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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路当然不在南京，正如苏州河不会流淌于苏州。
　　在中国各地，以“南京路”命名的道路很多，最著名的南京路在上海，从外滩开始，经人民广场，到静安寺结束，绵延十余里。像上海这一艘轮船的船舷，它充满深入东海与人海的欲望和力量——上海，雅称“海上”。
　　上海的简称“沪”“申”，分别源于一种渔具、一个古人。
　　“沪”，竹编，口小腹大，鱼群在涨潮时冲入沪口，落潮时留于沪腹——当下上海也是一种放大了的渔具，用钢筋、玻璃、爵士乐、灯火、金融、时尚、梦想、欲望等等材料编结而成，捕捉新时代浪潮中的鲜活利益。
　　“申”，即战国时代“门客三千”的春申君黄歇。是他重建苏州城，疏通黄浦江。明清时期，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南方经济发动机的核心。名士云集，才子辈出。贯穿上海的快速交通网，有意设计成为“申”字格局。当我开车在“申”字上奔跑，就有笔尖移动的快感——申，也是申述、申辩。
　　南京路是“沪”“申”这两个简称内的重要一笔。
　　二十年前自内陆移居上海，我对这座混血之城的认识，始于道路与风物，形成经验和幻象——
　　鸳鸯蝴蝶与风花雪月之间的张恨水，沉香袅袅与电梯轧轧之间的张爱玲，黑夜与黑社会之间的杜月笙，呐喊与彷徨之间的鲁迅，诗歌与子弹之间的柔石，烈士肝胆与美人颜色之间的郁达夫，桃花与鲜血之间的龙华，英法德意日等等外语与汉语之间的租界，《何日君再来》与《义勇军进行曲》之间的霞飞路亦即淮海路，三流电影演员与红都女皇之间的蓝苹亦即江青，蓝领与白领之间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牛叫与熊叹之间此起彼伏的上海股市，陆家嘴与外滩之间的一江灯火，豫园与城隍庙之间的导游旗帜，老虎灶与衡山路酒吧之间的饮者、咏叹者，石库门与新天地之间的旧事前情……
　　这一切，似乎都以南京路作为動机、脚注、伏笔、旁白、引文。
　　在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新经济学中，南京路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篇章。
　　如果以中国作文方法中的“凤头”“猪肚”“豹尾”之说衡量南京路，同样贴切：凤头是外滩的妩媚（江水、灯火、西式建筑群形成的起伏不定的天际线、和平饭店……），猪肚是人民广场的丰富（第一百货、新世界百货、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美术馆、大剧院、地铁站、人民公园……），豹尾是静安寺的力量（寺内有高僧说法，作狮子吼，棒喝，醒世;寺前两头石狮蹲伏，感觉自己尾巴中的力量不输于豹子的臀部——它们隐约看见一头豹子，在静安公园内的池塘边饮水，并向自己致意……）。
　　当然，它更像一行长诗，逶迤无尽的词语与语调，横贯这座城市的腹部——又像是剖腹产手术留下的一条刀痕，在痛苦中，生育无限的活力、魅力、生命力——
　　走在这条长路上，我充满错别字被删去的危机感，又充满新生命的惊喜与狂想。
　　2
　　南京路初名“大马路”——大马们载着洋人（金融家、水手、租界官员、记者、牙医、工厂主、游客……）从外滩奔向静安寺的一条用煤渣铺出的道路。路旁植物繁茂，鸟鸣蛙叫。赛马者欢腾耸动于马背，看四野空旷，看那戴着瓜皮帽、留着长辫子的晚清臣民在欢呼。
　　一八六二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托，受二十年前扬子江上“康华丽”号英国军舰内签订的《南京条约》启发，将大马路改名为“南京路”——从《南京条约》出发，一条强势西方长驱直入懦弱晚清的道路，穿城而过。
　　南京路日渐成为黄金地段。犹太商人哈同看出其中商机，主动向工部局申请自费改造南京路，获准后，斥巨资将煤渣路面更新为铁藜木路面。哈同沿路所购地块迅猛升值，吸引冒险家们纷纷租地、造房、开店。早期沿街建筑，多为瓦屋顶或瓦楞白铁顶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店堂、仓库、宿舍混合为一。之后，逐步升级。
