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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厢奇遇，一部书稿换来5万元
那是发生在1992年8月的事情。伴随一代伟人在这年春天的“南巡讲话”发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众多有志一显身手的热血青年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紧接着便纷纷“下海”捞世界。我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开始从桂北地区政府机关停薪留职，出来做自由撰稿人的。当时我有两部武侠、侦破小说分别被广州、长沙的杂志社和出版社看中，他们还准备长期聘我为特约撰稿作家，并希望我能够亲自去一趟广州、长沙，双方当面就有关事宜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当然，我去广州、长沙的差旅费用由对方予以报销。于是，我便先去广州，再转道长沙。
我在南方都市广州与一家杂志社签订完协议，又办妥了该办的事情，就去中山大学看望昔日的大学班主任，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谁知，大事办完，我却为买不到一张去长沙的卧铺票而犯愁。好在，班主任老师通过他的朋友关系，费了不少劲，总算帮我搞到一张卧铺票，虽然是上铺，但我已心满意足了。没想到广州火车站那么多人，简直是多如蚂蚁群。我大汗淋漓地随着蚂蚁群般的人流涌进车站，登上卧铺车厢，离开车时间还剩5分钟了，好险!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铺位，放好旅行包便气喘吁吁爬上去，却一下子愣住了：我的铺位上睡着一个人!
我以为自己搞错了地方，或找错了铺位，连忙下了扶梯，再仔细看看自己手中的代替车票的铺位牌子，然后又认真看看床位，没错啊，是9号铺位!
我再次爬上扶梯，不客气地拍醒对方：“喂，先生，醒一醒!”
对方睁开眼睛，睡眼惺忪而迷惑不解地望着我。我清楚地看见对方的眼角还留有一颗肮脏的眼屎。我扬扬手中的车票。对方仍不解。片刻，对方终于“哦”了一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车票牌子，看看，恍然大悟，一拍脑门：“嗨!该死，我是下铺，对不起，搞错了。”
对方手忙脚乱地爬起来，拎着当枕头用的一只同眼屎一样肮脏的黄色帆布旅行包，爬下来，往下铺一扔又躺了下来，显得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
我拍拍刚才对方躺过的地方，想起那眼屎，甚觉恶心，忽然，心中隐隐涌出一点悔意。心想，早知如此，我就不该叫醒他，直接躺在下铺，岂不是美哉?
我不由得低头向下面瞟了对方一眼，见对方穿着一件同样脏兮兮的蓝的卡上衣，黄色军裤，脚下是一双半新不旧的解放鞋。对方年纪不大，衣着却远远落后于时代，显得比自己还要老土。联想到那眼屎，不管怎么看，对方都是个出来打工的乡下仔，这一点任谁都不会怀疑的。
忽然，我又觉得不对。像他这样的打工仔，怎么会舍得花钱买一张卧铺票呢?何况即使舍得买，按我自己的遭遇，只怕也得花很高的价钱啊!
我禁不住又仔细打量了对方一番，没错，肯定是个打工者，别的不说，对方那只现在已无任何城里人愿意使用的帆布旅行包就足可证明他的身份。似乎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正确，对方那旅行包的拉链未完全拉上，或者干脆就是坏的，通过豁口，可以看到面上是一件领口脏得发灰的白衬衣。恰在这时，对方的眼睛睁开，目光和我相遇，他一笑，露出满口被烟熏黄的牙齿。
“师傅，你也是长沙出来的么?”
我一愣，这才发觉，对方说着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我不由得摇摇头，也用地道的长沙话反问：“你看我像哪里人?”
“我看你就是长沙人!”对方友好而肯定地说。
“看走眼啰，我是桂林人。”我笑笑，改用地道的桂林话说，“师傅你在哪发财?”
“到处混日子呗，得过且过。老板你呢，在哪高就?”
我当时心想，现在的小青年，港台影视看多了，以为那就是时髦，拼命学，却又学不像，邯郸学步，只会令人喷饭，我便以揶揄的口吻，也套用一句时髦话：“自个混饭吃。”
“噢?老板做什么生意?”对方来了兴趣。
“玩感觉呗。”
没想到这句话惊动了对方，他一下蹦了起来，眼睛一亮，顿时炯炯有神地追问：“老板你是，作家?”
对方的举动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这句话，只是在文化圈内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用用。今天我也不知怎么脱口而出，却不料引起对方那么大的反应。凭我的敏感，此时对方哪还有一点打工者的影子?
“老师贵姓?”对方紧接着又问。
顷刻间，我的身份几度被对方改变，从师傅变成老板，又由老板变成了老师。我隐隐感到，此人不可小视，一定有些来头。没等我回答和邀请，对方早已主动爬了上来，随手掏出一包555香烟，弹出烟头，连盒子一起递了过来。
我又吃了一惊。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的烟比我常买的高出几个等级；真正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对方那动作，那神态，甚至那气质，绝对不像个打工仔。我一时也犯糊涂了。
“两湖两广的作家我认识好多个，今天能结识老师，真是幸会。”对方殷勤地为我点火，那热情，就像对方手中的高级防风打火机，通红通红、火热火热的。这时，我已毫不怀疑自己开始的判断肯定是错了。
“我叫文侠，在农村……”
没想到，对方听到我的这个笔名，眼睛眨眨，蓦地叫了起来：“原来是你呀?文老师，幸会、幸会!”他接着说出两本书名来，“武侠小说《飞檐走壁大师》和医学气功宝典《祖传秘籍》这两部书都是老师你写的吧？”
我大吃一惊，这两本书是三年前出版的，虽曾被书市评为“优秀畅销书”，但我使用的作者名字是笔名，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正作者是谁。何况，除了专业研究和特殊爱好者外，一般人看书是不会对作者的名字感兴趣的，除非是特别出名的作家，比如金庸、古龙、梁羽生等。
我毕竟还有点自知之明，虽曾出版过几本书，也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那都是些武侠、侦破小说和医学气功研究之类的科普读物，其中有影响的作品，基本上不是纯文学作品，离著名作家的头衔还差得天远地远。因此，我听对方一提起自己这两部书，顿有突遇知己之感，再细细打量一番对方，也颇觉得对方的模样生动了许多。我不经意地笑笑说：“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遣无聊玩意，哄哄稿费而已。”
但接下来的谈话又使我大失所望。对方对这两部书的内容几乎可说是毫无所知，尤其是连一些最基本的医学、气功常识和观点也说不清楚，对方只是满怀敬意地顺着我的话语连连点头。
咦，对方究竟是个什么人?疑惑又涌上我的心头。
然而，对方很是精明，我的疑惑没逃过他的眼睛，对方微微一笑后说：“如果文老师愿意，我们今后一定能好好合作，也会合作得非常愉快的。”
“合作?”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话。
对方接着递过来一张喷香喷香的名片，与我平时见过的那设计简单的名片相比，对方的名片就气派得多了。尤其是那电脑打印而凸起的烫金繁体字，格外气派地显示了对方的身份：
长沙市黄泥街书刊发行社
康伟民 经理
我这才恍然大悟。不过，我又有了新的疑点。听说现在的书刊发行商，大多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岂能像对方这样寒酸?
