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到1979年。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
　　1967年伊始，十八歲的青年工人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工人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名。签字之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该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三十一厂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仅仅四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
　　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二十三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学同学小张。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他立即答应了。他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动静。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一路走来，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那一天，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静止了。街头很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过年吧？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刘其舜这么猜测。
　　那年腊月是小月，除夕其实是大年二十九，紧接着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天气极冷，快要下雪了，初一还要正常上班呢。刘其舜在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没有年三十。
　　【原载《北京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