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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而最近,关于“干得多,挣得少”的问题也引起了多方面的热议。“干得多,挣得少”凸显了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凸显了收入分配体制牵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性。
老百姓对改革红利分享越来越少
我国的改革开放,确切地说,是从收入分配入手的,无论是城市改革还是农村改革,都是从对“平均主义”的克服入手的,这创造出30年来的改革红利。现在,老百姓对这种红利的分享越来越少了,这是新阶段改革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根源。
福利经济学有两大命题:一是国民收入越大,社会福利越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越公平,社会福利越大。第一个命题与第二个命题交互影响,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可以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良性循环是:做大蛋糕——公平分配——做大蛋糕;恶性循环是:不公平分配——蛋糕变小——不公平分配。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只是实现了第一个命题的要求。在未来,还要解决第二个命题的问题,就是分蛋糕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反过来会影响第一个命题的做大蛋糕。
现在许多人质疑经济增长为了什么,实际上等同于“做大蛋糕为了什么”?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活力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一个新福利命题,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就是经济增长要反映多数人“可行能力”的提高,也就是多数人“过自己愿意珍惜的生活的能力的提高”。
现在看来,我们的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型——正是由于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问题,经济增长、蛋糕做大与多数人“可行能力”降低并存,比如说,经济增长了,越来越多的人却买不起房。
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严重
这些问题在拷问目前的发展方式。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一个历史性转折。
为什么居民“干得多,挣得少”?就是因为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问题。
第一,在整个“十一五”改革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指标的完成程度是最差的。例如,根据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目标值在2.3倍左右,而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2020年城镇居民收入可能达到4.7万元,如果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2至2.3倍的目标,则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2万至2.35万元的水平,即要在2008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以上。这种紧迫性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在欧美消费市场萎缩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我国未来10年左右要完成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但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我国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平均每年下降1%;而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在居民收入连年降低的情况下,很难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第三,在现行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我国整个经济拿出的就业基金过低。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下降,从1980年的17%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11.32%。在国民收入中用于雇佣员工的工资比重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就业总量。有的专家估计,假设2007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维持在1990年的15.77%,以2007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可多容纳4600万人就业。
第四,高房价也集中体现了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少数的富人买几套房子是市场行为,作为资产保值增值无可厚非,但实际的后果是抬高了房价,排挤了多数人的住房权利。以农民工为例,他们在城市造的房子越多,就越住不起。这实际上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异化”现象。
改善劳资关系十分迫切
从新阶段的改革来看,收入分配大的格局要调整,有几个重点领域。
第一,改变国家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问题。
政府支配社会财富过多还是过少,取决于制度安排。北欧国家政府支配财富也很多,但是实现了高福利;美国政府支配的财富比较少,国家承担的福利也比较少,这是对等的。我们要避免的是政府支配的财富多,但国民享受的福利少这种局面。
规范政府收入支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采取结构性减税,以培植企业优化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建设公共财政,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末期应当实现这个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基础。
第二,在规范企业利润收入、调节劳资关系上要有实质性举措。
在“十一五”这几年,劳资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增多,许多都是劳资矛盾引发的。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我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年站在资本立场上说话的专家却不在少数,认为如果过多地保护劳工权益,提高工资,许多资本会跑到非洲等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搞制造业。这种说法值得怀疑,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国能够吸引国际投资而非洲国家不能。
我国能够吸引国际投资,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在要维持这种良好的环境,很重要的恰恰在于改善劳资关系,使工薪阶层能够分享繁荣成果。在这一点上,现行工会组织如何改革以适应劳工权益的问题,应当在“十二五”时期的改革中破题。
第三,实质性地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3倍,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类福利性补贴差别,城乡差距在6倍左右。20世纪90年代城乡差距占全部收入差距的比例在50%至60%,200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60%以上。2007年,占人口55%的农民储蓄占全部储蓄比重是18%,农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为25.6%。
目前,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比重在10%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0%。2008年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是3928元,而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是323元,相差10倍以上,其中,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财政性支出是15美元,城市为59美元,相差近4倍。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在“十二五”时期把在农民工在城镇的安居工程提上日程;三是在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上取得突破,盘活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源,使农民切实能够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四是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在改变金融资源净流出农村的局面上有新突破。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老百姓对改革红利分享越来越少
