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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汉代至元代，我国的各类史书中虽无朝鲜语译员具体设置的记载，但有朝鲜语译员活动的记载，明清时期则明确记载设有朝鲜语译员职位并培养朝鲜语译员；朝鲜语译员的口笔译活动以及其它政务等活动则贯穿汉至清代。汉至清代我国古代朝鲜语译员的设置及其活动是我国中朝翻译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我国与朝鲜半岛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丝绸之路”的东向延伸。
[关键词]
汉代；清代；朝鲜语译员；设置；培养；活动
[中图分类号]H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2000806
据《史记》、《汉书》与《三国志》等史书记载，高句丽、东沃沮、夫余、百济、三韩等朝鲜半岛国家的语言虽与我国相异，但因其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本民族文字，导致这些国家或民族的官方文字借用汉字，而口语则用本民族语言。在这种“文言不一”的情况下，我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交往仍需要翻译。此种状况即便到了1443年朝鲜创制本民族文字后亦无太大改观，我国仍需设置朝鲜语译员一职。 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十五日，乾隆谕称：“现在入贡诸国。朝鲜、琉球、安南、表章。本用汉文，无须翻译，应改为提督会同四译馆，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仍照原衔食俸升转。再会同馆大使一人，朝鲜通官十四人。”[1]（178～179）
现存史料表明，汉至清代我国朝鲜语译员的设置与活动的相关信息大量散落于我国与朝鲜的历史文献中，但是都鲜有人去发掘、整理研究。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交流蓬勃发展的今天，这种局面与我国翻译史研究中的断代史研究、学科史研究、翻译家专题研究及民族语言翻译研究等领域相比，处于明显劣势。因此，本文依汉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对汉至清代我国朝鲜语译员的设置，朝鲜语口、笔译活动以及译员政务等活动等进行初步整理和分析。
一、汉唐时期
朝鲜半岛是我国的近邻，史料很早就载有我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交往。如《尚书大传》载有“箕子受封朝鲜”及“于十三祀来朝”，[2]（59）《史记》记有秦朝“地东至海暨朝鲜”，[3]（239）汉朝于朝鲜半岛设“汉四郡”等事。[3]（2989）因语言殊异，这种交流背后译员必不可少。我国译员自古有之，《礼记》云：“我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智，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4]（46）如上所载，一方面表明我国古代有翻译朝鲜语之事，另一方面因朝鲜半岛毗邻我国东部，翻译朝鲜语言应被称为“寄”。
（一）汉唐时期我国朝鲜语译员的设置。出于交往之便利，我国古代朝鲜语译员多设于接待朝鲜半岛国家使臣的外事机构内，为政府译员，亦有少数民间译员。汉至唐代等主要朝代均设有负责接待朝鲜半岛国家使臣的外事机构，这些机构内有译员一职，负责接待、朝靓、翻译、互市等工作。西汉与东汉时期设有“大鸿胪”，负责掌管与蛮夷的事务，大鸿胪内设译人，负责接待、翻译等事宜。北魏设“四夷馆”，负责接待包括高丽在内的周边地区政权来使。南齐设各国“使邸”，负责接待高丽等各方使者。隋朝将“鸿胪寺改典客署为典蕃署。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其中，设接待东方的使者一人，名曰“东夷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5]（798）
唐朝延续隋朝旧制，设“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隶四方馆，属中书省也”。[6]（1581）还在“鸿胪寺”内设“翻书译语十人，译语并计二十人”。[7]（35）另外，唐朝在科举中设有“宾贡科”，鼓励周边政权士族子弟来学习并参加科举考试，对通过科考者授予官职留在唐朝为官。其中，朝鲜半岛国家出身的“宾贡进士”精通汉语与朝鲜语两种语言，能在唐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中充当翻译。此外，朝鲜半岛国家派到唐朝的质子，因长期学习、生活在唐朝，也能充任翻译一职。在唐朝征服高句丽与百济的过程中，就有新罗派驻唐朝的学子与质子随军，担当对外联络工作。为了培养翻译人员，唐朝还在边境府州“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8]（797）
汉代至唐代的外事接待机构，虽均设有译员一职，但却未明确提及设有朝鲜语译员。然而，根据这一时期我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密切往来的情况以及零散的朝鲜语译员活动记载来看，这些外事接待机构中应设有朝鲜语译员一职。
（二）通过史料发现这一时期有朝鲜语笔译活动。这种笔译始于对朝鲜半岛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国名及部分名词等的翻译。这一时期的朝鲜语笔译不仅运用了音译法，还使用了意义法。其中音译法如：“右渠、路人、韩阴、参”。[3]（2988）又如：“其傍有大莫卢国、复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9]（2221）再如：“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对卢，次意侯奢，次乌拙，次褥奢，次医属，次仙人，凡十二等。”[5]（1841）
