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我们的不仅是病，还有人心
　　吴越趴在窗台上，晾着自己，让北风吹。慢慢地，她感觉体温终于下降了一些，人也稍微清醒了一点。
　　从窗台上爬下来后，她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睡着了。过了一阵，丈夫宋河推门进来。烧得糊里糊涂的吴越以为自己在做梦。
　　“你干什么又来了？”她问。
　　宋河说：“我想了的。我不怕传染，我们两个人死也要死到一起。”
　　此刻是2020年1月的武汉，清晨6点。
　　真情
　　吴越和宋河是一对年过七十的失独夫妇。上世纪90年代，两人工作的工厂垮了，在那之前，他们是厂里的干部。工厂关闭后，四十多岁的夫妻俩开始外出打工。宋河曾在海南三亚的一家企业工作多年。
　　退休后，他们回到武汉，打算安度晚年，直到今年1月，吴越感染新冠，成为重症患者。
　　从发烧到入院治疗，吴越等待了9天时间。1月20日，她因为发烧到医院看门诊。“医院里人山人海，急诊室堆满了人。”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这之前，吴越并没有意识到传染病在武汉蔓延，但是当天医院的氛围让她感到不对劲。“我当时就告诉老头子，这有问题。武汉市之前还在宣传这病不传人，说没有几个人得这个病，所以大家都没有注意这件事情。“
　　随后吴越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当时医院的床位极其紧张，只有危重病人才可以得到收治。吴越被医院拒收，医生建议她回家隔离。宋河一开始的情绪比较稳定，后来发了脾气：“不能住院，但起码给她打个吊针，她在发烧啊！”
　　终于打上吊针后，吴越让丈夫离开她，让他去他们的另外一处房子居住，不要和自己待在一起。可是宋河担心如果自己走了，吴越没人照顾。当时的吴越还能动弹，她说：“你放心，我一个人能照顾自己，这个东西有传染的。你到那边去住，有什么事情我给你打电话。”宋河还是不肯。
　　“你要是不走，我就跳楼。”
　　宋河只好走了，把家里的食物都留给了吴越。
　　宋河离开的当天晚上，吴越感觉自己的病开始加重了。第二天，她支撑着给自己煮了一点面条吃，后来就不行了，一直持续发烧。头天在医院开了阿莫西林之类的药，吴越觉得并无作用，一直烧到39度。她打给120，打给市长热线，对方说无能为力，不能把她送进医院，只能给她登个记。
　　因为是失独家庭，吴越和宋河跟计划生育委员会有所来往。“包括他们在内，还有很多朋友，都帮我想办法，但最后都是没有办法。武汉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床难求，我也不怪医院。我觉得我只有在家里等死了。”吴越回忆说。
　　那天晚上，她也不知道自己烧到了多少度，把家里热水瓶里的水都喝光了，然后去喝冷水、喝矿泉水，最后把窗子打开，把上半身搭到窗户上面。深冬的武汉，北风呼呼地刮过来，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几个小时后，她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了宋河，听到了他说的，“死也要死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泪水直淌，也就不做声了。”
　　宋河开始在家给吴越做饭吃，每一天都开车把她往医院送。送到第9天的时候，吴越被判断为重症，得以住院接受治疗。
　　隔阂
　　春节前夕，餐馆的帮工纷纷返乡，秦佳雨的儿子缺人手，她便从位于城乡之交的重庆小镇去到武汉，在儿子的餐馆打下手。
　　1月31日，此前回到小镇的她在镇卫生院确诊感染新冠，后转为重症。
　　秦佳雨的丈夫长年在湖北替人照看煤矿工地，家中留有妻子和年过八旬的父亲。
　　31日那天去卫生院的时候，秦佳雨只带了手机，没有带充电器。确诊后隔离治疗，手机没电，家人在公共交通暂停的情况下无法出行，这一切导致她与外界失联了两个多月。后来她才知道，公公被自己传染了，同样转为重症;丈夫、儿子、儿媳则为无症状感染者。
　　秦佳雨确诊后，她居住的楼房被安上一道铁门，并被上了锁。楼里14户人家隔离了一个月才被居委会放出来。大家在隔离期间的郁闷转化为对秦佳雨的怨念——关于她从武汉带病回乡、传染多人的流言，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出院回家后，秦佳雨被左邻右舍毫不避讳地疏远着，尽管她认为自己身体康复得不错，甚至八十多岁的公公也康复得挺好。
　　“大家看见我就躲。”秦佳雨告诉《中国慈善家》。她也和大家解释，说自己已经康复了，不具有传染性，但似乎都不起作用。之前她常常和街坊邻居在一起打牌、聊天，如今一切都不复往昔。有一天，康复回家后的她路过邻里的路边牌桌，便稍作驻足想旁观一下，“我只是过路，站了一下，便有人说这局打完就不打了。他们很快就散了”。
　　虽然家中早已不靠务农为生，但是秦佳雨会在地里种一些玉米、豇豆供自家食用。现在，在田里干活是她生活中最放松的时光。因为四下无人，她就不用像平日在外随时戴着口罩，也看不到旁人警惕的眼神。
