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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弗里达》是美国女导演茱莉·泰摩根据墨西哥著名女画家弗里达的传记史改编而成的。电影通过犀利的视点及独特的镜头展现了弗里达充满活力与激情的一生,掀开了美国人物传记题材电影的新篇章。乔治·巴塔耶的“至尊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去势情结”观点有助于观众深入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和剖析导演的另类立场。
关键词:乔治·巴塔耶;“至尊性”;弗洛伊德;“去势情结”;女权主义
导演茱莉·泰摩进入电影行业之前从事的是剧场工作,对戏剧艺术特别是民间戏剧及木偶戏有深入的研习。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1998)的大获成功(获得6项托尼奖、8项戏剧艺术奖等),使茱莉·泰摩成为第一位赢得戏剧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导演奖的女性。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作品的电影《提图斯》(1999),是导演的银幕处女作。2002年,茱莉·泰摩推出潜心准备的根据墨西哥著名女画家弗里达的传记史改编而成的电影《弗里达》。这部人物传记电影从弗里达丰富多彩的不同阶段出发,展现了女画家充满传奇的一生。其中不乏有关性或裸露的镜头,在全美上映时被定为R级电影,这在美国电影史中的传记题材电影里是少有的。其作品充满异域风情,能引发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剖析艺术的深层内涵;场面宏大、场景华丽的影像视听盛宴之下,更多的是导演对人性最本真的书写。茱莉·泰摩曾说:“我不想这部影片仅仅成为一部传记,也不愿它只是一部情节剧。我认为重要的是展现她生命中的那些事件如何孕育了作为艺术家的她,并以这些难以置信的图画和幻想传达出来。”[1]
一、死亡——“至尊性”
弗里达的生命因两次事故——“一个是车祸,另一个是认识了你(里维拉)”(《弗里达》台词)——而发生彻底改变。18岁之前的她是一个和同龄人一样快乐活泼的少女,然而18岁的车祸令她与病痛伴随一生。正是这场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车祸,让她从此走上了绘画的道路,点燃了她的人生激情。这一意外转折昭示了死亡的深刻内涵。在乔治·巴塔耶看来,死亡是人类社会的最为根本的戒律,“正是基于死亡意识,人产生了时间意识,并据此安排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这是一种井井有条的富有连贯性的生活,人们为未来而存在于当下,因恐惧死亡而屈从于生产和保存,从而成为为将来着想的有用性原则的奴隶,在痛苦中忍受奴役性的生活,把自己降级为工具或物。”[2]如果没有那次“意外”(巴塔耶将本该死亡的人侥幸生存下来称作“奇迹”),弗里达大概不会成为画家,也不会有此后激盛的生活。这正是死亡对于弗里达的积极意义所在,使她从“实践世界”脱离出来,与这个世俗世界产生不可消弭的距离,同时也为她开启了一个新的神圣的艺术世界。
电影中她的小情人离她而去是支配这个世俗世界的基本原则与她抗衡的体现。在诸如此类与命运的权衡中,弗里达是最终的胜利者。尽管病痛消耗着她的生命,但她依然吸烟、酗酒、吸毒、肆意纵欲,甚至冒生命危险生孩子(当然无法成功)。她对自我勇敢的追求和她主动向死亡发出挑战的勇气,确是印证了巴塔耶所阐释的人的最高价值:“通过对死亡控制的实践世界的法则的僭越,以获得‘至尊性’。”[3]弗里达不被生活奴化,即使命运之神给她安排了再多的泥淖、荆棘,她始终掌握自己的“自主权”。死亡恰恰是弗里达捍卫自身价值的筹码。弗里达辉煌的胜利体现出导演对以弗里达为代表的“至尊者”的充分肯定。
二、女权主义
作为一部女权意识浓烈的电影,导演借弗里达表达了女权主义的倾向。影片着重表现弗里达的感情世界:她与画家兼老师里维拉、政治流亡者托洛斯基的情感纠葛及她的女同性恋情结。有评论家指责该片侮辱了弗里达,他们大都对影片中弗里达情欲的放纵表示不满。然而笔者认为,弗里达争取性自主权的行为正是现代女性对男性话语权的反抗。女权主义电影批评是对男女地位的“约定俗成”的颠覆。解放女性、还原真实的女性是其宗旨。
