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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的牌匾告诉我们这里是伯明翰Du Vin宾馆的酒吧，但是坐在里边的John Lydon却说“这儿是PiL的地盘”。因为这间酒吧里储藏有很多种好酒，今天我们可要在他们的“地盘”上重新定一下规矩了。“只有不摆架子的人才会来这里喝酒，他们友善待人，没有恶意，没有娘炮，都是真实的人。”Lydon瞪圆了他的眼睛说。他穿了条宽松的袋状裤和一件夹克衫，“这件夹克衫是由废弃的军用帐篷制成的。”
不幸的是今天第一位来Lydon的“地盘”做客的人是位拄着拐棍的70岁老奶奶。Lydon向她表示了问候：“嘿，亲爱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那位老奶奶居然认出了他。“我当然知道他是谁了，”她说，“谁没听过‘性手枪’（The Sex Pistols）啊，他是个很真诚的人。”Lydon同样感到很吃惊，他眼里泛着泪说：“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然后看着她一瘸一拐的离开。
Lydon有着豪迈又很感性的性格，这位老名人估计都可以领取英国的养老金了，但现在他却依然在乐坛活跃着。他在2009年重组了Public Image Limited乐队（简称PiL）以后，他们更是在今年推出了最新专辑，要知道他们推出上一张专辑还是20年前的事儿。对于Lydon来说，后朋克音乐的实验事业永远在他心中保持着重要的位置。“在PiL乐队里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在‘性手枪’时期的我就好像是一个愤怒又无视任何规矩的卡通怪物形象，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个样子，PiL就像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需要这个乐队。”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Lydon的父亲John Lydon Snr、他在朋克乐领域的良师益友与前“性手枪”乐队的经纪人Malcolm McLaren和他的继女Ari Up of The Slits（Lydon的妻子Nora Forster的女儿）在过去的5年里相继去世。“在我每一个人生的转角处，我他妈遇见的总是那个拿着镰刀穿着斗篷的人。”他说，“PiL能接受这种伤痛，但是‘性手枪’却不行。”
在文化意义层面，Lydon也少有地得到了更多的关注。PiL乐队的巡演为他们吸引了年轻一代的新乐迷；由于“性手枪”乐队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被当作是英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进行表演，Lydon也应邀参加了BBC的《Question Time》电视节目。“但对我来说，英国始终还是那个残忍的女主妇，”他嘲笑地说，“她仍然不喜欢我。”在接受完采访后，他依然在酒店的厕所里继续着这一话题。他在小便池旁亲了一下《Q》说：“告诉他们我不是个坏人，我对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过恶意，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明白呢，我他妈的是想要帮你们。”
在《Question Time》电视节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人生中第一次这么无聊吗？
—来自考文垂的Ben Jones提问
哈哈哈哈哈！好吧，哥们儿，那天看着提示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本身就不是这种按照议程办事的人，我的态度只是要真诚地说出我心中的话。观众们肯定想要看我的笑话。但那是Dimbleby的节目，所以我得尊重他的规则。我可不会对坐在我旁边的保守党（国会议员Louise Mensch）开攻的，而且我得坦白，她长得真不错！
去年是谁弄坏了你们的滚筒式烘干机导致你家的房子着火了？
—来自南安普顿的Frances Cheeseman提问
是我妻子Nora，那是场意外。其实这个事儿得怪之前和我们一起住的一个朋友。他没有告诉我们机器里的风扇转动皮带不见了，所以情况一下子失去了控制，机器过热导致了火灾。然后我们意识到并没有给房子上过保险。所以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厨房用。
当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差点死于脑膜炎。从那以后，你最接近死亡的经历是什么？
—来自利特尔汉普顿的Stephanie Davies提问
