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余震,悲欢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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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验我们的不仅是病,还有人心
  吴越趴在窗台上,晾着自己,让北风吹。慢慢地,她感觉体温终于下降了一些,人也稍微清醒了一点。
  从窗台上爬下来后,她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睡着了。过了一阵,丈夫宋河推门进来。烧得糊里糊涂的吴越以为自己在做梦。
  “你干什么又来了?”她问。
  宋河说:“我想了的。我不怕传染,我们两个人死也要死到一起。”
  此刻是2020年1月的武汉,清晨6点。
  真情
  吴越和宋河是一对年过七十的失独夫妇。上世纪90年代,两人工作的工厂垮了,在那之前,他们是厂里的干部。工厂关闭后,四十多岁的夫妻俩开始外出打工。宋河曾在海南三亚的一家企业工作多年。
  退休后,他们回到武汉,打算安度晚年,直到今年1月,吴越感染新冠,成为重症患者。
  从发烧到入院治疗,吴越等待了9天时间。1月20日,她因为发烧到医院看门诊。“医院里人山人海,急诊室堆满了人。”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这之前,吴越并没有意识到传染病在武汉蔓延,但是当天医院的氛围让她感到不对劲。“我当时就告诉老头子,这有问题。武汉市之前还在宣传这病不传人,说没有几个人得这个病,所以大家都没有注意这件事情。“
  随后吴越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当时医院的床位极其紧张,只有危重病人才可以得到收治。吴越被医院拒收,医生建议她回家隔离。宋河一开始的情绪比较稳定,后来发了脾气:“不能住院,但起码给她打个吊针,她在发烧啊!”
  终于打上吊针后,吴越让丈夫离开她,让他去他们的另外一处房子居住,不要和自己待在一起。可是宋河担心如果自己走了,吴越没人照顾。当时的吴越还能动弹,她说:“你放心,我一个人能照顾自己,这个东西有传染的。你到那边去住,有什么事情我给你打电话。”宋河还是不肯。
  “你要是不走,我就跳楼。”
  宋河只好走了,把家里的食物都留给了吴越。
  宋河离开的当天晚上,吴越感觉自己的病开始加重了。第二天,她支撑着给自己煮了一点面条吃,后来就不行了,一直持续发烧。头天在医院开了阿莫西林之类的药,吴越觉得并无作用,一直烧到39度。她打给120,打给市长热线,对方说无能为力,不能把她送进医院,只能给她登个记。
  因为是失独家庭,吴越和宋河跟计划生育委员会有所来往。“包括他们在内,还有很多朋友,都帮我想办法,但最后都是没有办法。武汉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床难求,我也不怪医院。我觉得我只有在家里等死了。”吴越回忆说。
  那天晚上,她也不知道自己烧到了多少度,把家里热水瓶里的水都喝光了,然后去喝冷水、喝矿泉水,最后把窗子打开,把上半身搭到窗户上面。深冬的武汉,北风呼呼地刮过来,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几个小时后,她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了宋河,听到了他说的,“死也要死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泪水直淌,也就不做声了。”
  宋河开始在家给吴越做饭吃,每一天都开车把她往医院送。送到第9天的时候,吴越被判断为重症,得以住院接受治疗。
  隔阂
  春节前夕,餐馆的帮工纷纷返乡,秦佳雨的儿子缺人手,她便从位于城乡之交的重庆小镇去到武汉,在儿子的餐馆打下手。
  1月31日,此前回到小镇的她在镇卫生院确诊感染新冠,后转为重症。
  秦佳雨的丈夫长年在湖北替人照看煤矿工地,家中留有妻子和年过八旬的父亲。
  31日那天去卫生院的时候,秦佳雨只带了手机,没有带充电器。确诊后隔离治疗,手机没电,家人在公共交通暂停的情况下无法出行,这一切导致她与外界失联了两个多月。后来她才知道,公公被自己传染了,同样转为重症;丈夫、儿子、儿媳则为无症状感染者。
  秦佳雨确诊后,她居住的楼房被安上一道铁门,并被上了锁。楼里14户人家隔离了一个月才被居委会放出来。大家在隔离期间的郁闷转化为对秦佳雨的怨念——关于她从武汉带病回乡、传染多人的流言,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出院回家后,秦佳雨被左邻右舍毫不避讳地疏远着,尽管她认为自己身体康复得不错,甚至八十多岁的公公也康复得挺好。
  “大家看见我就躲。”秦佳雨告诉《中国慈善家》。她也和大家解释,说自己已经康复了,不具有传染性,但似乎都不起作用。之前她常常和街坊邻居在一起打牌、聊天,如今一切都不复往昔。有一天,康复回家后的她路过邻里的路边牌桌,便稍作驻足想旁观一下,“我只是过路,站了一下,便有人说这局打完就不打了。他们很快就散了”。
  虽然家中早已不靠务农为生,但是秦佳雨会在地里种一些玉米、豇豆供自家食用。现在,在田里干活是她生活中最放松的时光。因为四下无人,她就不用像平日在外随时戴着口罩,也看不到旁人警惕的眼神。
  “旁人对你的防备是明显的,我们全部都感受得到,再怎么说不传染,但是那种恐惧还是存在的。”吴越告诉《中国慈善家》。
  武汉的疫情最终导致吴越一家六口人感染。她入院后,丈夫宋河随即确诊。好在宋河的症状不严重,在家吃药、隔离一个星期后,症状便有所缓解,十天之后便基本自愈了。
  夫妻俩决定,今年一整年都谢绝见客了——与其让别人嫌弃,还不如主动保持距离。
  他们约好同样曾为新冠患者的朋友,一起到山中避暑、静养。“我們和亲戚朋友们在网上也聊得挺热闹的,但就是不接触。我们就和也得过这个病的人在一起。”
  吴越回忆起自己有次一个人带着小狗在山中散步,遇见一个带着小孩的女子。女子对小狗很喜爱,问小狗多大了,又问吴越是从哪里来的。“很有意思,她听到我是从武汉来的后,立马后退了三步。”吴越笑着说:“但是她没有迅速走掉,而是远远地站着等了我一下,我说了几句就自觉离开了。你说,听到我是武汉的,都还会吓一跳,何况知道我曾经是新冠病人呢?”