意义法的运用如：“溝婁者，句丽名‘城’也。”[10]（802）又如：“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呼帽曰冠，褥为複衫，裤曰禈”。[10]（805）“其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裤曰柯半，靴曰洗。”[11]（1973）“王姓余氏，号于罗瑕，百姓呼之为鞬吉支，夏言并王也。王妻号于陆，夏言妃也。”[12]（3118～3119）
（三）这一时期有朝鲜语译员从事朝鲜语口译及外事等工作的记载。我国较早记载朝鲜语译员活动的是《三国志》。《三国志》中载有两则朝鲜语译员相关内容。一是“辰韩”渠帅归顺乐浪郡后，充当译员，解救被掠汉人户来等人的内容。据其记载，王莽地皇（公元20-23年）时，“辰韩”右渠帅廉斯钅齿，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来投路上，遇到被掠汉人户来等五百人，廉斯钅齿为救户来等人，“将户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钅齿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二是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乐浪太守刘茂“部從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13]（851）此处的“郡即以钅齿为译”、“吏译转有异同”，表明当时乐浪地区设有朝鲜语译员，且朝鲜语译员曾在翻译时出现错误，辰韩首领“臣智”利用此故意激怒辰韩民众，发动叛乱，攻打带方郡。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因翻译失误而导致的一场战争。 除了上述在封建帝国边疆地区从事翻译的译员外，还有随使臣出访朝鲜半岛国家的朝鲜语译员。唐代诗人顾况《送从兄使新罗》的诗中有“沧波伏忠信，译语辩讴谣”。[14]（2958）出使新罗是唐朝的国务政事，因此，该诗中提到的译语，应是随唐朝出访新罗的朝鲜语译员。
此外，据日本僧人圆仁的行记，唐朝时我国曾有担任中、朝、日三种语言互译的“新罗译语”。他们出身新罗，或生活在唐朝，或生活在日本，或长期往来于唐朝、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在这种常年跨境生活中，熟悉中、日、朝三国语言文化，并从事中、朝、日三种语言间的翻译工作，[15]（57）被称为“新罗译语”。他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局限于个人商贸活动，有的人还在唐朝政府就职，充当政府译员。如“新罗人还俗僧季信惠，弘仁，末岁到日本国太宰府，住八年。须井宫为筑前国太守之时，哀恤斯人等。张大使天长元年到日本国，回时付船，却归唐国。今见居在寺庄，解日本国语，便为通事。大使处分客中事一切委令勾当， 自发心供每日菜蔬周足。”[16]（190）
二、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我国与朝鲜半岛往来日益频繁。根据统计，仅在宋代，高丽国来访就多达63次，宋朝向高丽派遣使者也达24次。[17]（36）而到元代，随着元朝与高丽国关系发展，中朝两国间的往来更加定期化。在这种密切交往的背后，我国朝鲜语译员的设置及其活动也出现了变化。
（一）出现专门负责接待高丽的机构。宋朝设“同文馆及馆勾所，掌高丽使命。已上并属鸿胪寺”。[18]（3903）这里的“高丽使命”包括朝见、册封、贡奉、互市、译语等事宜。此外，宋朝的礼部与客省引进使也负责接待四夷之朝贡、宣诏等工作。同时期，在辽、金等朝代亦设有接待高丽的机构与译员，如金朝设“会同馆，掌招待西夏、高丽来使及贸易之事……管勾，高丽，夏国，回纥译史四人，左右各两人”。[19]（1218～1219）“曷懶路设高丽通事1人”。[19]（1310）辽代除设立客省外，还设鸿胪寺，负责使臣的迎来送往。还有专门接待新罗的馆驿，如“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20]（482）
元朝统一中原后，“不设鸿胪寺，有侍仪司会同馆属礼部，其侍仪司掌外国朝觐之礼，成总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成定制。掌诸王、诸番、各省四方边远使客饮食供帐等事”。[21]（307）侍仪司掌“元正，圣节，朝会，凡百官表章，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朝辞礼仪”。[22]（134）元朝因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便于沟通，不仅于上述外事机构中设译员，还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中设译员。且译员又分译史与通事两种，即笔译与口译。据马祖毅统计，在《元史·百官志》中，元朝共配备了205名译史，139名通事。[23]（199）宋元时期，虽出现了专门接待高丽之机构，但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是否设有朝鲜语译员。因此，需通过史料中的朝鲜语译员活动加以佐证。
此外，元朝的皇宫中也曾培养朝鲜语译员。据朝鲜王朝使臣朴趾源的《燕岩集·热河日记·札什伦布》记载：“自朴不花入元。元内侍多习东国语。”[24]（611）该史料表明高丽出身的元朝宦官朴不花，自从其在元朝受宠后，带动了元朝皇宫的内侍们学习朝鲜语的热情。但此种语言学习非官方机构举办，仅为私人间的教授，其规模亦不会太大。
（二）在朝鲜语笔译方面出现了更加详实的作品。北宋人孙穆编写的《鸡林类事》堪称为最早的中朝翻译作品。《鸡林类事》成书于1103至1104年间，用汉字音一共标记了365个高丽语单词、短语或句子，并译成汉语，涉及天文地理、数字、动植物、亲属称谓、物品名词等，词性有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等。