谢谢你的提醒。我差点在7岁的时候离开人世，8岁的时候我又醒了过来（因为患有脑膜炎，Lydon曾在儿时昏迷了一年）。当时我失去了记忆，我甚至用了好长时间来重新认识我的父母；然后是我在玩“性手枪”的时期被人刺伤了；再然后是洛克比空难（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我们本来订了机票，但因为Nora没有及时把行李收拾好，所以我们错过了那班飞机。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没能及时把她的短裤放在行李箱里而感到万分感激；之后应该是化学药物的滥用，我有朋友因为太过依赖它们而失去了生命。大自然的恩惠拯救了我。是什么让我放弃了这些？我想是因为我可以在重压之下做出良好的决策。我享受着生命，光芒照射的。相信我，我去过那里，这里才是天堂，要努力好好活着。
你的很多童年记忆听上去都有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感觉，上世纪60年代的伦敦是那么冷酷吗？
—来自爱丁堡的Polly Franks提问
当我12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因头部受到重创而亡，当时他正在他家楼梯的最上层操一个妓女，结果他们俩一起摔了下来。他死得极其愚蠢，最后我不得不去确认尸体，因为他身边的亲人都不愿意去。但更可怕的是爱尔兰人有种奇特的态度：我们在婚礼上哭，在葬礼上笑。这件事就很说明问题；还有，我妈妈经历过几次流产，我们得把他们丢到厕所里，这非常让我们伤心，但是我们家根本没有自己的厕所，霍洛威路上有个公用厕所。你知道把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丢进厕所里有多怪吗？但那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如果是的话，我们可能会被送到济贫院去。
你真的曾经与Malcolm McLaren和好过吗？当他去世的时候你难过了吗？
—来自切斯特的Greg Norman提问
是的，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真的很不公平，他有着旺盛的精力。我们之间的确有分歧，人不就是这样吗，完美的平衡才让人厌烦呢。我们时常发生口角，但不论是谁离开了人世，另一个人都会感到一种真正的损失。 你是不是听了很多说服工作才允许“性手枪”的音乐可以被奥运会使用？
—来自滨海维斯顿的Dan Tanner提问
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很多说服工作，保持不断的警惕是非常重要的。但只要当Danny Boyle（2012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导演）跟我提到：“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我就会说：“是的，先生，乐意效劳。”我谨防人们使用“性手枪”的歌曲，但是Boyle有讲述这个国家历史的控制权，他喜欢平凡的人。唱片公司和管理部门尝试去将整件事情解释为某种表演。在开幕式中，随着摄影镜头拍摄的泰晤士河的画面，而他们只想采用“God Save The Queen”的一点吉他旋律而已，我们心说：“别操你妈了。”
你曾经说过意大利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方式。那为什么你没有搬到那里住？
—来自爱丁堡的Gabriella Scipio提问
我的观点经常会变的。我喜欢意大利，但我也喜欢日本人的做事方式，他们做的裤子都特别好，那里的小孩也穿得特别好看。我的意思是说，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忍，现在这两个国家已经算是发展得很好了。
当“God Save The Queen”在女王登基50周年庆期间登上排行榜第一的位置时，你刻意回避了有关庆典活动的话题。你是不是也变得柔和了很多？
—来自水晶宫的Tony Palmer提问
我憎恨制度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下的就只有压迫者的形象。我们这一代纳税人把钱交给他们，而他们却穿着高档的礼服，极力地想要毁灭我们。但是当我看到女王在那个下雨天站在船上巡游（女王登基50周年泰晤士河巡游活动）的情景时，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她在雨中站了足足4个小时，还穿着那么丑陋的高跟鞋，她可真的是一个坚强的老妈妈。
你最喜欢的dinosaur（常用翻译为恐龙，也可译为年老体衰的摇滚乐艺人）是谁？
—来自利物浦的Ed Harrison提问
我爱Led Zeppelin、Emerson Lake & Palmer、Yes，还有Deep Purple乐队。对我们来说他们算是挺老的了，还有Ozzy Osbourne，“Paranoid”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首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们有点算是过气了，大家都在关注我们，因为他们都太无聊了。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想要得到放松，而我们向Tamla Motown厂牌和雷鬼乐取经。你总不能一边听着“Smoke On The Water”（Deep Purple乐队的名曲）一边抱个妞去亲她吧。但如果你说的是正常的恐龙的话，我得说是梁龙，一种讨人喜爱的好恐龙，从来都不会去伤害同类。
