠兔改变了草原的土壤结构，破坏了深层钙积土，继而破坏植物生长、水土保持，形成“黑土型”草地，最终加速了沙化。
玛卿岗日峰下，白水河混浊不堪，而在20年前，但凡河水漫过处，鱼儿、石头、砂砾皆清晰可见。
我把镜头移向冰川。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角度，我一眼即可看出冰川比20年前小了许多。冰川已经融化，露出了褐色的裸岩。我问先加：“将来冰川没了，你的孙子喝什么？”先加说：“别说将来，现在还不是守着水塔到远处背水喝？”
许多事物都改变了。
也有不变的——先加还是喜欢对着镜子拔胡须。20年前，我看见先加用手拔胡子，就送给他一个剃须刀。20年后，先加仍然在用手拔胡子，他说用不惯剃须刀。
先加还是用酥油将黄蜜腊、红珊瑚、绿松石粘在山石上，向神山表达着他的虔诚。
先加还是不停地告诫外地来的游人：“不要乱丢垃圾，不要弄脏圣水。圣水没了，一切生物就没了。”
……
辞别先加，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鄂陵湖与扎陵湖畔。
两湖间的一些海子已经干涸。鄂陵湖畔，我把镜头对准莫名死亡的湟鱼，欲哭无泪。而在20年前，被我收进镜头的是人们晾晒在湖边的千万条暗红色的湟鱼鱼干，以及远处碧波荡漾的湖水。
新拍出来的照片上，还增添了一种醒目的黄色，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觉得很美，但实际上那是草场沙化的证据，是“美丽的谎言”。
青海湖也是如此。20多年前我拍摄的青海湖照片，画面上的湖水一片青蓝色。如今的青海湖水，有些地方却五彩斑斓，那是成片浮在湖面上的藻类，显然水质变坏了；岸边沙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与之相应的是，近20年来，湖面的面积萎缩了一百多平方公里。
有人预测，青海湖的宿命是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我祈祷它仅仅是一个预测，永远不要变成现实。
六
20多年前，我在花石峡候车时遇到一个从外乡回家的藏民，我问他在外面最想念什么？藏民说：“雪山冰川，草原，牛羊，家人。”我又问：“难道雪山比家人还重要吗？”他说：“当然，没有雪山冰川哪来的草原？没有草原哪来的牛羊？没有牛羊哪有人？”
在三江源拍摄的日子，这句话长久地在我心头萦绕，它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三江源，也理解了三江源人与这片土地之间生死相依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一直努力在照片中表达人与家园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摄影应该负有更深层次的责任和使命，那就是忠实的记录和展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三江源、爱上三江源，为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乃至保护地球家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一个摄影师，我用前后将近30年的时间，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用相机记录了三江源的美丽与变迁。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如今我已不再年轻，但我对三江源的热爱丝毫未减，而且越发深沉。从情感上，三江源早已成为我心灵的家园。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过：“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全部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我把自己炼进了这些照片里，我觉得值了。
……
最后，我要向我的精神家园三江源深鞠一躬，感谢你怀抱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草原和每一个生存其中的生命，是你们让我的人生有了意义，我爱你们。
我和三江源的缘分，要从20多年前说起。
1982年，我还在徐州市委宣传部门工作，一次赴青海出差，让我有机会到三江源地区走了一趟。这次高原之行虽然很短暂，不过是匆匆一瞥，而且到达之地离江河源头还很远，却对我影响很大。
那时我正在摄影之路上苦苦摸索，经常陷于无所适从的困惑——到底应该拍什么？怎么拍？摄影的意义是什么？三江源地区无法穷尽的魅力，深深地震撼了我，再加上我从小生活在黄河故道旁，对黄河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下定决心，要拿出几年时间，全力拍摄黄河源，进而沿河而下，拍摄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完整历程。当时的目标很单纯，就是通过拍摄，弄清楚这条大河到底怎样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这也是我为自己的摄影之路初步定下的基调。