  人心   吴越姐姐的儿子、女儿也曾感染新冠,如今他们已经返工。在接受采访的新冠痊愈者中,有顺利返工的,也有虽然出院数月但仍然被工作单位要求“居家办公”或者干脆“在家休息”的。
  不过,一些返工者的职场生活仍然蒙着阴翳。
  王茵是重庆某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1月30日她被确诊新冠,因为是轻症,14天后便出院了。4月,单位通知她返工。
  “还是怕,还是隔得远,怕被我传染。”王茵这样形容单位的某些同事对自己的态度。她只好尽量待在办公室,不随意活动。
  4月底,王茵带着即将小学开学的女儿去医院看眼科。尽管已经痊愈且已经过了隔离期,母女二人仍然被医院拒绝接待。女儿开学后,校医让王茵吩咐女儿,不要跟班上同学说妈妈得过新冠,以免被歧视。
  王茵认为自己的情况相较同样感染新冠的朋友要好很多,毕竟自己还能正常返工,但是朋友却因为染病失去了很多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对于旁人的畏惧、排斥,秦佳雨和王茵都表示,换位思考可以理解,只是“觉得有些不公平”。她们也同时感觉,身边缺乏对不要歧视新冠痊愈者的呼吁、宣传。
  朱少唐的前妻曾为新冠重症患者,前妻出院后,他一开始就不太愿意让儿子去看望母亲。“其实按道理来说,她出院了肯定就没有关系,但是会觉得我们对这个病存在很多未知。它是一个新的传染病,而不是一个我们已经对它了解很深的病。未知难免导致恐惧。这种心态是针对这个病,并不是对人的看不起和轻视。”
  不过渐渐地,朱少唐也接受了儿子和前妻的日常接触,认为毕竟没有出院痊愈者感染旁人的先例,而权威专家也说,即便是复阳患者也不具有传染性。
  “可怕的不是病,而是人心。”有受访者如此形容痊愈之后的感触。吴越则认为,痊愈者不应该就别人当下对自己的接纳程度,来区分每个人的好坏亲疏。“这是传染病,而且是有致死的可能的。有畏惧心理不代表一个人的品质不好或者对我不够好。这和其他危难情况不一样,如果一个人一下子变得很穷,那么这是看清朋友的时刻。虽然危难时刻最为考验人心,但是这种传染病有它的特殊性。”
  出院后的吴越在湖北省中医院的新冠肺炎康复门诊接受后续治疗。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在康复门诊有一个心理疏导室,如果新冠痊愈者在回归家庭、社会的过程中被旁人另眼相看,就可以在这里接受心理疏导。
  宋河退休后,他曾谋事多年的三亚某企业老板时不时邀请他回去工作,觉得熟人用着更放心。他痊愈后,知晓他家先前病情的老板仍然力邀他。想起这件事,吴越感慨:“也是蛮有意思的。”
  待续
  吴越的身体状况远未恢复如常。出院后,她一直靠吃中药进行康复治疗,如今每个月都要花上千元的医疗费。
  她出院后先是咳嗽得厉害,服用中药一个多月后,咳嗽减轻了,但还是浑身疼痛。如今稍微动一下就会大喘气。出院后,吴越的哥哥给她网购了一台三千多元的吸氧机,她现在每天需要吸氧两次,加起来一天要吸四五个小时。
  丈夫宋河虽然之前不是危重病人,如今也不像她一样依赖吸氧机,但仍然“稍微累一点、搬一点重的东西就会喘气”。夫妻俩如今在山上静养,日常生活就是吃药、在家里休息、出门散步吹吹山风。
  对于出院后的治疗,吴越感慨,自己一家人的条件还算过得去,可以负担得起,但还有很多病友负担不起。“我们现在是有身体上的痛苦,但还有很多人除了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经济上的困难。其实能够去康复门诊看病的人,都还算是经济条件好的,比我们困难的人有很多。”
  截至7月26日,中国共有80849例新冠患者被治愈。人们渐渐开始关注新冠患者是否存有后遗症,而其严重程度又是怎样的。相关专家认為,判定新冠肺炎后遗症应该有一个普遍性的调查、一段时间较为系统的随访,以及数据上的支撑。
  目前,CT呈现吴越的肺部还是有网状的白化迹象。医生告诉她,像她这样的年龄需要一到两年来慢慢恢复。吴越就按照医生说的,吃中药、练八段锦。“不知何时能完全恢复,心里不舒服。但没有办法,还是要有信心。”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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