　　“旁人对你的防备是明显的，我们全部都感受得到，再怎么说不传染，但是那种恐惧还是存在的。”吴越告诉《中国慈善家》。
　　武汉的疫情最终导致吴越一家六口人感染。她入院后，丈夫宋河随即确诊。好在宋河的症状不严重，在家吃药、隔离一个星期后，症状便有所缓解，十天之后便基本自愈了。
　　夫妻俩决定，今年一整年都谢绝见客了——与其让别人嫌弃，还不如主动保持距离。
　　他们约好同样曾为新冠患者的朋友，一起到山中避暑、静养。“我們和亲戚朋友们在网上也聊得挺热闹的，但就是不接触。我们就和也得过这个病的人在一起。”
　　吴越回忆起自己有次一个人带着小狗在山中散步，遇见一个带着小孩的女子。女子对小狗很喜爱，问小狗多大了，又问吴越是从哪里来的。“很有意思，她听到我是从武汉来的后，立马后退了三步。”吴越笑着说：“但是她没有迅速走掉，而是远远地站着等了我一下，我说了几句就自觉离开了。你说，听到我是武汉的，都还会吓一跳，何况知道我曾经是新冠病人呢？”
　　人心 　　吴越姐姐的儿子、女儿也曾感染新冠，如今他们已经返工。在接受采访的新冠痊愈者中，有顺利返工的，也有虽然出院数月但仍然被工作单位要求“居家办公”或者干脆“在家休息”的。
　　不过，一些返工者的职场生活仍然蒙着阴翳。
　　王茵是重庆某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1月30日她被确诊新冠，因为是轻症，14天后便出院了。4月，单位通知她返工。
　　“还是怕，还是隔得远，怕被我传染。”王茵这样形容单位的某些同事对自己的态度。她只好尽量待在办公室，不随意活动。
　　4月底，王茵带着即将小学开学的女儿去医院看眼科。尽管已经痊愈且已经过了隔离期，母女二人仍然被医院拒绝接待。女儿开学后，校医让王茵吩咐女儿，不要跟班上同学说妈妈得过新冠，以免被歧视。
　　王茵认为自己的情况相较同样感染新冠的朋友要好很多，毕竟自己还能正常返工，但是朋友却因为染病失去了很多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对于旁人的畏惧、排斥，秦佳雨和王茵都表示，换位思考可以理解，只是“觉得有些不公平”。她们也同时感觉，身边缺乏对不要歧视新冠痊愈者的呼吁、宣传。
　　朱少唐的前妻曾为新冠重症患者，前妻出院后，他一开始就不太愿意让儿子去看望母亲。“其实按道理来说，她出院了肯定就没有关系，但是会觉得我们对这个病存在很多未知。它是一个新的传染病，而不是一个我们已经对它了解很深的病。未知难免导致恐惧。这种心态是针对这个病，并不是对人的看不起和轻视。”
　　不过渐渐地，朱少唐也接受了儿子和前妻的日常接触，认为毕竟没有出院痊愈者感染旁人的先例，而权威专家也说，即便是复阳患者也不具有传染性。
　　“可怕的不是病，而是人心。”有受访者如此形容痊愈之后的感触。吴越则认为，痊愈者不应该就别人当下对自己的接纳程度，来区分每个人的好坏亲疏。“这是传染病，而且是有致死的可能的。有畏惧心理不代表一个人的品质不好或者对我不够好。这和其他危难情况不一样，如果一个人一下子变得很穷，那么这是看清朋友的时刻。虽然危难时刻最为考验人心，但是这种传染病有它的特殊性。”
　　出院后的吴越在湖北省中医院的新冠肺炎康复门诊接受后续治疗。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在康复门诊有一个心理疏导室，如果新冠痊愈者在回归家庭、社会的过程中被旁人另眼相看，就可以在这里接受心理疏导。
　　宋河退休后，他曾谋事多年的三亚某企业老板时不时邀请他回去工作，觉得熟人用着更放心。他痊愈后，知晓他家先前病情的老板仍然力邀他。想起这件事，吴越感慨：“也是蛮有意思的。”
　　待续
　　吴越的身体状况远未恢复如常。出院后，她一直靠吃中药进行康复治疗，如今每个月都要花上千元的医疗费。
　　她出院后先是咳嗽得厉害，服用中药一个多月后，咳嗽减轻了，但还是浑身疼痛。如今稍微动一下就会大喘气。出院后，吴越的哥哥给她网购了一台三千多元的吸氧机，她现在每天需要吸氧两次，加起来一天要吸四五个小时。
　　丈夫宋河虽然之前不是危重病人，如今也不像她一样依赖吸氧机，但仍然“稍微累一点、搬一点重的东西就会喘气”。夫妻俩如今在山上静养，日常生活就是吃药、在家里休息、出门散步吹吹山风。
　　对于出院后的治疗，吴越感慨，自己一家人的条件还算过得去，可以负担得起，但还有很多病友负担不起。“我们现在是有身体上的痛苦，但还有很多人除了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经济上的困难。其实能够去康复门诊看病的人，都还算是经济条件好的，比我们困难的人有很多。”
　　截至7月26日，中国共有80849例新冠患者被治愈。人们渐渐开始关注新冠患者是否存有后遗症，而其严重程度又是怎样的。相关专家认為，判定新冠肺炎后遗症应该有一个普遍性的调查、一段时间较为系统的随访，以及数据上的支撑。
　　目前，CT呈现吴越的肺部还是有网状的白化迹象。医生告诉她，像她这样的年龄需要一到两年来慢慢恢复。吴越就按照医生说的，吃中药、练八段锦。“不知何时能完全恢复，心里不舒服。但没有办法，还是要有信心。”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