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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雕塑，四个人，其中两个人一只手相握，另一只手托碗高举，目光眺望远方……
彝海结盟纪念馆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边，这尊雕塑便坐落在彝海结盟纪念馆门前广场上。
沙玛依古是纪念馆的管理员，他几乎每天都要告诉游客，雕塑中穿红军服装的是刘伯承，穿彝族服装的叫小叶丹。他还会自豪地说，他的爷爷沙玛尔格曾经是小叶丹的贴身管家，亲历了77年前发生在彝海边上的红色故事。
红军来到彝海边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此时，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宣称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共军插翅也难逃”，要“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提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并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率一军团为北上开路。
刘伯承和聂荣臻都是四川人，非常熟悉川西风土人情。经过侦察和分析，他们提出要躲开敌军围追堵截，只有穿越大凉山三百里彝区，经冕宁、安顺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刘伯承还对部队进行动员说：“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对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而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因而都把彝区视为畏途。
红军到达彝区时，有三大黑彝家支（果基、罗洪和倮伍）在那里分片统治。红军占领冕宁县城后，马上释放了当地军阀关在黑牢中的彝民囚犯，还请一些头目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
但是，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地名），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大声吆喝着，人越聚越多。前卫连的冯文彬带着“通司”（翻译）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指白彝）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红军依要求给了200个银元，这伙彝民一抢而散。
不久，又有一伙人挡住去路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支的，他们是果基家支的。前卫连又给了200个银元。
先遣队前行期间，沿途树林里不时有冷枪冷箭射来，不断有红军战士伤亡。红军战士严守纪律，没有开枪还击。
没过多长时间，后面的战士上来报告说，跟在先遣队身后不远的工兵连在经过额瓦垭口时遭到彝族武装抢劫，他们携带的渡河器材被一抢而空，甚至连穿的衣服都被扒抢，被迫赤身裸体退回到大桥镇。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
歃血盟誓兄弟情
出生于1894年的小叶丹，原名果基约达，自幼聪明伶俐，十几岁就能言善辩，通晓汉语。长大后，家支中有什么问题，他总是能够公平地解决，所以被推为了“苏易”（即头人或首领）。
彝族家支的“苏易”既不靠世袭，也不是任命，全靠个人修养和品行，通过推选产生。一个家支中，“苏易”并不是惟一的，小叶丹当时就只是果基家支中的“苏易”之一。
听说红军来了，小叶丹就派精通汉语的管家沙玛尔格去喇嘛房探听情况。沙玛尔格在与肖华的交谈中，了解了红军的意图。“我爺爷沙玛尔格给肖华出了一个主意，和我们头人结拜兄弟，就能获取到彝民的信任。”彝海结盟纪念馆管理员沙玛依古介绍说。
沙玛尔格把他了解的情况对小叶丹说了，还说了结拜的事，但小叶丹不敢相信。“我爷爷就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拿人头担保！这样小叶丹才答应与刘伯承见面商谈结盟。”
初见刘伯承时，小叶丹要摘掉黑色头帕，行叩头大礼。刘伯承赶紧迎上去扶起小叶丹说：“我们是兄弟，大家是平等的，不兴这套！”这一席话，让小叶丹十分感动。
1935年5月22日，一场对中国历史走向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歃血盟誓仪式在彝海边举行。
刘伯承从红军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舀来彝海湖里的水，以水代酒。小叶丹叫人捉来一只大红公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里。两人面对彝海，虔诚地并排跪下。
作为大哥的刘伯承先端起瓷盅发誓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今天与果基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语毕，将鸡血水一饮而尽。
作为小弟的小叶丹，端起瓷盅起誓说：“我果基小叶丹今天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地死。”他也将瓷盅里的鸡血水一口喝干。
结盟仪式之后，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10支步枪送给了小叶丹。作为回赠，小叶丹将自己的坐骑—一匹大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护送红军过彝区
当晚，刘伯承在一名保长家的宅院里设宴款待小叶丹一行。刘伯承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就让手下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
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果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昨天罗洪家的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