通过《鸡林类事》发现：首先，书中内容之翻译尽量达到“信”的标准，对一些词汇做解释性说明，如“倡人之子曰故作、乐工曰亦故作（多倡人子为之）”；[25]对有些词汇标注了不同的朝鲜语表达方式，如“男儿曰了姐（亦曰同婆记）、女儿曰宝姐（亦曰古召育曹儿）、肥曰骨盐真（亦曰盐骨易成）”[25]等。其次，书中记录内容包含朝鲜语助词、词尾、非敬语使用等语法，如：“去曰匿家入啰，不善饮曰本道安理麻蛇，约明日至曰辖乌受势，凡约日至皆曰受势，凡洗濯皆曰时蛇，凡饮皆曰麻蛇，劝客饮尽食曰打马此”[25]等，而翻译后的汉语并未涉及，表明当时人们还未注意到朝鲜语的这些语法特征。再次，至少在宋代，我国翻译人员就已发现了朝鲜语中宾语和谓语倒置的特征，并把它应用到实际的翻译中。如“汤水饮酒曰酥李麻蛇、读书曰乞铺、写字曰乞核萨”等语句中的高丽语都是宾语在前谓语在后，而翻译成汉语后，则为谓语在前宾语在后。该书虽未记载长句及篇章等内容，但仍是研究我国古代中朝翻译活动的宝贵文献。亦有学者依此书内容情况，断定该书作者孙穆可能懂得高丽语言。[26]（123）
（三）宋元时期，朝鲜语译员口译及外事等活动在史料中亦有迹可循。宋朝延续唐制，在科举制度中设有“宾贡科”，高丽也曾派士族子弟参加该科考试。“王彬、崔罕、金端、权迪、赵奭”等高丽人来宋朝后，经过学习参加考试后曾中“宾贡进士”。中举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宋朝为官。他们既在宋朝为官就应懂汉语，因此，樊文礼推断他们也能够担当翻译工作。[27]（44）此外，朝鲜史料中也有宋朝译员的相关记载。《高丽史》记载：“癸丑，御重光殿西楼，召投化宋人郞将陈养，译语陈高、俞坦，试阅兵手，各赐物。”[28]（354）此处“译语陈高、俞坦”应为我国宋朝朝鲜语译员，投奔高丽后，受到高丽重视，经高丽国王亲自考核，因成绩优秀而得到奖赏。
《高丽史》等史料还载有朝鲜出身之人担任元朝译员的相关活动内容。如：忠烈王十三年八月庚辰，“东宁府译语中郞将丘千寿， 捕双城谍人忽都歹·德山等来。”[28]（960）这里出现的元朝译语中郎将丘千寿原本是高丽人，后归降元朝担任译员。又如：“（元朝）也速达愧而遣还（于琔），只留枢密使金宝鼎， 指挥金大材，译语李松茂等。”[28]]（3945）于琔本是高丽译语，从高丽使臣出使元朝后，与其他高丽使臣归顺了元朝。此后，高丽要求元朝遣返于琔等人，元朝也速达迫于高丽朝廷压力，不得不遣返于琔，但还是留下译语李松茂等，作为译员使用。据现存史料与萧启庆的研究，元朝与高丽交涉时所用译员多为生活在元朝的高丽人，[29]（39）其中有的是专业译员，还有的是高丽出身的宦官。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随着与朝鲜王朝朝贡关系的发展，双方使臣往来络绎不绝。伴随着这种密集的交往，我国的中朝翻译活动进入繁荣时期。
（一）明清时期不仅设有接待朝鲜使臣的机构及译员，还专门培养朝鲜语译员。据记载，明永乐年间设立了会同馆，以便于外来使臣居住。其中，“朝鲜、日本、安南等国进贡配臣等人，俱于南馆安顿。”[30]（739）洪武三十年，为接待管理外来使臣始设鸿胪寺，“升秩正四品，设官六十二员。卿以下员数、品级如前所列。又设外夷通事隶焉”，[31]（1803）其中亦有朝鲜通事。特别是，明朝首次明确了中央政府所设朝鲜语译员之职数，“成化五年，外番一十八处共设小通事六十名，其中，朝鲜国五名。”[26]（587～588）此外，据朝鲜王朝官员崔簿《飘海录》记载，其从北京出发，抵达明朝边境地区后，有朝鲜语通事千户王宪、通事百户吴玺[32]（574）护送其出境。从《飘海录》中这两名明朝通事的谈话内容看，明朝在中朝边境地区设有朝鲜语译员，且隶属于边境军队系统。除了上述明确记载的朝鲜语译员外，朝鲜出身的宦官也在明朝充当过译员的角色，他们在出访朝鲜时，往往兼有双重身份，一是使臣，二是译员。
明永乐五年（1407），设立“四夷馆”，培养各语种译员。《朝鲜馆译语》虽可以为“四夷馆”或“会同馆”内培养朝鲜语译员提供一种解释，但我国现存史料并未直接提及“四夷馆”或“会同馆”内培养朝鲜语译员，“四夷馆十馆”之中亦无“朝鲜馆”。但现存史料表明，明朝曾有人学习朝鲜语。朴趾源云：“皇明时，选朝鲜俊俏火者，敎习黄门高丽语。”[24]（611）又据中宗三十四年十一月乙卯，“典籍朱良佑（随使臣出访北京期间）以谚字教诲上国之人，所馆重大，请推鞫重论”。[33]（202）朝鮮使臣朴趾源与洪大容的出使行记中，也曾提到帮助清朝朝鲜语译员学习朝鲜语。此外，朝鲜使臣朝天录中有鸿胪寺通事生徒“韩承勲、高诩等来馆请见奏本”等记载。[34]（322～323）通过上述史料可以发现，我国从明朝起便正式培养朝鲜语译员，亦有朝鲜人曾担任外教教授朝鲜语，但具体是否在鸿胪寺内培养仍需详尽考证。
清朝设鸿胪寺、理藩院及会同四译馆等，负责接待朝鲜来使及翻译相关工作。会同馆设“正教、班序汉二人，朝鲜通事官八人。顺治元年，分设会同馆与四译馆两馆。会同馆隶属于礼部……，朝鲜通事官六人，后增至十人。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35]（3283～3284）由此可知，清朝所设朝鲜语译员职数因需所设，较为灵活。且清朝延续明朝旧制，在盛京及边境凤凰城设有专职翻译，盛京设两名，[36]（1254）凤凰城通官二名。[37]（7）此外，清末，在朝鲜总领事馆与仁川领署也各设有一名翻译官。[34]（500～501）
清朝十分重视培养朝鲜语译员，曾设“朝鲜译学”。乾隆十六年，“奏准嗣后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于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用心学习，于见（现）在谙晓译语通官内选择二人教习，凡通官员阙，由部当堂考试，于应补旗分内择精熟者充补，如学习日久不能谙晓者，发回该旗别行咨取。”[38]（951）该条史料表明，清朝只在八旗内朝鲜人子弟中选拔培养朝鲜语译员。杨海英也认为，清朝朝鲜语译员绝大部分为加入八旗的朝鲜人。[39]（263～267）此外，1892年，清政府为培养所需朝鲜语翻译人才，“以备翻译之选”，[40]（3021）同意袁世凯在汉城公署开设“韩语学堂”。该学堂第一期学生分别从当时的电报学堂与商家子弟中各选5人，[39]（3022～3023）教授朝鲜语与中文，其中朝鲜语教材包括《通文馆志》等。[39]（3021）据权赫秀的研究，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该学堂被迫终止。[41]（31～35）
（二）这一时期的笔译活动也有所增加。《朝鲜馆译语》是一部汉朝对译辞书，按《鸡林类事》中的标记翻译方法，收录有五百九十多条单词及短语。相对于《鸡林类事》，《朝鲜语译语》多为单词翻译解释，短语、句子少。在翻译处理上仍以“信”为基准。但仍有把朝鲜语句子翻译成单词的现象，如“去曰你格剌”中的“你格剌”是“你走吧”的意思。该书内容表明，至元末明初，我国朝鲜语译员对朝鲜语语法已有较高认识，已基本能搞清朝鲜语词、短语、句子等的区别。且不论该书是否用作教材使用，仅依该书体例，如以单词为主培养译员，其弊端明显，培养出的翻译水平也不会太高。
