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化剂危机:中国式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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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化剂有如一场瘟疫,刚刚被淡忘,随即又卷土重来。
  2012年11月19日,酒鬼酒停牌。白酒板块股票当天最大跌幅超过6%,一夜之间市值蒸发330亿元。这一切,都源于一篇题为《致命危机:酒鬼酒塑化剂超标260%》的报道。由此,白酒行业的一场塑化剂危机拉开帷幕。
  在酒鬼酒引发的塑化剂事件中,相关企业、中国酒业协会、第三方检测机构、质监部门和送检网友上演的一场“罗生门”,让这起食品安全风波出现了系统性的紊乱。但在各方利益的较量和媒体的一片喧嚣中,消费者的实质性权益仍然处于失语状态。如无意外,这场危机很有可能将会和此前发生的许多食品安全事件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白酒中槍
  塑化剂有如一场瘟疫,刚刚被淡忘,随即又卷土重来。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始建于1956年的吉首酒厂,1997年7月上市以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酒鬼酒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曾先后荣获“全国酒文化优秀企业”、“中国公众形象优良企业”等荣誉。
  但就是这样一家顶着光环的企业,早在一个月前,被媒体曝光塑化剂超标2.6倍,顿时陷入风波,股市停牌4天,并造成白酒板块4天内市值蒸发436亿元。
  4天之后,酒鬼酒发布了一封公开声明,同时重新开盘。虽然声明公开道歉,表示整改诚意,但对于最关心的能否退换货问题并没有明确表示。
  酒鬼酒副总经理范震当时的解释是,白酒行业检验的国家标准里,对塑化剂含量没有明文规定,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超标2.6倍的问题。况且,彼时还不能确定媒体送检的就是酒鬼酒公司产品,且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商业检测机构,不具权威性。
  然而,就在这个回应公开一个月后,2012年12月21日,一份来自第三方的报告显示,酒鬼酒的贴牌产品也被检出含有塑化剂。对此范震表示酒鬼酒会再次核查,目前酒鬼酒已从国外采购最新监测设备,对产品进行严格监控。
  当然,酒鬼酒不是唯一中枪的酒企。在这场风波中,作为白酒行业“老大”的茅台亦难幸免。12月9日晚,一位名为“水晶皇”的网友在新浪博客上公布了其购买的茅台酒在香港的检测数据,结果显示塑化剂DEHP超标1.4倍。茅台也陷入了塑化剂门,第二天紧急停牌。
  不过,与酒鬼酒的被动应对相比,茅台的反应主动得多。它迅速发布了相关检测机构对其产品的检测结果。据茅台公告显示,其自检的产品中是含有塑化剂的,只是含量符合《卫生部办公厅关于通报食品及食品添加剂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最大残留量的函》的标准。
  2012年12月12日,处于风口浪尖的茅台为塑化剂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在发布会上称,白酒的塑化剂本来不是问题,被人利用放大了。此外,茅台透过其代理公关公司发布了公司质量部门针对“水晶皇”送检茅台酒的检测报告提出了六大质疑。“水晶皇”不得不在博客中回应:“我也怕有人找我算账,你看网络上那么多威胁我的评论,现在连有些基金经理也出言了!”