　　南京路上，奔跑着日本风格的黄包车、马车——阿拉伯种的马匹，像踔厉风发的武士，着锦毯，戴小笠。最早的马车，以铁皮包裹木轮，后采用橡皮轮胎，舒适度提升。马车车厢冬天封闭，春、夏、秋则敞篷，载着洋人、中国士绅及其亲属、妓女，去西郊踏春避暑、悲秋观雪。但洋人马车要走在中国人的马车前边，像总经理要走在部门经理前边一样，这是租界地区的交通法规，华人若违规超车则被罚款责骂。连马车夫的服装，也须模仿清朝官员的缨帽箭衣，以尽嘲谑、游戏之乐，促成上海滩时尚一景。
　　一九一年，丹麦籍医生柏克驾驶上海市第一辆汽车，在南京路上一掠而过，消失于烟尘尽头。上海巨富周湘云羡慕，让自己的马车夫练习驾驶汽车，练习用汽油而不是青草来燃烧出奔驰的力量。他购买了上海华人自己的第一辆汽车，花大价钱买了“No.1”的第一号车牌。哈同向英国定购的汽车迟到半月，从工部局领取的汽车牌照只能是“No.2”。他感到自己的身份与“No.1”才相称，派人去与周湘云谈判高价购买“No.1”，未果。遂让流氓在上海滩宣扬：“见到‘No.1’的汽车就砸了它！”于是，在上海，只能见到“No.2”“No.3”之类的汽车一掠而过。“No.1”汽车停在车库里，胆怯地生锈。周湘云偶尔爬进去坐两分钟，叹口气，再让那个已经恢复成马车夫身份的汽车司机搀扶着爬出来，在客厅中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提振在上海滩上继续奋斗的信心。
　　一九八年，哈同经营的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出现在南京路。有轨电车的轨道，在太阳照耀下闪烁幽光，像两条长蛇平行游动。周湘云拒绝去坐电车看风景。直到三十年代，周湘云的汽车终于开始奔驰，掠过哈同花园（哈同送给他情人的花园），消解多年怨愤——在南京路两侧拥有众多地产、深刻影响南京路以及周围地域风貌的哈同，死了。这个一八七三年来上海，家族籍贯中包含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印度等等地名，来历混沌但终点鲜明的犹太混血者，从沙逊洋行仓库的守门人做起，冒险复冒险，成为南京路上的传奇人物。
　　让一个人腾达或堕落、梦想与绝望，就让他去南京路、去上海。
　　3
　　紧邻外滩的南京路口有两幢大楼双峰并峙，共称为“和平饭店”。其中，南楼建于一九六年，时称“汇中饭店”。北楼建于一九二九年，原名“华懋饭店”。南北楼高达百米，外墙采用花岗岩石块砌成，街上行人仰望楼顶如同身处峡谷，自卑感油然而生。 　　“这么高的房子给谁住啊？”一人问，另一人鄙夷之：“看来你确实屁都不知——是给黄浦江涨潮时没地方住的人准备的！”这三十年代《申报》一幅漫画中的对话。华懋饭店的所有者、上海滩首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留下腿疾的英籍犹太人沙逊，读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大笑不止。
　　项美丽等等外籍记者，在这里下榻、交流信息，为《时代周刊》《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等等媒体写稿，语调充满新奇和嘲谑，比如，“全上海的流氓都在华懋饭店大堂里晃荡”。饭店顶层，唯一带有大阳台、面朝黄浦江的房间，是沙逊的卧室与工作间。从这个角度俯瞰黄浦江与外滩，沙逊拍下众多照片，感觉自己像一只凌风振翼的水鸟，比跛足而行愉快。美国人马歇尔将军在饭店眺望外滩、俯瞰上海，成就感、统治欲也相当泛滥。蒋中正、宋美龄在此举行订婚典礼。五十年代，毛泽东在此会见上海影星。
　　和平饭店旁边街头，有一个悬挂着“上海最早的灯柱”纪念标志的铁质灯柱。中国最早的煤气路灯、电灯、霓虹灯，这些划时代的光源，在晚清次第出现于南京路，使上海摆脱渔村姑娘的素朴，呈现出摩登女郎的妖艳。
　　光，是重要的。《申报》中的报道表明：电灯普遍出现，大幅度降低上海街头的犯罪率。光，帮助人类改变世界观。法国印象主义画派就源于电灯的诞生，莫奈等吸取科学家对光学的研究成果，在画布上表达出光线对周围环境的新反映。上海月份牌中的美人面部，由画家们皴擦出柔光，同样受电灯的启发。
　　当下，新时代上海姑娘尝试用面膜、整容手术激发出身体内部的光芒，使男人们盲目、心动、献上爱情和钱包。光线，依靠阴影的暗示而存在，像姑娘们懂得用化妆术强化眼部夜色来焕发明媚。
　　南京路积聚了多少上海的阴影和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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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在南京路上比鄰而立。含有旅馆、娱乐中心、扶手电梯、屋顶花园、与街道连接的骑楼式廊道。