当然还有一种解释：这个康伟民是刚下海学习经商的。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实力。但是，我也不愿错过这个结交发行书商的机会。我心里清楚，这些年来，书刊的出版，很大程度已取决于发行了。也就是说，发行已成为一本书能否出版的生命线。如果是想要靠爬格子为生的人，能交上一些可靠的发行商，不啻于端上了金饭碗。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这起码可以使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不会因为印数不够而中途夭折，不能出版。
这个康经理的谈锋甚健。于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世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什么是码洋，什么是印张，如何谈书号，如何算折扣。他简直就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出版情报专员，他知道什么情况下什么书会畅销，懂得如何勾起读者的购买欲，对目前畅销书作家更是如数家珍，讲得头头是道。
康伟民讲得口沫横飞，有声有色；我听得瞠目结舌，且津津有味。虽然对方对我一口一声叫着“老师”，但实际上，我颇有茅塞顿开之感觉，仿佛自己成了被对方启蒙的小学生似的。 在康伟民的“启蒙教育”下，我竟不知火车是何时启动的，也记不清楚开了多远的路程，直到火车在一个站台停住，康伟民提起车窗窗子购物时，我才发觉天已在不知不觉间完全黑了下来。康伟民一下买了一大堆食品，有烧鸡、卤蛋、花生米，有五香豆腐干、沙丁鱼罐头，还有两瓶啤酒。我们边喝边谈，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我则少说多听，完全像个学生在接受先生的启蒙教育似的。
这时的我，对康伟民的看法已有了全新的改变，对方不仅不是什么刚下海的新手，而且是个十分精明而老练能干的书商。而康伟民对我的称呼，也在不知不觉间由老师变成了“文兄”。
“文兄，我是诚心请你和我合作，你放心，我决不会让你吃亏。你有好的书稿，尽管给我，我可以按国家规定的稿酬的最高标准再高出一倍的价格付酬给你，而且是现金，你连白条收据也不用写，税就更用不着交了。”
这确实让我有些动心，钱多当然是一个原因。我得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常常还是很俗气的小文人，或者叫地摊文学作者，对钱的追求并不需要遮遮掩掩。说心里话，我当时实在是太缺钱了，虽然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到1992年的十年工作期间积累了两万多元稿费，但是养家糊口和接济亲朋好友也开支了不少，尤其是1986年我花了15000多元人民币兑换成100(30美元赞助给一位大学同学去美国留学(那时是153元人民币兑换100美元的价位)，这时我的存款仅剩 1500元人民币了。我原计划年底时拿5000元交给女朋友作结婚之用，所以眼下特别急需应急资金。
但更让我动心的还是，一旦把书稿交给康伟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马上可得到现金使用；如果双方合作得好，今后还可免去长途跋涉而大老远跑去听那些编辑老爷们并非都是高明的说教，以及免去有时不得不在报刊社、出版社的编辑跟前装孙子、作小学生般谦恭的尴尬。因为，在他康伟民经理面前，我反倒可以摆出一副自我陶醉的优越感。
我们越谈越投机，彼此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就在列车员通知熄灯就寝时，又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文兄，你就睡下铺吧，我到上面去。”
我一愣：“这怎么行?要不得、要不得!”
“莫讲么子要不得!”康伟民显得有些生气的样子说，“论年龄，虽然你只大我一岁，但你毕竟是兄长；讲学识，你更是我的老师!”
说完，康伟民不由分说地拎起他那脏兮兮的旅行包爬了上去，头往旅行包上搁，便闭上了眼睛。
车厢慢慢安静下来，只有走道边的脚灯发出一点微弱的光线。我躺在舒适的下铺位，却久久难以入眠。下意识里，我感到自己的写作生涯将要发生重大变化，虽说是凶是吉还难以预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康伟民经理将变成一股送自己上文坛青云的劲风，将掀开自己生活中崭新的一页。
忽然，我又为自己开始时不该拍醒康伟民的悔意而感到羞惭。第二天一早，康伟民对我的照顾更加周到了，甚至连洗脸也要等我先洗完回来后他才到盥洗间去。
一个陌路相逢的人对自己如此尊敬，简直使我有点受宠若惊。我暗暗打定主意，下一部书稿，一定交给他，否则就太对不住他这番盛情了。近中午时分，火车徐徐进入长沙市，两人一出站台，我就惊异地发现，这个康伟民经理完全变了个人样，腰也挺直了，神情也威严了，虽然还是那副打工仔的衣着，但派头却变了。火车站出口外面，一个打扮时髦的漂亮女孩笑面如花地朝康伟民迎了上来。
“这是蒋紫娟；这是大作家文侠，文老师。”康伟民为我和蒋紫娟作了介绍后，便搂着她的柔肩到一旁小声嘀咕了几句，蒋紫娟点点头走开了。
“是尊夫人，还是女秘书?”我笑笑，问他。
“都不是。”康伟民当然知道我说的这“女秘书”是什么意思，便也不加掩饰地说，“我老婆只要有她一半，不，只要有她十分之一的漂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见我面有疑团，康伟民坦率地一笑：“你一定以为她是我的小蜜、情妇吧?不瞒你说，文兄，我这人有个人生信条，那就是决不搞小蜜、情妇。以后你会看清这一点的。”
这时，一辆红色的士“嘎”地一声停在我们面前，蒋紫娟探头招呼道：“文老师，请上车。”
我一愣：“这是干什么?”
