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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尔斯·普莱思于1889年底带着家眷到达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时，他立刻发现那是个无趣的地方，对于未来更是感到茫然。不过他倒是注意到了，虽然汾州居民大多贫病交迫兼而绝望，但对他们倒是非常友善。他在1890年3月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将当地和美国做了比较：“他们对我们很好，好像很高兴我们到这儿和他们一块生活，较之有些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受到的待遇，显然好得多。”
远自16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19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可以想见，美国白人对这批新移民的态度，是好坏参半的。不过刚开始时，容忍度还算不错。就拿容闳这个来自中国东南穷人家的小孩来说，他在商人支持下，由好心传教士带到美国，就读于新英格兰的私立寄读学校，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娶了哈特佛德当地的女孩，生活上完全没有出现困扰。另外较特别的，像中国连体双胞胎“章和安”（Chang and Eng）（生于1811年，殁于1874年）。这对胸部紧紧相连的兄弟，刚开始时还是马戏团的展览品，后来也过起了几乎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换了美国姓邦克（Bunker），娶了当地的白人姊妹安德蕾·叶慈及莎拉·安·叶慈，成了两个家，兄弟俩两头轮流住，买了地，共享一份结婚礼物，即一位他们称为“葛瑞丝阿姨”的女黑奴，总共生育了21个子女。有些中国人则经营果园，组织慈善机构，捕虾网蚵，在废弃的矿场挖掘剩煤，到制鞋工厂或雪茄工厂做工，开洗衣店或餐厅。
到了1860年代末期，查尔斯·普莱思所提及的压力，逐渐开始浮现。此时中国人不再囿守于旧金山，他们开始接触矿工、铁路工等工作，也从美国人眼中的新鲜有趣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动辄遭调侃，经济上受歧视，法律上受骚扰，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严重时，甚至遭私刑处死。两位早期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为布莱特·哈特及马克·吐温。这两位年轻人均来自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找些故事题材，一方面则想成名致富。他们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在内华达州及加州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的记者。
吐温指出，弗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
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为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
在他为三位中国人所做的人物侧写里，吐温表现了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论调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号的阿兴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们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种由中国进口的酒，装在小罐子里，有色无色，说不出名字，他会以精致的小瓷杯装酒，邀我们品尝”。阿兴“店里有上千种商品，模样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无法形容”。他还请他的记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肠”，但是吐温未加品尝，他怀疑其中“掺了老鼠肉”。
“秋秋街三十七号的洪卧先生”，原本是报社的厨子，大家都叫他“汤姆”，当时正经营中国社区里的彩券发行。听过他对彩券制度的解释，吐温讥讽其英语“毫无瑕疵”；事实上他讲的是不折不扣地道的洋泾浜英语。另外，“西亚先生在活狐街经营一家有趣的商店，”吐温很喜欢到店内浏览，“他出售装饰华丽的白羽毛扇子，闻起来像奶酪的香水、毛笔，以及用石子做成的连钢铁也不能刮伤的表链，却磨得像贝壳一样光亮。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西亚还向他的记者朋友展示以金线制成，饰以孔雀羽毛的金翎子。”
当地一家小中餐馆也引起吐温极大的兴趣，连用算盘计账也让他神往不已：
我们在诗般的餐厅里，以筷子用餐；我们一个伙伴在门口斥责几个眼如弯月的女孩，说她们没有女性的矜持；老板为我们点起保护作用的燃香，我们则就几个小神像和他讨价还价。饭后，中国账房的身手让我们大开眼界。在一个状似烤架，串着许多珠子的机器上，他计算着账目：不同串的珠子分别代表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他以手指拨弄珠子，速度之快，恰如音乐教授弹奏钢琴的手。
