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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天天制造并随意丢弃——这些被随意丢弃的垃圾最终去往哪里？全国众多的城市，千百万人甚至是亿万人制造的海量垃圾到底该怎么处置？以首都为例，如今北京城区每年产生近800万吨生活垃圾，且每年正以8%的速度增长！惬意地生活在美丽首都的你，可能忽略了围城垃圾正向你悄然逼近！全国其他城市也同样备受垃圾困扰。本期我刊特推出作家王敬东采写的专题报告文学，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去了解这巨量垃圾产生和处理的来龙去脉，洞悉垃圾的种种危害，感知环卫工人的艰辛，探究破解垃圾围城的良方，拷问我们每个人的良知和素质……或许，这些来自一线的纪实文字，对公众增强“保护环境、洁净城市”的责任意识和自觉行动会有所助益。
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
——電影《疯狂的石头》台词
野火、浓烟，伴随刺鼻难闻的气味，数百米外的居民楼在灰色的烟雾中，暧昧地迎接清晨的到来。在一些小区旁的空地上，每天都有多辆三轮车来此倾倒垃圾。每隔数日，这里的垃圾都会被焚烧，搞得乌烟瘴气。
河边是一片散发着臭味的垃圾场，白的、灰的、黑的……各色垃圾堆满了。附近养殖场的奶牛每天都踱步到小河边饮水，然后习惯性地反身垃圾场咬咬啃啃，搜寻着可食之物，然后转化成“香甜”的奶汁。
狂风怒卷，飞沙走石，大大小小的塑料袋随风飞舞，挂满树梢，飘进居民阳台。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千奇百怪的白幡，分外刺眼。只要你稍微留心，到处都会看到这样可怖可憎的场景。
……
这不是张艺谋镜头下的穷乡僻壤，也不是导演贾樟柯关注的边远小镇，这是王久良相机镜头里的北京。在2009年底的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还差5000公里，就赶上25000里长征了”，为了这组作品的出炉，这个曾卖过菜、做过培训、开过手机店的“半路出家”摄影师，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绕着北京城转了7500多公里。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食物，只为拍摄一个又一个藏在各个角落里的垃圾场，只为告诉人们，光鲜靓丽的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面。
“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了。”此前，和大多数城里人一样，王久良从没留意身边的垃圾去了哪里。京城大学四年，他无数次骑着越野摩托疾驰在京郊的旷野，任由一个个填满各色垃圾的大坑在眼前滑过，潜意识里“这是环卫人员干的活”。
在集体无意识中，当我们把垃圾扔进垃圾箱后，便以为从此与这些肮脏之物再无瓜葛。我们看它的最后一眼，可能就是悠悠远去的垃圾车。于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垃圾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即使还心存疑虑，也会在大量肯定性的报道中放下心来，挥霍生活，继续消费，对于制造垃圾也不再有丝毫的愧疚。
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所有的人：事实并非如此！
直至北京奥运会召开的2008年，王久良，这位当时对中国民俗文化入迷的年轻摄影师，为了创作一部名叫《鬼神信仰》的摄影作品，回到了老家山东安丘的坊间。
“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古人曾陶醉于家乡的绿水青山。在王久良的记忆里，附近小小的水塘，鱼和蝌蚪不时出没，阵阵蛙鸣也令人心醉。但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田间地头废弃的农药包装塑料袋。
“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颤你的内心时，你才真正地认识这个问题并认真地思索”，王久良的脑海里蓦然闪现出曾无数次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油然而生。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他没有办法从相关单位得到翔实的数据和信息，“我能做的便是骑着摩托去追踪垃圾车，用这种最笨的办法寻找垃圾的最终去向。”于是，他和同伴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垃圾场。当他最后把这些垃圾场的确切地点在地图上一一标注，令人震惊的“垃圾围城”赫然在目！
借助GoogleEarth上的地图，他按图索骥标注了13座大型垃圾填埋场。接下来根据已经去过的野垃圾场，在五环到六环之间一气儿锁定了400多个规模较大的目标。没多久，他惊奇地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伟大祖国的首都团团包围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有关部门通过3次航空遥感发现，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在四环路以内有4700多个。在王久良的地图上，400多个黄色的小圆点大多数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2015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已达790万吨，400多个大中型垃圾场，如同“七环”，将北京团团围住。
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80多万亩。
随着中国各大城市的快速扩张，昨天罕无人迹的郊野，今天就成了车水马龙的市区。上面盖房住人，但鲜有人追问地下的真相。据王久良记录，首都国际机场附近一处垃圾堆在掩埋平整之后，上面赫然建起了一座高档小学。而在他的另一张照片中，一个正在打地基的建筑工地，将地面挖开后，露出的是一层又一层的腐臭垃圾……
面对王久良的“疯狂”举动，有人联想，他犹如中国的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弱的老马，挥舞一柄生锈的长矛，戴着破旧的头盔，却学那骑士游侠除暴安良，为人类打抱不平。为了光荣的使命——披露北京垃圾围城，即使向地狱进发，王久良也毫不退缩！
一次拍摄途中，摩托车打滑，王久良重重摔在了路上，足足滑了七八米远。这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差点当场哭出来，因为觉得自己是那么微弱、无力，甚至怀疑自己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义。
揭露真相的拍摄自然触及不少人利益。王久良、樊雪崧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拍摄过程中，和善地问一声有没有记者证，没有就谢绝拍摄；“好心”的则煞有介事地告知“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我们遭遇了无数次的阻挠。在第一个拍摄点朝阳区孙河镇，我们被一家非法经营的沙场老板发现，十几号人包抄我们，差点砸了我们的机器，最终还被迫删除掉所有的图像资料。”这样的情况几乎一直贯穿在他们的全过程，牵着狗巡逻的、拎着菜刀上来威胁的……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后来，王久良总结出了“审时度势、默不说话、拍完迅速走人”的战斗经验。 “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说我们是逃避、推卸责任，还是勇敢面对，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久良选择了后者，“还是那句话，发现了问题，就不要再冷漠。”
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王久良们按地图上的记号驶入一个个非填埋垃圾场。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的电影”：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清河边摆出各种造型，拍摄婚纱照；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艰难爬出；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王久良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恶臭，夏天根本不敢打开窗户，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在梨园某小区附近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他们还亲眼看见有人闲情自得地在墨绿发臭的水中垂钓。面对鱼是否还能食用的询问，垂钓者不屑一顾：“我才不吃呢，但街边的小饭馆求之不得。”
“我不知道别人看到我们的这些影像会有何感想，但在现场的我却是感慨良多、五味杂陈。”在昌平区管牛坊，王久良看见一群奶牛在污水河里畅饮之后，再钻进垃圾场搜寻食物。整个北京周边地区，他们去了无数的泔水养猪场，亲眼看见熬猪食的那口漂浮着一层红红辣椒油的大锅，养猪人正从里面往外捞方便袋方便筷。“我们在走访过程中还看到无数随意倾倒的粪便，有的未经任何处理。等我们绕着这一圈走下来，人也就快崩溃了，似乎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所吃的任何食物，无不存在着垃圾的阴影！”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垃圾场，都是一个各方利益的结合体。例如：专门以收购与回收垃圾为主业的承包者，必须上交一定费用从村级或镇级主管部门承包到场子，再根据垃圾“含金量”收购或者给前来倾倒的垃圾收费。然后他们雇佣大批拾荒者进行分拣，回收可卖钱的废品，剩下不能赚钱的则就地填埋。总之，在这条食物链上关键的因素就是钱，为了金钱，还会考虑什么环境呢？
有媒体报道，从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到2008年7月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共投入了1400亿资金。但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垃圾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中心城区是漂亮了，可大量的垃圾被转移到了更远的京郊。
“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纨绔子谢晓盟那句关于“城市母体论”的戏言，因为“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
王久良们的整个拍摄大约持续了一年。一共拍摄了400多卷“120”胶卷，4000多张照片。为了突破相机镜头本身的视角局限，在有限拍摄距离内体现尽可能多的场景信息，王久良使用了数张照片拼贴的办法，以完成一个大的场景。但在拼接时为了保证每一张图片的原始真实性，他拒绝采用数字技术去完成天衣无缝的拼接，进而避免观看者对整张图片信息真实性的质疑。
有一天，他们在温榆河边拍摄，看到一大批从市区开车而来的人们就在泛着白沫的岸边，大人们烧烤，孩子们嬉戏；取景拍照的，悠闲垂钓的，布满河岸。眼前的一切多么的超现实！王久良真想冲上去，告诉人们他们所见的真相，但忽然又觉得也许这样才是真正的真相。
王久良说：“我注视着他们，发现其实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可以在麻木与无知中充分享受生活的‘幸福’。但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感到无以言说的痛苦。”
王久良真切地“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一个人能量的释放应该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这是王久良的价值观。
在既是摄影家又是策展人的鲍昆老师的引导和支持下，王久良大胆探索全新的作品方向，并着手书写文案。“一开始是想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关于消费主义、商品社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对垃圾场的考察，只是用来说明我做这项创作的必要性——我基于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去做这个东西，为主题提供一个背景环境。没想到真正开始做了，却发现这已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于是把原来的想法先放在一边，全身心投入了。”
2010年6月至7月，在北京宋庄美术馆的展览中，王久良、樊雪崧《垃圾围城》的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被全面展示，引发一时轰动。他们将镜头直接对准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讓它以更为集中而具象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垃圾生产者眼前。他们希望这些图（影）像所揭示的商业消费生产以及因此所带来的生活观问题，能持续地引起社会公众的正视。
事实上，正是通过媒体对《垃圾围城》作品的传播，才使其产生了直接的现实影响。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纷纷对两位影像师的艺术良知和才华大加称颂。北京市的一位领导参展后感言：影（视）展揭露丑相，直击人心，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一些媒体也积极跟进报道，特别是新华社记者深入采访后，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内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阅后作了很长的批示：北京市应采取切实措施重点整治“垃圾围城”，全国其他城市也应正视垃圾问题……
北京市政府闻令而动，很快出台文件，计划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非填埋垃圾场进行治理……
作为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验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在王久良看来，纪实摄影、纪录片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它是对现实的摹写，它的表现形态和内容跟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