返回徐州不久，我向组织递交了《关于自费拍摄黄河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提出了自己的拍摄计划——用五年的时间，为母亲河留下一份相对完整的影像记录；至于行程，我粗略估算为三万里。
正式出发赶赴黄河源时的心情，至今仍然清晰。我为此行激动不已。 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得知我要去河源，特地为我题字壮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并且谆谆叮嘱我，要“拜牛为师，一步一个脚印，为母亲河写真立传”。我把题字刻在一块石头上，决定将其竖立在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
二
盛夏季节，我开着一辆旧吉普，从骄阳似火的徐州出发，一路奔波，抵达位于曲玛莱县玛多乡的黄河源头。
在玛多，高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气的变幻无常、忽冷忽热、忽晴忽雨自不必说，最让我难受的是强烈的高原反应，一向身体强壮的我，竟然头晕目眩，胸闷气短，夜不能寐，日不能食，嘴唇干裂，一说话就冒血珠子。从玛多到黄河源头，不足160公里的路程，竟然用了整整三天。
我领略到了高原的严酷环境，但也被一种全新的体验所包围。
原本在我的想象中，黄河源头应该是激流奔涌，气势磅礴，没有想到，那竟是一条条冰雪融化后的小溪流！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母亲河就像温顺的少女，一言不发地默默流淌。在日思夜想了无数次的黄河源头，我再也无法忍住内心的激动，趴在地上放声大哭
随后几年，我又费尽周折，去了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如黄河源头一样，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带给我的震撼无法言表，我能做的，只有赞美和膜拜。
从那时到现在，我先后数十次抵达三江源头，除去扎根三峡、抢拍三峡水库蓄水前的影像的七年，我基本上每年都会赶赴三江源，对三江源区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观、宗教文化、民间艺术和风俗民情等进行全方位的采访和拍摄，共计拍摄了20多万张照片。
在拍摄过程中，我切身体会到，三江源不仅是三条著名大江河的源头所在，更是中华民族赖以诞生、发展的根基，没有三江源，就没有中华民族，而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坚韧品格，在江河之源就已经显露无疑。
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拍摄时有了一种越来越急迫的感觉，因为三江源的整体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如果不能赶快拍下来，子孙后代们就无法知道，滋养了中华文明生命之根的三江源，曾经是怎样的一副面貌。至此，所谓的“艺术”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回到了摄影最基本的道路上，那就是记录。
如今，将近30年匆匆过去，看着眼前数不胜数的照片，而自己依然感觉需要继续拍下去。我不由地慨叹，当年何其轻狂，竟然如此严重低估了这项事业的艰难程度和时间跨度。而且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段夹杂着喜悦、激动也包含着太多痛苦和焦虑的历程，竟然彻彻底底改变了我的内心，使我对所谓“摄影艺术”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
拍摄三江源的最初几年，给我震撼最多的，是高原上的伟大生灵和宗教信仰的巨大力量。
在三江源，许多地方都是人类的禁区，却是无数野性生命的天堂。它们相互依偎，繁衍生息，与河流、草原、神山、圣湖和谐相处。
在这片高寒之地，生命不仅美丽，而且伟大。无论是在风雨中挺立的的野花、野草，还是在大雪中飞奔的羚羊、野牛，每一种生命都美得惊心动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为生存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磨难。
……