　　中国商业史在这里初次建立了商品定价制度，抛弃讨价还价的古老传统。妇女们开始剪短发、站柜台、领月薪。乐队在阳台上演奏、广告。永安公司出现一个销售自来水钢笔的“康克玲皇后”谈雪卿。她装扮时尚，姿态柔美，服务热情，青年学子与秃顶商人麇集于柜台前，饱览风采。某一暗恋她的男子，家里买了一抽屉的“康克玲”牌自来水笔。谈雪卿后来未婚生一女儿，托付给章士钊作为养女，从而有了七十年代的外交家章含之。章含之用“英雄”牌钢笔，帮助丈夫乔冠华翻译演讲稿。今天，顶级超市梅陇镇广场、恒隆广场、中信泰富广场，在南京路西端三足鼎立，不卖钢笔，遍地英雄。
　　上海第一个华人资本背景的超市先施公司，建立者是广东人马应彪。一九一四年筹建选址之前，马应彪和他弟弟站在南京路南北两侧，每人上衣口袋中放一把豆子，走过一个行人，就拿一粒豆子放入裤子中的口袋。连续数天，从早晨到黄昏，两兄弟依据各自裤子口袋中豆子的数量，计算出南京路南北两侧平均每日人流量的差异，最终确定：在南京路北侧奠基先施公司，并把楼层加高，超越旁边正在建设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一九一七年开张。
　　中国商人的面孔在二十年代以后，密集活跃于南京路。“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建立，试图以商业规则重构南京路、上海甚至中国生活的新秩序。一九二三年，北京政变，军阀曹锟把总统黎元洪赶下政治舞台，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通电全国：“民国犹一公司，国民犹之众股东。京内外凡百执政，总分公司中之职员耳。今各职员横行无忌，居股东地位者，断无任其败坏破裂，置公司血本于不问之理。”这就是中国近代政治学著名的“南京路原则”——用商人眼光、南京路商人眼帘中透出的新光芒，打量茫茫九派穿流而过的旧中国。
　　中国早期密集出现的电话线，像蜘蛛网细腻分割着南京路上空的云朵和雨滴。货币像蜘蛛一样吐丝，商店之间，商店与资本家私宅之间，商店与外滩码头仓库之间，商店与报社之间，商店与银行之间，商店与夜总会之间由电话线联系起来。“电话”一词最初音译为“德律风”。以妖娆资本为盎然春意，摇柄式电话机或壁挂式电话机，在南京路两侧昆虫般繁殖，将英语、法语、日语、汉语不同腔调的市场资讯或流言蜚语，花粉般飞散上海滩——当然，南京路主要流通汉语和英语。这一条被美国商人恍惚以为“回到纽约”的大街，建筑物高大。
　　与南京路平行的霞飞路，现名“淮海路”，路两侧一概是低矮平和的法式别墅，种满法国梧桐，早年法国商人们往往聚集在那一带，喝咖啡、跳舞、读巴尔扎克。思念塞纳河了，就起身去黄浦江边看一看——
　　“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这是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首句，充满了诗性的美感与力量。其他译本中的这一句，都平庸无奇。或许因为傅雷是一个在黄浦江涛声中出生、死去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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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无数势利眼下立脚跟、钻门路、撑市面，第一靠穿着装扮。上海男女从来不发觉人生如梦，却认知人生如戏。”作家木心如是说。服装就是戏服，上海滩就是戏台，演好了风生水起，演砸了末路穷途。
　　南京路早期的西装店，往往由旗袍店改建而成。如清末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店主王财荣，曾任南京路商会会长。孙中山从日本回国路经上海，带回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店主以此为基样，改造、设计出一件中国人的现代服装：领子改成直翻领，胸、腹前各做两大两小有袋盖的四只贴袋，两只小贴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样式，称为笔架盖，意指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王财荣将这一款式做成样后，经孙先生一穿，果然美观，遂风行全国。服装设计师孙中山，创造了“中山装”。穿上中山装，就是一种政治表态，就要演一台共和与革命的大戏。