王久良的作品并不通过令人作呕的细节震撼观众，而是通过冷静的宏观呈现让观众意识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不是城市包围垃圾，而是垃圾包围城市”，而这一切，源于人类无休止的物质欲望。
垃圾是人们不愿正视的。俗语说，拉屎不瞧，写字不描。正常人本能地不会观察自己的排泄物。我们对于垃圾也是这样。在视觉上，垃圾是不好看的，是本能地被排斥的。或者说，垃圾是不适于作视觉展示的。如果在电视节目中出现长时间的垃圾镜头，观众会本能地调换频道。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于垃圾的细节，是不熟悉的、陌生的。
这样，王久良的摄影在美学上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通过视觉展示的，是人的视觉所排斥的。 在大量的垃圾画面中，王久良也把镜头对准了垃圾中生活的人。一个生活在垃圾场中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孩茫然地看着我们，逼迫我们正视她的生活、她的命运。
同样，王久良的作品，也逼迫我们正视无处不在的垃圾。
何谓垃圾？废弃无用或肮脏破烂之物称为垃圾，指不需要或者无用的固体、流体物质。
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当人类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之后，开始为了自己的欲望生产垃圾。尤其是机器时代，人类垃圾的生产能力就像获得了爆发力，我们所有使用和享受的一切物质最终变成垃圾。
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及其他垃圾。
或许，我们都知道身边垃圾的危害，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但究竟有哪些具体危害，危害至何种程度，就不甚了了。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驗，当你夏天路遇垃圾堆（场）时，你会感受到热气蒸腾、毒雾弥漫，还会看到一条条黄色的细流顺坡而下，四处漫溢；尤其是烈日高温下，当你靠近垃圾堆（场）时，一定会掩鼻快速通过，生怕遭受了毒雾瘴气的侵袭。垃圾一经点燃，乌烟瘴气，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笔者走访了几位环保和垃圾问题专家，他们从不同侧面精准解析垃圾的危害——
垃圾侵占大量土地，严重破坏农田……
垃圾严重污染水资源……
垃圾严重污染空气……
垃圾滋生蚊虫病菌，致人感染疾病……
垃圾阻碍道路和排水沟道的畅通……
垃圾堆放场自燃、爆炸事故不断发生……
日益严重的城市垃圾污染，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城市垃圾问题伴随城市化进程日趋尖锐，已经成为一个人民关心、专家批评、旅游观光者留意、新闻媒体关注、对政府部门压力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不仅对城市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也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由于城市垃圾收运设施不能适应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监督管理薄弱，乱扔乱倒垃圾现象较为严重，实际清扫面积低于应清扫面积，河道、公路、铁路两侧成了堆放垃圾的地点，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由于缺乏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大量的城市垃圾只能往郊区农村直接堆置或简单填埋，对环境污染严重，引起周围群众的强烈不满。这种“清洁了城市，污染了农村”的污染转嫁做法开始遇阻，郊区农民因拒收垃圾，反对在当地建设填埋场引发的事件已屡见不鲜。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处置城市垃圾的地方，建设新填埋场的难度增加，造成清运成本急剧上升，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常住人口40万，流动人口高达60万；远离市区，房价较低，周边交通便利……这就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聚集地区——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也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社区。有媒体报道“天通苑曾是大型垃圾填埋场”的历史后，天通苑土壤污染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从1950年代开始，天通苑就是北京城市垃圾填埋场，天通苑东区曾是处理生活垃圾的区域，西区则是处理医疗垃圾的区域。垃圾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对土壤产生影响，若土壤中有害物质超过其自净能力，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就会产生变化，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会逐渐积累，间接被人体吸收，从而危害人体健康。
笔者所住之处与天通苑只隔一条清河，有时到天通苑来逛逛，经常看到地铁站附近黑车、摩的以及小商贩鱼龙混杂，周围卫生环境较差。通过当地居民的指引，笔者有一次看到了天通苑西区一块长期空置的土地，许多居民私自用栅栏圈起来进行耕种，俨然成为当地居民的“开心农场”。空地上垃圾随意堆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尽管如此，仍有淘气的孩子三三两两在此玩耍嬉戏。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这里也怡然自得。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北京癌症分布地图显示，昌平区的天通苑是癌症高发区。
李大爷在天通苑西一区随子女居住了十多个年头，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早起买菜做饭，接送孙子上学，闲暇时与小区的老朋友们散散步锻炼身体。
“我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周围许多老朋友得了癌症。”李大爷向笔者表示。平时都一起散步的朋友们有的得了肝癌，有的得了胃癌，“都说病从口入，几年前小区自来水抽的是地下水，烧开以后都是水垢，我担心水质不干净。”李大爷说。
天通苑“垃圾掩埋地未经修复即开发成居民住房存在风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表示，“天通苑居民区最初规划欠妥”。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癌症高发区的土壤环境》研究报告中写道：“癌症高发区与土壤中化学元素含量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发现，癌症高发区除水土严重污染，许多常量成分和污染指标出现异常外，一些微量元素还常表现出明显缺少或严重超量的特点。”
“土壤污染修复难度比大气污染大得多。”陈同斌介绍，比起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治理，西方发达国家用于土壤修复治理的资金，在环保领域投入中占的比重最大。即便如此，在原来的垃圾填埋场上盖居民房，导致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事情，在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
危害甚烈的垃圾如何产生，又去往何处？局外人极少关注。让我们先来追踪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垃圾。
客厅一袋，厨房一袋，卫生间一袋。每个家庭每天至少产生三袋以上垃圾。当我们每天走出家门，将这些垃圾扔进垃圾桶，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如果任其堆积泛滥，那我们将成天生活在臭气熏天的垃圾中了。
经过几天对垃圾车的跟踪，笔者来到朝阳门外的一家“密封式清洁站”。工作人员告诉我：大包小包的厨余垃圾，从大街小巷的垃圾箱中倒出的各种垃圾，和被无数环卫工人清扫的果皮、纸片、树叶等垃圾，被黑色塑料袋包装后接二连三地送到这里，我们按照“充分体现分类、压缩、密闭、称重、环保等管理原则”，简单分类后，放入密封式清洁机进行压缩、称重，然后集中运往京郊指定的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 经了解，对这些垃圾的处理方法大致有三——
填埋处理：填埋是大量消纳城市生活垃圾的有效方法，也是所有垃圾处理工艺剩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直接填埋法，就是将垃圾填入已预备好的坑中盖上压实，使其发生生物、物理、化学变化，分解有机物，达到减量化和无害化的目的。
据介绍，北京共有15个大型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六里屯、高安屯、永和庄、门头沟焦家坡等填埋场负责全市八个核心区的生活垃圾。由于一些填埋场基本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前些年这些垃圾填埋场中有几座已关闭。“未来，我们将面对垃圾无处可埋的局面。”北京城市管委会负责人如此感慨。
焚烧处理：焚烧法是将垃圾置于高温炉中，使其中可燃成分充分氧化的一种方法，产生的热量用于发电和供暖。焚烧处理的优点是减量效果好，处理彻底。但是焚烧厂的建设和生产费用极为昂贵，而所产生的电能价值远远低于预期，给当地政府留下巨额经济亏损。由于垃圾含有某些金属，焚烧具有很高的毒性，产生二次环境危害。
堆肥处理：将生活垃圾堆积成堆，保温至70℃储存、发酵，借助垃圾中微生物分解的能力，将有机物分解成无机养分。经过堆肥处理后，生活垃圾变成卫生的、无味的腐殖质，既解决垃圾的出路，又可达到再资源化的目的。
我们常见的建筑垃圾是各个城市卫生的最大障碍。它们物件大，成分杂，很难处理。
据统计，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四成，许多建筑垃圾被私自倾倒在河道、沙坑等城市边缘地区，形成了垃圾围城的窘态。我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率不足5%。
早先，北京的建筑垃圾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被一辆一辆的大货车拉到城郊倾倒。即使是当下，也好不了多少。在城郊多次踏青、秋游时，一辆辆的建筑垃圾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弄得路人灰头土脸。一次堵车时，我问司机：“你们将这些垃圾运往哪里？”司机回应：“有时运到指定的垃圾场，也有的拉到建六环时所挖的大坑里。”
再有，渣土车乱象一直是城市管理的痼疾顽症，一面是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平地而起，而另一面是渣土运输泄漏遗撒、乱卸乱倒成为社会“公害”。
直到2015年春天，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填埋的情况才有所改观。
2015年3月，北京市首座全封闭建筑垃圾处理线试运行。在首钢园区，有一条全封闭的建筑垃圾处置线，能让建筑垃圾“涅槃重生”，循环利用率达90%以上。“吃”下去的是砖头、混凝土块，“吐”出来的是可以替代天然砂石的再生建筑骨料。
不过，目前建筑垃圾的大量回收仍比较困难，很少有企业会主动将拆除的建筑垃圾专程运过来。虽说处置线的产能达100万吨，但两年多来处理量也就几十万吨，相比北京每年3500万吨的建筑垃圾数量，如同九牛一毛。
我们再来看看可回收垃圾——各种废品的“来龙去脉”。
2016冬北京供暖的前一天，笔者傍晚散步时，信步来到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边的社区，在东大桥斜街偶见一废品收购点，一家四口正在分装废品。便搭讪与主人王孝军聊了起来。
王孝军告知，2000年之前，他们一家从河南周口来到此处。夫妇俩兼做保洁和收垃圾，两个儿子负责收购“华源之星”小区的废品。全家每天工作13～15小时不等。白天，两个小伙子负责将废品分为纸盒、书报、塑料泡沫等十几个品种。晚上，王孝军和儿子们一起，將分类废品装上小型货车，趁着夜色拉到数十里外的马阁庄。而马阁庄的收购大户则将这些废品集中起来后，送往各自的“归途”，做到变废为宝，物尽其用。
我们走在马路上，都会不经意地发现，北京城区的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六大区域及周边的每个高档小区和社区附近，都有一两个固定的废品收购点。各家各户会不定期地将这些可回收的废品送来，由成千上万个王孝军分类处理后拉走，再转销他处再造。这部分垃圾就这样被消化掉了。
城市粪便，虽不在规定的垃圾之列，说起来也有些膈应，但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不得不作些交代。
假定北京市2000万人，如果按每天每人大小便一斤算，加上私家或公厕里的冲水马桶2斤冲水，每人每天有3斤的粪水。一个北京每天就有6000万斤的粪水。这还只是每一天的。这些东西都去哪儿了？
大城市的粪便，绝大部分都是暂存在化粪池里的，等待快存满的时候，环卫用抽粪的罐车抽走，倒入指定的地点进行处理。至于冲洗厕所的水，混合了一部分粪便后随时流入污水下水沟，进入污水厂处理。
随着城市污水管网的普及，将粪便经污水管网输送到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的方式在国内得到逐步推广。2001年底，北京首座现代化粪便消纳站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北京市粪便无害化处理工作全面启动。
2016年隆冬时节，笔者寻访了丰台区方庄、朝阳区酒仙桥粪便消纳站。管理人员介绍了粪便处理工艺：这些由泄粪池、脱水间、出渣间、除臭间等组成的粪便消纳站处理规模为日400～700吨。粪便处理采用固液分离、絮凝脱水、整体除臭工艺。即粪便首先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处理后的粪便过滤液通过调节池，均匀地供到絮凝脱水设备，通过絮凝脱水设备将水渣分离。其中脱水后的上滤液进行后续处理；固液分离中产生的垃圾杂物以及絮凝脱水后的粪渣进行焚烧处理或填埋。消纳站在粪便处理的整个过程中要增加除臭设备，以减小处理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经有关专家多方面论证，这种粪便处理方式不影响污水处理质量，对周边环境也不会产生特别影响，而且由于投资小、占地小，不失为城市粪便无害化处理的一条好路子。
据北京城管委介绍，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有公厕5800多座，全年清运粪便近200万吨，即每天产生粪便5400吨左右。现公厕发展到12000多座，每天产生、清理的粪便更是惊人。