我国的改革开放,确切地说,是从收入分配入手的,无论是城市改革还是农村改革,都是从对“平均主义”的克服入手的,这创造出30年来的改革红利。现在,老百姓对这种红利的分享越来越少了,这是新阶段改革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根源。
福利经济学有两大命题:一是国民收入越大,社会福利越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越公平,社会福利越大。第一个命题与第二个命题交互影响,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可以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良性循环是:做大蛋糕——公平分配——做大蛋糕;恶性循环是:不公平分配——蛋糕变小——不公平分配。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只是实现了第一个命题的要求。在未来,还要解决第二个命题的问题,就是分蛋糕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反过来会影响第一个命题的做大蛋糕。
现在许多人质疑经济增长为了什么,实际上等同于“做大蛋糕为了什么”?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活力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一个新福利命题,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就是经济增长要反映多数人“可行能力”的提高,也就是多数人“过自己愿意珍惜的生活的能力的提高”。
现在看来,我们的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型——正是由于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问题,经济增长、蛋糕做大与多数人“可行能力”降低并存,比如说,经济增长了,越来越多的人却买不起房。
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严重
这些问题在拷问目前的发展方式。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一个历史性转折。
为什么居民“干得多,挣得少”?就是因为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问题。
第一,在整个“十一五”改革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指标的完成程度是最差的。例如,根据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目标值在2.3倍左右,而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2020年城镇居民收入可能达到4.7万元,如果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2至2.3倍的目标,则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2万至2.35万元的水平,即要在2008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以上。这种紧迫性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在欧美消费市场萎缩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我国未来10年左右要完成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但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我国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平均每年下降1%;而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在居民收入连年降低的情况下,很难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第三,在现行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我国整个经济拿出的就业基金过低。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下降,从1980年的17%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11.32%。在国民收入中用于雇佣员工的工资比重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就业总量。有的专家估计,假设2007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维持在1990年的15.77%,以2007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可多容纳4600万人就业。
第四,高房价也集中体现了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少数的富人买几套房子是市场行为,作为资产保值增值无可厚非,但实际的后果是抬高了房价,排挤了多数人的住房权利。以农民工为例,他们在城市造的房子越多,就越住不起。这实际上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异化”现象。
改善劳资关系十分迫切
从新阶段的改革来看,收入分配大的格局要调整,有几个重点领域。
第一,改变国家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问题。
政府支配社会财富过多还是过少,取决于制度安排。北欧国家政府支配财富也很多,但是实现了高福利;美国政府支配的财富比较少,国家承担的福利也比较少,这是对等的。我们要避免的是政府支配的财富多,但国民享受的福利少这种局面。
规范政府收入支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采取结构性减税,以培植企业优化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建设公共财政,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末期应当实现这个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基础。
第二,在规范企业利润收入、调节劳资关系上要有实质性举措。
在“十一五”这几年,劳资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增多,许多都是劳资矛盾引发的。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我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年站在资本立场上说话的专家却不在少数,认为如果过多地保护劳工权益,提高工资,许多资本会跑到非洲等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搞制造业。这种说法值得怀疑,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国能够吸引国际投资而非洲国家不能。
我国能够吸引国际投资,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在要维持这种良好的环境,很重要的恰恰在于改善劳资关系,使工薪阶层能够分享繁荣成果。在这一点上,现行工会组织如何改革以适应劳工权益的问题,应当在“十二五”时期的改革中破题。
第三,实质性地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3倍,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类福利性补贴差别,城乡差距在6倍左右。20世纪90年代城乡差距占全部收入差距的比例在50%至60%,200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60%以上。2007年,占人口55%的农民储蓄占全部储蓄比重是18%,农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为25.6%。
目前,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比重在10%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0%。2008年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是3928元,而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是323元,相差10倍以上,其中,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财政性支出是15美元,城市为59美元,相差近4倍。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在“十二五”时期把在农民工在城镇的安居工程提上日程;三是在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上取得突破,盘活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源,使农民切实能够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四是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在改变金融资源净流出农村的局面上有新突破。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