“文兄，没别的意思。今天中午先到我家坐坐，认认路，吃顿便饭，然后我再叫辆车送你去出版社。”
不过一刻钟，的士便停在康伟民家门口，一出车门，我便惊呆了，这是一幢刚竣工不久的三层别墅；式的小楼，彩色瓷砖贴墙，茶色铝合金门窗，造型别致的小楼，与他那身寒酸的衣着对比，再丰富的想象也无法使之协调起来。走进小楼，这种不协调更加明显了。新疆全羊毛的楼花地毯，配上那些叫我咋舌的家具和家用电器，使我仿佛置身于贵族之家。
康伟民毫不掩饰，显得很得意地指着客厅一幅横幅说：“文兄，这‘康庄伟民’四个字，是我省最著名的书法家王鸿运，王老先生的亲笔墨宝，据说他还是我国古代伟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几十几代孙，那我就不管他了。反正啊，他写这四个字就要了我四千块钱，他妈妈的，一个字一千块，真他妈妈的会宰人!”
我想，凭着大书法家王鸿运的名声，一字千金值不值姑且不谈，但这四个字中包容了康伟民经理的名字，又暗喻其为“康庄大道上的伟大公民”的褒誉，却大可怀疑。一个以自己的艺术名声来迎合一些爆发户附庸风雅的做法，难道不是我们这些文化人的悲哀吗?
康伟民又把我引到二楼卫生间去洗澡。不用说，卫生间的装饰比之大宾馆来说，毫不逊色。我曾为自己是有名作家而沾沾自喜，但像这样的舒适的生活设施，也不过是有幸参加一些笔会或讨论会时沾了公家的便宜才能享受到。再想想自己住的地委机关那50年代建造的单身楼房小套间，对比之下，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不得不感到一丝丝寒酸、凄楚的悲凉。
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洗澡的，但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一路上早已出了一身的臭汗，加上也想体会一下富翁家里的豪华卫生间是什么滋味，便也不推辞了。我洗完澡好一会，康伟民才从三楼的卫生间出来。
看到眼前的康伟民，我再次目瞪口呆了。金利来的衬衣，一件真丝睡衣，衬托他那神采飞扬的神情，使得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对方还没走近，一股似兰似麝的香味就扑面而来。仅仅半个小时以前，康伟民还是一个乡下打工仔的模样，怎么一下变成一个风流潇洒飘逸俊雅的贵公子了?
“你奇怪我在车上为什么那身打扮么?”
我的神情没能逃脱康伟民的眼睛，他微笑着把我领到最里的一个房间内。房间不大，仅有一套办公桌椅和一对真皮单人沙发，最显眼的，是角落里的一个保险柜。办公桌上，刺眼地放着那个脏兮兮的黄色帆布旅行包。
康伟民笑着扯开拉链，把那件同样脏兮兮的白衬衣和两条内裤拿出来，随手扔进脚边的废纸篓里，做了个手势，示意我看。
我一探头，顿时惊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旅行包内，是一捆捆扎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
我吃惊的神色再次引得康伟民得意地哈哈大笑。笑声中，他将那一捆捆人民币掏出来，顷刻间，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座人民币堆成的小山。我真不敢想象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每当我收到一笔汇来的稿费时，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那种羡慕、妒忌的眼光，一定也和我此刻的眼光一模一样，我也曾为这眼光而陶醉过。然而此刻，我发觉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乞丐，一个文明的乞丐罢了。
“文兄，我不想向你隐瞒。”康伟民把一捆捆的人民币放进保险柜，又道，“一路上，我是利用你当了我的保镖。不过，我是迫不得已，是经过多次惨痛的教训学来的。希望你原谅，也希望你们玩笔杆的以后手下留情，多写写我们的苦衷和失败，少给一些讽刺、挖苦。” “你是赚了文老师的一个大便宜，应该给他付保镖费。”蒋紫娟笑着走了进来，说，“你晓不晓得，文老师可是我们桂北地区的武林高手，听说特警队还聘他当武术教头呢!”
“真的?”这下轮到康伟民惊奇得瞪大双眼了。
“咦，你我第一次见面，你怎么晓得这些?”我也感到奇怪地问。
“文老师，我们一见面，我就觉得你很面熟，好像在哪见过，现在终于想起来了，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桂林汽车站有过一面之交。”蒋紫娟说，“当时我们都在买车票，有个小偷扒了我的钱包就想跑，我抓住他的一只手不放，他就拔出匕首要捅我，你一巴掌打掉他手中的匕首，又给了他一脚，眨眼工夫就把他制伏在地，交给了车站派出所……”
“我都忘记这事了，没想到那个漂亮女孩原来是你啊。”
“你学雷锋做好事不肯留名嘛，可我们就是有缘分啊，山不转水转，我们转来转去居然在长沙转到一块来了!”
“哈哈……”我们三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康伟民豪爽地把手一挥：“没说的，文兄你上次救过紫娟，这次又给我当了一路的保镖，我理所当然要付给你3000元费用!”
“不，不……”
“不要客气!如果你实在过意不去，回去后就给我炮制一部20万字的武打小说来，我按100元一千字的价格付你2万元稿费，这3000元就算我提前支付给你的稿费!”
“好!”我感到自己正缺钱，反正这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不是贪污受贿、坑蒙拐骗得来的非法收入，拿了也心安理得，便爽快地答应了，“我们成交!”
接下来，康伟民又告诉我，他们这类书刊发行行业，被人们称为二渠道，以区别于新华书店等国营发行渠道。他们大多以民间为主，一般都以现金交易，每出一本书，动辄要经手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现金。而想把这些钱安全带回来，是件十分艰辛的事，一路上提心吊胆，精神高度紧张，连眼皮也不敢眨一眨，但往往在自己精疲力竭而快到目的地时，钱就被人偷走了。
“你不知这些人有多神?”康伟民愤然说，“他们就像旧小说中的神偷，眼光特别毒，只要往你包上扫一眼，就能知道有多少油水，一路上跟着你，哪怕你把钱箱紧紧抱在怀里，他们也有办法偷走。当然，有时候是用强盗的手段抢走。” “你挨过偷吗?”我问。 “挨过，他妈妈的，卵心痛的!”康伟民一脸无奈地说，“我第一次出去收款，钱不算太多，8万多块钱，可那是我第一笔成功的书刊生意。以前栽过两次，差点趴下了，这次成功了，就指望它起家，所以我把它看得比命还贵重。想想一咬牙，我买了只进口密码箱装钱，一路上手不离箱，即使是吃饭、上厕所，也用软链套在臂上。可没想到，回家开箱一看，里面变成了一堆废纸!那些钱明明是我亲手放进去的，可它是什么时候挨小偷调的包，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那回我又急又恨，差点从湘江大桥跳了下去!”
