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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兹拉-庞德作为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先驱,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化情结”的诗人。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重构。深层分析庞德的作品,不难看出庞德在许多方面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古代绘画,汉字,中国古典诗歌,及儒家思想的借鉴。这些都折射出了其诗歌创作中的中国文化因子。
【关键词】庞德 中国国画 汉字 中国古典诗歌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3(a)-0198-02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20世纪英美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英美文学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旗手。他热爱中国文字,中国古典诗歌,信仰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生中为理解中国诗歌和儒家思想,为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庞德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1901年至1906年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汉弥尔顿学院,主修罗曼司语和比较文学。1908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一盏熄灭的灯》。1909年在伦敦发表《面具》,《狂欢》,《普罗旺斯》等诗集,由此一举成名。随后他提出“意象派”这一概念并把自己及其领导的伦敦诗人俱乐部成员休姆、奥尔丁顿、菲利特、杜利特尔等人称为意象派诗人。而庞德及其领导的意象派诗歌同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1 庞德及其意象派诗歌同中国文化的缘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充斥于英美诗坛的多是维多利亚时代抒情说教的陈腐诗风,为了革新传统诗歌,庞德十分重视吸收别国文明之长以为己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他关注的对象。有些著述认为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始于1913年,笔者认为还要更早一些。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译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书籍供人阅读,仅孔子的经学既有六,七种文本;而早在18世纪中叶,英国人已翻译了许多中国唐诗和儒家经典,不少英国诗人更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接触费诺罗萨的文稿之前,庞德已经翻译过英国汉学家费尔斯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中刘彻的《落叶哀蝉曲》了。
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真研究始于1913年。这一年庞德从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遗孀处获得一批用英语注释的中国文学资料及费诺罗萨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等论文,便据此从事翻译工作。以后几十年。他不断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和诗歌,探索儒学真谛。正是费诺罗萨遗稿中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记述极大地启发了庞德,从而引发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标志着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
作为诗歌范畴,“意象”一词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运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中所谓意象即意中之象。庞德倡导的意象,是英文image的译文,其定义是指那么一件事物,它在瞬间呈现出理智与情感的一种复合体,即运用想象,幻想,比喻所构成的各种具体鲜明的可以感知的诗歌形象。这与受了中国古典诗学和诗歌影响不无关系。于是,主张革新诗歌并善于取别国文明之长为己用的庞德于1913年与其他意象派诗人发表了“意象派宣言”,提出了“意象派诗人三不准”(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和意象派诗歌创作“三原则”:(1)直接处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2)决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3)节奏方面,要用连续的音乐性语言,而不受节拍的束缚。这一原则与中国古诗追求含蓄蕴籍,避免点破说尽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
2 庞德诗歌创作对中国文化的借鉴
2.1 庞德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借鉴
