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来到中国，这次陈哲艺有了全新的身份：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以及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身兼两职让他的看片任务比其他评委重了许多，平时没有喝咖啡习惯的陈哲艺一到现场就让助理买来一杯热美式。“我唯一喝咖啡的时候是在电影节，因为我不会让自己在看别人作品的时候睡觉，这是对创作者最基本的尊敬。哪怕他拍得很烂，但拍一部电影多辛苦，还是要睁着眼睛看完。”
　　收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邀请时，陈哲艺还困在伦敦的家里，但几乎没怎么思考，他就决定要来。而就在前几天，还处在隔离中的陈哲艺又收到了一则好消息，疫情题材短片合集《永恒风暴之年》入围了2021年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他导演、编剧的《隔爱》（The Break Away）正是其中之一。
　　“对我来说，电影挺神圣的，所以说今年虽然很辛苦，但我尽量还是想要去戛纳电影节。这是我第四次去戛纳，对我来说每次都有点像是朝圣，（在戛纳）能感受得到大家对于电影的爱，我觉得它会更加帮助到我的存在危机，会让你感受到‘电影永存’。”

“《隔爱》解决了我的存在危机”

　　刚刚“重获自由”的陈哲艺看起来有些兴奋，但实际上这趟旅程远比他出发前想象的要艰辛许多：从伦敦出发先花两小时飞到德国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机场进行抽血、查抗体、核酸检测，坐着等待八个小时，报告出炉，再从法兰克福飞十个小时才能最终到达上海。最让他烦恼的是连续24小时戴着N95口罩，因为真的太闷了。接着等待他的是14天的隔离和7天的社区观察，从出发到现在，他一共进行了12次核酸检测。但对陈哲艺来说，这仍然是一趟让他期待已久的电影节之旅，或者说，当一个人被困在家里超过一年以后，一次可以离开家的长途旅行，不管去哪里，都有着非凡的魅力。
　　这样“痛并快乐着”的心理或许和拍摄短片《隔爱》时的状态是相似的。去年年中，全球疫情狀况正胶着之时，北美发行公司NEON向陈哲艺递来了橄榄枝：他们联系了来自十几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导演，希望可以拍摄一部疫情题材的短片合集，其中包括贾法·帕纳西、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和大卫洛维等知名导演。
　　陈哲艺很快就接下了这个邀请，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几乎是他拍过最难的短片，整个拍摄过程中，他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焦虑不安之中。去年10月，在筹备和拍摄的两周里，陈哲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由于时差，他不得不在英国时间的凌晨2点到下午2点工作。不过更让他焦虑的是，《隔爱》的制作团队，除了他之外，全部都在北京。“整个过程包括看景、造型、化妆、定装、读本、casting，基本都是通过微信视频、腾讯会议那样的方式去进行，还挺有挑战性的。”
　　对导演来说，远程拍片最艰难的地方是和演员的沟通。在传统片场，导演和演员的沟通相对私密，陈哲艺有很多时间细致地雕琢演员的表演;然而到了《隔爱》的拍摄现场，他只能出现在一个iPad屏幕里，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现场的所有人听见。
　　拍摄短片的过程并不容易，但对于陈哲艺来说却像是一次救赎。疫情蔓延之后，英国开始大面积封城，当地的电影院也关闭大门，更为糟糕的是，全球的电影业都在几个月内相继停摆。尽管手上还有好几个项目正在进行中，陈哲艺却史无前例地陷入了严重的存在危机，“我担心以后观众还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吗？如果观众现在已经习惯在网络上看平台的剧和网大，我其实蛮担心的，未来是不是只有那种大片，Marvel那种好莱坞大片或者说科幻片什么的，才可以吸引到观众去电影院看。”另一方面，接近一年时间完全没有拍摄、没有作品，甚至没有怎么进行创作也让陈哲艺常常陷入“电影这一行还能干吗”的强烈自我怀疑之中。
　　《隔爱》的拍摄虽然让陈哲艺觉得煎熬又痛苦，但是拍摄的氛围却让他重新100%地投入到电影之中。尽管片子还没有最终完成、放映，陈哲艺已经能够感到它带给自己源源不断的能量。“我还蛮感激的，我真的觉得拍了这部短片拯救了我。”