PiL再次发行了一张新唱片，“性手枪”是不是也应该创作点新作品了？
—来自伯明翰的Steve Yates提问
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再与“性手枪”合作，我认为他们只是打算靠破T恤和钥匙环骗钱。这可不太合适，当我们磋商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时候，那个经纪人只想用Sid Vicious的一个影像取代整个乐队，这样能让他们卖一些T恤。我极力争取将Paul Cook（“性手枪”乐队鼓手）的形象搬上大屏幕，并且我做到了，我让Paul Cook上了奥运会开幕式。（突然间轻蔑地一笑）他会为此感激吗？我不知道。
随着海布里球场夷为平地；球队队标被市场营销顾问丑化；还有球员的流失，是不是很难再继续热爱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了？
—来自芬斯伯里公园的Andrew Highfield提问
我们真的不会在乎管理层的决定，我也不会在乎球员的进进出出，我们永远是阿森纳人。但是，他们对队徽上的加农炮的改动是个问题，他们居然把炮口调转了方向，这简直就是亵渎！（在2002年，阿森纳俱乐部推出了全新队标，著名的加农炮改为面朝东方。事实上，在1925年俱乐部将炮口改为朝向西方前，炮口就是面朝东方的。）还有，新的体育场看起来像是达格南（伦敦以前的一个行政区）的公共汽车车库。孩子们可以看球的看台都哪去了？他们可没法儿花75欧元去看一场球赛，操！这样不对！
我听说你和你的兄弟马丁（Martin）在DIY方面都是能手。我能为我家的排水沟开个价吗？
—来自多尔斯顿的Terry Metcalfe提问
马丁是挺厉害的，是个典型的建造者……有一次他要帮我修我家的房顶，结果他把工具扔给我就走了，所以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干所有活儿。不过，我曾经一个人安装了一个大马桶，因为我有个大屁股，所以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碗”。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给专业技工打电话的，你得靠自己的双手解决所有问题。
我的朋友最近在Dollar Tree店（相当于1镑店）里看到你了，你的生活过得这么糟吗？
—来自伦敦的Josh Schmit提问
好吧，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我是不会为了一瓶洗碗液而多花钱的。听着，我的每一分钱都给了PiL。其实我也可以活得很轻松，我随时可以免费用“性手枪”的名声来赚钱。但是我不会这么做，那既愚蠢又讽刺，我得做一些新的事情。是什么驱使我到便宜的商店购物？因为我得重新装一个新厨房，但是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我们又不光是要买一个下水槽而已。我们得买到相匹配的碗橱和墙面，我们得替换大半个房子的内饰！所以当我和Nora只花了50英镑就买到了一个能放两个锅的灶台和一个小型便携式电冰箱的时候，我们很开心。
在成功地表演了Country Life牌黄油广告后，你会接更多的广告吗？我听说你很渴望出演三角牌巧克力或者万宝路香烟的广告？
—来自吉尔福德的Jennifer Jones提问
我不想拍三角牌巧克力了。我的确挺喜欢万宝路香烟的，但是坦白讲，我不想要任何赞助，除非我不得不接受。我接拍黄油广告的过程有点疯狂。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呢，但是出现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这是故事脚本，这儿有一个有牛的牧场，做你想做的吧。”当时正好我们又开始玩PiL，所以这事也算值得一做。但如果我再接几个广告估计就感觉没这么逗了。
当Pussy Riot乐队因为她们的“流氓行为”在莫斯科接受审理后，吸引了很多人的支持。你是否为她们感到骄傲？
—来自斯托克波特城的Ted Grimes提问
她们异常勇敢和坚定，因为我知道她们的国家有多么胆小。我从来不在俄国的酒店里手淫，因为他们的天花板上有摄像头，这种事会被记录在案。她们是我喜欢的那种人。朋克乐在英国失去了它应有的样子，但在一些国家它的发展依然是很滞后的。Pussy Riot仍将被关在监狱里，你要知道当你要在俄国公开表明一个立场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勇敢。所以我对她们深表同情。
让你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来自格拉斯哥的Eric Mitchell提问
将我父亲的葬礼处理好。我和父亲都是阿森纳的球迷，父亲的葬礼上也有一些人喜欢托特纳姆，但是我们都在一起。葬礼是在托特纳姆举行的，我走到棺材旁亲吻了我的爸爸，这是我……（伤心地哭了）最适当的祝福（哭出声来）。小约翰在这儿呢，我就在这儿呢，我并不是一个坏小子，对不对？（点燃一支香烟，将情绪调整一下。）
人们对你产生的最大误解是什么？
—来自贝辛斯托克的Clarence Mitchell提问