1870年，吐温由弗吉尼亚市迁往加州，因此有机会对中国人及其生活习惯做进一步了解，并以锐利的双眼，观察到了他们所受的歧视。“我正在写新闻稿，”他记录下186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种族歧视事件，“有新闻进来，指出光天化日之下，有几个男孩在旧金山，拿石子将一名毫无防卫的中国人活活砸死……虽然许多人在旁边围观，却没有人出面干预。”他表示，“在法庭上，任何白种人都可以作证，要了中国人的命，但是中国人却不得上庭指控白人”。他还提到新立的煤矿税，征收对象只限于在废矿坑里掘煤的中国人。而为移民局工作的不肖医生，也会向每一个初上岸的中国人征收高达十元的疫苗费。 1870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至少二十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这事深深震撼了吐温，以及其他较敏感的西方观察家。最著名的一首诗《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写于1870年，据其作者布莱特·哈特表示，一切完全来源于巧合。哈特之友安布罗斯·毕尔斯也曾大量撰文支持中国人，他表示，哈特曾告诉他，“写那首诗完全是出于无心”。在1860年代，哈特曾在一些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约翰”等中国人，至于“有话直说”，则是为了总结哈特1850至1860年代间在淘金场度过的艰苦岁月，有感而发写成的几首诗中的一首。
不过这首诗会造成巨大冲击，显然与诗作发表时社会上正好出现的歧视与杀戮事件有关。整首诗有着大胆而神秘的开场，老实的詹姆士话正说到一半，紧接着就出现了阿兴和白人矿工赌博的场面：
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
（平台山，1870年）
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讲，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的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下面我就来说说。
他的名字叫阿兴，
我不会否认，
提起这个人名，
意思明显得很；
他笑起来也愁眉苦脸，像个小孩，
我常向奈比尔提起这个人。
那是八月的第三天，
天空非常晴朗；
或许可以推断
阿兴也是一样。
但那天他跟威廉赌钱
还有我，那副样子我可瞧不上。
我们小赌一场，
阿兴也加入进来：
我们玩的是尤克纸牌。照样
他根本就弄不明白，
但他坐在桌旁傻笑兮兮，
笑得像个小孩，让人不想理睬……
在诗里，老实的詹姆士承认，他和朋友奈比尔拼命作弊，以敲阿兴之杠，因为后者承认自己对玩牌一无所知。让他们意外的是，尽管作了弊，阿兴还是赢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阿兴的作弊手法其实更高明。最后当奈比尔准备将预谋中的牌发给詹姆士时，阿兴巧妙地将牌挡了下来，并成了赢家。双方紧接着打起架来，阿兴袖中此时落出了“二十四张杰克”。老实詹姆士这时以结尾呼应全诗起头部分：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这一点，我还会这样想。
这首诗刊于1870年的《大地月刊》，由于其创意及内容，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一家纽约的书店在两个月内卖掉了1200本，好几家知名报纸均二度登出这首诗，另外还出现了两种附带插画的单行本，及两个配有音乐的版本，1871年时，甚至冒出一位“中国异教徒歌手”。
哈特曾表示，创作此诗全属无心，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认为此诗有排华意味，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辩护。如果这首诗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图利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了一耙。尽管许多人误解了这首诗，哈特却乘机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为了替误解提出反驳，他写了更多文章，赚了更多钱，同时还设立了某种道德上的标杆。
由于阿兴这个人物获得了相当的回响，哈特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诗，《中国人的新怒火》。在诗里，一群粗鲁的白人矿工拒绝支付洗衣费，结果在阿兴领导下，一批中国人突袭了这些矿工，抢走他们的牲畜及其他财物，以抵偿洗衣费。更惊人的是，这些中国人还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矿工乔·约翰逊，并以自己的方法审判他：他们诱惑他吸鸦片，“一剃掉他的眉毛，将他悬在一根竹竿上”，让他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涂上油彩，再将他塞进一个竹笼子，外面放个标签写道“有个白人在此”，他们“任他悬在那儿，像只熟透的果子”。
包括吐温、哈特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内，他们的作品都混杂了个人成见、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自我满足。一大批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就这么出现了，更精确点，应该将它们称为“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通常都有基本事实做根据。19世纪末，中国城摄影师阿诺德·根特的作品即清楚显示，即使穿上了西服，大多数中国男人仍蓄着辫子，他们往往将辫子盘在头上，外面戴着一顶圆顶礼帽。有些中国人从家乡带来了抽鸦片的习惯，并将大部分辛苦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通常单独漂洋过海，有时候也与其他男性结伴而行，在纯男性的圈子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可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而妓女则是他们唯一的泄欲对象。在复杂的法律网路下，无论是从商、求学或工作，他们都备受歧视，以致他们若欲通过法庭解决问题，均须花费大量时间、巨额金钱，这使他们在中国城里，形成了紧密的社群。而原本的“慈善机构”，也经常化身成为控制集团，除了为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提供保护，也提供懂得他们语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盾。不过这些集团却经常会通过保护商家、控制毒品、妓女、赌博等渠道，讹诈金钱，甚至彼此恶斗；有时会拼得你死我活，有时是莫名其妙混战一番。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已从多重的思考线路中建构出了自己的解释。