中国诗与中国画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自古以来就是诗画一家,一脉相承,毋庸笔者赘言。至于庞德是否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答案也是肯定的。首先,从庞德早期的文学评论中,可以找到中国画对庞德产生影响的证据。在《严肃的艺术家》一文中,当他谈到伟大的艺术时,庞德说“就绘画而论,我头脑中模模糊糊想到了……伦勃朗等人的作品,还有我根本无从结识的画家的名字,也许是(中国)唐代或者宋代的画家的名字。”[1]另据赵毅衡先生的考证,庞德的夫人朵萝西曾保存过几幅名贵的中国画,他与英国画家温德海姆-刘易斯相识后曾一度痴迷于中国画的色彩和中国书法,而且自己曾有一方中国印章。更有趣的是,据说庞德翻译《长干行》中“妾发初覆额”之所以能够精确,是因为他在大英博物馆看过中国画的缘故。[3]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神似、写意,讲究对意境的渲染,在画技上常使用点绘、泼墨、勾勒乃至没骨画法,在构图上强调背景对主体的烘托。庞德从这种美学原理中汲取的营养在其短诗《在地铁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庞德在回忆创作《在地铁站》一诗时曾强调,当时他突然发现的不是语汇的描摹,而是“一些小小的颜料斑斑点点。”这些所谓的“斑斑点点”在中国国画中是用来构成花瓣、叶片乃至山脉或树木纹理的常用作画技法“点绘”,而他的“湿漉漉的黑色的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显然是对中国古代仅以墨汁为颜料所画的国画的模仿,正是国画中对湿润的花枝的再现。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中国国画对空间、构图和色调的处理方法对庞德美学观的影响。中国国画讲究构图平衡,常用大片的余白和色彩的浓淡变化来渲染气氛。在《在地铁站》一诗中,庞德将在车站上看到的一群妇女及他们带着的孩子的脸与在湿润的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列在一起,使后者成为前者得意象。中国古画讲究意境,而意境则是通过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来完成的;庞德认为诗歌的精髓在于意象,而意象不是数学等式,而是与形式、心境相关的东西。从他的这番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古代画家的美学思想的借鉴。
2.2 庞德对中国汉字和诗歌的借鉴
如果说中国古代绘画对庞德的诗歌意象和诗歌美学观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话,那么中国汉字的独特之处和中国诗歌的特殊魅力对庞德关于诗歌意象和意象漩涡理论则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将庞德领入中国汉字和诗歌研究领域的就是费诺罗萨。当庞德仔细研究了其手稿《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后,悟出了“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意象”,而汉字的组合往往能取得一幅动感画的效果。
汉字的构型有六书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但是庞德与费诺罗萨对六书说并不是十分了解,他们对汉字的兴趣仅限于汉字中的象形字,会意字,特别是会意形汉字,因为正是从这些汉字中他们悟出了理想的诗歌表达方式,汉字在他们眼里不像字而像画。费诺罗萨把汉字称作“基于大自然运行的速写”或“思想图画”。庞德对汉字也曾作过类似的描述,他说:“汉字努力不做音的图形,仍是物的图形,……或是由物组合在一起的图画,它表示的或是一物,或是一个动作,或是一个情景,或是实质。”[2]由此可见,庞德不仅了解到了汉字的奥妙之处,而且兴奋的发现,汉字具有他要寻找的意象的特点:简洁、生动、含义深远。因此,他便将汉字作为一种简洁生动的意象用进了他的诗歌中。
庞德对中国古诗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赞美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4]在庞德看来,中国古典诗歌就是他在中国找到的“新希腊”。对费诺罗萨的笔记和手稿的研究的直接结果是他对14首中国诗歌翻译而成的诗集《华夏集》(Cathay)。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再创作。
2.3 庞德对儒家思想的借鉴
在中国文化中,庞德借鉴最多的当数儒家思想。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庞德在1925-1928年间翻译了《四书》中的《大学》,之后,庞德开始翻译《论语》,并于1937年出版。1945-1947年间他又重新翻译了《大学》,同时翻译了《中庸》。1954年,他翻译的《诗经》也得以出版发行。翻译儒家经典作品使庞德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据张子清统计,在其现代派诗歌巨著《诗章》(Cantos)里庞德引用《大学》2次、《中庸》4次、《论语》1次、《孟子》9次,一共用了93个汉字,这在英文诗里是绝无仅有的。庞德曾反复说“我信奉《大学》”所以,《大学》中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构成了庞德思想中的秩序。《诗章》的第13章可以看作是孔子的“正心”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spread order about him;
And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is family will not act with due order;
And if the prince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put order in his dominions.
在《诗章》的第52章至第71章中,庞德还勾画了中国古代的兴亡史。在这长达20章的史诗章节中,读者不难看出孔子思想的重要性;孔子思想在那个国君心中占主导地位,哪个国君的统治便会牢固。在第54章中,他把国君沉迷于道教视作是国运衰败的征兆,把国君推崇孔孟之道视作是国运昌盛的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庞德《诗章》中的儒家思想是庞德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5]在他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也创造性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变易,并以此作为法宝期望使西方的诗歌获得新生,最终拯救西方和美国的文明。
参考文献
[1] Ezra Pound,“The Serious Artist,”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S. Eliot,New York:New.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8,6th printing,p.56.