　　西装店之外，一九二七年，南京路上出现了中国第一家女子时装公司——上海名媛陆小曼、唐瑛创办的“云裳服装公司”。所谓名媛，须出身名门、容貌姣好。“南唐（唐瑛，北洋政府熊希龄的侄媳妇）北陆（陆小曼，徐志摩夫人）”，是民国时代一南一北两个代表性名媛。云想衣裳花想容，两个美人创办的时装品牌，风靡上海滩。“去云裳买衣服”，成为上流社会女子们茶余饭后交流话题之一。 　　通俗小说家周瘦鹃，是云裳服装公司股东之一，常常在报刊上为这一品牌写软文。不知道云裳有没有作家木心所赞美的蓝布旗袍——“蓝布旗袍天然的母亲感、姊妹感，是当年洋场尘焰中唯一的慈凉襟怀——近恶的浮华终于过去了，近善的粹华也过去了”。
　　服装之外，民国以来各个时代崇尚的事物还有皮草、珍珠、香水……
　　张爱玲小说、李安电影《色·戒》中的部分情节，就发生在南京路西端的绿屋、第一西伯利亚皮草行等等时尚店内。“色，是我们的野心、情感、一切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李安这样解释一个上海学生王佳珍在南京路上色诱汉奸易先生的三十年代故事。但易先生是不去看电影的。易先生怕黑，怕黑暗中的眼睛和呐喊。
　　《色·戒》电影海报上，李安在“色”与“戒”之间加上了一条分隔线“I”。他觉得，张爱玲的原意“应该只是区分;它原来应该是一个句点，出版商却给它打了一个逗点;应该按照她的意愿做一个区隔。我觉得，海报上的这条分割线“I”像南京路——左边的色，右边的戒。两者之间，无数前人今人，走在这条由资本、富贵、华美、色相、小丑、烈士等等纷纭内涵组成的大路上，左顾右盼，彷徨、纠结、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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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早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如今依然矗立在南京路中间“猪肚”的位置。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欧美电影到中国电影，大光明电影院让南京路上的商人、学徒、游荡者、情人、恶棍、政治家、仆从，有了展示一致、消除差异的时间和空间。
　　市民们喜欢美国电影“大团圆”式结局，进电影院前就准备好了瓜子、泪水和笑声。欧洲电影“正不压邪”的情节走向遭受冷落，上座率不高。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施蛰存、刘呐欧，也是大光明电影院的常客。他们甚至安排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到大光明電影院来消遣、颓废或抒情。不同于好莱坞电影“一女两男”的纷争模式，上海作家的言情小说，三角恋往往发生在“一男两女”之间，在南京路上某座商场和两个后花园之间……
　　大光明电影院旁边有着最幽深的弄堂，比如盆汤弄、五福弄、石潭弄——像河流两侧必须拥有许多熙熙攘攘的支流，树干周围必然密集着繁花嫩叶的枝条。弄堂，比那些垂直于南京路的河南路、四川路、黄河路、山东路、福建路、江宁路、常德路……细微，短促，也就烟火气息浓重，适宜发生一些微妙的事情。弄堂两侧店铺里的年轻男女，一抬头，隔着路人和细雨，也可以交流目光和心跳。
　　弄堂两侧的公寓里，住着革命者、隐士、花花公子、破落贵族、文人，比如，就职于金城银行的“九叶派”诗人辛笛。楼下停着他的小汽车，家中雇有淮扬菜厨师，尤其是扬州汤包，给作家李健吾的味觉造成深刻眷恋。上海沦陷时期，郑振铎为国家秘密收购的一部分珍本书籍，就藏在辛笛家的天花板上。“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 / 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 /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 / 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 / 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 / 都是病，不是风景！”在南京路旁一盏台灯下，辛笛写下这些悲怆名句。