摘自《大汗之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远自16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19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可以想见，美国白人对这批新移民的态度，是好坏参半的。不过刚开始时，容忍度还算不错。就拿容闳这个来自中国东南穷人家的小孩来说，他在商人支持下，由好心传教士带到美国，就读于新英格兰的私立寄读学校，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娶了哈特佛德当地的女孩，生活上完全没有出现困扰。另外较特别的，像中国连体双胞胎“章和安”（Chang and Eng）（生于1811年，殁于1874年）。这对胸部紧紧相连的兄弟，刚开始时还是马戏团的展览品，后来也过起了几乎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换了美国姓邦克（Bunker），娶了当地的白人姊妹安德蕾·叶慈及莎拉·安·叶慈，成了两个家，兄弟俩两头轮流住，买了地，共享一份结婚礼物，即一位他们称为“葛瑞丝阿姨”的女黑奴，总共生育了21个子女。有些中国人则经营果园，组织慈善机构，捕虾网蚵，在废弃的矿场挖掘剩煤，到制鞋工厂或雪茄工厂做工，开洗衣店或餐厅。
到了1860年代末期，查尔斯·普莱思所提及的压力，逐渐开始浮现。此时中国人不再囿守于旧金山，他们开始接触矿工、铁路工等工作，也从美国人眼中的新鲜有趣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动辄遭调侃，经济上受歧视，法律上受骚扰，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严重时，甚至遭私刑处死。两位早期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为布莱特·哈特及马克·吐温。这两位年轻人均来自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找些故事题材，一方面则想成名致富。他们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在内华达州及加州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的记者。
吐温指出，弗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
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为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
在他为三位中国人所做的人物侧写里，吐温表现了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论调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号的阿兴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们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种由中国进口的酒，装在小罐子里，有色无色，说不出名字，他会以精致的小瓷杯装酒，邀我们品尝”。阿兴“店里有上千种商品，模样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无法形容”。他还请他的记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肠”，但是吐温未加品尝，他怀疑其中“掺了老鼠肉”。
“秋秋街三十七号的洪卧先生”，原本是报社的厨子，大家都叫他“汤姆”，当时正经营中国社区里的彩券发行。听过他对彩券制度的解释，吐温讥讽其英语“毫无瑕疵”；事实上他讲的是不折不扣地道的洋泾浜英语。另外，“西亚先生在活狐街经营一家有趣的商店，”吐温很喜欢到店内浏览，“他出售装饰华丽的白羽毛扇子，闻起来像奶酪的香水、毛笔，以及用石子做成的连钢铁也不能刮伤的表链，却磨得像贝壳一样光亮。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西亚还向他的记者朋友展示以金线制成，饰以孔雀羽毛的金翎子。”
当地一家小中餐馆也引起吐温极大的兴趣，连用算盘计账也让他神往不已：
我们在诗般的餐厅里，以筷子用餐；我们一个伙伴在门口斥责几个眼如弯月的女孩，说她们没有女性的矜持；老板为我们点起保护作用的燃香，我们则就几个小神像和他讨价还价。饭后，中国账房的身手让我们大开眼界。在一个状似烤架，串着许多珠子的机器上，他计算着账目：不同串的珠子分别代表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他以手指拨弄珠子，速度之快，恰如音乐教授弹奏钢琴的手。
1870年，吐温由弗吉尼亚市迁往加州，因此有机会对中国人及其生活习惯做进一步了解，并以锐利的双眼，观察到了他们所受的歧视。“我正在写新闻稿，”他记录下186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种族歧视事件，“有新闻进来，指出光天化日之下，有几个男孩在旧金山，拿石子将一名毫无防卫的中国人活活砸死……虽然许多人在旁边围观，却没有人出面干预。”他表示，“在法庭上，任何白种人都可以作证，要了中国人的命，但是中国人却不得上庭指控白人”。他还提到新立的煤矿税，征收对象只限于在废矿坑里掘煤的中国人。而为移民局工作的不肖医生，也会向每一个初上岸的中国人征收高达十元的疫苗费。 1870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至少二十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这事深深震撼了吐温，以及其他较敏感的西方观察家。最著名的一首诗《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写于1870年，据其作者布莱特·哈特表示，一切完全来源于巧合。哈特之友安布罗斯·毕尔斯也曾大量撰文支持中国人，他表示，哈特曾告诉他，“写那首诗完全是出于无心”。在1860年代，哈特曾在一些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约翰”等中国人，至于“有话直说”，则是为了总结哈特1850至1860年代间在淘金场度过的艰苦岁月，有感而发写成的几首诗中的一首。