随着北京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和农业结构的调整，粪便直接运往远郊区县不仅成本高，而且接纳的地方越来越少。加上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滞后，造成部分地区粪便无序排放，对环境和市民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北京市结合实际并借鉴国外经验，几年前就确定了粪便与污水同步处理的模式与方案，已在城市六区范围内建造了近20座现代化粪便消纳站，使全市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大为提高。 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44座生活垃圾粪便处理设施投入使用，其中垃圾转运站9座，垃圾卫生填埋场14座，垃圾综合处理厂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1座，粪便消纳站近20座。从2012年监管情况看，全市垃圾粪便处理设施多措并举，生产作业水平逐步提高，工艺完整性逐步增强，环保措施配备及使用率都显著增加，安全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内部管理工作更加细化，为城市运行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同年3月28日，在治理垃圾初战告捷的基础上，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正式公布了《北京市2013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任务分解表》，计划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将超过1000亿元。北京市委要求各县区立下“军令状”，力争三年内围剿大气污染、污水、垃圾、违法建设环境“四害”，让北京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一场围剿北京垃圾的战斗再次打响。
2016年10月31日，是一个值得北京环卫工人纪念的日子。这天，“淘粪工”时传祥铜像在北京环卫集团京环大厦正式落成。
时传祥身上所体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乐于吃苦、甘于奉献的品质，影响了几代环卫工人。数十年来，万余名环卫集团职工和京城所有的清洁工，传承“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神，艰苦奋斗，美化北京，相继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英模人物。
2017年4月26日，笔者来到京环大厦，向身背粪桶、面带微笑的时传祥雕像凭吊致敬，同样也向当代的时传祥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消除垃圾，洁净北京，环卫工人居功至伟！倘若不是他们“起五更睡半夜”的辛勤劳作，那首都北京不只是“垃圾围城”了，而是一座垃圾之城，成千上万的市民早就与臭气熏天的垃圾为伍了！
下面，让我们走近几位普通的“环卫天使”。
“当代时传祥”，是央视《新闻联播》对环卫工人王长荣的高度赞誉。2017年“五一”节前夕，我来到东城环卫中心，从中心贺主任和几位环卫工人的回忆中，王长荣的形象在我面前清晰高大起来——
2010年新年初始，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北京，虽然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却给人们的交通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为清洁路面，环卫五所工人、年近半百的王长荣就和工友们一起紧急出动。由于人手少、任务紧，他们整整干了一昼夜，实在太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儿，醒来又接着干。强体力作业，王长荣身心俱疲，双手被震颤得疼痛难忍，脸被冻得毫无知觉。就这样，王长荣们废寝忘食、“浴雪”奋战了四天四夜。
谁也没有想到，1月5日晚10时许，王长荣在扫雪铲冰一线持续奋战近100个小时后，身体劳累严重透支，导致脑出血，倒在了岗位上。
当时，王长荣和工友们一起来到东直门北小街铲除路面的结冰。大家正奋臂铲冰时，突听“哐当”一声，王长荣的铁锹从手中脱落，待弯腰去拾，不料一头栽进雪堆中。
“不好！”工友们惊呼着冲上去将他扶起，王长荣却念叨着“没事，没事”，心中却想“活儿这么紧，千万不能倒下”。稍事停歇后，他用铁锹撑住身体继续前行。不料仅走出一二十米，就再一次栽倒在地。工友们急忙拨打120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
王长荣的妻子宋加芳赶到医院时，摸着丈夫身上的棉衣、棉裤和鞋子，全部湿透了，上面满是冰碴儿。她伤心欲绝地望着昏迷中的丈夫，祈祷他能够早日醒来。
环卫五所陶班长用“披着星星来，戴着月亮走”来形容环卫工人工作的艰辛。家住昌平、工作在东城的王长荣，每天从家坐车到单位就得花上两个小时。“6点半上班，4点就得起床，不然就晚了。”在路上做保洁，每天得走半圈二环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但王长荣一直坚持了二十八载。
王长荣出事后，工友纷纷赶到医院看望，称“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京城各大媒体报道后，周围群众来探视的更是络绎不绝，祝福的鲜花一直摆到了医院的走廊上；短短几天，社会各界的救助捐款多达10万元。
一个默默无闻的环卫工人，温暖了整座城市，感动了千家万户。
听完这感人故事，我想见见王长荣本人，但对方说“不太方便”。后来，中心的小何在电话中解开了这个秘密：王长荣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积极救治下，连续昏迷了四天后终于清醒有了意识。但经过开颅手术后，一直未能站起来，至今仍病卧在床。
“快快好起来吧！”我在心底默默祝福这位为洁净首都重病伤残的善良老人。
在时传祥曾经工作过的东城区环卫第二中心，退役女兵李萌时常衣衫靓丽、打扮时尚……不穿环卫服，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北京女孩，竟是一名环卫工人。
“现在大家都谈梦想，我觉得，不起眼的工作也离不开梦想。社会分工不同而已，我选择的抽粪工这个活儿总是需要有人干的。我向往那种境界：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环卫工人李萌表达了和时传祥同样的心声。
从总参某部退役的2009年，李萌放弃到一家旅行社当导游的机会，选择到环卫中心“三八女子抽粪班”工作。要知道，这个抽粪班，十几年从没进过年轻人。有人断言：李萌只是一时冲动，很难坚持长久。不料想，她却踏踏实实干了下来。2012年底，李萌光荣当选“2012北京榜样”十大人物，成为爱岗敬业标兵。
记得第一次上工那会儿，李萌费尽力气掀开马路上的井盖，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她差点眩晕。“要是三伏天，蛆都出来了！”李萌说，刚工作时总有条件反射，饭都吃不下。“如果是一般女孩，可能退却了。还好，我在部队锻炼过！”李萌曾是一名優秀的通信兵，多次受嘉奖，还入了党，她更明白工作不分贵贱的道理。
持世俗观点的人认为，抽粪是一个“跌份儿”的活，李萌曾经被人羞辱……她多次相亲，男方一听这工作，转头就走……
李萌不是没有委屈、抱怨，但即便如此，她从未想过“跳槽”。“偌大个北京如果一个月没人抽粪，粪便就会流得满大街都是。”李萌说。她具体负责抽16个井。每次抽粪，都要将笨重的管子插进井里。起初不得要领，结果袖口和身上全是粪便。凭着在部队练就的那股韧劲儿，她仔细琢磨其中技巧，现在已经成为“岗位能手”。 还让笔者感动的是环卫工人李景昂。李是山东枣庄人，退休后于2013年来到北京，应聘为西城区的一名清洁工。李特别爱学习，英语词典是其必带之物，一有空就练起英语来。加之他原来有些基础，不久日常会话、简单交流就应付自如了。
一次，李景昂在南锣鼓巷扫街，遇到两个瑞典人问路，他便用英语作答。这情景恰好被一位年轻人抓拍，视频上传到网上后被疯传，于是李成为“网红”，被称为“最牛的清洁工”“最有素质的环卫天使”！
这下李景昂可成了大忙人，附近不少的中小学生来找他辅导英语，更多的是外国人来找他探讨问题。他说：“与外国人交谈，可一举两得——不仅能够了解异域风情，还可以介绍中国文化，何乐而不为呢！”
不可否认，西方人到中国时间一长，有的也会被国人不文明的习惯同化，乱扔垃圾的事时有发生。碰到此类情况，他也会上前劝诫。
李景昂，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人，不仅用他勤劳的双手打扫京城的卫生，而且用他的善良和责任涤荡人们心中的污垢。
了解了北京市中心的环卫工人的艰辛，感受了典型人物的光环，2017年4月末的一天，笔者辗转来到西北郊的北京航天城，在北清路和友谊路随机采访了永旺达康保洁中心的清洁工朱师傅、梁师傅和王师傅。
他们告知：他们都是从张家口康保、张北农村进城扫马路的。老家是丘陵地，种麦子靠天吃饭，每年不赚还赔，出来“混”总比在家强。保洁中心百十来号人，都是清一色的老头老太太。我问年轻人呢？快人快语的梁师傅说：“嗨，现在的小青年谁干这个！干这个怕丢丑不说，夏天还晒得要死，冬天又冻得要命，还有刮风下雨的时候，一年365天，他们哪里坚持得了。”
“你们成天这么辛苦，先歇一会儿，抽支烟吧。”我掏出香烟，准备一一敬上。“不抽！不抽！”朱师傅连连摆手。“辛苦倒在其次，但就是管理严格，你干活时不能和行人聊天，如被巡查的发现，轻的大会批评、罚款50～100元，重的被‘炒鱿鱼’”。说完这话的王师傅警惕地看看四周，只见他一挥手，几位工友就像“逃瘟神”似的离开了。
望着师傅们迅速散去的背影，充满敬意的我竟有些心酸。
环卫工人的奉献和牺牲，值得我们所有的人为他们点赞。词曲作家舒楠的《越来越美丽》，恰切地表达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推开每个有你的梦境
轻轻去唤醒一盏盏路灯
朝霞火红行色匆匆
让我为你开启新的黎明
送上一个无声的微笑
默默地去丈量每一条街道
你的回眸万家灯火
我的背影在车流人海
只愿你在我手中越来越美丽
这里有我生命的印记
只愿你在我心中越来越美丽
到处都有幸福在传递
朋友，你不要以为守护北京的只是一线普通的环卫工人，还有那“高大上”的环卫“斗士”同样值得我们颂扬。
“围剿”北京围城垃圾，更需科技助力。
张晨光，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现任北京环卫科技公司总经理。这位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曾主持北京市“城镇固废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工程化试验平台”和“固废处置与资源化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项目，累计承担和参与国家及北京市科技项目20项，获得专利18项。
参加工作前，张晨光对于生活垃圾处理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随着频繁接触，他的认识逐渐加深。他回忆道：“大学毕业来到环卫集团，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南宫堆肥场除臭设计，当时感觉压力很大。每一次去南宫堆肥场，同事递上一根烟说，抽一口吧，要不中午回去可能连饭都吃不下。那是我第一次抽烟，也由此感觉到环卫工人作业环境、作业条件确实和其他行业的职工不太一样，每个环卫工人都在付出。环卫集团的责任，不光是卫生清扫，还要解决这个城市出现的环境问题，为全国的城市提供卫生管理服务。”
此间，张晨光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设计项目——南宫堆肥场除臭改造方案。由于中国垃圾含水率相对较高的特性，原有德国的工艺设计不能满足北京市的垃圾堆肥处理，除臭系统无法稳定运行，任务非常艰巨。公司接到设计任务后，决定由张晨光担任设计负责人，这成就了他的“处子秀”。
“这个项目对我意义重大，它让我对垃圾收运体系、垃圾堆肥场，尤其是生化处理体系有了深刻的認识和了解，同时也提高了我在技术方面的实操能力，真正把学校学习的知识应用在实际工作中。”张晨光总结道。
张晨光深知科技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环卫工作再也不单是“扫马路和运垃圾”，他立志凭借多年的经验，依靠科技创新，使其成为清洁、生态、可持续的新兴产业。
还有一种体制外的“环卫斗士”是我们不熟悉的，那就是拾荒大军和废品回收者。他们同样为洁净北京、消化垃圾，做出了不为人知的可贵贡献。
你只要稍为留心，就会发现北京街头不起眼的巷落，间或有三轮车“哐当”驶过，车上高高摞起各式各样的“破烂儿”，旁边一张海报大的硬纸壳，歪歪扭扭地写着：废品回收。紧跟其后，经过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浩瀚，便会进入一个巨大而隐匿的世界——垃圾的王国。
据相关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经历了第一次“垃圾围城”，在今三、四环附近，聚集了近5000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堆，京城的垃圾处理迫在眉睫。
那时，进城“垃圾淘金”可不容易，需要“批条子”方能许可。这时，恰好有四川的几位农民找到管这事的北京市环保局的王维平，出于同情和责任，他同意了。于是，这几人就召来了一大帮老乡，浩浩荡荡开进了垃圾场。
起初，这帮“泥腿子”也毫无头绪，日子久了便摸出了门道。他们自发地组成玻璃、塑料、胶皮、金属等6个组，同前文介绍的王孝军一样，他们把各种废品从城里垃圾场弄到城乡接合部卖，卖给河北人，俨然形成了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 消息渐渐传开，中西部几省的大量拾荒者，伴随着“北漂”一族的脚步相继涌入北京。
生活在城里的人不可能知道，周边众多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山上，成群拾荒的男女老少爬上滑下，仔细地搜索着可卖之物。京城日渐增多的垃圾，几乎全仰仗这些匍匐在社会最底层的外来人口消解。
后升任北京城市管委会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关注北京垃圾处理逾四十年，2016年北京市人代会上他介绍，北京的拾荒大军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其中最大的要数“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第二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帮派间规矩森严，从玻璃到塑料到制品，各个帮派的拾荒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拾荒大军鏖战之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洋垃圾”——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以及将近30%的铝都来自美国日本进口的废品。