人们认为我的人生是伴随着“性手枪”开始的，但那并不正确。在“性手枪”之前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在我11岁的时候，我曾是个出租车调度员。我喜欢有组织的感觉，我提供给人们服务，并希望不让大家感到失望。任何人都可以说粗鲁的话，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让所有出租车都准时出发。
不幸的是今天第一位来Lydon的“地盘”做客的人是位拄着拐棍的70岁老奶奶。Lydon向她表示了问候：“嘿，亲爱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那位老奶奶居然认出了他。“我当然知道他是谁了，”她说，“谁没听过‘性手枪’（The Sex Pistols）啊，他是个很真诚的人。”Lydon同样感到很吃惊，他眼里泛着泪说：“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然后看着她一瘸一拐的离开。
Lydon有着豪迈又很感性的性格，这位老名人估计都可以领取英国的养老金了，但现在他却依然在乐坛活跃着。他在2009年重组了Public Image Limited乐队（简称PiL）以后，他们更是在今年推出了最新专辑，要知道他们推出上一张专辑还是20年前的事儿。对于Lydon来说，后朋克音乐的实验事业永远在他心中保持着重要的位置。“在PiL乐队里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在‘性手枪’时期的我就好像是一个愤怒又无视任何规矩的卡通怪物形象，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个样子，PiL就像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需要这个乐队。”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Lydon的父亲John Lydon Snr、他在朋克乐领域的良师益友与前“性手枪”乐队的经纪人Malcolm McLaren和他的继女Ari Up of The Slits（Lydon的妻子Nora Forster的女儿）在过去的5年里相继去世。“在我每一个人生的转角处，我他妈遇见的总是那个拿着镰刀穿着斗篷的人。”他说，“PiL能接受这种伤痛，但是‘性手枪’却不行。”
在文化意义层面，Lydon也少有地得到了更多的关注。PiL乐队的巡演为他们吸引了年轻一代的新乐迷；由于“性手枪”乐队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被当作是英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进行表演，Lydon也应邀参加了BBC的《Question Time》电视节目。“但对我来说，英国始终还是那个残忍的女主妇，”他嘲笑地说，“她仍然不喜欢我。”在接受完采访后，他依然在酒店的厕所里继续着这一话题。他在小便池旁亲了一下《Q》说：“告诉他们我不是个坏人，我对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过恶意，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明白呢，我他妈的是想要帮你们。”
在《Question Time》电视节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人生中第一次这么无聊吗？
—来自考文垂的Ben Jones提问
哈哈哈哈哈！好吧，哥们儿，那天看着提示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本身就不是这种按照议程办事的人，我的态度只是要真诚地说出我心中的话。观众们肯定想要看我的笑话。但那是Dimbleby的节目，所以我得尊重他的规则。我可不会对坐在我旁边的保守党（国会议员Louise Mensch）开攻的，而且我得坦白，她长得真不错！
去年是谁弄坏了你们的滚筒式烘干机导致你家的房子着火了？
—来自南安普顿的Frances Cheeseman提问
是我妻子Nora，那是场意外。其实这个事儿得怪之前和我们一起住的一个朋友。他没有告诉我们机器里的风扇转动皮带不见了，所以情况一下子失去了控制，机器过热导致了火灾。然后我们意识到并没有给房子上过保险。所以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厨房用。
当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差点死于脑膜炎。从那以后，你最接近死亡的经历是什么？
—来自利特尔汉普顿的Stephanie Davies提问
谢谢你的提醒。我差点在7岁的时候离开人世，8岁的时候我又醒了过来（因为患有脑膜炎，Lydon曾在儿时昏迷了一年）。当时我失去了记忆，我甚至用了好长时间来重新认识我的父母；然后是我在玩“性手枪”的时期被人刺伤了；再然后是洛克比空难（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我们本来订了机票，但因为Nora没有及时把行李收拾好，所以我们错过了那班飞机。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没能及时把她的短裤放在行李箱里而感到万分感激；之后应该是化学药物的滥用，我有朋友因为太过依赖它们而失去了生命。大自然的恩惠拯救了我。是什么让我放弃了这些？我想是因为我可以在重压之下做出良好的决策。我享受着生命，光芒照射的。相信我，我去过那里，这里才是天堂，要努力好好活着。
