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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权力走向腐败，就必须有效制约监督它，让掌权者无法滥用权力。在成都诞生的村民议事会，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成功分解了以往村官手中的权力，变村“两委”“代民做主”为“为民服务”，是民众草根智慧与现代民主理念的结合。
2011年春节将至，四川邛崃市油榨乡马岩村的村支书杨帮华习惯性地在村里转转，这个时候他要看看村民的年货准备得怎么样，大家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
邛崃是西部中心城市成都的三圈层城市，而马岩村离邛崃20来公里，是个山区乡村，这里有杀年猪的习惯。49岁的杨帮华沿着最近几年修好的水泥路村道走到一些村民的家门口，不时有正在杀年猪的村民热情地与他打着招呼，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喝酒。看得出，村民和杨帮华这个村支书的关系挺和谐。
“但在两年前，却不是这样的。”油榨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永顺告诉记者，“那时村民对村千部不太信任，关系不很融洽，因为他们认为有的村干部有‘吃欺头’(占集体便宜)的现象。”
可短短两年时间过去，马岩村的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却如此和谐，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2008年起，村里有了‘5人监督小组’用‘5瓣梅花章’来监督村里的财务支出，这枚民主监督章的1／5分别掌握在5个人手里，只有5个人全部同意，这个章才能完整地盖下去，而这5个人是从村民议事会成员中选出来的，没有村干部；同时还有由24名村民组成的议事会来决定村的大事，村里的事情不再由村支书一个人或者其他几个村干部说了算，而是由村民大家说了算。”杨帮华说。
两年过去了，村里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其雏形就是以前掌管“5瓣梅花章”的“5人监督小组”，监督委员会也由5人组成，掌管的“5瓣梅花章”依然在发挥作用。
目前，具有成都特色的村民议事会已在整个成都市范围内推广开来。
村民议事会初试锋芒
“自从有了村民议事会，成都的农村近年来几乎就没有出过有负面影响的大事，因为议事会制度改变了过去村级事务少数人说了算、由村‘两委’‘代民做主’的情形，实现还权赋能、村民自治，各种可能引发事端的矛盾都在源头通过村民商议后自己解决了。”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麻渝生对记者说。
村民议事会这一模式最先起源于哪里，现在却已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邛崃市的马岩村，有的说起源于都江堰市的鹤鸣村，还有人认为在双流县和温江区。
“其实去寻找村民议事会的发源地，意义不是很大了，那时成都的不少地方都在试行这样的做法。因为2007年成都正处于一个大背景下，那就是成都被确定为城乡统筹试验区。为了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成都决定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农村村民面临土地确权的问题。”麻渝生说，“可是，以前在土地使用上遗留下了不少历史问题，诸如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等，土地到底是谁在使用，只有村民自己清楚，只靠村‘两委’(村支委、村民委员会)来顺利完成农民的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这是难以想象的。一旦出现不公正或者失误，就会影响农民的利益，从而引发农村的不稳定。”
为此，成都市决定采用新的制度和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2008年元旦刚过，由成都市委组织部牵头在成都范围内调研，同时在邛崃的马岩村等几个地方试点村民议事会。同年11月25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36号文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以村民会议为村最高决策机构、村民(村民小组)议事会为常设议事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的村民自治机制”。
“村民议事会类似于人大常委会，村民大会授权村民议事会来实行村级事务的议事权、决策权、监督权，而村委会是执行机构，它对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负责。这样真正实现了村民自治。村民议事会中的成员可以是长期居住在本村的外地人，这弥补了村民会议的不足，因为近年来农村人口流动比较大，村民人数不足，要开一次村民(代表)大会比较难。”麻渝生说。