为了近距离地感受这些拾荒者，2016年11月14日下午，笔者来到昌平区南七家的垃圾收购集散地。这儿难以计数的收购点，沿公路两旁和村中小道两旁一字排开，破铜烂铁、纸盒木头……分类堆放，高的如山峦，长的似堤坝，蔚为大观。
当时，风沙弥漫，垃圾纷飞，恶劣的环境中我心生退意，但一想到环卫工人和拾荒者的艰辛，自觉惭愧，还是摸索着找到了几位拾荒者。
在一家收购废铝品的场地，我见几人正整理刚收上来的物件，便与之攀谈。侯师傅快人快语道：“这个废铝品收购站是河南老板办的，已三年多了。这里每天收购10吨左右，简单整理压缩后由专门收购的货车运往河北的大城，然后集中送工厂回炉加工。”
对面的王师傅一家也来自河南，经营着一家废旧木料收购点，他正指挥着五名员工给木料装车。他告诉我：“我几个月前还在蹬三轮车，见这活儿有利可图，便投入几万元干了起来。”我问“收入咋样？”他说这得看情况，“有时还中，也有一天分文不赚的。”
“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些收购转卖废品的，可为京城的卫生建设作了不少贡献！”我由衷赞叹。“我可没你说的那么高尚。我们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多赚点钱，养家糊口。”王师傅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摆摆手。
见不远处站着一位货车司机，我走过去和他聊了起来。司机姓卢，专门到各个垃圾集散地将分类的废品运往河北邢台，300多公里的路程，每天两个来回。他还告知：“昌平区的东小口垃圾集散地，和南七家一样，什么样的废品都收购，而北七家只收购废旧木料……北京周边的许许多多废旧垃圾经分类整理后，全都运到河北去了。”
我们时常责怪河北的钢铁厂、水泥厂等制造了北京的雾霾，但少为人知的是，河北多个城市也消化了北京大量的垃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对河北少一些抱怨，多一些理解。
听说著名的皮村有拾荒大军，今年杨絮飞舞的一天，我倒车两三个钟头来此寻访。村口的三轮车师傅却告诉我：“拾荒大军和那些收废品的早已消散了，两年前清理垃圾场时，他们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有些遗憾，他建议到村里转转，或许能找到留守者。
颇为失落的我，只得顶着骄阳、呛着灰尘独自转悠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在一僻静处物色到目标，并且还是两个与前文王孝军一样的河南废品回收者。河南人真是爽快，待我说明来意，他俩就先后“竹筒倒豆子”似的跟我聊了起来。
时忠柳，信阳固始城郊农民，1997年，因承包的土地被开发商买走后，生活没了着落，28岁的他只得带着全家远走他乡来到北京。先是帮人打工送货，见赚不了几个钱，后来就到皮村自个儿捡垃圾收废品，一干就是二十年。
时师傅不仅爽朗，而且好客，他让我到他家坐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废品回收者的家。不足20平方米的租屋陈设极为简单，除了床上堆有杂乱的衣被外，几乎看不到什么家具；剩下巴掌大的空间，放置一液化气罐和一单体灶具，如果夫妇俩一块儿做饭，恐怕转身都困难。让人意外的是，家里还有电视电脑，时师傅说“有时看看新闻什么的”； 在生活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时师傅还不时关注国内外大事，对他我便刮目相看了。
我问他还能干多久，他如是回答：“干不下去了！这边垃圾清场后，不让收废品了，每天都要跑到二三十公里外的邻村去收；再说管理费也从每年的2400元涨到20000元，交不起了；还有小儿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北京这边不让上，只得回老家了。7月份就要走了。”说到这里，时师傅竟有些伤感。
是啊，时师傅夫妇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北京，为洁净首都作出了一份贡献，而今却无立锥之地了。握别时，我只能祝他回家乡能有好运。
李学忠，信阳丘陵岗地的农民，因仅有的八分地不能养家糊口，2000年只得来北京讨生活。与时师傅感同身受的是，他也干不下去了。他一边无精打采地和老婆收拾废品，一边对我吐苦水：“现在管理费上涨了，废品却大幅降价了，以前废铁一公斤1.3元，眼下降了不到一半了，那些废铜、废铝更不值钱啦！你看看，除了我俩的生活开销外，两个小孩上学得花不少钱，真不知还能撑多久。”末了，他有些自嘲道：“奔东跑西遭冷眼，一年赚不到几个钱，你说可怜不可怜？”
好一会儿，我俩相对无语。望着不时从首都机场起飞掠过皮村上空的飞机，李师傅眼里有些茫然，不知今后路在何方。
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87年到2006年，在全国664个城市中，收废品捡垃圾的人数高达230万。北京的拾荒大军从1998年的8.2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2万人，到了2014年，更是达到了17万之众的巅峰。垃圾集散地几乎和规模化的拾荒大軍同时形成，早期租片地就能做集散地，而后来圈地划分摊位，收购垃圾过秤交易已经十分专业化。
在利益的驱动下，这支拾荒大军横扫了北京市所有的垃圾站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3年，北京运到垃圾处理场的垃圾有700万吨，拾荒大军运出北京城的垃圾也是700万吨。这意味着，北京市的一半垃圾都是拾荒者“消化”掉的。 然而，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开始，废品回收出现了全产业链的危机。为了治理环境，河北关停了大多数的小造纸厂、小冶金厂，废品的价格就此跌落。同时，北京原有的82个垃圾集散地关了80个，废品中转站一夜之间近乎消失。
城区原有的垃圾集散地关停了，政府又没划定新的合适的垃圾集散场所，加之价格因素，几无获利的拾荒大军也就自然流失，这无疑给破解“垃圾围城”带来了难题。专家认为，这种垃圾场的有无完全靠市场调节的自生自灭不是办法，应该合理设置，规范有序。
果不其然，新的垃圾围城问题在京郊出现。消失在主城区的垃圾，开始胡乱出现在北京周边的农村。由于北京附近农村的垃圾排放和管理较为原始，农民对垃圾处理的意识淡薄，京城周边的一些农村变成了“垃圾站”。
如果我们将北京破解“垃圾围城”的计划部署、举措行动、结果成效一一道来，一篇文章远远不够。我们还是先听听官方对破解“围城”结果的解读吧。
2015年8月4日，在北京电视台一档《市民对话一把手——推进环境治理》节目中，北京城管委主任孙新军就“垃圾围城”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所谓的“垃圾围城”，其实指的是历史形成且生活垃圾积存量超过200吨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垃圾围城”曝光后，我们对全市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开展普查、风险等级评定、分级治理等工作。据调查，全市共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1011处。垃圾填埋面积1300万平方米，积存量约8000万吨以上，主要分布在除东城、西城区之外的14个区县。2009年以来，我们又利用“北京一号”小卫星，对全市面积在600平方米以上的新增垃圾渣土无序堆放点进行监测。累计整治垃圾渣土无序堆放点608个，面积约536万平方米。
截至2014年底，全市已完成935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工作，占治理任务量的92.4%。2015年计划治理的剩余的76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中，30%以上的项目已经开工。开展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工作以来，有效地控制了环境污染，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
北京环卫集团是京城垃圾清扫、治理的主力军。
该集团负责宣传的宋女士告诉我：“北京环卫集团作为首都环卫领域规模与综合实力最强的专业化实业集团，积极履行国企责任、首都责任和社会责任，长期致力于清扫保洁、固废收运、固废处理、咨询设计、设备成套、专用车制造、投融资、城镇矿产资源开发等环卫一体化综合服务，是全国领先的提供清扫保洁、固废收运、固废处理服务的国有企业，也是我国环卫行业产业链最为完整的专业化集团之一。现在岗职工万余人，拥有各类环卫作业车辆2000余部、现代化环卫基础设施21座。”
问及集团具体业务内容和范围，宋女士介绍说：“主要包括北京市区和部分郊区的生活废弃物、餐厨及医疗垃圾的收集、运输及处理；废纸、塑料、橡胶、电子废弃物等城市矿产资源的收集处理；天安门广场、奥林匹克公园的清洁服务；长安街等城市主干道路机械化清扫、喷雾降尘；城市冬季扫雪铲冰、夏季防汛、清除非法小广告以及重大活动的环卫服务保障任务。其他区域的垃圾清扫、处理则由所在区、乡和街道办事处的环卫部门负责。”
“近十年来，集团以‘清洁城市、服务人民’为己任，出色完成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抗击2010年初特大暴雪、2012年‘7·21’特大暴雨等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的环卫服务保障任务，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先后荣获20余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宋女士很为集团的不凡业绩而自豪。
可以想见，北京环保、城管、环卫、排水等部门，清洁京城卫生、治理周边垃圾的任务过程有多么繁杂巨大，成效多么显著，不仅枯燥乏味，而且浪费笔墨。半年多时间里，笔者探访了通州运河公园、清河公园、园博园、南海子公园等由先前的垃圾场“变身”的公园，相信久居北京的游览者与我感同身受，惊叹它翻天覆地、今非昔比的变化，感受它绿树成阴、繁花似錦的美丽。在此，就不再饶舌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找不得了。还是让我们荡开一笔，来继续关注、研讨接下来的北京垃圾治理吧——
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倘若年复一年自行堆积，就如同绵延的西山，会将北京重重包围，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哟！
北京垃圾只是中国垃圾的冰山一角。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垃圾总量也连年增加。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2004 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生产国。
2010年，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统计，中国每年产生近10亿吨垃圾，其中生活垃圾产生量约4亿吨，建设垃圾5亿吨。
经过多年治理，北京“垃圾围城”的现状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面对每年8%的递增量，2000多万居民和无数个团体产生的近800万吨的生活垃圾，依然给城市管理者巨大的压力。
——垃圾“三化”举步维艰
“我国的垃圾处理不及格。”这是长年研究中国垃圾问题的专家王维平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巨大的垃圾量也让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不堪重负。仅北京2015年垃圾处理量每天缺口多达1.8万吨。
《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9142万吨，无害化处理量18013万吨。这就意味着，仅2015年，就有1000万吨垃圾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1000万吨，也只是清运而没有处理的垃圾，加上根本就没有被清运的垃圾，每年未被处理的垃圾，恐怕是一个更惊人的数字。
如前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起，北京遭遇“垃圾围城”，垃圾处理问题开始成为全国大小城市的心头大患。此后，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垃圾焚烧、垃圾填埋等话题进入社会生活，并经历着艰难蜕变。“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是最终写入中国1996年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2009年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垃圾处理原则。 众所周知，化解“垃圾围城”需要一个复杂的垃圾处理链条。以居民生活垃圾为例，从居民下楼丢弃垃圾进小区垃圾桶开始，垃圾就进入了漫长的运输与处理过程，从小区垃圾桶至最近的垃圾处理站，经简单分拣与压缩处理后运至附近的垃圾场，再从垃圾场运到最终的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中心，最后，垃圾被填埋或焚烧，变成土地中的转化物或一车车渣土。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城市垃圾站点的合理规划和人员配置，也需要每一个步骤的设备与工艺符合环境标准。垃圾焚烧问题就曾引起过激烈的社会争议。垃圾处理事业中最受关注的也就是这一头一尾，源头上的“垃圾围城”和末梢上的“无害化”。
实际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一同被写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在这“三化”的排序上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无害化排在最后，而减量化放在首位。
可惜的是，在最显性的“无害化”问题上，情况也不尽理想。在王维平看来，“无害化”的处理问题经过了漫长的责任不明期，直到2015年的国务院城市工作会议上，才明确城乡垃圾归住建部统一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专家毛达博士对这一管理模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住建部是管城市建设和住房的，城市的大面积扩张必然产生巨量垃圾，与垃圾‘减量化’‘无害化’目标南辕北辙。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管理归属环保部门，我国也应与此合理对接。”
在“减量化”问题上，全世界有六条通用的举措：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和不剩餐。王维平说，这六条分属商务部、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循环经济处等多个部门，难以集中发力。以净菜进城为例，每向城市运进300吨毛菜，其中就有1/5是垃圾，一来一回，便产生了120吨的无效运输，与其这样，不如把菜在田间地头就弄好。