　　香粉弄也是著名的，像柳永写下的一行香艳宋词。一八六六年的英租界地图，就标志有香粉弄。直到民国，香粉弄依然充满各类香粉作坊和艳丽女子。民谣曰：“美人一身香，穷汉半年粮。”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他人之口，也对扬州的“戴春林香粉”屡屡赞美。杭州的老字号香粉品牌，是“孔凤春”。慈禧太后喜欢用的鹅蛋粉，则来自上海的“妙香室”。
　　我读到过一则三十年代小报上关于“妙香室”的商品广告：“本号创设上海将有百载，精制各种香粉化妆品，特聘技师以化学方法提取百花之精华，久用此粉涂面能销斑美容，敷饰胸口胳膊则光滑如玉，异香扑鼻寒暑皆宜。”言辞动人心弦。
　　如今，香粉弄与上海其他弄堂，景象已无区别。香粉铺早已消失，代之以小餐馆、旅馆、鲜花店、烟杂店、旅行社，人烟浩荡。这一弄堂的路标仍然存在，供南京路上的游人驻足端详，走神两秒钟，短暂脱离现实的寡淡和重负。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美人王琦瑶，似乎就是这香粉弄里的人物——在新中国的列宁装、劳动服海洋里，坚持穿一件素色旗袍，走出去几步就是南京路和外滩的华丽，回头、回过神来，依旧陷入这弄堂里的暧昧与纷乱、景色与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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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堂深处藏豪门。
　　豪门是寒门的反义词。门面堂皇，门庭若市，存门户之见，有门徒如云，但最终门可罗雀，这就是豪门的那一扇门的“小传”。
　　南京路上的斜桥弄，本来是一条曲折小溪，后淤积、填平成为吴江路，但保持了小溪的逶迤状。五十年代以后，这里是菜市街，鱼腥气与青菜上的露水，招待那些门扉中豪气与寒意已经没有区分的市民。而今，这里又变成一条美食街——火锅上斜放的一双筷子，是纪念早年流水上斜陈的一座小桥？
　　从晚清，到民国，此地曾经云集三大豪门：盛宣怀、李凤章和邵友濂各自的公馆。
　　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洋务派中，盛宣怀是李鸿章信任的干将与先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第一家银行、第一家钢铁企业等等，以“官督商办”政策为掩护，形成亦官亦商的复杂面目，纵横牟利于官场商场。一九九年，盛宣怀以“挽救轮船招商局”为名，将其由官办改为商办，并亲任董事局主席，财力、势力之浩大难以想象。先后拥有七房妻妾，生育八子八女。子女又与其他豪门联姻繁衍，开枝散叶。
　　盛宣怀一九一六年四月去世，送葬队伍从斜桥弄一直延展到外滩，盛况空前，也终究盛极必衰。比如，四子盛恩颐，挥霍无度，最终潦倒而死于苏州留园的门房间——那里，也曾是盛家资产。
　　李凤章是李鸿章的五弟，李氏家族中资产最富裕之人，子孙却迷上京昆与管弦，名角言菊朋、荀慧生常常来府上走动指教，尤其是孙子李家载进入新中国后，从工厂到上海京剧院，从潦倒公子哥到言派名角，全赖于贺龙的赞赏与照应，终究摆脱了李氏家族的政治阴影，为来上海视察的毛泽东、邓小平等在宾馆里表演清唱。“叫寡人怎舍得你这开国的元勋，你我是布衣君臣啊……”《上天台》中汉光武帝刘秀的这一句唱腔，也会使新一代的领袖与百姓，心潮难平。 　　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长子娶了李凤章女儿，次子娶了盛宣怀女儿，门当户对。民国时代著名出版人、诗人邵洵美，即为邵友濂之孙、盛宣怀之外孙，娶了盛宣怀孙女盛佩玉为妻，却又遇到美国女记者项美丽，节外生枝，群莺乱飞——那一道早已消失的斜桥，也像斜搁于砚台上的一支狼毫或羊毫，涂抹勾勒出一卷上海传奇。
　　不论寒门与豪门，都有各自的苦、辣、酸、甜、臭、麻、咸——众多餐馆纷然杂陈于南京路：丰泽楼、七重天、新元素、小杨生煎、新雅粤菜馆、六月半、艾美轩、西域新娘、沈大成、苏浙汇、淡淡的忧伤、云庐、上海人家、翠园、广东道……时代焕然一新，口感依旧，如同喜、怒、哀、乐、悲、恐、惊依旧。