有了村民议事会，成都农村的土地确权顺利推进。马岩村开展农村产权确权工作后，在开始的摸底调查中，村干部收集了100多起纠纷。村民议事会介入后，成员挨家挨户摸底调查，丈量土地、帮助填表，最后只有3起纠纷通过村委会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我们村民自己最清楚，我们来调解也最容易。虽然我们不拿一分钱报酬，但是确权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我们做起来自然卖力，这也是自己的权力体现。”一名议事会成员这样说。
村民议事会牛刀小试，初露锋芒。
随后，村民议事会在村务民主决策、监督中显示出的作用，是以往村“两委”难以做到的。村民议事会在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维护农村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立下汗马功劳。
“成都的村民议事会，对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權力进行了分解，解决了长期以来对村‘两委’监督缺位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好办法。”四川省委党校党建部主任彭穗宁教授说。
村里怎么干，大家说了算
从2009年开始，成都市政府对位于成都三圈层的乡村下拨了26万元的公共服务资金，这对于村民来说是很大一笔资’金。
怎么来合理公正地使用这笔钱呢?马岩村的村民议事会决定采用“三步量分法”，由全体村民来决定怎么使用这笔资金。
第一步，给村里的405户人家每户发一张意见表，外出人家除外，收回380份，一共有1 10条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持同一意见的人数比例需达到10％，低于这个比例的则属于少数人意见而不予保留，最后保留下了40条意见。而按照这40条意见要办的事情要花资金600多万元，需要20年时间。
僧多粥少，怎么办呢?于是议事会进入第二步。
究竟要办哪些事情，由村民议事会的20多名成员来投票决定，先把诸如修沟、修路要花多少钱算出来，一一票决，得票数在50％以上的项目就留下来。这一轮下来，留下了15个项目。
至于哪个项目先上，哪个项目后上，这由第三个步骤来决定。
给每户发意见表，对15个项目依次打分，自己认为应该第一个先上的项目就打15分，依次递减，认为该最后上的一个项目则打1分。然后议事会把所有的分数统计起来，得分最高的项目第一个上，得分最少的项目最后一个上。
“按照这样的办法决定实施项目，谁也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是按照全体村民的意见来办的，不是村干部个人或村‘两委’几个人决定的。”杨永顺说。
这样的模式在成都各地农村不断被复制。
2009年9月25日，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芦稿村的村民议事会，采用与马岩村类似的做法成功签订了全市首张公共服务管理融资百万元大单。这意味着群众盼望多年的道路建设、水利设施、文化广场3个项目终于可以实现了。
项目有了，钱有了，谁来做?如何做?当年10月18日，在芦稿村召开的第
2011年春节将至，四川邛崃市油榨乡马岩村的村支书杨帮华习惯性地在村里转转，这个时候他要看看村民的年货准备得怎么样，大家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
邛崃是西部中心城市成都的三圈层城市，而马岩村离邛崃20来公里，是个山区乡村，这里有杀年猪的习惯。49岁的杨帮华沿着最近几年修好的水泥路村道走到一些村民的家门口，不时有正在杀年猪的村民热情地与他打着招呼，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喝酒。看得出，村民和杨帮华这个村支书的关系挺和谐。
“但在两年前，却不是这样的。”油榨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永顺告诉记者，“那时村民对村千部不太信任，关系不很融洽，因为他们认为有的村干部有‘吃欺头’(占集体便宜)的现象。”
可短短两年时间过去，马岩村的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却如此和谐，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2008年起，村里有了‘5人监督小组’用‘5瓣梅花章’来监督村里的财务支出，这枚民主监督章的1／5分别掌握在5个人手里，只有5个人全部同意，这个章才能完整地盖下去，而这5个人是从村民议事会成员中选出来的，没有村干部；同时还有由24名村民组成的议事会来决定村的大事，村里的事情不再由村支书一个人或者其他几个村干部说了算，而是由村民大家说了算。”杨帮华说。
两年过去了，村里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其雏形就是以前掌管“5瓣梅花章”的“5人监督小组”，监督委员会也由5人组成，掌管的“5瓣梅花章”依然在发挥作用。
目前，具有成都特色的村民议事会已在整个成都市范围内推广开来。
村民议事会初试锋芒
“自从有了村民议事会，成都的农村近年来几乎就没有出过有负面影响的大事，因为议事会制度改变了过去村级事务少数人说了算、由村‘两委’‘代民做主’的情形，实现还权赋能、村民自治，各种可能引发事端的矛盾都在源头通过村民商议后自己解决了。”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麻渝生对记者说。
村民议事会这一模式最先起源于哪里，现在却已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邛崃市的马岩村，有的说起源于都江堰市的鹤鸣村，还有人认为在双流县和温江区。