另一方面，垃圾资源化多依靠“拾荒大军”。根据北京城市管委会的数据，几年前的拾荒大军鼎盛时期，北京城每天过磅的垃圾量是1.64万吨，而现在是2.3万吨，少了废品回收的环节，垃圾骤然增加。王维平算过一笔账，少了庞大的拾荒队伍，北京每年起码多花11亿元的垃圾处理费。
垃圾“减量化”的滞后和严重反弹，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次拍摄中，王久良在一个垃圾回收站目睹了重达100吨的肯德基垃圾，煞是惊人。几天后再去那个回收站时，已空空如也。王久良不仅担心那座小山的去向，还不明白生产那100吨垃圾的水和木材是从哪儿运来的。是美国，还是中国？想想他就觉得可怕。
王久良认为，消费至上的观念大行其道，才是当今社会“垃圾围城”的根本原因。王久良不时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吗？”他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点，好好停下来想想，“改变观念比下狠手处理一两个垃圾场有用得多。”
笔者与王久良感同身受的是，“白色污染”已在中国大行其道。
所谓“白色污染”，是人们对塑料垃圾污染环境的一种形象称谓。它是指用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高分子化合物制成的各類生活塑料制品，使用后被弃置成为固体废物，由于随意乱丢乱扔并且难于降解处理，以致造成城乡环境严重污染的现象。
在“白色垃圾”中，污染最明显、最令人头痛、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那些遍布城市街头的废旧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快餐具。据有关部门统计，仅以一次性塑胶泡沫快餐盒为例，我国全年消耗量达4～7亿个，桶装方便面、琳琅满目的瓶装饮料、矿泉水……食品中的塑料包装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人们在享受着速食的便利时，不时闪过对塑料包装的隐忧。
2016年11月，王久良拍摄的《塑料王国》，再次冲击了世人的视觉和心灵，不仅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人单元评审团大奖，还入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影片反映了农村垃圾处理厂的低级、原始，对从业人员的健康和环境危害极大的垃圾处理方式；是王久良继摄影《垃圾围城》后第二部关于中国垃圾问题的作品。
事实上，三年前《塑料王国》的剪辑版就已向媒体公开，片中导演的镜头从美国东岸的垃圾回收中心出发，跟随洋废塑料穿越大洋，走过海关，进入中国的废塑料回收利用集散地，被挑拣、分解、处理、造粒再利用——很显然，那一次仅靠传统媒体的力量，所知者仍然不算太广，而今社交媒体的蔓延式转播，更多人体会到了塑料垃圾的触目惊心。
垃圾填埋、垃圾焚烧、垃圾处理，从官方到民间一直是比较小心翼翼去对待的词语。所以问题来了，垃圾处理既然是个大问题，中国企业为什么还要从全球进口废塑料？而且进口洋垃圾占比达全球贸易的56%。
答案是，因为这是一项产业、一门生意，有利可图！
2010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名教授曾到中国内陆追踪废塑料回收加工线，当时他得到的官方统计数字是，中国有6万左右的家庭式废塑料处理作坊，而在距离北京120公里的河北文安县，这个北方塑料垃圾的最大集散地，一度就分布有两万家。大量国外无法用低成本环保途径处理的废塑料被运到这里，成为当地人致富的主要途径。
为了获取薄利，有关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不惜以牺牲环境、牺牲健康为代价，真是可悲、可叹、可恶！
去年初回了一趟湖北老家，在一桥梁重建工地一侧的高处，看到被挖掘机挖开的10多米长的剖面上，在风中嗖嗖作响的密集的塑料片十分扎眼。经询问此处的住户，被告知是最早使用后的塑料袋掩埋于此，二三十年了仍然“鲜活”。专家估算，塑料垃圾存活的时间是400至1000年，多么令人恐惧。
笔者始终闹不明白，既然塑料袋危害甚大，难以降解，我们为什么还要大量进口？还要大量生产和使用？
查阅过往的相关文件得知，2008年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从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袋，并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
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垃圾减量团队负责人林莜竹表示，“限塑令”实施至今，效果并不乐观，很多塑料垃圾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减量，而是跟普通垃圾一样进入填埋、焚烧的终端处理，造成环境的污染加重。 笔者一次去菲律宾旅游，闲逛首都马尼拉各个超市时，意外发现他们使用的食品包装袋竟是纸质的。不仅可以回收再利用，即便扔为垃圾，也易腐烂不会污染环境。又据报道，法国从2016年开始，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袋，如今已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过渡阶段。
我不禁要问：撇开法国不论，为什么同为发展中国家，而且菲律宾经济比我国落后不少，他们的环保意识竟比我们强？环保措施竟比我们落实得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和借鉴吗？
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7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对洋垃圾进口痛下杀手，决心一举斩断这危害中国30多年的“黑色产业链”！
还有“包装”，一个起初只是为了保护和保鲜商品的东西，如今却明摆着已喧宾夺主，演绎出了“花样年华”：180克燕窝缠着丝绸，躺在镶着24K镀金的“双龙戏珠”木盒里；五六块月饼被“供奉”在硕大的皮制包装盒内；还有名表、美酒和上好的茶叶当“三陪”……
为了吸引眼球，提高附加值，商家们想尽了各种方法包装商品，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偏爱漂亮的东西，于是在一个畸形的消费方式下，大成本、大投入生产出了“大垃圾”。
包裝是商品的脸面，也是消费者认知产品的媒介。对商品进行适当的包装，既可起到保护和保鲜商品的作用，又可增加其外部的美观，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一旦对商品进行过度包装——包装大、商品少，则会本末倒置，造成“美丽垃圾”的泛滥。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北京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就约有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过度包装物。而在全国每年的城市固体废物中，包装物占到了30%。全国每年平均生产衬衫12亿件，包装盒用纸量就达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每生产1000万个纸盒月饼，包装耗材就需砍伐上百万棵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木。那些“见怪不怪”的过度包装已对我们的环境保护构成威胁，更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
一言以蔽之，消费主义的恶性膨胀使我们超量制造垃圾。
这垃圾“减量化”从何而来？
有学者深刻指出，垃圾就是我们工业文明的癌症，是工业文明的痼疾。
我们知道，科学主义是工业文明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同时相信，我们社会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而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则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并且只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对于垃圾问题也是这样。很多人相信未来的科学技术能够把现代的垃圾变废为宝，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作“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对于这个观念，有人曾经用热力学定律加以否定。但是，笔者现在更愿意采用一种历史的方式进行论证：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可是我们现在的垃圾问题并不比二十年前轻，而是比二十年前更严重；同样，再过二十年，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比现在还要高得多，我们怎么就可以设想那个时候的垃圾就会比现在轻呢？
垃圾问题不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和能源、粮食问题同等重要。能源问题或许有可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了无穷多的能源，我们的工业化的马达将会运转得无穷快，我们就会用无穷快的速度把森林、矿藏、天然水体转换成垃圾，所以能源问题的解决，将是人类的灾难，而不是人类的福音，它将会导致垃圾问题更加严重。
人类的工业文明就建立在垃圾堆旁边，所以，我们可以对人作一个这样的定义：人是一种制造垃圾的动物。
垃圾问题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政府的规划和治理，简单地通过科学技术的发明能够得到解决的，它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转换我们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的基本理念，垃圾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无休止的欲望，无穷的垃圾，地球正在进入垃圾时代。垃圾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产垃圾、承受垃圾似乎是当代人类的宿命。有人说，垃圾是资源，可以变废为宝，垃圾的生产于是又获得理由，并为资本的扩张找到了新的投资热点。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资本利益的作祟，因为它无休止地向前滚动，滚动中抖落的皮屑就是垃圾。
围剿垃圾的战斗永远不会终止！
——垃圾分类困难重重
在垃圾处理领域，一直有一个国际通用的“3R”法则：减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资源回收再生（Recycle）。这其中首要的就是要在源头减少垃圾产生量，实行垃圾分类。
在环保组织看来，正是垃圾分类的不到位，是当前中国垃圾焚烧存在问题的一大根源。因为干湿垃圾都一起进了焚烧炉，原生态的混合垃圾成分复杂，造成排放难以控制。与其大力发展焚烧这种高度依赖末端处置的处理手段，政府更应该从源头做起，抓好垃圾分类。
2015年9月的一个晚上，银河Soho的一家咖啡馆。在一场有关垃圾焚烧与垃圾管理的分享会上，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泡方便面的盒子我认为是可回收的，但如果泡完了、盒子沾上油之后，我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呢？”
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疑问随处可见。在北京开始大面积推行垃圾分类的第四年，许多人仍然对不同的垃圾该怎样分类充满了疑惑。
六年前，因“阿苏卫焚烧厂事件”而“一战成名”的黄小山被北京市政府邀请，作为唯一一个市民代表随政府官员到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情况。考察归来，他被日本严格的垃圾分类体系震撼，呼吁政府也应对垃圾分类引起重视，甚至一度喊出了“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口号。
当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不相信这是两国国民素质差异问题。我们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类，根本就不是问题。”
然而四年后，对于“政府投入不够导致垃圾分类不到位”的质疑，他的态度却变了：“政府一年在垃圾分类上几个亿的财政投入，可没人分类，你还让政府怎么投？” 其实，黄小山并不知过往。追溯历史，北京居民并不乏垃圾分类的传统。新中国建立之初，当垃圾填埋处理法广泛被发达国家采用时，北京就开始了垃圾分类。食物残渣制作饲料，煤渣铺路……“物尽其用”“肥水不流外人田”，在物资匮乏时期的北京人眼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回收的。
最近20多年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分类试点，北京市民对垃圾分类也并不陌生。
1993年北京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开始提倡垃圾分类。2000年，北京被列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2002年至2008年，为备战奥运，北京市每年在300个小区做垃圾分类试点。2009年，垃圾分类被写入市长的“每日市情”汇报。
特别是近几年来，北京在垃圾分类收集上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
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500万人，配置户用垃圾桶300万套，设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站5万余个，配置厨余和再生资源专用车辆1000余辆，改造密闭清洁站超过750座。此外，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招募了超过2万名“绿袖标”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监督。2015年，一些试点小区里还用上了高科技，用互联网 、扫二维码吸引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但这样的安排在现实推进过程中极其艰难。