[2] Ezra Pound,ed.Fenollosa:The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as Medium for Poetry (California: city Lights Books,1936),22.
[3]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37-146.
[4]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6.
[5] 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96.
【关键词】庞德 中国国画 汉字 中国古典诗歌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3(a)-0198-02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20世纪英美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英美文学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旗手。他热爱中国文字,中国古典诗歌,信仰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生中为理解中国诗歌和儒家思想,为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庞德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1901年至1906年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汉弥尔顿学院,主修罗曼司语和比较文学。1908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一盏熄灭的灯》。1909年在伦敦发表《面具》,《狂欢》,《普罗旺斯》等诗集,由此一举成名。随后他提出“意象派”这一概念并把自己及其领导的伦敦诗人俱乐部成员休姆、奥尔丁顿、菲利特、杜利特尔等人称为意象派诗人。而庞德及其领导的意象派诗歌同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1 庞德及其意象派诗歌同中国文化的缘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充斥于英美诗坛的多是维多利亚时代抒情说教的陈腐诗风,为了革新传统诗歌,庞德十分重视吸收别国文明之长以为己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他关注的对象。有些著述认为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始于1913年,笔者认为还要更早一些。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译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书籍供人阅读,仅孔子的经学既有六,七种文本;而早在18世纪中叶,英国人已翻译了许多中国唐诗和儒家经典,不少英国诗人更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接触费诺罗萨的文稿之前,庞德已经翻译过英国汉学家费尔斯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中刘彻的《落叶哀蝉曲》了。
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真研究始于1913年。这一年庞德从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遗孀处获得一批用英语注释的中国文学资料及费诺罗萨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等论文,便据此从事翻译工作。以后几十年。他不断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和诗歌,探索儒学真谛。正是费诺罗萨遗稿中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记述极大地启发了庞德,从而引发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标志着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
作为诗歌范畴,“意象”一词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运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中所谓意象即意中之象。庞德倡导的意象,是英文image的译文,其定义是指那么一件事物,它在瞬间呈现出理智与情感的一种复合体,即运用想象,幻想,比喻所构成的各种具体鲜明的可以感知的诗歌形象。这与受了中国古典诗学和诗歌影响不无关系。于是,主张革新诗歌并善于取别国文明之长为己用的庞德于1913年与其他意象派诗人发表了“意象派宣言”,提出了“意象派诗人三不准”(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和意象派诗歌创作“三原则”:(1)直接处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2)决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3)节奏方面,要用连续的音乐性语言,而不受节拍的束缚。这一原则与中国古诗追求含蓄蕴籍,避免点破说尽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
2 庞德诗歌创作对中国文化的借鉴
2.1 庞德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借鉴
中国诗与中国画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自古以来就是诗画一家,一脉相承,毋庸笔者赘言。至于庞德是否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答案也是肯定的。首先,从庞德早期的文学评论中,可以找到中国画对庞德产生影响的证据。在《严肃的艺术家》一文中,当他谈到伟大的艺术时,庞德说“就绘画而论,我头脑中模模糊糊想到了……伦勃朗等人的作品,还有我根本无从结识的画家的名字,也许是(中国)唐代或者宋代的画家的名字。”[1]另据赵毅衡先生的考证,庞德的夫人朵萝西曾保存过几幅名贵的中国画,他与英国画家温德海姆-刘易斯相识后曾一度痴迷于中国画的色彩和中国书法,而且自己曾有一方中国印章。更有趣的是,据说庞德翻译《长干行》中“妾发初覆额”之所以能够精确,是因为他在大英博物馆看过中国画的缘故。[3]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神似、写意,讲究对意境的渲染,在画技上常使用点绘、泼墨、勾勒乃至没骨画法,在构图上强调背景对主体的烘托。