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那只肮脏的旅行包，特别是那件旧衬衣的妙用，它们为康伟民这次从广州巧携巨款回长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绝妙作用。同样，一路上我感到扑朔迷离的谜底，此刻也找到了答案。我不得不佩服康伟民的精明老到，却又隐隐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好在，康伟民已经答应补偿我了。
忽然，我想起一个破绽：“你为什么不通过邮局汇回来呢?或者，用信汇自带也行。我想，你总不会舍不得这点邮费吧?”
康伟民笑笑，没有回答。显然，这里有什么不能与外人说道的奥秘。这时，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来喊我们下楼去吃饭。
“玉兰花，我老婆。”康伟民淡淡地介绍说。
“真名还是笔名，抑或外号?”我笑笑问。
“真名实姓，她姓玉，名字叫兰花。”
我们两人说话间，蒋紫娟已在餐厅帮忙玉兰花摆好了碗筷，一桌酒菜之丰盛，直令我深感吃惊。
“文老师，初次见面本不该怠慢，可又来不及准备，我兰花嫂子特意到稻香村大饭店为你订了一桌送来，不晓得合不合您的口味。”蒋紫娟女主人般殷勤地为我斟酒、挟菜，相比之下，真正的女主人玉兰花倒像个拘谨的客人似的。
应酬间，我这才有机会打量面前的两个女人。康伟民说的话并没有夸张，玉兰花确实不及蒋紫娟的十分之一美。不，她俩根本没法用数学的倍率来比较，她俩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青春年少、光彩照人的蒋紫娟，美丽得清纯迷人，勾魂摄魄；而玉兰花呢，则是俗语说的“三粗”型女人，体型五大三粗，肚大腰肥，相貌上阔嘴粗眉，肉黄皮粗。忽然间，我感到眼前这两个女人，不正是很好的一对陪衬人么?
康伟民周旋于这两个女人之间，他“不搞情妇”的人生信条的真实性就太令人怀疑了。
我忽然发现沉默寡言的玉兰花并非是真正的拘谨，每当口舌伶俐的蒋紫娟说出一句得体的应酬话，获得康伟民向她报以赞赏的目光时，玉兰花的目光中就倏忽闪出凶狠眼光来，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也使得我想起了西北狼来。
茶余饭后，我一时心血来潮，就决定把原计划带来交给出版社方面审核的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武侠小说稿子交给康伟民，以表示自己遵守诺言，友情为重。
康伟民兴高采烈地接过小说稿，当着我的面翻阅起来。我心里暗暗好笑，你能审定我的稿件，岂非笑话?没想到，前后不过十分钟，康伟民的审稿就结束了，他非常满意地一拍书稿，又把手伸给我，紧紧握住我的手，果断地说：“文兄，你果然是个讲信用、重承诺的好朋友!这稿子不错，我要了!”
“这可是我匆忙之间，草草完成的一部书稿，是不是让我再作些修改?”我问。 “不用了，你老兄写的东西，看一眼就晓得是畅销书!” “噢?怎么见得?” “我不用细看全文，只要看一眼书名、引言、内容简介和目录标题就足够了，尤其是你用这个‘鬼灵子’作笔名，在市场上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相信这本书很快会成为一本畅销书的!”
我感到诧异万分，康伟民几乎没看稿子内容，居然能够在短短的十分钟内就能判断出我这部书稿在市场上的销售率，并断言它很快会成为一本畅销书，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那么，康伟民又是凭什么做出如此肯定的结论呢?
不管我怎么想，一部书稿的出版协议就在这一握手的瞬间完成了。康伟民马上打开那只保险柜，拿出一大叠钞票递给我：“这是付给你的两万块稿费，书出版后，视盈利的多少，我还会再付一笔给你的。”
不用点，我也能感到这两万块稿费一分钱也不会短缺的，何况，这已经大大超过了出版社能付给自己的最高稿费标准。如果这部书稿交给出版社处理，没有一年半载时间根本不可能通过审稿而付梓出版，要拿到稿费，那起码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再者，出版社最多是按照每千字30元付给我稿费，20多万字的书稿能得到7000元稿费已是冲顶了，这仅仅是康伟民付出稿费的三分之一而已!
我抑止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笔和笔记本来，当场就给康伟民写下一张收条，但这被康伟民给制止住了：“说好的，不要你开任何收据、收条!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一套，君子之交，诚信为本。没有这一点，我敢与你合作?”
后来的事情，是我万万料想不到的，仅过了两个月后，我的这部书就出版、销售了，速度之快使我感到吃惊和不解。按以往的惯例，两个月连出版社三审的时间都远远不够。最使我吃惊的还是书的发行量大得出乎意料，第一次印刷就印了30万册!
我始终搞不明白，康伟民是怎么发行得了这么多书的。这部书稿在动笔前和写作中，我曾向几家出版社谈过这个选题，他们始终都没敢给予肯定的答复，只叫我先把书稿拿来看看，再作定论。至于书的市场效应，出版社的编辑也只表示要通过了审稿后，再找新华书店向全国征订，得到订数后才敢付梓印刷，而新华书店一个征订周期起码要三四个月，关键问题还是这个印数问题，能不能达到1万册的起码开机印数，出版社方面毫无把握。没想到这个康伟民胆子真大，一开机就印了30万册!
没过多久，康伟民又给我写来一封信，兴奋地告诉我，这部书果然是畅销书，30万册已全部卖光，希望我尽快把下一部书写完，争取早日去一趟长沙，他康伟民除了一手交钱，一手要书稿外，还准备再付给我这部畅销书3万元的报酬!