导演正是借弗里达来表达自己的反“父的法律”。电影中的女性不再是满足男性视觉快感的对象,而是张扬个性、自主选择的独立体。但女性的“至尊者”的转变还是要通过男性施加的动力才能实现。弗里达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就来自她深爱的男人里维拉对她的背叛。里维拉与弗里达结婚后依旧和不同的模特保持亲密关系,直到弗里达目睹里维拉与她的亲姐姐做爱时,她原有的传统女性观念即忠贞才得以完全覆灭。正如弗洛伊德的论述:“女性的欲望是被阳具的缺失和对阳具的嫉妒羡慕建构起来的,她是阳具的象征被动的接受者和承载者。……女性的欲望、语言、无意识从一开始就诞生于‘去势情结’(或‘阉割情结’)带来的创伤,就诞生于接受作为不完整的男人的角色而存在,并被困于男性的语言和象征秩序之中。”[4]里维拉拯救了弗里达,使她从男性的象征秩序中走出,走向女性的独立自我。她与托洛斯基的“忘年恋”以及她与其他男性、女性的性爱,都是用来确定她自己的性主体,更是她长期以来积压在心里的对男权社会的不满的潜意识的反叛的实现。
女性性解放充分体现了女权主义的意义,因为它是女性对由父权律法掌控的这个社会的抗争。诚如保罗·罗宏·亚舜在《弗洛伊德与女性》中写道:“一个贞洁的女性不会威胁到男性的权力掌控范围。”只有对“贞洁”的突破,父权的地位才会有所动摇。
三、总结
电影《弗里达》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深具自我意识与女权意识的女艺术家弗里达的形象。她从未因身体的缺损而丧失尊严,反而用残缺的经验进行创作,她的画本身亦承载着尊严。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难面前丢失尊严。
注释:
[1] 弗里达,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88170.htm)。
[2][3] 张生:《消耗,神性和圣性的奇迹,或与死神共舞》,《文景》2009年10月。
[4] 张旭 :《哲学与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中国思想论坛
(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thread-2677-1-1.html),2007年12月20日。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关键词:乔治·巴塔耶;“至尊性”;弗洛伊德;“去势情结”;女权主义
导演茱莉·泰摩进入电影行业之前从事的是剧场工作,对戏剧艺术特别是民间戏剧及木偶戏有深入的研习。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1998)的大获成功(获得6项托尼奖、8项戏剧艺术奖等),使茱莉·泰摩成为第一位赢得戏剧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导演奖的女性。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作品的电影《提图斯》(1999),是导演的银幕处女作。2002年,茱莉·泰摩推出潜心准备的根据墨西哥著名女画家弗里达的传记史改编而成的电影《弗里达》。这部人物传记电影从弗里达丰富多彩的不同阶段出发,展现了女画家充满传奇的一生。其中不乏有关性或裸露的镜头,在全美上映时被定为R级电影,这在美国电影史中的传记题材电影里是少有的。其作品充满异域风情,能引发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剖析艺术的深层内涵;场面宏大、场景华丽的影像视听盛宴之下,更多的是导演对人性最本真的书写。茱莉·泰摩曾说:“我不想这部影片仅仅成为一部传记,也不愿它只是一部情节剧。我认为重要的是展现她生命中的那些事件如何孕育了作为艺术家的她,并以这些难以置信的图画和幻想传达出来。”[1]
一、死亡——“至尊性”
