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律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则决定了高职法律教育的性质、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培养模式，决定了高职法律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内在动力。法律职业具有区别于一般职业的特殊性，也正是此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教育区别于一般的高等职业教育。
关键词： 法律职业 高职教育 法律教育
一、法律职业的特殊性
“职业”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①法律职业者，顾名思义，是指以从事法律工作为职业的人。
关于法律职业的内涵，学术界似乎并无太大的分歧，然而，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所以，在比较法的视野中看，法律职业的含义仍有不同。
英文“profession”一词主要指“脑力或知识的而不是体力的或手工的劳动和技能”，“原本专指神学、法学和医学，后随着科学和知识广泛应用于别的事务部门，也指别的职业，以示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知识含量，与仅仅是技能相区别”。可见，从花费时间和生活来源的角度，“profession”与中文“职业”一词意义相同；从职业性质和社会层次来看，“profession”本指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后因愈来愈多的职业知识含量增加，便逐渐扩展，也可指其他的白领职业。
中文的“职业”一词原本没有英文“profession”的涵义，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法律教育和法律从业人员的关注，“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的概念逐渐开始在学术著作中被广泛使用。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法律“职业”和法律“职业”教育，是使用英文“profession”的涵义，因为中国法律教育也确实是一种“高级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而不是“体力或手工技艺”的培训。②
尽管如此，各国法律职业制度的不同只能影响人们关于法律职业概念之外延的判断，并不影响人们关于其内涵的判断。所以，这并不妨碍给其以定义性描述：法律职业是指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预先规定的任职条件、取得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而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一种社会角色。
法律职业具体范围在各国并不一致。在英国，法律职业一般限于律师。在美国法律职业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包括私人开业律师、政府部门法律官员、公司法律顾问、法官和法律教师；狭义上仅指私人开业律师。加拿大的法律职业范围较广，分为法官、律师和公证人、法律辅助职业（如专利代理人、法律书记员、专利查询专家、合同书记员、地产契约书记员、所有权审查员）、法庭官员（如法庭书记员、法警、行政司法官员）等。在日本，法律职业一般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我国的法律职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主要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广义也包括书记官、法律助理、法律文秘、司法警察等辅助型法律职业，法律教师及法津研究人员、公证人员、仲裁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等。③
在各种社会职业中，法律职业具有突出的行业背景和职业特殊性。这种职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对象的特殊性
法律职业主要是以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为工作对象的，而人又是地球上最复杂多变、最难界定的高级生命形式，它不同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由于法律职业接触的是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类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工作对象十分复杂，加上工作性质、特点等原因，他们还要广泛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思想、伦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特别是还要接触社会上的阴暗面和不良现象，所以对其职业的基本要求(基本资质)和准入条件更高、更严格。再从行业背景看，由于法律集中反映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司法又是各种纠纷最后的解决办法而具有终结性，司法裁决因可决定人的生杀予夺和财产、利益的归属而具有重要性、权威性，加之法律自身具有普适性、程序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等等，这一切，使得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有着比社会其他职业更为严格、更为规范和更高层次的要求。正是基于职业对象的特殊性，法律职业与工程技术性职业相比，有内在的和先天的差异性。由此也形成了法律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
2.法律职业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社会必然要求提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任职条件和准入标准，进一步推进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法律人才需求的不平衡，社会各个方面也同样需要大批辅助类的应用型法律人才。随着中国法律职业划分科学化，法律辅助型职业将成系列。
3.法律职业与法治的特殊关系
近代以来法治国家的实践屡屡表明：法治是全民的事业，离开全民的理解、参与和支持，法治往往只能是海市蜃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法治的关键和紧要处，每每是法律家在担当大任，所以，人们常称法治就是法律家之治。这在关于法律家（法律职业）作用的估计中可见一斑。托克维尔强调：“……民主精神如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可以长期治理社会；而且，如果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不随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不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共和国能够有望保住其存在。”埃尔曼指出：“法律专业人员负有塑造法律制度的结构与类型的使命，并在很大程度确定法律用作于其中的一般趋势。”而大木雅夫则把法律职业（法律家）的作用概括为“法律秩序的创造者”。
法律职业具有区别于一般职业的特殊性，也正是此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教育区别于一般的高等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我们以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并未认真区别职业对象和层次的不同，仍然是粗放式地按照一般的社会职业对待，即仍习惯于沿用社会通用的“手工或技艺”人才的培养模式和采用普通的教育制度，或者只考虑到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的教育属性和共性，其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仅仅只是“半成品”或是“残废品”，尚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特殊需要。
二、关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性质问题
法律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法律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培养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我国高等法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专科层次的以法律职业技能培养为本位的高等职业教育。从法律职业的特殊背景出发，笔者认为应当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性质作以下把握：