你的很多童年记忆听上去都有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感觉，上世纪60年代的伦敦是那么冷酷吗？
—来自爱丁堡的Polly Franks提问
当我12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因头部受到重创而亡，当时他正在他家楼梯的最上层操一个妓女，结果他们俩一起摔了下来。他死得极其愚蠢，最后我不得不去确认尸体，因为他身边的亲人都不愿意去。但更可怕的是爱尔兰人有种奇特的态度：我们在婚礼上哭，在葬礼上笑。这件事就很说明问题；还有，我妈妈经历过几次流产，我们得把他们丢到厕所里，这非常让我们伤心，但是我们家根本没有自己的厕所，霍洛威路上有个公用厕所。你知道把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丢进厕所里有多怪吗？但那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如果是的话，我们可能会被送到济贫院去。
你真的曾经与Malcolm McLaren和好过吗？当他去世的时候你难过了吗？
—来自切斯特的Greg Norman提问
是的，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真的很不公平，他有着旺盛的精力。我们之间的确有分歧，人不就是这样吗，完美的平衡才让人厌烦呢。我们时常发生口角，但不论是谁离开了人世，另一个人都会感到一种真正的损失。 你是不是听了很多说服工作才允许“性手枪”的音乐可以被奥运会使用？
—来自滨海维斯顿的Dan Tanner提问
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很多说服工作，保持不断的警惕是非常重要的。但只要当Danny Boyle（2012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导演）跟我提到：“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我就会说：“是的，先生，乐意效劳。”我谨防人们使用“性手枪”的歌曲，但是Boyle有讲述这个国家历史的控制权，他喜欢平凡的人。唱片公司和管理部门尝试去将整件事情解释为某种表演。在开幕式中，随着摄影镜头拍摄的泰晤士河的画面，而他们只想采用“God Save The Queen”的一点吉他旋律而已，我们心说：“别操你妈了。”
你曾经说过意大利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方式。那为什么你没有搬到那里住？
—来自爱丁堡的Gabriella Scipio提问
我的观点经常会变的。我喜欢意大利，但我也喜欢日本人的做事方式，他们做的裤子都特别好，那里的小孩也穿得特别好看。我的意思是说，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忍，现在这两个国家已经算是发展得很好了。
当“God Save The Queen”在女王登基50周年庆期间登上排行榜第一的位置时，你刻意回避了有关庆典活动的话题。你是不是也变得柔和了很多？
—来自水晶宫的Tony Palmer提问
我憎恨制度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下的就只有压迫者的形象。我们这一代纳税人把钱交给他们，而他们却穿着高档的礼服，极力地想要毁灭我们。但是当我看到女王在那个下雨天站在船上巡游（女王登基50周年泰晤士河巡游活动）的情景时，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她在雨中站了足足4个小时，还穿着那么丑陋的高跟鞋，她可真的是一个坚强的老妈妈。
你最喜欢的dinosaur（常用翻译为恐龙，也可译为年老体衰的摇滚乐艺人）是谁？
—来自利物浦的Ed Harrison提问
我爱Led Zeppelin、Emerson Lake & Palmer、Yes，还有Deep Purple乐队。对我们来说他们算是挺老的了，还有Ozzy Osbourne，“Paranoid”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首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们有点算是过气了，大家都在关注我们，因为他们都太无聊了。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想要得到放松，而我们向Tamla Motown厂牌和雷鬼乐取经。你总不能一边听着“Smoke On The Water”（Deep Purple乐队的名曲）一边抱个妞去亲她吧。但如果你说的是正常的恐龙的话，我得说是梁龙，一种讨人喜爱的好恐龙，从来都不会去伤害同类。
PiL再次发行了一张新唱片，“性手枪”是不是也应该创作点新作品了？
—来自伯明翰的Steve Yates提问