　　功德林位于民国跑马场，亦即今天的人民公园旁边，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素菜馆。门口总有排队等座的人。一九三三年，一个中午，宋庆龄宅邸内一方餐桌旁围坐如下人物：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一九六年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与诗人、民国时代出版人邵洵美，被关押于提篮桥监狱同一囚室，邵洵美请贾植芳将来为他做说明——宋宅内那一次聚会，菜单是邵洵美在功德林订的素餐，餐费也是他支付的，共计四十六块银元，但新闻报道中却没有其名字。
　　作为鲁迅文章《拿来主义》中被讽刺的那一个“穷青年”，邵洵美曾经在全中国的语文课本上被师生指点、分析、嘲谑。其委屈抑郁之情状，我可以想象。邵洵美认为，鲁迅如果活得久一点会改变看法——抗战时期，他出版、散发过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是爱国者，但鲁迅一九三六年去世，看不到一个后辈的剧变。
　　邵洵美期冀以贾植芳之口，证实自己是能够与鲁迅一起吃饭的人。但学界对邵洵美是否参加过这次午聚并付费，午餐是否来自功德林，存争议。可见，与谁吃饭，吃什么饭，是大问题，也不是什么问题——綺筵终有人散时，酒剩残卮一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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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胡适、林语堂、邵洵美等常常去四马路、豫园一带的笔庄、画铺、宣纸店走动，选捡，购置。画商云集。月份牌画家也流连四顾，暗自观摩竞争对手的新作，琢磨关于酥胸玉臂的独家特殊绘技，秘而不宣，笑而不谈。
　　更早一些时候，自苏州桃花坞来沪躲避太平天国战乱的画家们，把桃花坞年画移植成为旧校场年画，在旧校场路一带开设众多画铺，产生《麒麟送子》《四马路洋场胜景图》《竹林七贤》等等佳作，发表在《点石斋画报》，或进入百姓家点缀生活。
　　只有南京路上的朵云轩，名动天下。开张于一九年，与北京城的荣宝斋齐名南北，近悦远来。朵云，即书信，典出于五代韦陟——其写信落款处的字迹，酷似几朵白云。
　　从自制印笺、扇子开始，渐渐扩展到艺术品收藏、拍卖、复制等等领域，一百年过去了，朵云轩这一座老店始终屹立南京路，迎送一代代的文人、商人、艺人、情人——在手写情书的年代，去朵云轩选择合适的信笺，是重要的事情。当下，微信、邮件中的情话可随时删除、否认，一对男女像从没有爱过，可以毫无痕迹的分手，这是徐志摩、郁达夫这些著名情种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朵云轩后院，有一个木板水印工作间。我随一位朋友进入观察。一幅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约需十余匠人用十年光阴才完成模板，而后批量印出的作品，与原作毫厘不差、难辨真伪。那一天，我见几位长者和女子，埋头在台灯下绘制或镂刻，仿佛并未身处南京路、上海，而是“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像昆曲中的男女。无数朵白云组成天花板，饱含雨意和远方消息。
　　二十年代以后，南京路上出现众多照相馆，让擅长人物写真的画家们嫉妒、郁闷、不安。
　　克里米亚犹太青年沈石蒂，为躲避十月革命风暴来到上海。他最初在一家照相馆门口擦皮鞋，后来进入照相馆当学徒。一九二七年，独自在南京路上开设“上海美术照相馆”，雇有三十多名照相师。顾客盈门。宋美龄、宋子文、周璇、胡蝶……达官显贵、英美外交官、富商、江湖英雄、影星、名妓、学生、教授、少女……这些著名或者无名的民国人物，一一进入沈石蒂的照相机，在相纸上手工晕染出的光辉里获得永恒。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国成立，大批犹太人离开上海，沈石蒂却因爱上大学生南希而滞留。一九五五年，照相馆转卖给中国人，他独自乘船去了以色列。南希后来的故事，我不知道了。看到过南希一张照片：一个清新的女子，站在开满玉兰的大树下。应该是沈石蒂拍摄的吧。
　　王开照相馆同样著名。《色·戒》中女主人的原型、色诱汉奸最终牺牲的中统特工郑苹如，有一幅登上《良友》杂志封面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不少电影导演也常来王开照相馆翻阅照片、寻觅新人。一座城市的美艳与诱惑力，隐藏在多少画卷、影集、银幕里？“文革”期间，有若干北京神秘客来到南京路，把王开照相馆内收藏的三十年代影星蓝苹的照片及底片，全部收缴销毁，灰烬如夜色。