（三）明清时期出现了具体朝鲜语口译内容。如朝鲜朝端宗元年九月甲戌，朝鲜使臣奏曰：“七月初十日，锦衣卫堂上使序班王忠来言曰： 有称尔国人五名，漂至浙江，解到京师，宰相与书状官，明日早来，审其真否。翌日，进锦衣卫堂上。问曰：尔国人有捉鱼者乎？答曰：沿海之民，多有捉鱼者。曰：今有称尔国人者，尔审观，若非尔国之人，宜以实告。答曰：何敢罔冒以欺朝廷？堂上令序班问漂流人曰：此有尔国人乎？指仁孙曰：是我国宰相。堂上又使仁孙等问其根因，文呑只等五人，俱系旌义县水军。告于堂上曰：俱是边郡之民，未曾知其面貌，今听其言语，观其文引，是本国之人。堂上云：将奏达，就付送回，但此文引，多有不可晓处。答曰：以俚语反译，故如此。”[42]（403）在上述史料中，为弄清漂流至我国的朝鲜朝渔民身份，明朝的锦衣卫邀请出使明朝的朝鲜朝使臣予以确认。朝鲜朝使臣回国后将整个对话过程详细报告给了朝鲜朝端宗，其中，朝鲜朝使臣与明朝锦衣卫堂上之间的问答，皆由明朝朝鲜语序班（即译员）王忠负责。
又如，乾隆接见朝鲜朝问安正使李激时的翻译内容也曾详载于史。朝鲜朝正宗二年八月癸未，“皇帝（乾隆）遂曰：通官前来。仍揽辔回马近前，而问臣等曰：尔国王平安乎？臣对曰：平安矣。又问曰：尔国王年纪几何？对曰：二十七岁矣。又问曰：尔国向来之事，今果如何？通官仍传语于臣曰：此是昨年奏文事矣。臣对曰：今幸扫淸，莫非皇恩攸曁矣。又问曰：尔国今年年事何如？对曰：仅免歉岁矣。又问曰：尔年为几许？臣对曰：五十七矣。又问曰：官职何如？通官不言于臣，直以渠意对曰：朝鲜阁老矣。”[43]（206） （四）明清时期朝鲜语译员活动的记录大量存于史料。这些活动主要包括出访、接待、市易监管与翻译、中朝划界及管理处罚等。1.据《朝鲜王朝实录》等史料记载，朝鲜朝出身的明朝宦官们，多次以使臣兼译员的身份出访朝鲜朝。清朝亦有编入八旗的朝鲜朝人以译员兼使臣的身份出访朝鲜朝。2.现存史料载有大量朝鲜语译员陪送来访朝鲜朝使臣、护送漂流朝鲜朝人之内容。特别是明中期漂流到我国的朝鲜朝崔溥在其《漂海录》中，提及鸿胪寺主薄朝鲜通事李翔、李海、金玉、通事千户王宪、通事百户吴玺等多位明朝朝鲜语译员及与他们的活动。3.还有负责清朝与朝鲜王朝开市的翻译及监管工作。清崇德年间，“规定凡往朝鲜义州、会宁、庆源等地市易者，由礼部差朝鲜通官二人前往监视。”[36]（931）4.亦有在清朝与朝鲜王朝的边境划界工作中担任翻译的，如光绪三十四年，李大本在禀文中称光绪八年清、俄、韩三国界址时，他一直充当翻译官，且极为尽职[44]（1232）。5.还有因违反外事规定或办事不力被处分的朝鲜语译员，如：“朝鲜国进贡使臣违禁私买一统志书。查一统志、载天下山川舆地、钱粮数目所关甚重，应将违禁私买一统志书之内通官张灿革职发伊国边界充军。”[45]（682）
四、结语
朝鲜语译员的活动包括口笔译活动及政务等活动，这些活动贯穿于汉至清代。其中，朝鲜语译员的翻译活动大部分为口译，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海上遇险渔民的增加、中朝边境划界等问题，有关朝鲜语口译活动的记载明显增多。相对于口译，我国古代中朝笔译较少，且大部分是词汇翻译，亦有少量对话翻译。在翻译技巧上，我国古代朝语译员对朝鲜语语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够应用到实践中。在翻译内容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朝鲜语译员的政务等活动涉及广泛，从政治外交到军事，从出访到接待，从开市到边境划界，还包括管理与处罚等。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朝鲜语译员设置及活动贯穿于整个中朝交流史，是我国中朝翻译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其所蕴含传播的各种文化要素，是推动双方思想、文化及经贸科技交流，增进相互认知了解，进而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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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克军]
从汉代至元代，我国的各类史书中虽无朝鲜语译员具体设置的记载，但有朝鲜语译员活动的记载，明清时期则明确记载设有朝鲜语译员职位并培养朝鲜语译员；朝鲜语译员的口笔译活动以及其它政务等活动则贯穿汉至清代。汉至清代我国古代朝鲜语译员的设置及其活动是我国中朝翻译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我国与朝鲜半岛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丝绸之路”的东向延伸。
[关键词]
汉代；清代；朝鲜语译员；设置；培养；活动
[中图分类号]H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2000806
据《史记》、《汉书》与《三国志》等史书记载，高句丽、东沃沮、夫余、百济、三韩等朝鲜半岛国家的语言虽与我国相异，但因其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本民族文字，导致这些国家或民族的官方文字借用汉字，而口语则用本民族语言。在这种“文言不一”的情况下，我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交往仍需要翻译。此种状况即便到了1443年朝鲜创制本民族文字后亦无太大改观，我国仍需设置朝鲜语译员一职。 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十五日，乾隆谕称：“现在入贡诸国。朝鲜、琉球、安南、表章。本用汉文，无须翻译，应改为提督会同四译馆，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仍照原衔食俸升转。再会同馆大使一人，朝鲜通官十四人。”[1]（178～179）