在三江源，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宗教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行走在高原的无数日夜，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我拍摄了很多嘛呢堆的照片。在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新寨村，有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嘛呢石堆，那里堆砌的嘛呢石多达25亿块。这些数量惊人的嘛呢石，是无数僧人、信徒在长达几百年的漫长时光里，用双手一块一块雕刻出来，再一块一块搬运到这里来的。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一切全部出于自愿，出于虔诚的信仰。
嘛呢石上刻着的，是每一个藏族同胞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哞”。你可以在嘛呢石上看见它们，可以在经幡上凝视它们，也可以在转山者的口中听见它们。
我拍摄了很多转山者的照片。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那些络绎不绝的转山者，有的一人独行，有的全家出动，冒着风雪严寒，用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一步一个长头，用身体丈量着神山的周长。他们转山，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祈福消灾，更是为了向这圣洁的神山表达无上的尊崇和敬畏。
三江源深厚的宗教氛围深深吸引了我，从1985年至今，我几乎走遍了三江源区的大小寺院，拍摄了异常丰富的宗教活动及习俗照片，和许多僧人、信徒成了很好的朋友。
……
四
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黄河源头的玛沁县，我碰到了下山采购生活用品的藏民先加。先加请我喝他随身携带的青稞酒，并邀请我去参观他的牧场。我们素昧平生，但先加的热情令我十分感动。
先加的牧场在阿尼玛卿雪山主峰玛卿岗日的脚下，海拔5800米左右，到达那里很不容易。 夏季是是牧民最繁忙的时候，他们赶着牛羊从山下逐步向山上推进，从一个山头搬到另一个山头，寻找最嫩绿的草场；8月底9月初，山上气温下降，逐渐变得寒冷，青草也变黄枯萎，他们又赶着牛羊从山上往山下转场。先加和他的祖辈们一样，就这样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游牧的生活，在雪山和草原上四处辗转。
我曾经跟着先加和他的大儿子一起去放牧，那是一个大雪天，十分寒冷。他们赶着400多只羊和100多头牦牛走在路上，羊的颜色和天地间的白色混在一起，几乎无法分辨清楚。风把雪粒摔打在人的脸上，又冷又疼。我穿得很厚，仍然冻得浑身哆嗦，但先加的穿着却和往常一样，简简单单一件藏袍，谈笑自若。不久，我的靴子里面就被灌进去的雪弄湿了，我一边艰难地行走，一边疑惑：大雪纷飞，牛羊去吃什么呢？
雪渐渐小了，先加一声唿哨，牛羊顿时停住，纷纷用嘴巴拱开积雪，地上露出的湿漉漉的青草便成了它们的美味佳肴。
先加还曾带我去看冰川。我们穿过一条冰河，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崖，钻进一个七八米高的冰洞里。向外望去，一排冰挂从上面垂下来，在洞口形成一道天然的冰帘。透过冰帘，湛蓝的天空中，除了洁白的云朵，不见一丝杂色，阳光照在冰挂上，幻化出五彩的颜色，冰凉的融水滴滴答答，在地上汇成股股细流。
先加告诉我，我所见的冰川不过是阿尼玛卿冰川微不足道的一角。那些古老的冰川，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模样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而新的冰川又在不断形成。
从冰川返回时，一个藏民与我们擦肩而过，他的神情十分肃穆，从我们旁边经过竟望也不望我们一眼。先加说，那是前往高处的冰川朝拜山神的信徒。我盯着那人的背影看了很久，直到他走出我的视线。
在先加的帐篷里，我一共住了八天，壮观美丽的阿尼玛卿、巨大的冰川、擦肩而过的信徒、风雪中的放牧、艰辛而又充满乐趣的生活，以及先加待我如兄弟般的热情，都让我永生难忘。
五
将近30年的时间，我几乎走遍了三江源的每一个地方，许多地方都不止一次抵达，但每次去，都会感觉有所不同。一切都改变了，曾经出现在我照片中的那些身影和面孔，儿童都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青年变成了壮年，而当年的壮年已成白发苍苍的老者。草原和雪山的容貌也变了，变得认不出来了。不错，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住上了更好的房子，有了电视机、摩托车甚至汽车，但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却变坏了。这种矛盾的感觉，让我的内心越来越沉重。
我曾经带着20年前拍摄的照片去寻找先加。那是2005年8月25日。在阿尼玛卿雪山玛卿岗日主峰下，我一眼认出了先加，先加却有些迟疑，但是很快，他就面露惊喜地伸出了双手。