  在18日召开的茅台集团2012年全国经销商大会上,茅台称已掌握网友“水晶皇”的身份。茅台董事长袁仁国透露,“水晶皇”有四股境外资金支持,目的在于做空白酒,实为洋酒进入中国开路。
  由此,茅台版的塑化剂风波转变为“水晶皇”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与茅台集团的商战。
  塑化剂很“晕”
  白酒业的塑化剂风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前年台湾爆发的塑化剂危机。危机之后,近200家厂商陆续发现自家部分产品遭塑化剂DEHP污染后,主动向卫生部门通报。为尽快恢复消费者对食品的信心,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要求相关机构全力清查所有产品,加快处理这起事件,设定“终止黑心起云剂行动日”,展开对使用起云剂的饮料等5大类食品的“扫荡”,所有相关产品都需提供检验安全证明,否则一律下架回收,事件中有3人被羁押。与此同时,一些食品检验机构就塑化剂项目免费接受民众送检,卫生主管部门紧急要求公立医院加开健康门诊接受民众咨询。
  与台湾塑化剂事件性质略有不同的是,台湾涉嫌塑化剂的企业是故意将“塑化剂”当做“起云剂”,而本次涉事的不少酒企都认为白酒中的塑化剂并非有意添加,而是制作过程中乳胶管和塑料瓶盖的二次污染。有酿酒师更称,添加塑化剂会影响白酒的澄清度。不过这一说法并未能消解公众的疑问,有业内人士认为少量塑化剂会起到挂杯和口感粘稠的功效。而质检总局、卫生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专家则指出,以媒体报道的酒鬼酒中DBP含量为1.08mg/kg计算,按照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每天饮用1斤,其中的DBP不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企业与相关专家对于塑化剂的危害和含量的解释让公众越来越晕乎。
  但更重要的是,纵观酒企在这场危机中的反应,依然没有摆脱以往在公共食品安全舆论危机中的惯常做法——首先否认产品问题,到不得不承认存在问题的时候,便花钱雇请“专家”澄清。
  “一个正确的危机管理首先应该做到信息透明,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和专家出具检验报告,独立消费者和民间组织介入调查和对话,才能挽回消费者的信心。”针对这种情况,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指出,“从危机管理角度,这些企业是失败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回应外部压力,掩盖真正的问题。”刘开明说。
  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高级研究顾问周国银也指出,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思想的企业,不会把这类风波看成是企业发展的障碍和问题。他们会看到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而正是消费者的需求和订单决定了企业的业务发展水平。
  虽然一个月来白酒板块股价一路狂跌,但多家白酒企业均持乐观态度,表示塑化剂事件对整个行业造成的影响并不大。有分析师指出,结合之前的食品安全事件判断,该事件的负面影响应是暂时的,影响不会太大,建议在暴跌中,择机增持成长确定的优质白酒企业。
  在刘开明看来,使企业如此乐观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形成共谋关系,以发展经济问题和维稳为由,帮助企业掩盖问题,企业根本不担心受罚;二是目前法律法规的执行非常弱,很多企业还没有养成守法的习惯;此外,消费者在目前的格局中较为弱势,既没有公民组织向企业传递压力,也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平等对话的氛围。   酒协秘密多
  走在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上,一眼便可看到酒鬼酒北京分公司的标志和门店。碰巧的是,它和“娘家”中国酒类流通协会的办公地址都位于中国糖酒集团同一栋楼里。
  更为巧合的是,据媒体披露,酒鬼酒董事长、执行董事王新国和常务副会长赵公微,同时也是酒鬼酒实际控制人中糖集团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正是现任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和中国酒业协会是中国两大酒类行业协会,分别负责协调酒类销售市场和对产品进行质量监督。
  与中国酒业流通协会相同的是,中国酒类协会对行业内塑化剂问题亦有了解。
  塑化剂事件曝光后,中国酒业协会紧急发表声明称,中国白酒规模以上企业的白酒产品中,塑化剂含量远远低于国外相关食品标准中对塑化剂含量指标的规定。某媒体机构通过互联网发表有关白酒塑化剂超标的报道,歪曲了文章的真实内容,断章取义。
  由于检测标准空白,国家监管部门至今没有对一家白酒生产企业进行过处罚。
  对于“塑化剂含量指标均低于食品标准值”,酒业协会并未有详细阐述。仅仅表示,协会正在研究白酒产品塑化剂含量标准限定。
  但这一说法并不足以说服公众。此前卫生部对食品中的塑化剂含量有明确规定,即便酒业协会制定白酒行业标准,也不能逾越卫生部的相关规定,换句话说,协会标准只能比卫生部标准更加严格。
  从中国酒协的一份内部文件来看,早在前年6月协会就已获知白酒普遍含有塑化剂,但对于这一切,公众并不知情。彼时正值塑化剂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并最终成为涉及多个食品行业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事后,中国卫生部发布了具有针对性的551号文件,主要针对控制违法添加,规定的限量值,参照了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限量。
  酒业协会于当年12月向酒企发布通知,明確要求白酒企业要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意识,禁止在白酒生产、贮存、销售过程中使用塑料制品,并特别提到了对塑料瓶盖的检测。
  据公开资料披露,今年4月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理事会会议和7月中国酒业协会全国白酒国家评委年会上,严控白酒产品塑化剂含量再度被提及。
  向公众隐瞒17个月塑化剂问题的行为,被归因为协会本身的生态属性。“我们既不能得罪政府,也不能得罪企业。得罪企业,会费要不上来,协会没法运作。企业存在问题,协会是该监督管理,但往往得先由政府提出来,协会再按照政府要求指导企业。”原山东白酒协会会长黄业立向媒体诉苦。