现存史料表明，汉至清代我国朝鲜语译员的设置与活动的相关信息大量散落于我国与朝鲜的历史文献中，但是都鲜有人去发掘、整理研究。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交流蓬勃发展的今天，这种局面与我国翻译史研究中的断代史研究、学科史研究、翻译家专题研究及民族语言翻译研究等领域相比，处于明显劣势。因此，本文依汉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对汉至清代我国朝鲜语译员的设置，朝鲜语口、笔译活动以及译员政务等活动等进行初步整理和分析。
一、汉唐时期
朝鲜半岛是我国的近邻，史料很早就载有我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交往。如《尚书大传》载有“箕子受封朝鲜”及“于十三祀来朝”，[2]（59）《史记》记有秦朝“地东至海暨朝鲜”，[3]（239）汉朝于朝鲜半岛设“汉四郡”等事。[3]（2989）因语言殊异，这种交流背后译员必不可少。我国译员自古有之，《礼记》云：“我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智，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4]（46）如上所载，一方面表明我国古代有翻译朝鲜语之事，另一方面因朝鲜半岛毗邻我国东部，翻译朝鲜语言应被称为“寄”。
（一）汉唐时期我国朝鲜语译员的设置。出于交往之便利，我国古代朝鲜语译员多设于接待朝鲜半岛国家使臣的外事机构内，为政府译员，亦有少数民间译员。汉至唐代等主要朝代均设有负责接待朝鲜半岛国家使臣的外事机构，这些机构内有译员一职，负责接待、朝靓、翻译、互市等工作。西汉与东汉时期设有“大鸿胪”，负责掌管与蛮夷的事务，大鸿胪内设译人，负责接待、翻译等事宜。北魏设“四夷馆”，负责接待包括高丽在内的周边地区政权来使。南齐设各国“使邸”，负责接待高丽等各方使者。隋朝将“鸿胪寺改典客署为典蕃署。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其中，设接待东方的使者一人，名曰“东夷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5]（798）
唐朝延续隋朝旧制，设“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隶四方馆，属中书省也”。[6]（1581）还在“鸿胪寺”内设“翻书译语十人，译语并计二十人”。[7]（35）另外，唐朝在科举中设有“宾贡科”，鼓励周边政权士族子弟来学习并参加科举考试，对通过科考者授予官职留在唐朝为官。其中，朝鲜半岛国家出身的“宾贡进士”精通汉语与朝鲜语两种语言，能在唐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中充当翻译。此外，朝鲜半岛国家派到唐朝的质子，因长期学习、生活在唐朝，也能充任翻译一职。在唐朝征服高句丽与百济的过程中，就有新罗派驻唐朝的学子与质子随军，担当对外联络工作。为了培养翻译人员，唐朝还在边境府州“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8]（797）
汉代至唐代的外事接待机构，虽均设有译员一职，但却未明确提及设有朝鲜语译员。然而，根据这一时期我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密切往来的情况以及零散的朝鲜语译员活动记载来看，这些外事接待机构中应设有朝鲜语译员一职。
（二）通过史料发现这一时期有朝鲜语笔译活动。这种笔译始于对朝鲜半岛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国名及部分名词等的翻译。这一时期的朝鲜语笔译不仅运用了音译法，还使用了意义法。其中音译法如：“右渠、路人、韩阴、参”。[3]（2988）又如：“其傍有大莫卢国、复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9]（2221）再如：“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对卢，次意侯奢，次乌拙，次褥奢，次医属，次仙人，凡十二等。”[5]（1841）
意义法的运用如：“溝婁者，句丽名‘城’也。”[10]（802）又如：“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呼帽曰冠，褥为複衫，裤曰禈”。[10]（805）“其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裤曰柯半，靴曰洗。”[11]（1973）“王姓余氏，号于罗瑕，百姓呼之为鞬吉支，夏言并王也。王妻号于陆，夏言妃也。”[12]（3118～3119）
（三）这一时期有朝鲜语译员从事朝鲜语口译及外事等工作的记载。我国较早记载朝鲜语译员活动的是《三国志》。《三国志》中载有两则朝鲜语译员相关内容。一是“辰韩”渠帅归顺乐浪郡后，充当译员，解救被掠汉人户来等人的内容。据其记载，王莽地皇（公元20-23年）时，“辰韩”右渠帅廉斯钅齿，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来投路上，遇到被掠汉人户来等五百人，廉斯钅齿为救户来等人，“将户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钅齿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二是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乐浪太守刘茂“部從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13]（851）此处的“郡即以钅齿为译”、“吏译转有异同”，表明当时乐浪地区设有朝鲜语译员，且朝鲜语译员曾在翻译时出现错误，辰韩首领“臣智”利用此故意激怒辰韩民众，发动叛乱，攻打带方郡。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因翻译失误而导致的一场战争。 除了上述在封建帝国边疆地区从事翻译的译员外，还有随使臣出访朝鲜半岛国家的朝鲜语译员。唐代诗人顾况《送从兄使新罗》的诗中有“沧波伏忠信，译语辩讴谣”。[14]（2958）出使新罗是唐朝的国务政事，因此，该诗中提到的译语，应是随唐朝出访新罗的朝鲜语译员。