其实，小叶丹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以前他们和罗洪家支经常发生械斗，这次他想靠红军的力量来个一劳永逸。
刘伯承向小叶丹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对付军阀刘文辉。”他还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
随后，刘伯承把一面红旗赠给了小叶丹，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小叶丹被任命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
彝海结盟后，小叶丹考虑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袭击红军，于是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手下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格等人护送红军到岔罗。由于红军通过彝区时秋毫无犯，加上刚刚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众，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均未攻击红军。为了抢时间和防止意外，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强行军一天一夜迅速通过了彝区。 分别之时，刘伯承对小叶丹说：“后面红军大部队人马多，拜托你一定要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
小叶丹没有辜负刘伯承对他的期望，他组织彝民七天七夜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之间，护送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过境。
刘伯承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当时）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1950年春，小叶丹的妻子将她珍藏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交到了刘伯承手中。这面旗帜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彝民支队的五年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起了红军支队的旗帜。
1935年8月，在留下的红军政委的帮助下，小叶丹与罗洪、倮伍家支联合在冕宁县中心乡萨塔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誓师大会，提出了“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敌”的战斗口号。在有名的扯羊村和野鸡洞保卫战中，他们给邓秀廷（替军阀刘文辉策划“以彝制彝”的主角）部队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因邓秀廷挑拨离间，三个家支的联盟解体了。邓秀廷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花一千五百两银子，把政委赎了出来。后来，红军给小叶丹的委任状又被邓秀廷的手下搜去，要追究他与红军结盟的罪责，他又被迫交出了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
小叶丹曾对自己的妻子和弟弟沽基尼丕说：“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小叶丹的妻子为了保护好这面旗，将其缝在了一条她穿过的百褶裙的夹层里。
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在邓秀廷挑起的一场彝族冤家械斗中不幸身亡。不久，沙马尔格也在一次劝架时被人袭击伤重而亡。
解放军占领大西南后，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刘伯承不忘旧情，下令接小叶丹到重庆任职。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小叶丹已遭不幸。小叶丹的妻子将她珍藏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交到了刘伯承手中。这面旗帜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民族团结的象征
四川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市是最早建造彝海结盟纪念碑的地方。
据时任西昌市市长巴莫尔哈回忆：纪念碑原计划在彝海结盟50周年时举行落成典礼，但在1985年初制作纪念碑模型时，就有人表示反对，并联名向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中央反映不同意见，认为小叶丹送走红军后有变节行为，并把当年冕宁抗捐军失败的责任记在了小叶丹的头上。
据史料记载，红军主力进驻冕宁县城后，不仅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抗捐军。当时，川军军阀盘踞的地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35年5月29日，红军主力离开冕宁不久，抗捐军就遭到彝族奴隶主的武装袭击，队伍被冲散，负责人多数被害。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亦不复存在。
巴莫尔哈分别找老地下党员、凉山州原州长瓦渣木基以及小叶丹的弟弟了解情况。瓦渣木基回忆说：小叶丹送走红军返回后，抗捐军被国民党邓秀廷军队和反对果基家的一些黑彝头人的武装包围。当时抗捐军领导派人找小叶丹设法脱离险境，离开冕宁。小叶丹如约带了四个人去见抗捐军领导，商议撤走路线，但抗捐军领导不同意小叶丹的突围方案，认为他设计的路线危险性更大。双方争论过程中，敌人包围上来，小叶丹只好趁黑夜离开，抗捐军就这样失败了。
在了解清楚情况之后，1986年1月1日，一座红砂石材质的彝海结盟雕塑纪念碑亮相于西昌市中心的街心花园里，成为西昌市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彝海结盟60周年时，当地政府在当年結盟原址修建了彝海结盟纪念碑。2005年，在纪念碑的后面，修建了彝海结盟纪念馆。当年结盟时留下的物品，包括曾经作为“座席”、“桌子”的三块石头，也都被陈列在这儿。现在，彝海结盟纪念馆不仅被发改委等六部门确立为100个精品红色旅游景点之一，还是全国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彝海结盟纪念馆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边，这尊雕塑便坐落在彝海结盟纪念馆门前广场上。