那是发生在1992年8月的事情。伴随一代伟人在这年春天的“南巡讲话”发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众多有志一显身手的热血青年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紧接着便纷纷“下海”捞世界。我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开始从桂北地区政府机关停薪留职，出来做自由撰稿人的。当时我有两部武侠、侦破小说分别被广州、长沙的杂志社和出版社看中，他们还准备长期聘我为特约撰稿作家，并希望我能够亲自去一趟广州、长沙，双方当面就有关事宜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当然，我去广州、长沙的差旅费用由对方予以报销。于是，我便先去广州，再转道长沙。
我在南方都市广州与一家杂志社签订完协议，又办妥了该办的事情，就去中山大学看望昔日的大学班主任，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谁知，大事办完，我却为买不到一张去长沙的卧铺票而犯愁。好在，班主任老师通过他的朋友关系，费了不少劲，总算帮我搞到一张卧铺票，虽然是上铺，但我已心满意足了。没想到广州火车站那么多人，简直是多如蚂蚁群。我大汗淋漓地随着蚂蚁群般的人流涌进车站，登上卧铺车厢，离开车时间还剩5分钟了，好险!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铺位，放好旅行包便气喘吁吁爬上去，却一下子愣住了：我的铺位上睡着一个人!
我以为自己搞错了地方，或找错了铺位，连忙下了扶梯，再仔细看看自己手中的代替车票的铺位牌子，然后又认真看看床位，没错啊，是9号铺位!
我再次爬上扶梯，不客气地拍醒对方：“喂，先生，醒一醒!”
对方睁开眼睛，睡眼惺忪而迷惑不解地望着我。我清楚地看见对方的眼角还留有一颗肮脏的眼屎。我扬扬手中的车票。对方仍不解。片刻，对方终于“哦”了一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车票牌子，看看，恍然大悟，一拍脑门：“嗨!该死，我是下铺，对不起，搞错了。”
对方手忙脚乱地爬起来，拎着当枕头用的一只同眼屎一样肮脏的黄色帆布旅行包，爬下来，往下铺一扔又躺了下来，显得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
我拍拍刚才对方躺过的地方，想起那眼屎，甚觉恶心，忽然，心中隐隐涌出一点悔意。心想，早知如此，我就不该叫醒他，直接躺在下铺，岂不是美哉?
我不由得低头向下面瞟了对方一眼，见对方穿着一件同样脏兮兮的蓝的卡上衣，黄色军裤，脚下是一双半新不旧的解放鞋。对方年纪不大，衣着却远远落后于时代，显得比自己还要老土。联想到那眼屎，不管怎么看，对方都是个出来打工的乡下仔，这一点任谁都不会怀疑的。
忽然，我又觉得不对。像他这样的打工仔，怎么会舍得花钱买一张卧铺票呢?何况即使舍得买，按我自己的遭遇，只怕也得花很高的价钱啊!
我禁不住又仔细打量了对方一番，没错，肯定是个打工者，别的不说，对方那只现在已无任何城里人愿意使用的帆布旅行包就足可证明他的身份。似乎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正确，对方那旅行包的拉链未完全拉上，或者干脆就是坏的，通过豁口，可以看到面上是一件领口脏得发灰的白衬衣。恰在这时，对方的眼睛睁开，目光和我相遇，他一笑，露出满口被烟熏黄的牙齿。
“师傅，你也是长沙出来的么?”
我一愣，这才发觉，对方说着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我不由得摇摇头，也用地道的长沙话反问：“你看我像哪里人?”
“我看你就是长沙人!”对方友好而肯定地说。
“看走眼啰，我是桂林人。”我笑笑，改用地道的桂林话说，“师傅你在哪发财?”
“到处混日子呗，得过且过。老板你呢，在哪高就?”
我当时心想，现在的小青年，港台影视看多了，以为那就是时髦，拼命学，却又学不像，邯郸学步，只会令人喷饭，我便以揶揄的口吻，也套用一句时髦话：“自个混饭吃。”
“噢?老板做什么生意?”对方来了兴趣。
“玩感觉呗。”
没想到这句话惊动了对方，他一下蹦了起来，眼睛一亮，顿时炯炯有神地追问：“老板你是，作家?”
对方的举动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这句话，只是在文化圈内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用用。今天我也不知怎么脱口而出，却不料引起对方那么大的反应。凭我的敏感，此时对方哪还有一点打工者的影子?
“老师贵姓?”对方紧接着又问。
顷刻间，我的身份几度被对方改变，从师傅变成老板，又由老板变成了老师。我隐隐感到，此人不可小视，一定有些来头。没等我回答和邀请，对方早已主动爬了上来，随手掏出一包555香烟，弹出烟头，连盒子一起递了过来。
我又吃了一惊。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的烟比我常买的高出几个等级；真正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对方那动作，那神态，甚至那气质，绝对不像个打工仔。我一时也犯糊涂了。
“两湖两广的作家我认识好多个，今天能结识老师，真是幸会。”对方殷勤地为我点火，那热情，就像对方手中的高级防风打火机，通红通红、火热火热的。这时，我已毫不怀疑自己开始的判断肯定是错了。
“我叫文侠，在农村……”
没想到，对方听到我的这个笔名，眼睛眨眨，蓦地叫了起来：“原来是你呀?文老师，幸会、幸会!”他接着说出两本书名来，“武侠小说《飞檐走壁大师》和医学气功宝典《祖传秘籍》这两部书都是老师你写的吧？”
我大吃一惊，这两本书是三年前出版的，虽曾被书市评为“优秀畅销书”，但我使用的作者名字是笔名，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正作者是谁。何况，除了专业研究和特殊爱好者外，一般人看书是不会对作者的名字感兴趣的，除非是特别出名的作家，比如金庸、古龙、梁羽生等。
我毕竟还有点自知之明，虽曾出版过几本书，也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那都是些武侠、侦破小说和医学气功研究之类的科普读物，其中有影响的作品，基本上不是纯文学作品，离著名作家的头衔还差得天远地远。因此，我听对方一提起自己这两部书，顿有突遇知己之感，再细细打量一番对方，也颇觉得对方的模样生动了许多。我不经意地笑笑说：“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遣无聊玩意，哄哄稿费而已。”
但接下来的谈话又使我大失所望。对方对这两部书的内容几乎可说是毫无所知，尤其是连一些最基本的医学、气功常识和观点也说不清楚，对方只是满怀敬意地顺着我的话语连连点头。
咦，对方究竟是个什么人?疑惑又涌上我的心头。
然而，对方很是精明，我的疑惑没逃过他的眼睛，对方微微一笑后说：“如果文老师愿意，我们今后一定能好好合作，也会合作得非常愉快的。”
“合作?”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话。
对方接着递过来一张喷香喷香的名片，与我平时见过的那设计简单的名片相比，对方的名片就气派得多了。尤其是那电脑打印而凸起的烫金繁体字，格外气派地显示了对方的身份：
长沙市黄泥街书刊发行社
康伟民 经理
我这才恍然大悟。不过，我又有了新的疑点。听说现在的书刊发行商，大多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岂能像对方这样寒酸?