此外，据日本僧人圆仁的行记，唐朝时我国曾有担任中、朝、日三种语言互译的“新罗译语”。他们出身新罗，或生活在唐朝，或生活在日本，或长期往来于唐朝、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在这种常年跨境生活中，熟悉中、日、朝三国语言文化，并从事中、朝、日三种语言间的翻译工作，[15]（57）被称为“新罗译语”。他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局限于个人商贸活动，有的人还在唐朝政府就职，充当政府译员。如“新罗人还俗僧季信惠，弘仁，末岁到日本国太宰府，住八年。须井宫为筑前国太守之时，哀恤斯人等。张大使天长元年到日本国，回时付船，却归唐国。今见居在寺庄，解日本国语，便为通事。大使处分客中事一切委令勾当， 自发心供每日菜蔬周足。”[16]（190）
二、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我国与朝鲜半岛往来日益频繁。根据统计，仅在宋代，高丽国来访就多达63次，宋朝向高丽派遣使者也达24次。[17]（36）而到元代，随着元朝与高丽国关系发展，中朝两国间的往来更加定期化。在这种密切交往的背后，我国朝鲜语译员的设置及其活动也出现了变化。
（一）出现专门负责接待高丽的机构。宋朝设“同文馆及馆勾所，掌高丽使命。已上并属鸿胪寺”。[18]（3903）这里的“高丽使命”包括朝见、册封、贡奉、互市、译语等事宜。此外，宋朝的礼部与客省引进使也负责接待四夷之朝贡、宣诏等工作。同时期，在辽、金等朝代亦设有接待高丽的机构与译员，如金朝设“会同馆，掌招待西夏、高丽来使及贸易之事……管勾，高丽，夏国，回纥译史四人，左右各两人”。[19]（1218～1219）“曷懶路设高丽通事1人”。[19]（1310）辽代除设立客省外，还设鸿胪寺，负责使臣的迎来送往。还有专门接待新罗的馆驿，如“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20]（482）
元朝统一中原后，“不设鸿胪寺，有侍仪司会同馆属礼部，其侍仪司掌外国朝觐之礼，成总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成定制。掌诸王、诸番、各省四方边远使客饮食供帐等事”。[21]（307）侍仪司掌“元正，圣节，朝会，凡百官表章，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朝辞礼仪”。[22]（134）元朝因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便于沟通，不仅于上述外事机构中设译员，还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中设译员。且译员又分译史与通事两种，即笔译与口译。据马祖毅统计，在《元史·百官志》中，元朝共配备了205名译史，139名通事。[23]（199）宋元时期，虽出现了专门接待高丽之机构，但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是否设有朝鲜语译员。因此，需通过史料中的朝鲜语译员活动加以佐证。
此外，元朝的皇宫中也曾培养朝鲜语译员。据朝鲜王朝使臣朴趾源的《燕岩集·热河日记·札什伦布》记载：“自朴不花入元。元内侍多习东国语。”[24]（611）该史料表明高丽出身的元朝宦官朴不花，自从其在元朝受宠后，带动了元朝皇宫的内侍们学习朝鲜语的热情。但此种语言学习非官方机构举办，仅为私人间的教授，其规模亦不会太大。
（二）在朝鲜语笔译方面出现了更加详实的作品。北宋人孙穆编写的《鸡林类事》堪称为最早的中朝翻译作品。《鸡林类事》成书于1103至1104年间，用汉字音一共标记了365个高丽语单词、短语或句子，并译成汉语，涉及天文地理、数字、动植物、亲属称谓、物品名词等，词性有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等。
通过《鸡林类事》发现：首先，书中内容之翻译尽量达到“信”的标准，对一些词汇做解释性说明，如“倡人之子曰故作、乐工曰亦故作（多倡人子为之）”；[25]对有些词汇标注了不同的朝鲜语表达方式，如“男儿曰了姐（亦曰同婆记）、女儿曰宝姐（亦曰古召育曹儿）、肥曰骨盐真（亦曰盐骨易成）”[25]等。其次，书中记录内容包含朝鲜语助词、词尾、非敬语使用等语法，如：“去曰匿家入啰，不善饮曰本道安理麻蛇，约明日至曰辖乌受势，凡约日至皆曰受势，凡洗濯皆曰时蛇，凡饮皆曰麻蛇，劝客饮尽食曰打马此”[25]等，而翻译后的汉语并未涉及，表明当时人们还未注意到朝鲜语的这些语法特征。再次，至少在宋代，我国翻译人员就已发现了朝鲜语中宾语和谓语倒置的特征，并把它应用到实际的翻译中。如“汤水饮酒曰酥李麻蛇、读书曰乞铺、写字曰乞核萨”等语句中的高丽语都是宾语在前谓语在后，而翻译成汉语后，则为谓语在前宾语在后。该书虽未记载长句及篇章等内容，但仍是研究我国古代中朝翻译活动的宝贵文献。亦有学者依此书内容情况，断定该书作者孙穆可能懂得高丽语言。[26]（123）
（三）宋元时期，朝鲜语译员口译及外事等活动在史料中亦有迹可循。宋朝延续唐制，在科举制度中设有“宾贡科”，高丽也曾派士族子弟参加该科考试。“王彬、崔罕、金端、权迪、赵奭”等高丽人来宋朝后，经过学习参加考试后曾中“宾贡进士”。中举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宋朝为官。他们既在宋朝为官就应懂汉语，因此，樊文礼推断他们也能够担当翻译工作。[27]（44）此外，朝鲜史料中也有宋朝译员的相关记载。《高丽史》记载：“癸丑，御重光殿西楼，召投化宋人郞将陈养，译语陈高、俞坦，试阅兵手，各赐物。”[28]（354）此处“译语陈高、俞坦”应为我国宋朝朝鲜语译员，投奔高丽后，受到高丽重视，经高丽国王亲自考核，因成绩优秀而得到奖赏。
《高丽史》等史料还载有朝鲜出身之人担任元朝译员的相关活动内容。如：忠烈王十三年八月庚辰，“东宁府译语中郞将丘千寿， 捕双城谍人忽都歹·德山等来。”[28]（960）这里出现的元朝译语中郎将丘千寿原本是高丽人，后归降元朝担任译员。又如：“（元朝）也速达愧而遣还（于琔），只留枢密使金宝鼎， 指挥金大材，译语李松茂等。”[28]]（3945）于琔本是高丽译语，从高丽使臣出使元朝后，与其他高丽使臣归顺了元朝。此后，高丽要求元朝遣返于琔等人，元朝也速达迫于高丽朝廷压力，不得不遣返于琔，但还是留下译语李松茂等，作为译员使用。据现存史料与萧启庆的研究，元朝与高丽交涉时所用译员多为生活在元朝的高丽人，[29]（39）其中有的是专业译员，还有的是高丽出身的宦官。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随着与朝鲜王朝朝贡关系的发展，双方使臣往来络绎不绝。伴随着这种密集的交往，我国的中朝翻译活动进入繁荣时期。