沙玛依古是纪念馆的管理员，他几乎每天都要告诉游客，雕塑中穿红军服装的是刘伯承，穿彝族服装的叫小叶丹。他还会自豪地说，他的爷爷沙玛尔格曾经是小叶丹的贴身管家，亲历了77年前发生在彝海边上的红色故事。
红军来到彝海边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此时，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宣称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共军插翅也难逃”，要“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提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并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率一军团为北上开路。
刘伯承和聂荣臻都是四川人，非常熟悉川西风土人情。经过侦察和分析，他们提出要躲开敌军围追堵截，只有穿越大凉山三百里彝区，经冕宁、安顺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刘伯承还对部队进行动员说：“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对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而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因而都把彝区视为畏途。
红军到达彝区时，有三大黑彝家支（果基、罗洪和倮伍）在那里分片统治。红军占领冕宁县城后，马上释放了当地军阀关在黑牢中的彝民囚犯，还请一些头目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
但是，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地名），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大声吆喝着，人越聚越多。前卫连的冯文彬带着“通司”（翻译）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指白彝）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红军依要求给了200个银元，这伙彝民一抢而散。
不久，又有一伙人挡住去路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支的，他们是果基家支的。前卫连又给了200个银元。
先遣队前行期间，沿途树林里不时有冷枪冷箭射来，不断有红军战士伤亡。红军战士严守纪律，没有开枪还击。
没过多长时间，后面的战士上来报告说，跟在先遣队身后不远的工兵连在经过额瓦垭口时遭到彝族武装抢劫，他们携带的渡河器材被一抢而空，甚至连穿的衣服都被扒抢，被迫赤身裸体退回到大桥镇。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
歃血盟誓兄弟情
出生于1894年的小叶丹，原名果基约达，自幼聪明伶俐，十几岁就能言善辩，通晓汉语。长大后，家支中有什么问题，他总是能够公平地解决，所以被推为了“苏易”（即头人或首领）。
彝族家支的“苏易”既不靠世袭，也不是任命，全靠个人修养和品行，通过推选产生。一个家支中，“苏易”并不是惟一的，小叶丹当时就只是果基家支中的“苏易”之一。
听说红军来了，小叶丹就派精通汉语的管家沙玛尔格去喇嘛房探听情况。沙玛尔格在与肖华的交谈中，了解了红军的意图。“我爺爷沙玛尔格给肖华出了一个主意，和我们头人结拜兄弟，就能获取到彝民的信任。”彝海结盟纪念馆管理员沙玛依古介绍说。
沙玛尔格把他了解的情况对小叶丹说了，还说了结拜的事，但小叶丹不敢相信。“我爷爷就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拿人头担保！这样小叶丹才答应与刘伯承见面商谈结盟。”
初见刘伯承时，小叶丹要摘掉黑色头帕，行叩头大礼。刘伯承赶紧迎上去扶起小叶丹说：“我们是兄弟，大家是平等的，不兴这套！”这一席话，让小叶丹十分感动。
1935年5月22日，一场对中国历史走向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歃血盟誓仪式在彝海边举行。
刘伯承从红军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舀来彝海湖里的水，以水代酒。小叶丹叫人捉来一只大红公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里。两人面对彝海，虔诚地并排跪下。
作为大哥的刘伯承先端起瓷盅发誓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今天与果基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语毕，将鸡血水一饮而尽。
作为小弟的小叶丹，端起瓷盅起誓说：“我果基小叶丹今天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地死。”他也将瓷盅里的鸡血水一口喝干。
结盟仪式之后，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10支步枪送给了小叶丹。作为回赠，小叶丹将自己的坐骑—一匹大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护送红军过彝区
当晚，刘伯承在一名保长家的宅院里设宴款待小叶丹一行。刘伯承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就让手下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
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果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昨天罗洪家的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
其实，小叶丹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以前他们和罗洪家支经常发生械斗，这次他想靠红军的力量来个一劳永逸。