弗里达的生命因两次事故——“一个是车祸,另一个是认识了你(里维拉)”(《弗里达》台词)——而发生彻底改变。18岁之前的她是一个和同龄人一样快乐活泼的少女,然而18岁的车祸令她与病痛伴随一生。正是这场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车祸,让她从此走上了绘画的道路,点燃了她的人生激情。这一意外转折昭示了死亡的深刻内涵。在乔治·巴塔耶看来,死亡是人类社会的最为根本的戒律,“正是基于死亡意识,人产生了时间意识,并据此安排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这是一种井井有条的富有连贯性的生活,人们为未来而存在于当下,因恐惧死亡而屈从于生产和保存,从而成为为将来着想的有用性原则的奴隶,在痛苦中忍受奴役性的生活,把自己降级为工具或物。”[2]如果没有那次“意外”(巴塔耶将本该死亡的人侥幸生存下来称作“奇迹”),弗里达大概不会成为画家,也不会有此后激盛的生活。这正是死亡对于弗里达的积极意义所在,使她从“实践世界”脱离出来,与这个世俗世界产生不可消弭的距离,同时也为她开启了一个新的神圣的艺术世界。
电影中她的小情人离她而去是支配这个世俗世界的基本原则与她抗衡的体现。在诸如此类与命运的权衡中,弗里达是最终的胜利者。尽管病痛消耗着她的生命,但她依然吸烟、酗酒、吸毒、肆意纵欲,甚至冒生命危险生孩子(当然无法成功)。她对自我勇敢的追求和她主动向死亡发出挑战的勇气,确是印证了巴塔耶所阐释的人的最高价值:“通过对死亡控制的实践世界的法则的僭越,以获得‘至尊性’。”[3]弗里达不被生活奴化,即使命运之神给她安排了再多的泥淖、荆棘,她始终掌握自己的“自主权”。死亡恰恰是弗里达捍卫自身价值的筹码。弗里达辉煌的胜利体现出导演对以弗里达为代表的“至尊者”的充分肯定。
二、女权主义
作为一部女权意识浓烈的电影,导演借弗里达表达了女权主义的倾向。影片着重表现弗里达的感情世界:她与画家兼老师里维拉、政治流亡者托洛斯基的情感纠葛及她的女同性恋情结。有评论家指责该片侮辱了弗里达,他们大都对影片中弗里达情欲的放纵表示不满。然而笔者认为,弗里达争取性自主权的行为正是现代女性对男性话语权的反抗。女权主义电影批评是对男女地位的“约定俗成”的颠覆。解放女性、还原真实的女性是其宗旨。
导演正是借弗里达来表达自己的反“父的法律”。电影中的女性不再是满足男性视觉快感的对象,而是张扬个性、自主选择的独立体。但女性的“至尊者”的转变还是要通过男性施加的动力才能实现。弗里达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就来自她深爱的男人里维拉对她的背叛。里维拉与弗里达结婚后依旧和不同的模特保持亲密关系,直到弗里达目睹里维拉与她的亲姐姐做爱时,她原有的传统女性观念即忠贞才得以完全覆灭。正如弗洛伊德的论述:“女性的欲望是被阳具的缺失和对阳具的嫉妒羡慕建构起来的,她是阳具的象征被动的接受者和承载者。……女性的欲望、语言、无意识从一开始就诞生于‘去势情结’(或‘阉割情结’)带来的创伤,就诞生于接受作为不完整的男人的角色而存在,并被困于男性的语言和象征秩序之中。”[4]里维拉拯救了弗里达,使她从男性的象征秩序中走出,走向女性的独立自我。她与托洛斯基的“忘年恋”以及她与其他男性、女性的性爱,都是用来确定她自己的性主体,更是她长期以来积压在心里的对男权社会的不满的潜意识的反叛的实现。
女性性解放充分体现了女权主义的意义,因为它是女性对由父权律法掌控的这个社会的抗争。诚如保罗·罗宏·亚舜在《弗洛伊德与女性》中写道:“一个贞洁的女性不会威胁到男性的权力掌控范围。”只有对“贞洁”的突破,父权的地位才会有所动摇。
三、总结
电影《弗里达》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深具自我意识与女权意识的女艺术家弗里达的形象。她从未因身体的缺损而丧失尊严,反而用残缺的经验进行创作,她的画本身亦承载着尊严。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难面前丢失尊严。
注释:
[1] 弗里达,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88170.htm)。
[2][3] 张生:《消耗,神性和圣性的奇迹,或与死神共舞》,《文景》2009年10月。
[4] 张旭 :《哲学与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中国思想论坛
(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thread-2677-1-1.html),2007年12月20日。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