（一）明清时期不仅设有接待朝鲜使臣的机构及译员，还专门培养朝鲜语译员。据记载，明永乐年间设立了会同馆，以便于外来使臣居住。其中，“朝鲜、日本、安南等国进贡配臣等人，俱于南馆安顿。”[30]（739）洪武三十年，为接待管理外来使臣始设鸿胪寺，“升秩正四品，设官六十二员。卿以下员数、品级如前所列。又设外夷通事隶焉”，[31]（1803）其中亦有朝鲜通事。特别是，明朝首次明确了中央政府所设朝鲜语译员之职数，“成化五年，外番一十八处共设小通事六十名，其中，朝鲜国五名。”[26]（587～588）此外，据朝鲜王朝官员崔簿《飘海录》记载，其从北京出发，抵达明朝边境地区后，有朝鲜语通事千户王宪、通事百户吴玺[32]（574）护送其出境。从《飘海录》中这两名明朝通事的谈话内容看，明朝在中朝边境地区设有朝鲜语译员，且隶属于边境军队系统。除了上述明确记载的朝鲜语译员外，朝鲜出身的宦官也在明朝充当过译员的角色，他们在出访朝鲜时，往往兼有双重身份，一是使臣，二是译员。
明永乐五年（1407），设立“四夷馆”，培养各语种译员。《朝鲜馆译语》虽可以为“四夷馆”或“会同馆”内培养朝鲜语译员提供一种解释，但我国现存史料并未直接提及“四夷馆”或“会同馆”内培养朝鲜语译员，“四夷馆十馆”之中亦无“朝鲜馆”。但现存史料表明，明朝曾有人学习朝鲜语。朴趾源云：“皇明时，选朝鲜俊俏火者，敎习黄门高丽语。”[24]（611）又据中宗三十四年十一月乙卯，“典籍朱良佑（随使臣出访北京期间）以谚字教诲上国之人，所馆重大，请推鞫重论”。[33]（202）朝鮮使臣朴趾源与洪大容的出使行记中，也曾提到帮助清朝朝鲜语译员学习朝鲜语。此外，朝鲜使臣朝天录中有鸿胪寺通事生徒“韩承勲、高诩等来馆请见奏本”等记载。[34]（322～323）通过上述史料可以发现，我国从明朝起便正式培养朝鲜语译员，亦有朝鲜人曾担任外教教授朝鲜语，但具体是否在鸿胪寺内培养仍需详尽考证。
清朝设鸿胪寺、理藩院及会同四译馆等，负责接待朝鲜来使及翻译相关工作。会同馆设“正教、班序汉二人，朝鲜通事官八人。顺治元年，分设会同馆与四译馆两馆。会同馆隶属于礼部……，朝鲜通事官六人，后增至十人。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35]（3283～3284）由此可知，清朝所设朝鲜语译员职数因需所设，较为灵活。且清朝延续明朝旧制，在盛京及边境凤凰城设有专职翻译，盛京设两名，[36]（1254）凤凰城通官二名。[37]（7）此外，清末，在朝鲜总领事馆与仁川领署也各设有一名翻译官。[34]（500～501）
清朝十分重视培养朝鲜语译员，曾设“朝鲜译学”。乾隆十六年，“奏准嗣后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于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用心学习，于见（现）在谙晓译语通官内选择二人教习，凡通官员阙，由部当堂考试，于应补旗分内择精熟者充补，如学习日久不能谙晓者，发回该旗别行咨取。”[38]（951）该条史料表明，清朝只在八旗内朝鲜人子弟中选拔培养朝鲜语译员。杨海英也认为，清朝朝鲜语译员绝大部分为加入八旗的朝鲜人。[39]（263～267）此外，1892年，清政府为培养所需朝鲜语翻译人才，“以备翻译之选”，[40]（3021）同意袁世凯在汉城公署开设“韩语学堂”。该学堂第一期学生分别从当时的电报学堂与商家子弟中各选5人，[39]（3022～3023）教授朝鲜语与中文，其中朝鲜语教材包括《通文馆志》等。[39]（3021）据权赫秀的研究，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该学堂被迫终止。[41]（31～35）
（二）这一时期的笔译活动也有所增加。《朝鲜馆译语》是一部汉朝对译辞书，按《鸡林类事》中的标记翻译方法，收录有五百九十多条单词及短语。相对于《鸡林类事》，《朝鲜语译语》多为单词翻译解释，短语、句子少。在翻译处理上仍以“信”为基准。但仍有把朝鲜语句子翻译成单词的现象，如“去曰你格剌”中的“你格剌”是“你走吧”的意思。该书内容表明，至元末明初，我国朝鲜语译员对朝鲜语语法已有较高认识，已基本能搞清朝鲜语词、短语、句子等的区别。且不论该书是否用作教材使用，仅依该书体例，如以单词为主培养译员，其弊端明显，培养出的翻译水平也不会太高。
（三）明清时期出现了具体朝鲜语口译内容。如朝鲜朝端宗元年九月甲戌，朝鲜使臣奏曰：“七月初十日，锦衣卫堂上使序班王忠来言曰： 有称尔国人五名，漂至浙江，解到京师，宰相与书状官，明日早来，审其真否。翌日，进锦衣卫堂上。问曰：尔国人有捉鱼者乎？答曰：沿海之民，多有捉鱼者。曰：今有称尔国人者，尔审观，若非尔国之人，宜以实告。答曰：何敢罔冒以欺朝廷？堂上令序班问漂流人曰：此有尔国人乎？指仁孙曰：是我国宰相。堂上又使仁孙等问其根因，文呑只等五人，俱系旌义县水军。告于堂上曰：俱是边郡之民，未曾知其面貌，今听其言语，观其文引，是本国之人。堂上云：将奏达，就付送回，但此文引，多有不可晓处。答曰：以俚语反译，故如此。”[42]（403）在上述史料中，为弄清漂流至我国的朝鲜朝渔民身份，明朝的锦衣卫邀请出使明朝的朝鲜朝使臣予以确认。朝鲜朝使臣回国后将整个对话过程详细报告给了朝鲜朝端宗，其中，朝鲜朝使臣与明朝锦衣卫堂上之间的问答，皆由明朝朝鲜语序班（即译员）王忠负责。
又如，乾隆接见朝鲜朝问安正使李激时的翻译内容也曾详载于史。朝鲜朝正宗二年八月癸未，“皇帝（乾隆）遂曰：通官前来。仍揽辔回马近前，而问臣等曰：尔国王平安乎？臣对曰：平安矣。又问曰：尔国王年纪几何？对曰：二十七岁矣。又问曰：尔国向来之事，今果如何？通官仍传语于臣曰：此是昨年奏文事矣。臣对曰：今幸扫淸，莫非皇恩攸曁矣。又问曰：尔国今年年事何如？对曰：仅免歉岁矣。又问曰：尔年为几许？臣对曰：五十七矣。又问曰：官职何如？通官不言于臣，直以渠意对曰：朝鲜阁老矣。”[43]（206） （四）明清时期朝鲜语译员活动的记录大量存于史料。这些活动主要包括出访、接待、市易监管与翻译、中朝划界及管理处罚等。1.据《朝鲜王朝实录》等史料记载，朝鲜朝出身的明朝宦官们，多次以使臣兼译员的身份出访朝鲜朝。清朝亦有编入八旗的朝鲜朝人以译员兼使臣的身份出访朝鲜朝。2.现存史料载有大量朝鲜语译员陪送来访朝鲜朝使臣、护送漂流朝鲜朝人之内容。特别是明中期漂流到我国的朝鲜朝崔溥在其《漂海录》中，提及鸿胪寺主薄朝鲜通事李翔、李海、金玉、通事千户王宪、通事百户吴玺等多位明朝朝鲜语译员及与他们的活动。3.还有负责清朝与朝鲜王朝开市的翻译及监管工作。清崇德年间，“规定凡往朝鲜义州、会宁、庆源等地市易者，由礼部差朝鲜通官二人前往监视。”[36]（931）4.亦有在清朝与朝鲜王朝的边境划界工作中担任翻译的，如光绪三十四年，李大本在禀文中称光绪八年清、俄、韩三国界址时，他一直充当翻译官，且极为尽职[44]（1232）。5.还有因违反外事规定或办事不力被处分的朝鲜语译员，如：“朝鲜国进贡使臣违禁私买一统志书。查一统志、载天下山川舆地、钱粮数目所关甚重，应将违禁私买一统志书之内通官张灿革职发伊国边界充军。”[45]（682）