先加依然放牧，但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他的两个儿子也已经结婚生子。我遍视四周，不见先加的妻子才保，先加说：“她背水去了”。上次来时，她背水只需走上几十米，现在却必须走两三里路，因为附近已没有可饮用的水源。
我难过得长久不语。
我拿出20年前的照片，请先加带我再去看一看。先加盯着那些照片，一边看一边叹息：“湿地没了，冰川小了，好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了……”
当年丰美的草场上，现在到处都是鼠洞。先加说：“草没了，沙多了，老鼠出来了”。在先加住宅附近，我特意数了数，一平方米内竟有26个鼠洞。迅速繁殖的鼠兔改变了草原的土壤结构，破坏了深层钙积土，继而破坏植物生长、水土保持，形成“黑土型”草地，最终加速了沙化。
玛卿岗日峰下，白水河混浊不堪，而在20年前，但凡河水漫过处，鱼儿、石头、砂砾皆清晰可见。
我把镜头移向冰川。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角度，我一眼即可看出冰川比20年前小了许多。冰川已经融化，露出了褐色的裸岩。我问先加：“将来冰川没了，你的孙子喝什么？”先加说：“别说将来，现在还不是守着水塔到远处背水喝？”
许多事物都改变了。
也有不变的——先加还是喜欢对着镜子拔胡须。20年前，我看见先加用手拔胡子，就送给他一个剃须刀。20年后，先加仍然在用手拔胡子，他说用不惯剃须刀。
先加还是用酥油将黄蜜腊、红珊瑚、绿松石粘在山石上，向神山表达着他的虔诚。
先加还是不停地告诫外地来的游人：“不要乱丢垃圾，不要弄脏圣水。圣水没了，一切生物就没了。”
……
辞别先加，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鄂陵湖与扎陵湖畔。
两湖间的一些海子已经干涸。鄂陵湖畔，我把镜头对准莫名死亡的湟鱼，欲哭无泪。而在20年前，被我收进镜头的是人们晾晒在湖边的千万条暗红色的湟鱼鱼干，以及远处碧波荡漾的湖水。
新拍出来的照片上，还增添了一种醒目的黄色，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觉得很美，但实际上那是草场沙化的证据，是“美丽的谎言”。
青海湖也是如此。20多年前我拍摄的青海湖照片，画面上的湖水一片青蓝色。如今的青海湖水，有些地方却五彩斑斓，那是成片浮在湖面上的藻类，显然水质变坏了；岸边沙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与之相应的是，近20年来，湖面的面积萎缩了一百多平方公里。
有人预测，青海湖的宿命是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我祈祷它仅仅是一个预测，永远不要变成现实。
六
20多年前，我在花石峡候车时遇到一个从外乡回家的藏民，我问他在外面最想念什么？藏民说：“雪山冰川，草原，牛羊，家人。”我又问：“难道雪山比家人还重要吗？”他说：“当然，没有雪山冰川哪来的草原？没有草原哪来的牛羊？没有牛羊哪有人？”
在三江源拍摄的日子，这句话长久地在我心头萦绕，它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三江源，也理解了三江源人与这片土地之间生死相依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一直努力在照片中表达人与家园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摄影应该负有更深层次的责任和使命，那就是忠实的记录和展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三江源、爱上三江源，为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乃至保护地球家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一个摄影师，我用前后将近30年的时间，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用相机记录了三江源的美丽与变迁。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如今我已不再年轻，但我对三江源的热爱丝毫未减，而且越发深沉。从情感上，三江源早已成为我心灵的家园。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过：“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全部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我把自己炼进了这些照片里，我觉得值了。
……
最后，我要向我的精神家园三江源深鞠一躬，感谢你怀抱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草原和每一个生存其中的生命，是你们让我的人生有了意义，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