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再与“性手枪”合作，我认为他们只是打算靠破T恤和钥匙环骗钱。这可不太合适，当我们磋商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时候，那个经纪人只想用Sid Vicious的一个影像取代整个乐队，这样能让他们卖一些T恤。我极力争取将Paul Cook（“性手枪”乐队鼓手）的形象搬上大屏幕，并且我做到了，我让Paul Cook上了奥运会开幕式。（突然间轻蔑地一笑）他会为此感激吗？我不知道。
随着海布里球场夷为平地；球队队标被市场营销顾问丑化；还有球员的流失，是不是很难再继续热爱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了？
—来自芬斯伯里公园的Andrew Highfield提问
我们真的不会在乎管理层的决定，我也不会在乎球员的进进出出，我们永远是阿森纳人。但是，他们对队徽上的加农炮的改动是个问题，他们居然把炮口调转了方向，这简直就是亵渎！（在2002年，阿森纳俱乐部推出了全新队标，著名的加农炮改为面朝东方。事实上，在1925年俱乐部将炮口改为朝向西方前，炮口就是面朝东方的。）还有，新的体育场看起来像是达格南（伦敦以前的一个行政区）的公共汽车车库。孩子们可以看球的看台都哪去了？他们可没法儿花75欧元去看一场球赛，操！这样不对！
我听说你和你的兄弟马丁（Martin）在DIY方面都是能手。我能为我家的排水沟开个价吗？
—来自多尔斯顿的Terry Metcalfe提问
马丁是挺厉害的，是个典型的建造者……有一次他要帮我修我家的房顶，结果他把工具扔给我就走了，所以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干所有活儿。不过，我曾经一个人安装了一个大马桶，因为我有个大屁股，所以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碗”。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给专业技工打电话的，你得靠自己的双手解决所有问题。
我的朋友最近在Dollar Tree店（相当于1镑店）里看到你了，你的生活过得这么糟吗？
—来自伦敦的Josh Schmit提问
好吧，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我是不会为了一瓶洗碗液而多花钱的。听着，我的每一分钱都给了PiL。其实我也可以活得很轻松，我随时可以免费用“性手枪”的名声来赚钱。但是我不会这么做，那既愚蠢又讽刺，我得做一些新的事情。是什么驱使我到便宜的商店购物？因为我得重新装一个新厨房，但是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我们又不光是要买一个下水槽而已。我们得买到相匹配的碗橱和墙面，我们得替换大半个房子的内饰！所以当我和Nora只花了50英镑就买到了一个能放两个锅的灶台和一个小型便携式电冰箱的时候，我们很开心。
在成功地表演了Country Life牌黄油广告后，你会接更多的广告吗？我听说你很渴望出演三角牌巧克力或者万宝路香烟的广告？
—来自吉尔福德的Jennifer Jones提问
我不想拍三角牌巧克力了。我的确挺喜欢万宝路香烟的，但是坦白讲，我不想要任何赞助，除非我不得不接受。我接拍黄油广告的过程有点疯狂。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呢，但是出现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这是故事脚本，这儿有一个有牛的牧场，做你想做的吧。”当时正好我们又开始玩PiL，所以这事也算值得一做。但如果我再接几个广告估计就感觉没这么逗了。
当Pussy Riot乐队因为她们的“流氓行为”在莫斯科接受审理后，吸引了很多人的支持。你是否为她们感到骄傲？
—来自斯托克波特城的Ted Grimes提问
她们异常勇敢和坚定，因为我知道她们的国家有多么胆小。我从来不在俄国的酒店里手淫，因为他们的天花板上有摄像头，这种事会被记录在案。她们是我喜欢的那种人。朋克乐在英国失去了它应有的样子，但在一些国家它的发展依然是很滞后的。Pussy Riot仍将被关在监狱里，你要知道当你要在俄国公开表明一个立场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勇敢。所以我对她们深表同情。
让你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来自格拉斯哥的Eric Mitchell提问
将我父亲的葬礼处理好。我和父亲都是阿森纳的球迷，父亲的葬礼上也有一些人喜欢托特纳姆，但是我们都在一起。葬礼是在托特纳姆举行的，我走到棺材旁亲吻了我的爸爸，这是我……（伤心地哭了）最适当的祝福（哭出声来）。小约翰在这儿呢，我就在这儿呢，我并不是一个坏小子，对不对？（点燃一支香烟，将情绪调整一下。）
人们对你产生的最大误解是什么？
—来自贝辛斯托克的Clarence Mitchell提问
人们认为我的人生是伴随着“性手枪”开始的，但那并不正确。在“性手枪”之前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在我11岁的时候，我曾是个出租车调度员。我喜欢有组织的感觉，我提供给人们服务，并希望不让大家感到失望。任何人都可以说粗鲁的话，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让所有出租车都准时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