　　南京路上的灯杆彻夜明亮，是在努力打捞上海的真相与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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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琪大戏院——南京路上唯一的戏院，位于江宁路口。原址曾经是大华饭店，蒋中正、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一个著名婚礼也没能维护住一个饭店的存在感，证明：想象力、钢材、水泥的力量，胜过手枪与权柄——建筑师范文照匠心独运，在一九四一年设计建造出的这一戏院，成为当下的历史保护建筑。无数明星以进入其中登台亮相为荣。
　　抗战期间蓄须八年的梅兰芳，光复后，欲重登舞台，请来京胡琴师帮助他吊嗓子，却发现音高已经拔不上去了。梅兰芳急得搓手。如果慢慢恢复唱功、长久不复出，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友人俞振飞见状，灵机一动，建议梅兰芳先以昆曲复出，其余再从长计议。梅兰芳眼睛一亮：对呀，昆曲低柔。俞振飞遂拿出笛子伴奏。思南路上的梅家庭院，有笛音与声腔如风似水、洽和为一。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次年一月七日，梅兰芳和俞振飞日日联袂登台，演出《断桥》《思凡》《牡丹亭》等剧目，满城热议、争睹、传诵：“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行来春色三分雨，睡去巫山一片云”“她临去秋波那一转，铁石人，情意牵”“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 　　我只能热爱当代春色，从南京路上的一个铁石人，进入戏院，就能突变为情意牵连的英俊小生？
　　二一八年初，在美琪大戏院观看根据金宇澄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繁花》。结尾处，舞台上传来《新鸳鸯蝴蝶梦》的歌声：“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但与谁同眠才能得到温柔？这是一个著名戏院也解决不了的古老问题，只能在戏院外百计思量，追寻各自的欢乐与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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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乐斯舞厅与百乐门舞厅，分别位于南京路的中段与末端。
　　跛脚的沙逊在百乐门舞厅受到舞女冷遇，就在上海跑马场（今人民公园）旁，建造属于自己的仙乐斯舞厅。这一舞厅今已消失，原地矗立起仙乐斯广场。百乐门舞厅依旧存在于南京路西端静安寺旁。“狮子吼”与舞曲交响，使上海在身体的活泼与精神的悠远之间，保持平衡。
　　一九三二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银建成的百乐门，被称为“东方第一乐府”，共三层。底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托起，跳舞时产生晃动感以支持舞者脚步、臀部、胸部、脑部的快感。可供千人同时跳舞。大舞池周围分割出若干小舞池，供萍水相逢的男女们浮萍流水一般习舞或幽会。红衣舞女月收入可高达三千元至六千元，是乐队演奏员的十倍以上。三楼设置旅馆，以舞蹈为前戏的男女，可以在此达到高潮、完成交易。舞厅顶层装有巨大圆筒形玻璃钢塔，服务生在塔中守望，看到舞客准备离场，就打出相应的汽车牌号，车夫从远处看见，就将主人的汽车开到舞厅门口迎接。
　　这样的空间滋生艳事与传奇，顺理成章。太平洋战争期间，一舞女因拒绝为日本人伴舞，被枪杀于舞厅。一九五四年，百乐门改名为“红都戏院”“红都电影院”，附属建筑改建为商场。八十年代后恢复原名，萨克斯乐队演奏怀旧风格的老上海舞曲，红衣舞女们的身影迟迟没有再现。