庞德从这种美学原理中汲取的营养在其短诗《在地铁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庞德在回忆创作《在地铁站》一诗时曾强调,当时他突然发现的不是语汇的描摹,而是“一些小小的颜料斑斑点点。”这些所谓的“斑斑点点”在中国国画中是用来构成花瓣、叶片乃至山脉或树木纹理的常用作画技法“点绘”,而他的“湿漉漉的黑色的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显然是对中国古代仅以墨汁为颜料所画的国画的模仿,正是国画中对湿润的花枝的再现。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中国国画对空间、构图和色调的处理方法对庞德美学观的影响。中国国画讲究构图平衡,常用大片的余白和色彩的浓淡变化来渲染气氛。在《在地铁站》一诗中,庞德将在车站上看到的一群妇女及他们带着的孩子的脸与在湿润的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列在一起,使后者成为前者得意象。中国古画讲究意境,而意境则是通过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来完成的;庞德认为诗歌的精髓在于意象,而意象不是数学等式,而是与形式、心境相关的东西。从他的这番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古代画家的美学思想的借鉴。
2.2 庞德对中国汉字和诗歌的借鉴
如果说中国古代绘画对庞德的诗歌意象和诗歌美学观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话,那么中国汉字的独特之处和中国诗歌的特殊魅力对庞德关于诗歌意象和意象漩涡理论则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将庞德领入中国汉字和诗歌研究领域的就是费诺罗萨。当庞德仔细研究了其手稿《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后,悟出了“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意象”,而汉字的组合往往能取得一幅动感画的效果。
汉字的构型有六书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但是庞德与费诺罗萨对六书说并不是十分了解,他们对汉字的兴趣仅限于汉字中的象形字,会意字,特别是会意形汉字,因为正是从这些汉字中他们悟出了理想的诗歌表达方式,汉字在他们眼里不像字而像画。费诺罗萨把汉字称作“基于大自然运行的速写”或“思想图画”。庞德对汉字也曾作过类似的描述,他说:“汉字努力不做音的图形,仍是物的图形,……或是由物组合在一起的图画,它表示的或是一物,或是一个动作,或是一个情景,或是实质。”[2]由此可见,庞德不仅了解到了汉字的奥妙之处,而且兴奋的发现,汉字具有他要寻找的意象的特点:简洁、生动、含义深远。因此,他便将汉字作为一种简洁生动的意象用进了他的诗歌中。
庞德对中国古诗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赞美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4]在庞德看来,中国古典诗歌就是他在中国找到的“新希腊”。对费诺罗萨的笔记和手稿的研究的直接结果是他对14首中国诗歌翻译而成的诗集《华夏集》(Cathay)。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再创作。
2.3 庞德对儒家思想的借鉴
在中国文化中,庞德借鉴最多的当数儒家思想。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庞德在1925-1928年间翻译了《四书》中的《大学》,之后,庞德开始翻译《论语》,并于1937年出版。1945-1947年间他又重新翻译了《大学》,同时翻译了《中庸》。1954年,他翻译的《诗经》也得以出版发行。翻译儒家经典作品使庞德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据张子清统计,在其现代派诗歌巨著《诗章》(Cantos)里庞德引用《大学》2次、《中庸》4次、《论语》1次、《孟子》9次,一共用了93个汉字,这在英文诗里是绝无仅有的。庞德曾反复说“我信奉《大学》”所以,《大学》中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构成了庞德思想中的秩序。《诗章》的第13章可以看作是孔子的“正心”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spread order about him;
And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is family will not act with due order;
And if the prince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put order in his dominions.
在《诗章》的第52章至第71章中,庞德还勾画了中国古代的兴亡史。在这长达20章的史诗章节中,读者不难看出孔子思想的重要性;孔子思想在那个国君心中占主导地位,哪个国君的统治便会牢固。在第54章中,他把国君沉迷于道教视作是国运衰败的征兆,把国君推崇孔孟之道视作是国运昌盛的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庞德《诗章》中的儒家思想是庞德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5]在他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也创造性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变易,并以此作为法宝期望使西方的诗歌获得新生,最终拯救西方和美国的文明。
参考文献
[1] Ezra Pound,“The Serious Artist,”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S. Eliot,New York:New.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8,6th printing,p.56.
[2] Ezra Pound,ed.Fenollosa:The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as Medium for Poetry (California: city Lights Books,1936),22.
[3]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37-146.
[4]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6.
[5] 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