四、结语
朝鲜语译员的活动包括口笔译活动及政务等活动，这些活动贯穿于汉至清代。其中，朝鲜语译员的翻译活动大部分为口译，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海上遇险渔民的增加、中朝边境划界等问题，有关朝鲜语口译活动的记载明显增多。相对于口译，我国古代中朝笔译较少，且大部分是词汇翻译，亦有少量对话翻译。在翻译技巧上，我国古代朝语译员对朝鲜语语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够应用到实践中。在翻译内容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朝鲜语译员的政务等活动涉及广泛，从政治外交到军事，从出访到接待，从开市到边境划界，还包括管理与处罚等。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朝鲜语译员设置及活动贯穿于整个中朝交流史，是我国中朝翻译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其所蕴含传播的各种文化要素，是推动双方思想、文化及经贸科技交流，增进相互认知了解，进而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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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黎难秋：《中国口译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年。
[18]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9]脱脱：《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0]脱脱：《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1]清高宗：《续通典》，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22]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23]马祖毅：《我国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我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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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员》，《元史论丛》（第六集），中国元史研究会编，1997年。
[30]申时行：《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1]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2][朝]崔溥，《锦南飘海录》，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1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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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朝]黄汝一：《银槎录》，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8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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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朝]郑昌顺编：《同文汇考》（第66卷），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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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杨海英：《朝鲜通事古尔马浑（郑命寿）考》，《民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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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权赫秀：《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韩国语教育机构—袁世凯驻韩公署附设韩语学堂考》，《当代韩国》，2003年春夏合刊。
[42][朝]《李朝端宗实录》，《李朝实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
[43][朝]《李朝正宗实录》，《李朝实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
[44]杨昭全等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物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
[45]《清圣祖实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