其一，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属于法律职业教育，是针对具体职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特定的法律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使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高职高专法律人才培养应当突出职业性、行业性的特点。不能把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普通法学教育等同。前者是以法律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后者是以法学学科为本位的教育模式。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技能培养和管理的教育。它以岗位群的需要为依据制定教学计划；在进行职业岗位描述、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按需施教；着眼于职业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而组织理论和实践教学；着眼于我国法律制度的调整、补充、更新，选择教学内容与构建课程结构，体现职业能力要求而形成课程体系。这种体系应是打破学科型的教学模式，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才能培养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法律实践技能的与法治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这样的应用型法律职业者应具有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和信息素养，具有合作精神与开拓能力，能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线发挥有效作用。④
其二，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不能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同。
法律职业教育虽有明显的优势，却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单纯的法律职业教育会使法律教育流于浅薄。目前，以市场为导向、以职业技能培训为本位的法律教育虽很有必要，但也要防止顾此失彼。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过于关注市场动向，致使现在的学校教育有简单化的倾向，如一些课程里仅仅注重技术操作层面上的东西，法律教育变成了条文解说，忽视了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如此学生很难真正理解法律精神，这对法律教育和法律实务都是致命的杀伤力，因为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适用，绝对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更应是对法律精神和原则的把握。
确实，法律的运用有许多技巧，但在法治原则下技巧的获得源自于对法律概念、原理的深刻把握，源自于使用法律的人对它灵活运用和真正理解。
单纯的职业教育趋向于奉行实用主义，片面强调与职业有关的知识的灌输和特殊技能的培训。其极端的形式便是“用什么就学什么”，结果是把“人”与“人才”隔离开来，导致大量的“机器人”出现，甚至是有才无德的“佞才”。片面的职业教育对大学法律教育而言是及其危险的。法律的目的在于追求正义，而“机器人”和“佞才”所能做到的，就是无意或有意地损害法律正义。⑤
那么，高职高专法律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对这个问题，柏林大学的缔造者、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1767－1835）曾这样回答：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兼具个性和理智的“完人”，既要掌握经验知识，又要掌握道德科学，从而发展出完善的人格，在精神上“成人”。20世纪40年代曾任司法院大法官的燕树棠先生也曾主张：法律事业是公益事业，法律教育是训练社会服务人才的教育，因此，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社会服务人才，而不是造就个人谋生的能力；法律人才的训练，不能只限于一般的专门知识，还需要一种“法律头脑”；有“法律头脑”的法律人才应具备四项条件，要有社会的常识、剖辩的能力、远大的思想、历史的眼光，能使机械的法律知识有了生机和动力，使死知识变为活知识、死法律变为活法律。⑥
当然，寄希望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实现洪堡的“完人”教育的理想并不实际，但对高职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学理论知识、道德素养、全局视野及应变能力的培养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国近代法学家杨兆龙曾警示的那样：在法律教育中忽视法律伦理教育，不顾学生的道德修养，“那无异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
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法律教育既应包括通识教育，又包括职业教育，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高职法律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了，以致出现培养出的学生不会起草合同，不会办案的反常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单纯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制度内外都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不得不等法科毕业生进入法律职业之后，自己慢慢去摸索。而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可能是另一种反应过度，单纯强调法律职业操作技能的培训，这种错位的结果又影响了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职业所必需的法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素质的形成，同样影响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究其原因都在于割裂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
法律职业的特点决定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必须由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部分构成。法律职业，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操作上的问题，更是涉及思维、理论、职业道德层面的问题。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处于一个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职业训练要求教学关注技能，而在没有足够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仅关注技能就很可能浪费人才，而且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职业人员；而注重素质教育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职业训练，特别是我国高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高中校门，缺乏足够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通识教育又是必须的。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企图在三年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教育培训任务，培养高层次的、精英化的法律人才是不现实的，而将辅助类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我国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具有客观现实性的。
笔者认为，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以及我国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实际出发，其应当定位于：以职业教育为主，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既要重视职业教育，又不能目光短浅，把法律专科教育变成一般的律师职业培训，因此我们的法律高等专科教育既要以职业教育为主，又要注意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根据法律教育的性质、社会需求、学校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来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标准和模式。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1616页.
②王宏林.国际一流法律人才培养论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30.
③王冰路.法律技能的培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14）.
④邵文华.高职的定位.职业特色［N］.中国教育报，2001-10-1.