每拍完一部电影，就获得一次解放

　　陈哲艺的履历在华语电影圈堪称完美：处女作《爸妈不在家》就惊艳四方，不仅拿下了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在随后的第50届台湾金马奖里，这部电影爆冷打败了蔡明亮的《郊游》、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贾樟柯的《天注定》，一举拿下了最佳剧情片，此外还获得了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新导演总共四项大奖。那年年末，他又被《综艺》杂志评为“2013年最值得关注的10位导演”之一，一时之间风头无两，颇有成为扛起华语电影未来大旗的趋势。
　　在2013年的金马奖上，李安用“清新、不做作、感人”来形容《爸妈不在家》;如果抛开这些荣誉加持，回到电影本身，让陈哲艺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会选择“敏感”。这种敏感体现在电影里，则是他作为一名男性导演，却对女性的生活有着细致而准确的观察：《爸妈不在家》里菲佣泰莉脸上永远带着不悲不喜的哀愁、《热带雨》中阿玲为了怀孕、一个人去医院做人工受卵。通过他的电影，观众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一个普通的新加坡女人是如何生活的。
　　对于陈哲艺而言，这种观察是创作者的本能。生活在伦敦期间，陈哲艺常常一个人骑着单车出门转悠，或者坐上一辆公交车，一边观察身边人的相貌、穿着，一边偷听他们的谈话，甚至还会从口音、打扮去猜测他们的阶层与生活背景。
　　“我不会写下来，但是它一定会记到这里，”陈哲艺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所以他说的那句话可能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剧本里。”不过到了上海之后，陈哲艺发现“偷听”变得有些困难，因为他对上海话几乎一窍不通。“我的印象是上海人还挺会吵架的，在街上常会听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语言方面听起来像吵架，或者可能她的本性就是爱吵架，但是我常常会看到上海妇女吵架。” 　　陈哲艺的电影往往脱胎于自己的过往经历和生活观察，也正因此，它們总是充满着私人情感与个人趣味：关于家庭、关于华人、关于汉语、关于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如何成为亲人。谈到为何会不停地拍摄家庭片时，陈哲艺提到，作为一个成长于华人家庭的年轻人，“家庭”几乎是根植于自己DNA里的东西;而去英国留学、生活的时间，则让他对这一切有了更为客观、深刻的观察。
　　“我觉得我这辈子每一部电影都会是家庭片，永远都是以小见大。很多人可能想要拍很大的背景，但是你看不到他的内心，你看不到更深的地方。其实有时候你从一个人、一对父母或者说一个家庭出发，你可能看到是更多层面的。我觉得我通常都是以个人（出发），然后把这个角色，还有所有他周围的家人、关系全部想清楚，还有他外在的同事、工作、学校。如果你把一层一层的关系都搞清楚，那你拍的不单单是一个个人或家庭，其实你拍的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长时间在内心深处和角色相处是陈哲艺“想清楚”这一切的方法，从《爸妈不在家》到《热带雨》，陈哲艺的两部电影之间的间隔时间长达六年。这六年里，陈哲艺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阿玲这个人物之中，和她朝夕相处，清楚地了解她的每个气息、每个痛楚、每个失落、每个喜悦。到了拍摄现场，陈哲艺同样是自信的，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人会比自己更了解阿玲这个角色。他有时觉得，自己戴上一顶假发，就能立刻去演阿玲这个角色。
　　“我直接跟我的女主角杨雁雁说，虽然你是一个女人，但是你不要觉得比我更加懂阿玲这个角色。因为我跟她混了三年，每场戏里面的节拍、情绪、波动、停顿、呼吸，我都很清楚。”
　　因此，拍摄电影对于陈哲艺来说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释放。和演员拍摄结束之后仍然容易沉浸在人物的悲喜中不同，陈哲艺拍电影的过程是往外丢东西的过程。“全部丢出来之后就是拍完那一天”。
　　“我每次拍一部片子，就一直在摸索，我完全摸清楚了之后，就是他（人物）成型的时候，那他就离开我了，我就获得解放了。”

一个不懂得如何处理失败的人

　　和大部分的导演相比，陈哲艺的职业道路显得格外顺利：从短片开始就受到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关注，处女作《爸妈不在家》一炮而红、拿遍各大奖项。但陈哲艺拍电影的压力却并不来自于这些外界的荣誉，而是自己对于电影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电影挺折腾的，因为你拍了一部电影，不是说你拍完就算了。它不像广告，广告拍了之后可能三个月过后大家都忘了，可能也没有人再去把它挖出来看。但电影，你拍了之后在电影院就放映，出DVD，电视上，平台上面都有。有时候我坐飞机，然后突然（发现屏幕上在播放的电影是），OMG，《爸妈不在家》！你需要去面对你这些作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挺恐怖的。”
　　随着拍摄经验越来越多，陈哲艺对于镜头语言的掌控也变得越来越精准，但很多时候，他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拍摄《热带雨》的过程中，陈哲艺就因为有一场戏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而崩溃大哭。当时已经临近拍摄尾声，陈哲艺希望这场戏能够表现出女主角“很久以后回到家，第一次见到妈妈”的感觉，但一直拍十条也没有捕捉到能够触动到他的情感，超时的焦虑和拍摄的挫败混合在一起，让他在片场情绪崩溃。
　　“拍不到让我感动的东西，就让我挺挫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情绪就来了，就开始哭。我的副导吓死了，支开所有的工作人员去拿纸巾给我。我就说如果拍对的话，它是多动人的一场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做导演很享受，我觉得好痛，真的。”

　　尽管获得过很多荣誉，但陈哲艺觉得自己“并不care”，拍电影过程中唯一糟糕的事情就是对不起自己。“我觉得自己从小都比较不懂得处理失败这一件事情。”
　　谈到未来的安排，陈哲艺最近有了想要搬来上海生活一段时间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他未来计划在中国拍摄一部电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有机会学好中文。“我不能接受我的小孩不会讲中文这件事，这个是让你connect你的根的方式。失去自己的母语有点像断根，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就有点像幽灵。”
　　当然，或许这个还没有成型的决定里还有导演的一个私心：搬来上海就能每天吃到他钟爱的小笼包了。不过，陈哲艺今天显然没办法实现“吃小笼包”这个小心愿了，三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出现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今天吃不了了，走红毯要保持身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