不过这首诗会造成巨大冲击，显然与诗作发表时社会上正好出现的歧视与杀戮事件有关。整首诗有着大胆而神秘的开场，老实的詹姆士话正说到一半，紧接着就出现了阿兴和白人矿工赌博的场面：
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
（平台山，1870年）
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讲，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的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下面我就来说说。
他的名字叫阿兴，
我不会否认，
提起这个人名，
意思明显得很；
他笑起来也愁眉苦脸，像个小孩，
我常向奈比尔提起这个人。
那是八月的第三天，
天空非常晴朗；
或许可以推断
阿兴也是一样。
但那天他跟威廉赌钱
还有我，那副样子我可瞧不上。
我们小赌一场，
阿兴也加入进来：
我们玩的是尤克纸牌。照样
他根本就弄不明白，
但他坐在桌旁傻笑兮兮，
笑得像个小孩，让人不想理睬……
在诗里，老实的詹姆士承认，他和朋友奈比尔拼命作弊，以敲阿兴之杠，因为后者承认自己对玩牌一无所知。让他们意外的是，尽管作了弊，阿兴还是赢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阿兴的作弊手法其实更高明。最后当奈比尔准备将预谋中的牌发给詹姆士时，阿兴巧妙地将牌挡了下来，并成了赢家。双方紧接着打起架来，阿兴袖中此时落出了“二十四张杰克”。老实詹姆士这时以结尾呼应全诗起头部分：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这一点，我还会这样想。
这首诗刊于1870年的《大地月刊》，由于其创意及内容，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一家纽约的书店在两个月内卖掉了1200本，好几家知名报纸均二度登出这首诗，另外还出现了两种附带插画的单行本，及两个配有音乐的版本，1871年时，甚至冒出一位“中国异教徒歌手”。
哈特曾表示，创作此诗全属无心，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认为此诗有排华意味，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辩护。如果这首诗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图利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了一耙。尽管许多人误解了这首诗，哈特却乘机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为了替误解提出反驳，他写了更多文章，赚了更多钱，同时还设立了某种道德上的标杆。
由于阿兴这个人物获得了相当的回响，哈特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诗，《中国人的新怒火》。在诗里，一群粗鲁的白人矿工拒绝支付洗衣费，结果在阿兴领导下，一批中国人突袭了这些矿工，抢走他们的牲畜及其他财物，以抵偿洗衣费。更惊人的是，这些中国人还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矿工乔·约翰逊，并以自己的方法审判他：他们诱惑他吸鸦片，“一剃掉他的眉毛，将他悬在一根竹竿上”，让他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涂上油彩，再将他塞进一个竹笼子，外面放个标签写道“有个白人在此”，他们“任他悬在那儿，像只熟透的果子”。
包括吐温、哈特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内，他们的作品都混杂了个人成见、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自我满足。一大批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就这么出现了，更精确点，应该将它们称为“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通常都有基本事实做根据。19世纪末，中国城摄影师阿诺德·根特的作品即清楚显示，即使穿上了西服，大多数中国男人仍蓄着辫子，他们往往将辫子盘在头上，外面戴着一顶圆顶礼帽。有些中国人从家乡带来了抽鸦片的习惯，并将大部分辛苦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通常单独漂洋过海，有时候也与其他男性结伴而行，在纯男性的圈子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可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而妓女则是他们唯一的泄欲对象。在复杂的法律网路下，无论是从商、求学或工作，他们都备受歧视，以致他们若欲通过法庭解决问题，均须花费大量时间、巨额金钱，这使他们在中国城里，形成了紧密的社群。而原本的“慈善机构”，也经常化身成为控制集团，除了为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提供保护，也提供懂得他们语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盾。不过这些集团却经常会通过保护商家、控制毒品、妓女、赌博等渠道，讹诈金钱，甚至彼此恶斗；有时会拼得你死我活，有时是莫名其妙混战一番。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已从多重的思考线路中建构出了自己的解释。
摘自《大汗之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