⑤周世中.倪业群等著.法学教育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⑥燕树棠.法律教育之目的.转引自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第328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欧亚学院2007年院级科研课题项目“高职专科法律人才素质提高和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法律职业 高职教育 法律教育
一、法律职业的特殊性
“职业”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①法律职业者，顾名思义，是指以从事法律工作为职业的人。
关于法律职业的内涵，学术界似乎并无太大的分歧，然而，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所以，在比较法的视野中看，法律职业的含义仍有不同。
英文“profession”一词主要指“脑力或知识的而不是体力的或手工的劳动和技能”，“原本专指神学、法学和医学，后随着科学和知识广泛应用于别的事务部门，也指别的职业，以示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知识含量，与仅仅是技能相区别”。可见，从花费时间和生活来源的角度，“profession”与中文“职业”一词意义相同；从职业性质和社会层次来看，“profession”本指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后因愈来愈多的职业知识含量增加，便逐渐扩展，也可指其他的白领职业。
中文的“职业”一词原本没有英文“profession”的涵义，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法律教育和法律从业人员的关注，“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的概念逐渐开始在学术著作中被广泛使用。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法律“职业”和法律“职业”教育，是使用英文“profession”的涵义，因为中国法律教育也确实是一种“高级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而不是“体力或手工技艺”的培训。②
尽管如此，各国法律职业制度的不同只能影响人们关于法律职业概念之外延的判断，并不影响人们关于其内涵的判断。所以，这并不妨碍给其以定义性描述：法律职业是指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预先规定的任职条件、取得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而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一种社会角色。
法律职业具体范围在各国并不一致。在英国，法律职业一般限于律师。在美国法律职业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包括私人开业律师、政府部门法律官员、公司法律顾问、法官和法律教师；狭义上仅指私人开业律师。加拿大的法律职业范围较广，分为法官、律师和公证人、法律辅助职业（如专利代理人、法律书记员、专利查询专家、合同书记员、地产契约书记员、所有权审查员）、法庭官员（如法庭书记员、法警、行政司法官员）等。在日本，法律职业一般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我国的法律职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主要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广义也包括书记官、法律助理、法律文秘、司法警察等辅助型法律职业，法律教师及法津研究人员、公证人员、仲裁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等。③
在各种社会职业中，法律职业具有突出的行业背景和职业特殊性。这种职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对象的特殊性
法律职业主要是以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为工作对象的，而人又是地球上最复杂多变、最难界定的高级生命形式，它不同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由于法律职业接触的是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类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工作对象十分复杂，加上工作性质、特点等原因，他们还要广泛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思想、伦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特别是还要接触社会上的阴暗面和不良现象，所以对其职业的基本要求(基本资质)和准入条件更高、更严格。再从行业背景看，由于法律集中反映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司法又是各种纠纷最后的解决办法而具有终结性，司法裁决因可决定人的生杀予夺和财产、利益的归属而具有重要性、权威性，加之法律自身具有普适性、程序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等等，这一切，使得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有着比社会其他职业更为严格、更为规范和更高层次的要求。正是基于职业对象的特殊性，法律职业与工程技术性职业相比，有内在的和先天的差异性。由此也形成了法律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
2.法律职业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社会必然要求提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任职条件和准入标准，进一步推进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法律人才需求的不平衡，社会各个方面也同样需要大批辅助类的应用型法律人才。随着中国法律职业划分科学化，法律辅助型职业将成系列。
3.法律职业与法治的特殊关系
近代以来法治国家的实践屡屡表明：法治是全民的事业，离开全民的理解、参与和支持，法治往往只能是海市蜃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法治的关键和紧要处，每每是法律家在担当大任，所以，人们常称法治就是法律家之治。这在关于法律家（法律职业）作用的估计中可见一斑。托克维尔强调：“……民主精神如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可以长期治理社会；而且，如果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不随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不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共和国能够有望保住其存在。”埃尔曼指出：“法律专业人员负有塑造法律制度的结构与类型的使命，并在很大程度确定法律用作于其中的一般趋势。”而大木雅夫则把法律职业（法律家）的作用概括为“法律秩序的创造者”。
法律职业具有区别于一般职业的特殊性，也正是此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教育区别于一般的高等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我们以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并未认真区别职业对象和层次的不同，仍然是粗放式地按照一般的社会职业对待，即仍习惯于沿用社会通用的“手工或技艺”人才的培养模式和采用普通的教育制度，或者只考虑到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的教育属性和共性，其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仅仅只是“半成品”或是“残废品”，尚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特殊需要。
二、关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性质问题
法律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法律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培养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我国高等法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专科层次的以法律职业技能培养为本位的高等职业教育。从法律职业的特殊背景出发，笔者认为应当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性质作以下把握：
