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投资者应该要求激励有所改变，以反映真正的长期业绩指标。大型机构投资者和决策者应该敦促企业界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改变了激励，就有可能最终看见商业投资复兴
　　2月时我注意到，鉴于前一年的政治剧变，2016年底全球经济的周期性状况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好。这一上扬之势在2017年一季度得以延续。据最新“临近预报”型指标，世界GDP增长将超过4%，这也许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以来最强劲的经济表现。
　　但一些观察者反驳说，上述证据只是偶然，无法预测当前经济状况会持续多久。确实，2008年以来的漫长复苏中出现过几次增长反弹，但最后都快速湮灭，回归停滞。
　　要提振长期经济增长，商业投资必须增加。不幸的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西方经济体，非住宅固定投资正是此前短暂加速周期中所缺失的因素。没人能肯定地说，为何非住宅商业投资在近几年来无法复苏。但我怀疑，关于该问题略显悲观的传统智慧是错误的。
　　传统观点认为，忧心忡忡的CEO们认为长期风险“不值得冒”。他们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包括担心过度监管、令人不堪重负的公司税、债务水平高企、朝令夕改的政策、对全球化的政治抵制，以及对美国之外（甚至美国国内）消费支出能否持续的怀疑。
　　比较不悲观的观点认为，2008年后，全球经济难免需要摆脱美国消费引擎，适应新型消费经济体（如中国）的崛起。到那时，好日子就要来了。
　　我倾向于这一比较不悲观的阵营。我此前指出，中国经济在2017年一季度的表现令人惊喜，并且很有可能延续到二季度。事实上，中国最新月度数据表现出经济加速的信号，特别是消费领域。此外，一季度数据明显地显示，中国消费者正成为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
　　面对这样的数字，悲观者坚称中国最近的强劲经济表现只是暂时的。他们指出，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得到保持，中国当局也不会让西方企业——根据极端悲观者的说法，甚至中国企业也不行——从中获益。但不论悲观者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正确，商业投资在全球增长引擎坐落在别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德国）时仍不温不火，这一点十分奇怪。
　　在我担任英国政府抗生素耐药性评估主管时，我必须增进对制药业的了解，当时我了解到，必须为微观力量说几句话。以未来为例。未来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也将永远如此。但最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发生在企业没有那么不确定时，即它们笃定地认为未来是光明的时候。过度确信可以解释2000年-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和其他许多泡沫。
　　但是，假如拜信息易得性的大大增加所赐，现在我们知道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西方以及新兴世界的许多企业的行为完全符合逻辑，特别是考虑到金融系统的当前运行状况。
　　为何企业领导人要在不确定的世界投资，而不是给要求很高投资者发放股息，或回购公司自己的股票（从而改善市盈率，如果能因此提高自己的薪水就更好了）呢？
　　最终，CEO们和大部分激进投资者都乐见这一方法。不幸的是，公司员工并不是这样，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的薪水和养老金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养老金事实上还因为西方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普遍下降而减少）。
　　民选政府改变游戏规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首先，这意味着改变税法，大大减小发债的吸引力，特别是当所筹资金用于回购股票时。至少，必须让回购股票比支付真正的股息更难。如此，至少所有股东（而不仅仅是高管内部人士）都能获益。
　　此外，同样是这群高管，他们的薪酬不应基于短期市盈率指标。更多投资者应该要求激励有所改变，以反映真正的长期业绩指标。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最近发声支持这样的变化，这值得赞扬。其他大型机构投资者和决策者也应该跟进，敦促企業界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改变了激励，就有可能最终看见商业投资复兴。
　　（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