当然还有一种解释：这个康伟民是刚下海学习经商的。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实力。但是，我也不愿错过这个结交发行书商的机会。我心里清楚，这些年来，书刊的出版，很大程度已取决于发行了。也就是说，发行已成为一本书能否出版的生命线。如果是想要靠爬格子为生的人，能交上一些可靠的发行商，不啻于端上了金饭碗。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这起码可以使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不会因为印数不够而中途夭折，不能出版。
这个康经理的谈锋甚健。于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世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什么是码洋，什么是印张，如何谈书号，如何算折扣。他简直就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出版情报专员，他知道什么情况下什么书会畅销，懂得如何勾起读者的购买欲，对目前畅销书作家更是如数家珍，讲得头头是道。
康伟民讲得口沫横飞，有声有色；我听得瞠目结舌，且津津有味。虽然对方对我一口一声叫着“老师”，但实际上，我颇有茅塞顿开之感觉，仿佛自己成了被对方启蒙的小学生似的。 在康伟民的“启蒙教育”下，我竟不知火车是何时启动的，也记不清楚开了多远的路程，直到火车在一个站台停住，康伟民提起车窗窗子购物时，我才发觉天已在不知不觉间完全黑了下来。康伟民一下买了一大堆食品，有烧鸡、卤蛋、花生米，有五香豆腐干、沙丁鱼罐头，还有两瓶啤酒。我们边喝边谈，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我则少说多听，完全像个学生在接受先生的启蒙教育似的。
这时的我，对康伟民的看法已有了全新的改变，对方不仅不是什么刚下海的新手，而且是个十分精明而老练能干的书商。而康伟民对我的称呼，也在不知不觉间由老师变成了“文兄”。
“文兄，我是诚心请你和我合作，你放心，我决不会让你吃亏。你有好的书稿，尽管给我，我可以按国家规定的稿酬的最高标准再高出一倍的价格付酬给你，而且是现金，你连白条收据也不用写，税就更用不着交了。”
这确实让我有些动心，钱多当然是一个原因。我得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常常还是很俗气的小文人，或者叫地摊文学作者，对钱的追求并不需要遮遮掩掩。说心里话，我当时实在是太缺钱了，虽然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到1992年的十年工作期间积累了两万多元稿费，但是养家糊口和接济亲朋好友也开支了不少，尤其是1986年我花了15000多元人民币兑换成100(30美元赞助给一位大学同学去美国留学(那时是153元人民币兑换100美元的价位)，这时我的存款仅剩 1500元人民币了。我原计划年底时拿5000元交给女朋友作结婚之用，所以眼下特别急需应急资金。
但更让我动心的还是，一旦把书稿交给康伟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马上可得到现金使用；如果双方合作得好，今后还可免去长途跋涉而大老远跑去听那些编辑老爷们并非都是高明的说教，以及免去有时不得不在报刊社、出版社的编辑跟前装孙子、作小学生般谦恭的尴尬。因为，在他康伟民经理面前，我反倒可以摆出一副自我陶醉的优越感。
我们越谈越投机，彼此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就在列车员通知熄灯就寝时，又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文兄，你就睡下铺吧，我到上面去。”
我一愣：“这怎么行?要不得、要不得!”
“莫讲么子要不得!”康伟民显得有些生气的样子说，“论年龄，虽然你只大我一岁，但你毕竟是兄长；讲学识，你更是我的老师!”
说完，康伟民不由分说地拎起他那脏兮兮的旅行包爬了上去，头往旅行包上搁，便闭上了眼睛。
车厢慢慢安静下来，只有走道边的脚灯发出一点微弱的光线。我躺在舒适的下铺位，却久久难以入眠。下意识里，我感到自己的写作生涯将要发生重大变化，虽说是凶是吉还难以预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康伟民经理将变成一股送自己上文坛青云的劲风，将掀开自己生活中崭新的一页。
忽然，我又为自己开始时不该拍醒康伟民的悔意而感到羞惭。第二天一早，康伟民对我的照顾更加周到了，甚至连洗脸也要等我先洗完回来后他才到盥洗间去。
一个陌路相逢的人对自己如此尊敬，简直使我有点受宠若惊。我暗暗打定主意，下一部书稿，一定交给他，否则就太对不住他这番盛情了。近中午时分，火车徐徐进入长沙市，两人一出站台，我就惊异地发现，这个康伟民经理完全变了个人样，腰也挺直了，神情也威严了，虽然还是那副打工仔的衣着，但派头却变了。火车站出口外面，一个打扮时髦的漂亮女孩笑面如花地朝康伟民迎了上来。
“这是蒋紫娟；这是大作家文侠，文老师。”康伟民为我和蒋紫娟作了介绍后，便搂着她的柔肩到一旁小声嘀咕了几句，蒋紫娟点点头走开了。
“是尊夫人，还是女秘书?”我笑笑，问他。
“都不是。”康伟民当然知道我说的这“女秘书”是什么意思，便也不加掩饰地说，“我老婆只要有她一半，不，只要有她十分之一的漂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见我面有疑团，康伟民坦率地一笑：“你一定以为她是我的小蜜、情妇吧?不瞒你说，文兄，我这人有个人生信条，那就是决不搞小蜜、情妇。以后你会看清这一点的。”
这时，一辆红色的士“嘎”地一声停在我们面前，蒋紫娟探头招呼道：“文老师，请上车。”
我一愣：“这是干什么?”