其一，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属于法律职业教育，是针对具体职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特定的法律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使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高职高专法律人才培养应当突出职业性、行业性的特点。不能把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普通法学教育等同。前者是以法律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后者是以法学学科为本位的教育模式。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技能培养和管理的教育。它以岗位群的需要为依据制定教学计划；在进行职业岗位描述、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按需施教；着眼于职业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而组织理论和实践教学；着眼于我国法律制度的调整、补充、更新，选择教学内容与构建课程结构，体现职业能力要求而形成课程体系。这种体系应是打破学科型的教学模式，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才能培养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法律实践技能的与法治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这样的应用型法律职业者应具有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和信息素养，具有合作精神与开拓能力，能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线发挥有效作用。④
其二，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不能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同。
法律职业教育虽有明显的优势，却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单纯的法律职业教育会使法律教育流于浅薄。目前，以市场为导向、以职业技能培训为本位的法律教育虽很有必要，但也要防止顾此失彼。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过于关注市场动向，致使现在的学校教育有简单化的倾向，如一些课程里仅仅注重技术操作层面上的东西，法律教育变成了条文解说，忽视了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如此学生很难真正理解法律精神，这对法律教育和法律实务都是致命的杀伤力，因为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适用，绝对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更应是对法律精神和原则的把握。
确实，法律的运用有许多技巧，但在法治原则下技巧的获得源自于对法律概念、原理的深刻把握，源自于使用法律的人对它灵活运用和真正理解。
单纯的职业教育趋向于奉行实用主义，片面强调与职业有关的知识的灌输和特殊技能的培训。其极端的形式便是“用什么就学什么”，结果是把“人”与“人才”隔离开来，导致大量的“机器人”出现，甚至是有才无德的“佞才”。片面的职业教育对大学法律教育而言是及其危险的。法律的目的在于追求正义，而“机器人”和“佞才”所能做到的，就是无意或有意地损害法律正义。⑤
那么，高职高专法律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对这个问题，柏林大学的缔造者、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1767－1835）曾这样回答：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兼具个性和理智的“完人”，既要掌握经验知识，又要掌握道德科学，从而发展出完善的人格，在精神上“成人”。20世纪40年代曾任司法院大法官的燕树棠先生也曾主张：法律事业是公益事业，法律教育是训练社会服务人才的教育，因此，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社会服务人才，而不是造就个人谋生的能力；法律人才的训练，不能只限于一般的专门知识，还需要一种“法律头脑”；有“法律头脑”的法律人才应具备四项条件，要有社会的常识、剖辩的能力、远大的思想、历史的眼光，能使机械的法律知识有了生机和动力，使死知识变为活知识、死法律变为活法律。⑥
当然，寄希望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实现洪堡的“完人”教育的理想并不实际，但对高职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学理论知识、道德素养、全局视野及应变能力的培养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国近代法学家杨兆龙曾警示的那样：在法律教育中忽视法律伦理教育，不顾学生的道德修养，“那无异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
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法律教育既应包括通识教育，又包括职业教育，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高职法律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了，以致出现培养出的学生不会起草合同，不会办案的反常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单纯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制度内外都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不得不等法科毕业生进入法律职业之后，自己慢慢去摸索。而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可能是另一种反应过度，单纯强调法律职业操作技能的培训，这种错位的结果又影响了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职业所必需的法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素质的形成，同样影响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究其原因都在于割裂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
法律职业的特点决定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必须由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部分构成。法律职业，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操作上的问题，更是涉及思维、理论、职业道德层面的问题。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处于一个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职业训练要求教学关注技能，而在没有足够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仅关注技能就很可能浪费人才，而且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职业人员；而注重素质教育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职业训练，特别是我国高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高中校门，缺乏足够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通识教育又是必须的。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企图在三年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教育培训任务，培养高层次的、精英化的法律人才是不现实的，而将辅助类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我国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具有客观现实性的。
笔者认为，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以及我国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实际出发，其应当定位于：以职业教育为主，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既要重视职业教育，又不能目光短浅，把法律专科教育变成一般的律师职业培训，因此我们的法律高等专科教育既要以职业教育为主，又要注意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根据法律教育的性质、社会需求、学校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来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标准和模式。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1616页.
②王宏林.国际一流法律人才培养论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30.
③王冰路.法律技能的培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14）.
④邵文华.高职的定位.职业特色［N］.中国教育报，2001-10-1.
⑤周世中.倪业群等著.法学教育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⑥燕树棠.法律教育之目的.转引自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第328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欧亚学院2007年院级科研课题项目“高职专科法律人才素质提高和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