“其实去寻找村民议事会的发源地，意义不是很大了，那时成都的不少地方都在试行这样的做法。因为2007年成都正处于一个大背景下，那就是成都被确定为城乡统筹试验区。为了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成都决定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农村村民面临土地确权的问题。”麻渝生说，“可是，以前在土地使用上遗留下了不少历史问题，诸如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等，土地到底是谁在使用，只有村民自己清楚，只靠村‘两委’(村支委、村民委员会)来顺利完成农民的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这是难以想象的。一旦出现不公正或者失误，就会影响农民的利益，从而引发农村的不稳定。”
为此，成都市决定采用新的制度和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2008年元旦刚过，由成都市委组织部牵头在成都范围内调研，同时在邛崃的马岩村等几个地方试点村民议事会。同年11月25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36号文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以村民会议为村最高决策机构、村民(村民小组)议事会为常设议事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的村民自治机制”。
“村民议事会类似于人大常委会，村民大会授权村民议事会来实行村级事务的议事权、决策权、监督权，而村委会是执行机构，它对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负责。这样真正实现了村民自治。村民议事会中的成员可以是长期居住在本村的外地人，这弥补了村民会议的不足，因为近年来农村人口流动比较大，村民人数不足，要开一次村民(代表)大会比较难。”麻渝生说。
有了村民议事会，成都农村的土地确权顺利推进。马岩村开展农村产权确权工作后，在开始的摸底调查中，村干部收集了100多起纠纷。村民议事会介入后，成员挨家挨户摸底调查，丈量土地、帮助填表，最后只有3起纠纷通过村委会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我们村民自己最清楚，我们来调解也最容易。虽然我们不拿一分钱报酬，但是确权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我们做起来自然卖力，这也是自己的权力体现。”一名议事会成员这样说。
村民议事会牛刀小试，初露锋芒。
随后，村民议事会在村务民主决策、监督中显示出的作用，是以往村“两委”难以做到的。村民议事会在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维护农村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立下汗马功劳。
“成都的村民议事会，对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權力进行了分解，解决了长期以来对村‘两委’监督缺位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好办法。”四川省委党校党建部主任彭穗宁教授说。
村里怎么干，大家说了算
从2009年开始，成都市政府对位于成都三圈层的乡村下拨了26万元的公共服务资金，这对于村民来说是很大一笔资’金。
怎么来合理公正地使用这笔钱呢?马岩村的村民议事会决定采用“三步量分法”，由全体村民来决定怎么使用这笔资金。
第一步，给村里的405户人家每户发一张意见表，外出人家除外，收回380份，一共有1 10条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持同一意见的人数比例需达到10％，低于这个比例的则属于少数人意见而不予保留，最后保留下了40条意见。而按照这40条意见要办的事情要花资金600多万元，需要20年时间。
僧多粥少，怎么办呢?于是议事会进入第二步。
究竟要办哪些事情，由村民议事会的20多名成员来投票决定，先把诸如修沟、修路要花多少钱算出来，一一票决，得票数在50％以上的项目就留下来。这一轮下来，留下了15个项目。
至于哪个项目先上，哪个项目后上，这由第三个步骤来决定。
给每户发意见表，对15个项目依次打分，自己认为应该第一个先上的项目就打15分，依次递减，认为该最后上的一个项目则打1分。然后议事会把所有的分数统计起来，得分最高的项目第一个上，得分最少的项目最后一个上。
“按照这样的办法决定实施项目，谁也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是按照全体村民的意见来办的，不是村干部个人或村‘两委’几个人决定的。”杨永顺说。
这样的模式在成都各地农村不断被复制。
2009年9月25日，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芦稿村的村民议事会，采用与马岩村类似的做法成功签订了全市首张公共服务管理融资百万元大单。这意味着群众盼望多年的道路建设、水利设施、文化广场3个项目终于可以实现了。
项目有了，钱有了，谁来做?如何做?当年10月18日，在芦稿村召开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