　　身着橙黄袈裟的僧人在静安寺念经。克服身边百乐门的诱惑，是一门最基础的功课。静安寺，始建于三国孙吴赤乌年间。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商贾云集，游人如织，逐渐形成庙市——由寺庙而引发的市场经济。从古代的幽静乡郊出发，静安寺一动不动，就迈进新时代的闹市繁华。寺钟依稀，供喧嚣骚动的街头人群偶尔听见，放慢一下步幅，调整一次心率。
　　一头抽象的豹子，看见两头石狮在守卫寺门内的安静，就放心地消失在静安公园内的莲花与池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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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作文方法，探究南京路这篇文章，恍惚间，就感觉南京路的谜底，似乎是一头由凤凰、猪、豹子混血而成的妩媚、复杂、有力的奇兽。它独特，所以无敌。它吞咽并消化一切极端、异类，以及各种概念所难以除尽的人性中的余数，从漫长的自身、自我，蒸腾生发出新一轮的妩媚、复杂和力量。
　　一代代游客、过客、顾客、漫游者、浪游者，是南京路的组成部分。在商品、商人、商讯构成的景观面前，他们的心境大致相似：亢奋而倦怠，茫然而坚定，朝着似是而非的方向，闪现，而后消失。南京路常读常新。
　　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本雅明描述了巴黎“休闲逛街者”的形态与心态，就仿佛是在审视南京路上的我和周围无名者——“独自一人的时候就感到不自在”，需要“将自己隐藏在人群中”，而“人群是抒情诗的一个新主题”，像诗人波德莱尔憎恨布鲁塞尔的街道冷清且没有橱窗一样，“喜欢孤独，但喜欢的是人群中的孤独”……
　　本雅明、波德莱尔以及喜欢在热闹街道旁边旅馆里临窗写作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如果来到上海，看灯光、阳光、雨水，在大厦与石头街廊之间换算、互译出价值和艳丽;人群中交臂而过的美妇人，眼含秋波，身藏桃子;黄浦江上的汽笛，惊醒外滩钟楼……他们，也会爱上南京路这条妩媚、复杂、有力的街道。
　　我爱这条大街，这一混血之作。在它的某个细部，二十年代的弹痕、三十年代的烟草广告、七十年代的毛主席语录痕迹和向日葵图案、八十年代的摇滚明星海报，隐约可见，使人怀疑街道旁边幽深里弄内，随时会闪出一个过气了的民国舞女、进入暮年的红衛兵、去红房子吃西餐的“老克勤”——已经衰老的花朵、花花公子。
　　这座城市里涌现出茅盾、巴金、鲁迅、郁达夫、柔石、王安忆等作家。他们笔下乡村里的失败者、叛逆者、幻想者，去路大都沿着苏州河、黄浦江，或者沪杭铁路、沪杭公路，进入上海、南京路。这些虚拟的人，酷似现实中的我、你、他，在一座巨大城市里获得新机遇、新伤害。
　　从内陆中原移居这座城市，在南京路附近一座写字楼谋生，我成为“上海生活实验者”——双手空茫，目迷五色，寻找结论和目标。介入、旁观，同时又被周围事物旁观而介入，在橱窗玻璃内的贵重物品上，散发出鬼鬼祟祟的反光，深刻体会着一个无名者走在南京路上的冷和热。那些木质模特脸上的裂纹，像同情者的笑容和泪痕。直接省略头颅的塑料模特，有着保养得很细腻的脚尖、手臂、脖颈，但丧失了思想力和归途——在隐喻类似的人，隐喻我？
　　写作，就是抗衡阴冷和狂热。在对峙中获得身心间的平衡，像拔河——南京路像一条漫长的绳子，外向的外滩和内向的静安寺，朝着矛盾的两端用力，我是绳子中间打成的一个结，收缩、坚硬、抵抗断裂……
　　作为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纽约第五大道等著名大街的模仿者，南京路，滋生着当代的恶之花朵，演绎着东方的人间喜剧与悲剧。它帮助这座城市，用一个多世纪生成驳杂、繁华、深沉、浅薄、自由、开阔的面貌，日臻伟大——伟大的事物都充满争议、吊诡和悖论。
　　南京路这一头奇兽，在时光驯兽师变幻不定的手法引导下，安伏、躁动或者舞蹈——我是它身上的一个斑点、一缕鬃毛或者……一声叹息？
　　跟着隐隐约约的本雅明、波德莱尔，以及喜欢在热闹街道旁边的旅馆里临窗写作的巴尔扎克、狄更斯，跟着那些穿燕尾服、用燕子的衣服来隐藏身份的异乡人，我，正被上海改造成一个投机者、野心家、工商时代的抒情诗人？在这条大街上，我，跟随着我、围观着我、辨析着我、反对着我、抛弃着我、寻找着我——
　　种种幸运、困境、遭遇，从大街对面不约而至、联袂而至、扑面而至。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