“文兄，没别的意思。今天中午先到我家坐坐，认认路，吃顿便饭，然后我再叫辆车送你去出版社。”
不过一刻钟，的士便停在康伟民家门口，一出车门，我便惊呆了，这是一幢刚竣工不久的三层别墅；式的小楼，彩色瓷砖贴墙，茶色铝合金门窗，造型别致的小楼，与他那身寒酸的衣着对比，再丰富的想象也无法使之协调起来。走进小楼，这种不协调更加明显了。新疆全羊毛的楼花地毯，配上那些叫我咋舌的家具和家用电器，使我仿佛置身于贵族之家。
康伟民毫不掩饰，显得很得意地指着客厅一幅横幅说：“文兄，这‘康庄伟民’四个字，是我省最著名的书法家王鸿运，王老先生的亲笔墨宝，据说他还是我国古代伟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几十几代孙，那我就不管他了。反正啊，他写这四个字就要了我四千块钱，他妈妈的，一个字一千块，真他妈妈的会宰人!”
我想，凭着大书法家王鸿运的名声，一字千金值不值姑且不谈，但这四个字中包容了康伟民经理的名字，又暗喻其为“康庄大道上的伟大公民”的褒誉，却大可怀疑。一个以自己的艺术名声来迎合一些爆发户附庸风雅的做法，难道不是我们这些文化人的悲哀吗?
康伟民又把我引到二楼卫生间去洗澡。不用说，卫生间的装饰比之大宾馆来说，毫不逊色。我曾为自己是有名作家而沾沾自喜，但像这样的舒适的生活设施，也不过是有幸参加一些笔会或讨论会时沾了公家的便宜才能享受到。再想想自己住的地委机关那50年代建造的单身楼房小套间，对比之下，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不得不感到一丝丝寒酸、凄楚的悲凉。
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洗澡的，但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一路上早已出了一身的臭汗，加上也想体会一下富翁家里的豪华卫生间是什么滋味，便也不推辞了。我洗完澡好一会，康伟民才从三楼的卫生间出来。
看到眼前的康伟民，我再次目瞪口呆了。金利来的衬衣，一件真丝睡衣，衬托他那神采飞扬的神情，使得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对方还没走近，一股似兰似麝的香味就扑面而来。仅仅半个小时以前，康伟民还是一个乡下打工仔的模样，怎么一下变成一个风流潇洒飘逸俊雅的贵公子了?
“你奇怪我在车上为什么那身打扮么?”
我的神情没能逃脱康伟民的眼睛，他微笑着把我领到最里的一个房间内。房间不大，仅有一套办公桌椅和一对真皮单人沙发，最显眼的，是角落里的一个保险柜。办公桌上，刺眼地放着那个脏兮兮的黄色帆布旅行包。
康伟民笑着扯开拉链，把那件同样脏兮兮的白衬衣和两条内裤拿出来，随手扔进脚边的废纸篓里，做了个手势，示意我看。
我一探头，顿时惊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旅行包内，是一捆捆扎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
我吃惊的神色再次引得康伟民得意地哈哈大笑。笑声中，他将那一捆捆人民币掏出来，顷刻间，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座人民币堆成的小山。我真不敢想象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每当我收到一笔汇来的稿费时，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那种羡慕、妒忌的眼光，一定也和我此刻的眼光一模一样，我也曾为这眼光而陶醉过。然而此刻，我发觉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乞丐，一个文明的乞丐罢了。
“文兄，我不想向你隐瞒。”康伟民把一捆捆的人民币放进保险柜，又道，“一路上，我是利用你当了我的保镖。不过，我是迫不得已，是经过多次惨痛的教训学来的。希望你原谅，也希望你们玩笔杆的以后手下留情，多写写我们的苦衷和失败，少给一些讽刺、挖苦。” “你是赚了文老师的一个大便宜，应该给他付保镖费。”蒋紫娟笑着走了进来，说，“你晓不晓得，文老师可是我们桂北地区的武林高手，听说特警队还聘他当武术教头呢!”
“真的?”这下轮到康伟民惊奇得瞪大双眼了。
“咦，你我第一次见面，你怎么晓得这些?”我也感到奇怪地问。
“文老师，我们一见面，我就觉得你很面熟，好像在哪见过，现在终于想起来了，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桂林汽车站有过一面之交。”蒋紫娟说，“当时我们都在买车票，有个小偷扒了我的钱包就想跑，我抓住他的一只手不放，他就拔出匕首要捅我，你一巴掌打掉他手中的匕首，又给了他一脚，眨眼工夫就把他制伏在地，交给了车站派出所……”
“我都忘记这事了，没想到那个漂亮女孩原来是你啊。”
“你学雷锋做好事不肯留名嘛，可我们就是有缘分啊，山不转水转，我们转来转去居然在长沙转到一块来了!”
“哈哈……”我们三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康伟民豪爽地把手一挥：“没说的，文兄你上次救过紫娟，这次又给我当了一路的保镖，我理所当然要付给你3000元费用!”
“不，不……”
“不要客气!如果你实在过意不去，回去后就给我炮制一部20万字的武打小说来，我按100元一千字的价格付你2万元稿费，这3000元就算我提前支付给你的稿费!”
“好!”我感到自己正缺钱，反正这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不是贪污受贿、坑蒙拐骗得来的非法收入，拿了也心安理得，便爽快地答应了，“我们成交!”
接下来，康伟民又告诉我，他们这类书刊发行行业，被人们称为二渠道，以区别于新华书店等国营发行渠道。他们大多以民间为主，一般都以现金交易，每出一本书，动辄要经手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现金。而想把这些钱安全带回来，是件十分艰辛的事，一路上提心吊胆，精神高度紧张，连眼皮也不敢眨一眨，但往往在自己精疲力竭而快到目的地时，钱就被人偷走了。
“你不知这些人有多神?”康伟民愤然说，“他们就像旧小说中的神偷，眼光特别毒，只要往你包上扫一眼，就能知道有多少油水，一路上跟着你，哪怕你把钱箱紧紧抱在怀里，他们也有办法偷走。当然，有时候是用强盗的手段抢走。” “你挨过偷吗?”我问。 “挨过，他妈妈的，卵心痛的!”康伟民一脸无奈地说，“我第一次出去收款，钱不算太多，8万多块钱，可那是我第一笔成功的书刊生意。以前栽过两次，差点趴下了，这次成功了，就指望它起家，所以我把它看得比命还贵重。想想一咬牙，我买了只进口密码箱装钱，一路上手不离箱，即使是吃饭、上厕所，也用软链套在臂上。可没想到，回家开箱一看，里面变成了一堆废纸!那些钱明明是我亲手放进去的，可它是什么时候挨小偷调的包，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那回我又急又恨，差点从湘江大桥跳了下去!”