据北京城市管委会固废管理处负责人介绍，由于许多居民并不理会垃圾分类的号召，使得本来是起监督引导作用的“绿袖标”指导员不得不自己上阵分拣垃圾。按照政策，各区县每月可支付每名指导员至少600元的补贴，这笔对政府而言很大的支出，但对亲自分拣垃圾的指导员来说已没有多大吸引力，人员流失严重。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在东城龙潭街道华城社区，每户居民都有一张积分卡，如果每天将厨余垃圾正确投放到小区垃圾分类收集点的厨余垃圾桶中，就可由垃圾分类指导员用POS机往卡里打入1分。“攒够50分就能换一张10元的超市购物券。”实施一年来，该小区的垃圾分拣正确率达到了95%以上。
但这样的措施也很难推广。据了解，在垃圾分拣正确率达标的试点小区，政府折算到每一户的投入高达600多元。
“有的老百姓抗议，我才不分呢，分好了也是‘前功尽弃’。可问题是有多少人分了？任何垃圾桶我打开看，里面都是一样的。”黄小山如是说。
垃圾管理细节不够公开，民众自然对垃圾分类缺乏信心，进而影响源头分类，如此恶性循环，垃圾分类势必难以推进。
但确实也有做得好的。西城区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从政府号召起就开始垃圾分类。最初的分类桶是居委会成员用省下的年终奖购置的。分类后的垃圾由居委会联系的小贩和企业来清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居民们从未中断。
还有金榜园社区用果皮菜叶制作环保酵素， 把杂草树叶转化为生态肥， 各种可回收垃圾由清运工收拣冲抵清运费……政府没花一分钱，这些垃圾就基本在社区被消化了。
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科学的垃圾分类，更值得国人好好学习。我的乒乓球朋友张大山，去年到他在日本广岛工作的女儿家住了三个月，与环保人士黄小山一样，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的严苛：每晚7：00至次日6：30，规定倾倒生活垃圾，其他时间一律禁止；在大街上行走，若有垃圾，你得自己带着，遇到分类垃圾桶才能扔掉；有的城镇根本就不设公共的垃圾桶，一切分类都要在家里完成，然后打包带去垃圾回收站；每个超市，都有铁罐头瓶、玻璃瓶、矿泉水瓶等排列整齐的专用垃圾桶投放点，上面图文清晰，便于大人小孩分类投放；大件建筑垃圾和旧家具、家电等，你还得出垃圾管理费……他发现自家门后有一损坏的灯管老是放着，便问女儿为什么不扔掉。女儿说：“除生活垃圾外，其他的如建筑垃圾、可回收垃圾，每月只规定一两天收走，因为上个月错过了投放时间，就一直搁在那儿。如果随便扔了，或者在外随便扔垃圾，那是要重罚的。一般是罚4000日元至15天拘役。”张大山这才恍然大悟。他后来对我感叹：“我国要想达到日本对垃圾的管理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不说日本，像大乘巷、金榜园这样做到垃圾分类的小区并不普遍。北京作为中国第一批实施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至今已有17年，但垃圾分类成效甚微。
几乎随处可见的是，社区、街头摆放了许多分类垃圾箱；采访期间，我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也仔细察看了百十个垃圾桶，但各种垃圾依然混装，分不清哪些是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所谓的“分装垃圾桶”，只是个掩人耳目的摆设！
一位陈姓台湾朋友曾在北京自然之友从事过垃圾分类管理研究，回到台湾工作几年后去年来北京探亲，看到垃圾分类和厨余垃圾的处理现状依然故我，她跟老同事发牢骚：“在台湾这么简单的事情，大陆为什么就做不好？”
陈女士介绍，目前全台湾一天可收厨余垃圾为1200吨，其中作为养猪饲料约为二分之一，其他作为堆肥。厨余垃圾收集的方式，是由清洁队从市场和一般家庭所收集，通常用厨余垃圾清运车运送至大型堆肥场处理，而社区或家庭的自制堆肥，只要使用有排水功能的堆肥桶就可以了，举手之劳嘛！愤愤然的陈女士很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對北京试点小区调研后得出结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始终很低，垃圾分类认知水平不够，有限的垃圾分类成果还需要“二次分拣”。
居民素质不高或不懂分类，一直被认为是北京垃圾分类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大家都在放大自己的权利，但都在忽视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垃圾不是政府产生的，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担当的责任。”黄小山从另一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至此，垃圾分类已然成为一个各方互相指责却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
而在专家和环保组织看来，能够打破这个循环的，应该是一套健全的垃圾分类制度。
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
——電影《疯狂的石头》台词
一群记者的“良心发现”震动京城
野火、浓烟，伴随刺鼻难闻的气味，数百米外的居民楼在灰色的烟雾中，暧昧地迎接清晨的到来。在一些小区旁的空地上，每天都有多辆三轮车来此倾倒垃圾。每隔数日，这里的垃圾都会被焚烧，搞得乌烟瘴气。
河边是一片散发着臭味的垃圾场，白的、灰的、黑的……各色垃圾堆满了。附近养殖场的奶牛每天都踱步到小河边饮水，然后习惯性地反身垃圾场咬咬啃啃，搜寻着可食之物，然后转化成“香甜”的奶汁。
狂风怒卷，飞沙走石，大大小小的塑料袋随风飞舞，挂满树梢，飘进居民阳台。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千奇百怪的白幡，分外刺眼。只要你稍微留心，到处都会看到这样可怖可憎的场景。
……
这不是张艺谋镜头下的穷乡僻壤，也不是导演贾樟柯关注的边远小镇，这是王久良相机镜头里的北京。在2009年底的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还差5000公里，就赶上25000里长征了”，为了这组作品的出炉，这个曾卖过菜、做过培训、开过手机店的“半路出家”摄影师，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绕着北京城转了7500多公里。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食物，只为拍摄一个又一个藏在各个角落里的垃圾场，只为告诉人们，光鲜靓丽的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面。
“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了。”此前，和大多数城里人一样，王久良从没留意身边的垃圾去了哪里。京城大学四年，他无数次骑着越野摩托疾驰在京郊的旷野，任由一个个填满各色垃圾的大坑在眼前滑过，潜意识里“这是环卫人员干的活”。
在集体无意识中，当我们把垃圾扔进垃圾箱后，便以为从此与这些肮脏之物再无瓜葛。我们看它的最后一眼，可能就是悠悠远去的垃圾车。于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垃圾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即使还心存疑虑，也会在大量肯定性的报道中放下心来，挥霍生活，继续消费，对于制造垃圾也不再有丝毫的愧疚。
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所有的人：事实并非如此！
直至北京奥运会召开的2008年，王久良，这位当时对中国民俗文化入迷的年轻摄影师，为了创作一部名叫《鬼神信仰》的摄影作品，回到了老家山东安丘的坊间。
“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古人曾陶醉于家乡的绿水青山。在王久良的记忆里，附近小小的水塘，鱼和蝌蚪不时出没，阵阵蛙鸣也令人心醉。但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田间地头废弃的农药包装塑料袋。
“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颤你的内心时，你才真正地认识这个问题并认真地思索”，王久良的脑海里蓦然闪现出曾无数次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油然而生。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他没有办法从相关单位得到翔实的数据和信息，“我能做的便是骑着摩托去追踪垃圾车，用这种最笨的办法寻找垃圾的最终去向。”于是，他和同伴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垃圾场。当他最后把这些垃圾场的确切地点在地图上一一标注，令人震惊的“垃圾围城”赫然在目！
借助GoogleEarth上的地图，他按图索骥标注了13座大型垃圾填埋场。接下来根据已经去过的野垃圾场，在五环到六环之间一气儿锁定了400多个规模较大的目标。没多久，他惊奇地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伟大祖国的首都团团包围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有关部门通过3次航空遥感发现，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在四环路以内有4700多个。在王久良的地图上，400多个黄色的小圆点大多数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2015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已达790万吨，400多个大中型垃圾场，如同“七环”，将北京团团围住。
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80多万亩。
随着中国各大城市的快速扩张，昨天罕无人迹的郊野，今天就成了车水马龙的市区。上面盖房住人，但鲜有人追问地下的真相。据王久良记录，首都国际机场附近一处垃圾堆在掩埋平整之后，上面赫然建起了一座高档小学。而在他的另一张照片中，一个正在打地基的建筑工地，将地面挖开后，露出的是一层又一层的腐臭垃圾……
面对王久良的“疯狂”举动，有人联想，他犹如中国的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弱的老马，挥舞一柄生锈的长矛，戴着破旧的头盔，却学那骑士游侠除暴安良，为人类打抱不平。为了光荣的使命——披露北京垃圾围城，即使向地狱进发，王久良也毫不退缩！
一次拍摄途中，摩托车打滑，王久良重重摔在了路上，足足滑了七八米远。这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差点当场哭出来，因为觉得自己是那么微弱、无力，甚至怀疑自己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义。
揭露真相的拍摄自然触及不少人利益。王久良、樊雪崧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拍摄过程中，和善地问一声有没有记者证，没有就谢绝拍摄；“好心”的则煞有介事地告知“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我们遭遇了无数次的阻挠。在第一个拍摄点朝阳区孙河镇，我们被一家非法经营的沙场老板发现，十几号人包抄我们，差点砸了我们的机器，最终还被迫删除掉所有的图像资料。”这样的情况几乎一直贯穿在他们的全过程，牵着狗巡逻的、拎着菜刀上来威胁的……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后来，王久良总结出了“审时度势、默不说话、拍完迅速走人”的战斗经验。 “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说我们是逃避、推卸责任，还是勇敢面对，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久良选择了后者，“还是那句话，发现了问题，就不要再冷漠。”
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王久良们按地图上的记号驶入一个个非填埋垃圾场。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的电影”：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清河边摆出各种造型，拍摄婚纱照；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艰难爬出；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王久良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恶臭，夏天根本不敢打开窗户，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在梨园某小区附近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他们还亲眼看见有人闲情自得地在墨绿发臭的水中垂钓。面对鱼是否还能食用的询问，垂钓者不屑一顾：“我才不吃呢，但街边的小饭馆求之不得。”
“我不知道别人看到我们的这些影像会有何感想，但在现场的我却是感慨良多、五味杂陈。”在昌平区管牛坊，王久良看见一群奶牛在污水河里畅饮之后，再钻进垃圾场搜寻食物。整个北京周边地区，他们去了无数的泔水养猪场，亲眼看见熬猪食的那口漂浮着一层红红辣椒油的大锅，养猪人正从里面往外捞方便袋方便筷。“我们在走访过程中还看到无数随意倾倒的粪便，有的未经任何处理。等我们绕着这一圈走下来，人也就快崩溃了，似乎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所吃的任何食物，无不存在着垃圾的阴影！”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垃圾场，都是一个各方利益的结合体。例如：专门以收购与回收垃圾为主业的承包者，必须上交一定费用从村级或镇级主管部门承包到场子，再根据垃圾“含金量”收购或者给前来倾倒的垃圾收费。然后他们雇佣大批拾荒者进行分拣，回收可卖钱的废品，剩下不能赚钱的则就地填埋。总之，在这条食物链上关键的因素就是钱，为了金钱，还会考虑什么环境呢？
有媒体报道，从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到2008年7月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共投入了1400亿资金。但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垃圾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中心城区是漂亮了，可大量的垃圾被转移到了更远的京郊。
“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纨绔子谢晓盟那句关于“城市母体论”的戏言，因为“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