刘伯承向小叶丹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对付军阀刘文辉。”他还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
随后，刘伯承把一面红旗赠给了小叶丹，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小叶丹被任命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
彝海结盟后，小叶丹考虑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袭击红军，于是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手下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格等人护送红军到岔罗。由于红军通过彝区时秋毫无犯，加上刚刚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众，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均未攻击红军。为了抢时间和防止意外，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强行军一天一夜迅速通过了彝区。 分别之时，刘伯承对小叶丹说：“后面红军大部队人马多，拜托你一定要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
小叶丹没有辜负刘伯承对他的期望，他组织彝民七天七夜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之间，护送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过境。
刘伯承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当时）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1950年春，小叶丹的妻子将她珍藏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交到了刘伯承手中。这面旗帜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彝民支队的五年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起了红军支队的旗帜。
1935年8月，在留下的红军政委的帮助下，小叶丹与罗洪、倮伍家支联合在冕宁县中心乡萨塔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誓师大会，提出了“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敌”的战斗口号。在有名的扯羊村和野鸡洞保卫战中，他们给邓秀廷（替军阀刘文辉策划“以彝制彝”的主角）部队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因邓秀廷挑拨离间，三个家支的联盟解体了。邓秀廷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花一千五百两银子，把政委赎了出来。后来，红军给小叶丹的委任状又被邓秀廷的手下搜去，要追究他与红军结盟的罪责，他又被迫交出了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
小叶丹曾对自己的妻子和弟弟沽基尼丕说：“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小叶丹的妻子为了保护好这面旗，将其缝在了一条她穿过的百褶裙的夹层里。
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在邓秀廷挑起的一场彝族冤家械斗中不幸身亡。不久，沙马尔格也在一次劝架时被人袭击伤重而亡。
解放军占领大西南后，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刘伯承不忘旧情，下令接小叶丹到重庆任职。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小叶丹已遭不幸。小叶丹的妻子将她珍藏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交到了刘伯承手中。这面旗帜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民族团结的象征
四川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市是最早建造彝海结盟纪念碑的地方。
据时任西昌市市长巴莫尔哈回忆：纪念碑原计划在彝海结盟50周年时举行落成典礼，但在1985年初制作纪念碑模型时，就有人表示反对，并联名向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中央反映不同意见，认为小叶丹送走红军后有变节行为，并把当年冕宁抗捐军失败的责任记在了小叶丹的头上。
据史料记载，红军主力进驻冕宁县城后，不仅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抗捐军。当时，川军军阀盘踞的地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35年5月29日，红军主力离开冕宁不久，抗捐军就遭到彝族奴隶主的武装袭击，队伍被冲散，负责人多数被害。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亦不复存在。
巴莫尔哈分别找老地下党员、凉山州原州长瓦渣木基以及小叶丹的弟弟了解情况。瓦渣木基回忆说：小叶丹送走红军返回后，抗捐军被国民党邓秀廷军队和反对果基家的一些黑彝头人的武装包围。当时抗捐军领导派人找小叶丹设法脱离险境，离开冕宁。小叶丹如约带了四个人去见抗捐军领导，商议撤走路线，但抗捐军领导不同意小叶丹的突围方案，认为他设计的路线危险性更大。双方争论过程中，敌人包围上来，小叶丹只好趁黑夜离开，抗捐军就这样失败了。
在了解清楚情况之后，1986年1月1日，一座红砂石材质的彝海结盟雕塑纪念碑亮相于西昌市中心的街心花园里，成为西昌市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彝海结盟60周年时，当地政府在当年結盟原址修建了彝海结盟纪念碑。2005年，在纪念碑的后面，修建了彝海结盟纪念馆。当年结盟时留下的物品，包括曾经作为“座席”、“桌子”的三块石头，也都被陈列在这儿。现在，彝海结盟纪念馆不仅被发改委等六部门确立为100个精品红色旅游景点之一，还是全国民族团结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