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那只肮脏的旅行包，特别是那件旧衬衣的妙用，它们为康伟民这次从广州巧携巨款回长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绝妙作用。同样，一路上我感到扑朔迷离的谜底，此刻也找到了答案。我不得不佩服康伟民的精明老到，却又隐隐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好在，康伟民已经答应补偿我了。
忽然，我想起一个破绽：“你为什么不通过邮局汇回来呢?或者，用信汇自带也行。我想，你总不会舍不得这点邮费吧?”
康伟民笑笑，没有回答。显然，这里有什么不能与外人说道的奥秘。这时，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来喊我们下楼去吃饭。
“玉兰花，我老婆。”康伟民淡淡地介绍说。
“真名还是笔名，抑或外号?”我笑笑问。
“真名实姓，她姓玉，名字叫兰花。”
我们两人说话间，蒋紫娟已在餐厅帮忙玉兰花摆好了碗筷，一桌酒菜之丰盛，直令我深感吃惊。
“文老师，初次见面本不该怠慢，可又来不及准备，我兰花嫂子特意到稻香村大饭店为你订了一桌送来，不晓得合不合您的口味。”蒋紫娟女主人般殷勤地为我斟酒、挟菜，相比之下，真正的女主人玉兰花倒像个拘谨的客人似的。
应酬间，我这才有机会打量面前的两个女人。康伟民说的话并没有夸张，玉兰花确实不及蒋紫娟的十分之一美。不，她俩根本没法用数学的倍率来比较，她俩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青春年少、光彩照人的蒋紫娟，美丽得清纯迷人，勾魂摄魄；而玉兰花呢，则是俗语说的“三粗”型女人，体型五大三粗，肚大腰肥，相貌上阔嘴粗眉，肉黄皮粗。忽然间，我感到眼前这两个女人，不正是很好的一对陪衬人么?
康伟民周旋于这两个女人之间，他“不搞情妇”的人生信条的真实性就太令人怀疑了。
我忽然发现沉默寡言的玉兰花并非是真正的拘谨，每当口舌伶俐的蒋紫娟说出一句得体的应酬话，获得康伟民向她报以赞赏的目光时，玉兰花的目光中就倏忽闪出凶狠眼光来，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也使得我想起了西北狼来。
茶余饭后，我一时心血来潮，就决定把原计划带来交给出版社方面审核的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武侠小说稿子交给康伟民，以表示自己遵守诺言，友情为重。
康伟民兴高采烈地接过小说稿，当着我的面翻阅起来。我心里暗暗好笑，你能审定我的稿件，岂非笑话?没想到，前后不过十分钟，康伟民的审稿就结束了，他非常满意地一拍书稿，又把手伸给我，紧紧握住我的手，果断地说：“文兄，你果然是个讲信用、重承诺的好朋友!这稿子不错，我要了!”
“这可是我匆忙之间，草草完成的一部书稿，是不是让我再作些修改?”我问。 “不用了，你老兄写的东西，看一眼就晓得是畅销书!” “噢?怎么见得?” “我不用细看全文，只要看一眼书名、引言、内容简介和目录标题就足够了，尤其是你用这个‘鬼灵子’作笔名，在市场上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相信这本书很快会成为一本畅销书的!”
我感到诧异万分，康伟民几乎没看稿子内容，居然能够在短短的十分钟内就能判断出我这部书稿在市场上的销售率，并断言它很快会成为一本畅销书，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那么，康伟民又是凭什么做出如此肯定的结论呢?
不管我怎么想，一部书稿的出版协议就在这一握手的瞬间完成了。康伟民马上打开那只保险柜，拿出一大叠钞票递给我：“这是付给你的两万块稿费，书出版后，视盈利的多少，我还会再付一笔给你的。”
不用点，我也能感到这两万块稿费一分钱也不会短缺的，何况，这已经大大超过了出版社能付给自己的最高稿费标准。如果这部书稿交给出版社处理，没有一年半载时间根本不可能通过审稿而付梓出版，要拿到稿费，那起码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再者，出版社最多是按照每千字30元付给我稿费，20多万字的书稿能得到7000元稿费已是冲顶了，这仅仅是康伟民付出稿费的三分之一而已!
我抑止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笔和笔记本来，当场就给康伟民写下一张收条，但这被康伟民给制止住了：“说好的，不要你开任何收据、收条!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一套，君子之交，诚信为本。没有这一点，我敢与你合作?”
后来的事情，是我万万料想不到的，仅过了两个月后，我的这部书就出版、销售了，速度之快使我感到吃惊和不解。按以往的惯例，两个月连出版社三审的时间都远远不够。最使我吃惊的还是书的发行量大得出乎意料，第一次印刷就印了30万册!
我始终搞不明白，康伟民是怎么发行得了这么多书的。这部书稿在动笔前和写作中，我曾向几家出版社谈过这个选题，他们始终都没敢给予肯定的答复，只叫我先把书稿拿来看看，再作定论。至于书的市场效应，出版社的编辑也只表示要通过了审稿后，再找新华书店向全国征订，得到订数后才敢付梓印刷，而新华书店一个征订周期起码要三四个月，关键问题还是这个印数问题，能不能达到1万册的起码开机印数，出版社方面毫无把握。没想到这个康伟民胆子真大，一开机就印了30万册!
没过多久，康伟民又给我写来一封信，兴奋地告诉我，这部书果然是畅销书，30万册已全部卖光，希望我尽快把下一部书写完，争取早日去一趟长沙，他康伟民除了一手交钱，一手要书稿外，还准备再付给我这部畅销书3万元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