王久良们的整个拍摄大约持续了一年。一共拍摄了400多卷“120”胶卷，4000多张照片。为了突破相机镜头本身的视角局限，在有限拍摄距离内体现尽可能多的场景信息，王久良使用了数张照片拼贴的办法，以完成一个大的场景。但在拼接时为了保证每一张图片的原始真实性，他拒绝采用数字技术去完成天衣无缝的拼接，进而避免观看者对整张图片信息真实性的质疑。
有一天，他们在温榆河边拍摄，看到一大批从市区开车而来的人们就在泛着白沫的岸边，大人们烧烤，孩子们嬉戏；取景拍照的，悠闲垂钓的，布满河岸。眼前的一切多么的超现实！王久良真想冲上去，告诉人们他们所见的真相，但忽然又觉得也许这样才是真正的真相。
王久良说：“我注视着他们，发现其实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可以在麻木与无知中充分享受生活的‘幸福’。但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感到无以言说的痛苦。”
王久良真切地“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一个人能量的释放应该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这是王久良的价值观。
在既是摄影家又是策展人的鲍昆老师的引导和支持下，王久良大胆探索全新的作品方向，并着手书写文案。“一开始是想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关于消费主义、商品社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对垃圾场的考察，只是用来说明我做这项创作的必要性——我基于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去做这个东西，为主题提供一个背景环境。没想到真正开始做了，却发现这已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于是把原来的想法先放在一边，全身心投入了。”
2010年6月至7月，在北京宋庄美术馆的展览中，王久良、樊雪崧《垃圾围城》的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被全面展示，引发一时轰动。他们将镜头直接对准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讓它以更为集中而具象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垃圾生产者眼前。他们希望这些图（影）像所揭示的商业消费生产以及因此所带来的生活观问题，能持续地引起社会公众的正视。
事实上，正是通过媒体对《垃圾围城》作品的传播，才使其产生了直接的现实影响。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纷纷对两位影像师的艺术良知和才华大加称颂。北京市的一位领导参展后感言：影（视）展揭露丑相，直击人心，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一些媒体也积极跟进报道，特别是新华社记者深入采访后，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内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阅后作了很长的批示：北京市应采取切实措施重点整治“垃圾围城”，全国其他城市也应正视垃圾问题……
北京市政府闻令而动，很快出台文件，计划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非填埋垃圾场进行治理……
作为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验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在王久良看来，纪实摄影、纪录片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它是对现实的摹写，它的表现形态和内容跟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
王久良的作品并不通过令人作呕的细节震撼观众，而是通过冷静的宏观呈现让观众意识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不是城市包围垃圾，而是垃圾包围城市”，而这一切，源于人类无休止的物质欲望。
垃圾是人们不愿正视的。俗语说，拉屎不瞧，写字不描。正常人本能地不会观察自己的排泄物。我们对于垃圾也是这样。在视觉上，垃圾是不好看的，是本能地被排斥的。或者说，垃圾是不适于作视觉展示的。如果在电视节目中出现长时间的垃圾镜头，观众会本能地调换频道。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于垃圾的细节，是不熟悉的、陌生的。
这样，王久良的摄影在美学上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通过视觉展示的，是人的视觉所排斥的。 在大量的垃圾画面中，王久良也把镜头对准了垃圾中生活的人。一个生活在垃圾场中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孩茫然地看着我们，逼迫我们正视她的生活、她的命运。
同样，王久良的作品，也逼迫我们正视无处不在的垃圾。
有害垃圾的“来龙去脉”
何谓垃圾？废弃无用或肮脏破烂之物称为垃圾，指不需要或者无用的固体、流体物质。
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当人类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之后，开始为了自己的欲望生产垃圾。尤其是机器时代，人类垃圾的生产能力就像获得了爆发力，我们所有使用和享受的一切物质最终变成垃圾。
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及其他垃圾。
或许，我们都知道身边垃圾的危害，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但究竟有哪些具体危害，危害至何种程度，就不甚了了。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驗，当你夏天路遇垃圾堆（场）时，你会感受到热气蒸腾、毒雾弥漫，还会看到一条条黄色的细流顺坡而下，四处漫溢；尤其是烈日高温下，当你靠近垃圾堆（场）时，一定会掩鼻快速通过，生怕遭受了毒雾瘴气的侵袭。垃圾一经点燃，乌烟瘴气，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笔者走访了几位环保和垃圾问题专家，他们从不同侧面精准解析垃圾的危害——
垃圾侵占大量土地，严重破坏农田……
垃圾严重污染水资源……
垃圾严重污染空气……
垃圾滋生蚊虫病菌，致人感染疾病……
垃圾阻碍道路和排水沟道的畅通……
垃圾堆放场自燃、爆炸事故不断发生……
日益严重的城市垃圾污染，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城市垃圾问题伴随城市化进程日趋尖锐，已经成为一个人民关心、专家批评、旅游观光者留意、新闻媒体关注、对政府部门压力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不仅对城市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也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由于城市垃圾收运设施不能适应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监督管理薄弱，乱扔乱倒垃圾现象较为严重，实际清扫面积低于应清扫面积，河道、公路、铁路两侧成了堆放垃圾的地点，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由于缺乏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大量的城市垃圾只能往郊区农村直接堆置或简单填埋，对环境污染严重，引起周围群众的强烈不满。这种“清洁了城市，污染了农村”的污染转嫁做法开始遇阻，郊区农民因拒收垃圾，反对在当地建设填埋场引发的事件已屡见不鲜。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处置城市垃圾的地方，建设新填埋场的难度增加，造成清运成本急剧上升，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常住人口40万，流动人口高达60万；远离市区，房价较低，周边交通便利……这就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聚集地区——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也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社区。有媒体报道“天通苑曾是大型垃圾填埋场”的历史后，天通苑土壤污染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从1950年代开始，天通苑就是北京城市垃圾填埋场，天通苑东区曾是处理生活垃圾的区域，西区则是处理医疗垃圾的区域。垃圾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对土壤产生影响，若土壤中有害物质超过其自净能力，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就会产生变化，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会逐渐积累，间接被人体吸收，从而危害人体健康。
笔者所住之处与天通苑只隔一条清河，有时到天通苑来逛逛，经常看到地铁站附近黑车、摩的以及小商贩鱼龙混杂，周围卫生环境较差。通过当地居民的指引，笔者有一次看到了天通苑西区一块长期空置的土地，许多居民私自用栅栏圈起来进行耕种，俨然成为当地居民的“开心农场”。空地上垃圾随意堆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尽管如此，仍有淘气的孩子三三两两在此玩耍嬉戏。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这里也怡然自得。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北京癌症分布地图显示，昌平区的天通苑是癌症高发区。
李大爷在天通苑西一区随子女居住了十多个年头，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早起买菜做饭，接送孙子上学，闲暇时与小区的老朋友们散散步锻炼身体。
“我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周围许多老朋友得了癌症。”李大爷向笔者表示。平时都一起散步的朋友们有的得了肝癌，有的得了胃癌，“都说病从口入，几年前小区自来水抽的是地下水，烧开以后都是水垢，我担心水质不干净。”李大爷说。
天通苑“垃圾掩埋地未经修复即开发成居民住房存在风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表示，“天通苑居民区最初规划欠妥”。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癌症高发区的土壤环境》研究报告中写道：“癌症高发区与土壤中化学元素含量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发现，癌症高发区除水土严重污染，许多常量成分和污染指标出现异常外，一些微量元素还常表现出明显缺少或严重超量的特点。”
“土壤污染修复难度比大气污染大得多。”陈同斌介绍，比起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治理，西方发达国家用于土壤修复治理的资金，在环保领域投入中占的比重最大。即便如此，在原来的垃圾填埋场上盖居民房，导致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事情，在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
危害甚烈的垃圾如何产生，又去往何处？局外人极少关注。让我们先来追踪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垃圾。
客厅一袋，厨房一袋，卫生间一袋。每个家庭每天至少产生三袋以上垃圾。当我们每天走出家门，将这些垃圾扔进垃圾桶，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如果任其堆积泛滥，那我们将成天生活在臭气熏天的垃圾中了。
经过几天对垃圾车的跟踪，笔者来到朝阳门外的一家“密封式清洁站”。工作人员告诉我：大包小包的厨余垃圾，从大街小巷的垃圾箱中倒出的各种垃圾，和被无数环卫工人清扫的果皮、纸片、树叶等垃圾，被黑色塑料袋包装后接二连三地送到这里，我们按照“充分体现分类、压缩、密闭、称重、环保等管理原则”，简单分类后，放入密封式清洁机进行压缩、称重，然后集中运往京郊指定的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 经了解，对这些垃圾的处理方法大致有三——
填埋处理：填埋是大量消纳城市生活垃圾的有效方法，也是所有垃圾处理工艺剩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直接填埋法，就是将垃圾填入已预备好的坑中盖上压实，使其发生生物、物理、化学变化，分解有机物，达到减量化和无害化的目的。
据介绍，北京共有15个大型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六里屯、高安屯、永和庄、门头沟焦家坡等填埋场负责全市八个核心区的生活垃圾。由于一些填埋场基本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前些年这些垃圾填埋场中有几座已关闭。“未来，我们将面对垃圾无处可埋的局面。”北京城市管委会负责人如此感慨。
焚烧处理：焚烧法是将垃圾置于高温炉中，使其中可燃成分充分氧化的一种方法，产生的热量用于发电和供暖。焚烧处理的优点是减量效果好，处理彻底。但是焚烧厂的建设和生产费用极为昂贵，而所产生的电能价值远远低于预期，给当地政府留下巨额经济亏损。由于垃圾含有某些金属，焚烧具有很高的毒性，产生二次环境危害。
堆肥处理：将生活垃圾堆积成堆，保温至70℃储存、发酵，借助垃圾中微生物分解的能力，将有机物分解成无机养分。经过堆肥处理后，生活垃圾变成卫生的、无味的腐殖质，既解决垃圾的出路，又可达到再资源化的目的。
我们常见的建筑垃圾是各个城市卫生的最大障碍。它们物件大，成分杂，很难处理。
据统计，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四成，许多建筑垃圾被私自倾倒在河道、沙坑等城市边缘地区，形成了垃圾围城的窘态。我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率不足5%。
早先，北京的建筑垃圾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被一辆一辆的大货车拉到城郊倾倒。即使是当下，也好不了多少。在城郊多次踏青、秋游时，一辆辆的建筑垃圾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弄得路人灰头土脸。一次堵车时，我问司机：“你们将这些垃圾运往哪里？”司机回应：“有时运到指定的垃圾场，也有的拉到建六环时所挖的大坑里。”