  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行业协会,一种是官办协会,一种是市场自发组织的协会。原则上,行业协会作为社会中介组织,原本应该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起到沟通作用,搭建企业与政府及公众沟通的桥梁。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酒业协会和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先后从轻工业部下属单位和商业部下属单位演变而来。两个协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企业“会费”,对企业依附性太强,想真正维护消费者利益非常困难。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多数行业协会的弊病。许多协会由政府下属机构转变而来,没有反映民意的基础,而且管治架构混乱,协会会长与企业董事长同为一人,反映了行业协会的‘官官相卫’,既阻碍了协会发挥真正的作用,也抹杀了公众的知情权。”CSR Council召集人、企业社会责任专家何智权指出。
  实际上,行业协会在国际上被界定为非政府机构,属非营利性机构。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行业协会应由市场自身发起。作为同行企业的联合体,行业协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避免协会被几家大企业垄断,并把一些公众议题带到协会讨论中,才能够更好地协调成员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推进行业健康发展,让会员形成良性竞争和提升。
  消费者失语
  隐藏在白酒中的塑化剂,只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从近几年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大量令人震惊的问题多年之前就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但无论是企业、行业协会,还是监管机构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直到媒体曝光。消费者的权益就在打太极的过程中被牺牲了。
  何智权认为,白酒企业的态度代表了中国本土企业对待消费者的普遍态度。政府执法和社会环境的问题相互作用:一方面,政府监管严重缺失造成企业有恃无恐;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某些消费品的容忍程度比较高,负面新闻不会影响企业的销售额度。
  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单个消费者难以与庞大的企业势均力敌,而维权意识的缺失、对话渠道的不畅通使得消费者集体失语,造成企业屡教不改。而政府的整改措施往往却是基于公民的压力和需求,根据需求轻重缓急进行处理的。
  周国银指出,尽管目前监督渠道丰富,消费者可以通过微博、互联网、媒体等发声,但缺乏能够连接起来持续监督的动力。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仍然是利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发声。更有甚者,目前,被认为代表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协会,也是直接依附于工商行政系统的事业单位,属于二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并不能有效维护消费者利益。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只有靠有公民意识的消费者自我赋权。对此刘开明建议,在目前法律对于社团管理放宽的环境下,消费者可以尝试通过非政治性的维权社团与企业形成对话。比如,白酒消费者是否可以联合共同抵制购买不诚信的品牌?
  去年的蒙牛事件中,活跃于媒体和出版界的王小山以个人的力量公开抵制蒙牛,不久后逃亡香港,发帖申明“蒙牛,你赢了”,正反映了消费者维权缺乏社会土壤的事实。
  在何智权看来,目前大部分中国消费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还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某类型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以消费力影响企业,但一涉及其他间接领域如劳工、环境等,消费者以脚投票的积极性就大大降低。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消费力还处于萌芽阶段,价格依旧是消费者的首选因素。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依然是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的互动,消费者在市场给予企业压力,影响其品牌价值甚至股价,是现在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在成熟的消费者市场,针对不同社会议题会产生相应的劳工、环境、妇女儿童等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维权组织,以解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问题。相应地,在企业决策层,也会有关注环境、劳工、安全等问题的董事列席,以维护企业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短期内,个人力量与企业较量中的失败是正常的。正如100多年前的工人运动中,资本家还可以用私人武装镇压,一旦公民真正组织起来,形成建设性的对话机制,双方便会在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上实现双赢。食品安全问题的症结是整个产业链的问题。保障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需要企业、行业协会、监管部门和公众共同努力。不过,针对此次塑化剂的主角,何智权指出,白酒业与政府的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其中不乏国企或是政府的供货商,主要客户群并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整改仍然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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