再有，渣土车乱象一直是城市管理的痼疾顽症，一面是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平地而起，而另一面是渣土运输泄漏遗撒、乱卸乱倒成为社会“公害”。
直到2015年春天，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填埋的情况才有所改观。
2015年3月，北京市首座全封闭建筑垃圾处理线试运行。在首钢园区，有一条全封闭的建筑垃圾处置线，能让建筑垃圾“涅槃重生”，循环利用率达90%以上。“吃”下去的是砖头、混凝土块，“吐”出来的是可以替代天然砂石的再生建筑骨料。
不过，目前建筑垃圾的大量回收仍比较困难，很少有企业会主动将拆除的建筑垃圾专程运过来。虽说处置线的产能达100万吨，但两年多来处理量也就几十万吨，相比北京每年3500万吨的建筑垃圾数量，如同九牛一毛。
我们再来看看可回收垃圾——各种废品的“来龙去脉”。
2016冬北京供暖的前一天，笔者傍晚散步时，信步来到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边的社区，在东大桥斜街偶见一废品收购点，一家四口正在分装废品。便搭讪与主人王孝军聊了起来。
王孝军告知，2000年之前，他们一家从河南周口来到此处。夫妇俩兼做保洁和收垃圾，两个儿子负责收购“华源之星”小区的废品。全家每天工作13～15小时不等。白天，两个小伙子负责将废品分为纸盒、书报、塑料泡沫等十几个品种。晚上，王孝军和儿子们一起，將分类废品装上小型货车，趁着夜色拉到数十里外的马阁庄。而马阁庄的收购大户则将这些废品集中起来后，送往各自的“归途”，做到变废为宝，物尽其用。
我们走在马路上，都会不经意地发现，北京城区的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六大区域及周边的每个高档小区和社区附近，都有一两个固定的废品收购点。各家各户会不定期地将这些可回收的废品送来，由成千上万个王孝军分类处理后拉走，再转销他处再造。这部分垃圾就这样被消化掉了。
城市粪便，虽不在规定的垃圾之列，说起来也有些膈应，但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不得不作些交代。
假定北京市2000万人，如果按每天每人大小便一斤算，加上私家或公厕里的冲水马桶2斤冲水，每人每天有3斤的粪水。一个北京每天就有6000万斤的粪水。这还只是每一天的。这些东西都去哪儿了？
大城市的粪便，绝大部分都是暂存在化粪池里的，等待快存满的时候，环卫用抽粪的罐车抽走，倒入指定的地点进行处理。至于冲洗厕所的水，混合了一部分粪便后随时流入污水下水沟，进入污水厂处理。
随着城市污水管网的普及，将粪便经污水管网输送到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的方式在国内得到逐步推广。2001年底，北京首座现代化粪便消纳站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北京市粪便无害化处理工作全面启动。
2016年隆冬时节，笔者寻访了丰台区方庄、朝阳区酒仙桥粪便消纳站。管理人员介绍了粪便处理工艺：这些由泄粪池、脱水间、出渣间、除臭间等组成的粪便消纳站处理规模为日400～700吨。粪便处理采用固液分离、絮凝脱水、整体除臭工艺。即粪便首先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处理后的粪便过滤液通过调节池，均匀地供到絮凝脱水设备，通过絮凝脱水设备将水渣分离。其中脱水后的上滤液进行后续处理；固液分离中产生的垃圾杂物以及絮凝脱水后的粪渣进行焚烧处理或填埋。消纳站在粪便处理的整个过程中要增加除臭设备，以减小处理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经有关专家多方面论证，这种粪便处理方式不影响污水处理质量，对周边环境也不会产生特别影响，而且由于投资小、占地小，不失为城市粪便无害化处理的一条好路子。
据北京城管委介绍，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有公厕5800多座，全年清运粪便近200万吨，即每天产生粪便5400吨左右。现公厕发展到12000多座，每天产生、清理的粪便更是惊人。
随着北京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和农业结构的调整，粪便直接运往远郊区县不仅成本高，而且接纳的地方越来越少。加上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滞后，造成部分地区粪便无序排放，对环境和市民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北京市结合实际并借鉴国外经验，几年前就确定了粪便与污水同步处理的模式与方案，已在城市六区范围内建造了近20座现代化粪便消纳站，使全市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大为提高。 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44座生活垃圾粪便处理设施投入使用，其中垃圾转运站9座，垃圾卫生填埋场14座，垃圾综合处理厂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1座，粪便消纳站近20座。从2012年监管情况看，全市垃圾粪便处理设施多措并举，生产作业水平逐步提高，工艺完整性逐步增强，环保措施配备及使用率都显著增加，安全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内部管理工作更加细化，为城市运行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同年3月28日，在治理垃圾初战告捷的基础上，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正式公布了《北京市2013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任务分解表》，计划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将超过1000亿元。北京市委要求各县区立下“军令状”，力争三年内围剿大气污染、污水、垃圾、违法建设环境“四害”，让北京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一场围剿北京垃圾的战斗再次打响。
破解围城，“环卫斗士”功不可没
2016年10月31日，是一个值得北京环卫工人纪念的日子。这天，“淘粪工”时传祥铜像在北京环卫集团京环大厦正式落成。
时传祥身上所体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乐于吃苦、甘于奉献的品质，影响了几代环卫工人。数十年来，万余名环卫集团职工和京城所有的清洁工，传承“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神，艰苦奋斗，美化北京，相继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英模人物。
2017年4月26日，笔者来到京环大厦，向身背粪桶、面带微笑的时传祥雕像凭吊致敬，同样也向当代的时传祥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消除垃圾，洁净北京，环卫工人居功至伟！倘若不是他们“起五更睡半夜”的辛勤劳作，那首都北京不只是“垃圾围城”了，而是一座垃圾之城，成千上万的市民早就与臭气熏天的垃圾为伍了！
下面，让我们走近几位普通的“环卫天使”。
“当代时传祥”，是央视《新闻联播》对环卫工人王长荣的高度赞誉。2017年“五一”节前夕，我来到东城环卫中心，从中心贺主任和几位环卫工人的回忆中，王长荣的形象在我面前清晰高大起来——
2010年新年初始，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北京，虽然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却给人们的交通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为清洁路面，环卫五所工人、年近半百的王长荣就和工友们一起紧急出动。由于人手少、任务紧，他们整整干了一昼夜，实在太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儿，醒来又接着干。强体力作业，王长荣身心俱疲，双手被震颤得疼痛难忍，脸被冻得毫无知觉。就这样，王长荣们废寝忘食、“浴雪”奋战了四天四夜。
谁也没有想到，1月5日晚10时许，王长荣在扫雪铲冰一线持续奋战近100个小时后，身体劳累严重透支，导致脑出血，倒在了岗位上。
当时，王长荣和工友们一起来到东直门北小街铲除路面的结冰。大家正奋臂铲冰时，突听“哐当”一声，王长荣的铁锹从手中脱落，待弯腰去拾，不料一头栽进雪堆中。
“不好！”工友们惊呼着冲上去将他扶起，王长荣却念叨着“没事，没事”，心中却想“活儿这么紧，千万不能倒下”。稍事停歇后，他用铁锹撑住身体继续前行。不料仅走出一二十米，就再一次栽倒在地。工友们急忙拨打120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
王长荣的妻子宋加芳赶到医院时，摸着丈夫身上的棉衣、棉裤和鞋子，全部湿透了，上面满是冰碴儿。她伤心欲绝地望着昏迷中的丈夫，祈祷他能够早日醒来。
环卫五所陶班长用“披着星星来，戴着月亮走”来形容环卫工人工作的艰辛。家住昌平、工作在东城的王长荣，每天从家坐车到单位就得花上两个小时。“6点半上班，4点就得起床，不然就晚了。”在路上做保洁，每天得走半圈二环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但王长荣一直坚持了二十八载。
王长荣出事后，工友纷纷赶到医院看望，称“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京城各大媒体报道后，周围群众来探视的更是络绎不绝，祝福的鲜花一直摆到了医院的走廊上；短短几天，社会各界的救助捐款多达10万元。
一个默默无闻的环卫工人，温暖了整座城市，感动了千家万户。
听完这感人故事，我想见见王长荣本人，但对方说“不太方便”。后来，中心的小何在电话中解开了这个秘密：王长荣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积极救治下，连续昏迷了四天后终于清醒有了意识。但经过开颅手术后，一直未能站起来，至今仍病卧在床。
“快快好起来吧！”我在心底默默祝福这位为洁净首都重病伤残的善良老人。
在时传祥曾经工作过的东城区环卫第二中心，退役女兵李萌时常衣衫靓丽、打扮时尚……不穿环卫服，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北京女孩，竟是一名环卫工人。
“现在大家都谈梦想，我觉得，不起眼的工作也离不开梦想。社会分工不同而已，我选择的抽粪工这个活儿总是需要有人干的。我向往那种境界：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环卫工人李萌表达了和时传祥同样的心声。
从总参某部退役的2009年，李萌放弃到一家旅行社当导游的机会，选择到环卫中心“三八女子抽粪班”工作。要知道，这个抽粪班，十几年从没进过年轻人。有人断言：李萌只是一时冲动，很难坚持长久。不料想，她却踏踏实实干了下来。2012年底，李萌光荣当选“2012北京榜样”十大人物，成为爱岗敬业标兵。
记得第一次上工那会儿，李萌费尽力气掀开马路上的井盖，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她差点眩晕。“要是三伏天，蛆都出来了！”李萌说，刚工作时总有条件反射，饭都吃不下。“如果是一般女孩，可能退却了。还好，我在部队锻炼过！”李萌曾是一名優秀的通信兵，多次受嘉奖，还入了党，她更明白工作不分贵贱的道理。
持世俗观点的人认为，抽粪是一个“跌份儿”的活，李萌曾经被人羞辱……她多次相亲，男方一听这工作，转头就走……
李萌不是没有委屈、抱怨，但即便如此，她从未想过“跳槽”。“偌大个北京如果一个月没人抽粪，粪便就会流得满大街都是。”李萌说。她具体负责抽16个井。每次抽粪，都要将笨重的管子插进井里。起初不得要领，结果袖口和身上全是粪便。凭着在部队练就的那股韧劲儿，她仔细琢磨其中技巧，现在已经成为“岗位能手”。 还让笔者感动的是环卫工人李景昂。李是山东枣庄人，退休后于2013年来到北京，应聘为西城区的一名清洁工。李特别爱学习，英语词典是其必带之物，一有空就练起英语来。加之他原来有些基础，不久日常会话、简单交流就应付自如了。
一次，李景昂在南锣鼓巷扫街，遇到两个瑞典人问路，他便用英语作答。这情景恰好被一位年轻人抓拍，视频上传到网上后被疯传，于是李成为“网红”，被称为“最牛的清洁工”“最有素质的环卫天使”！
这下李景昂可成了大忙人，附近不少的中小学生来找他辅导英语，更多的是外国人来找他探讨问题。他说：“与外国人交谈，可一举两得——不仅能够了解异域风情，还可以介绍中国文化，何乐而不为呢！”
不可否认，西方人到中国时间一长，有的也会被国人不文明的习惯同化，乱扔垃圾的事时有发生。碰到此类情况，他也会上前劝诫。
李景昂，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人，不仅用他勤劳的双手打扫京城的卫生，而且用他的善良和责任涤荡人们心中的污垢。
了解了北京市中心的环卫工人的艰辛，感受了典型人物的光环，2017年4月末的一天，笔者辗转来到西北郊的北京航天城，在北清路和友谊路随机采访了永旺达康保洁中心的清洁工朱师傅、梁师傅和王师傅。
他们告知：他们都是从张家口康保、张北农村进城扫马路的。老家是丘陵地，种麦子靠天吃饭，每年不赚还赔，出来“混”总比在家强。保洁中心百十来号人，都是清一色的老头老太太。我问年轻人呢？快人快语的梁师傅说：“嗨，现在的小青年谁干这个！干这个怕丢丑不说，夏天还晒得要死，冬天又冻得要命，还有刮风下雨的时候，一年365天，他们哪里坚持得了。”
“你们成天这么辛苦，先歇一会儿，抽支烟吧。”我掏出香烟，准备一一敬上。“不抽！不抽！”朱师傅连连摆手。“辛苦倒在其次，但就是管理严格，你干活时不能和行人聊天，如被巡查的发现，轻的大会批评、罚款50～100元，重的被‘炒鱿鱼’”。说完这话的王师傅警惕地看看四周，只见他一挥手，几位工友就像“逃瘟神”似的离开了。
望着师傅们迅速散去的背影，充满敬意的我竟有些心酸。
环卫工人的奉献和牺牲，值得我们所有的人为他们点赞。词曲作家舒楠的《越来越美丽》，恰切地表达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推开每个有你的梦境
轻轻去唤醒一盏盏路灯
朝霞火红行色匆匆
让我为你开启新的黎明
送上一个无声的微笑
默默地去丈量每一条街道
你的回眸万家灯火
我的背影在车流人海
只愿你在我手中越来越美丽
这里有我生命的印记
只愿你在我心中越来越美丽
到处都有幸福在传递
朋友，你不要以为守护北京的只是一线普通的环卫工人，还有那“高大上”的环卫“斗士”同样值得我们颂扬。
“围剿”北京围城垃圾，更需科技助力。
张晨光，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现任北京环卫科技公司总经理。这位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曾主持北京市“城镇固废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工程化试验平台”和“固废处置与资源化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项目，累计承担和参与国家及北京市科技项目20项，获得专利18项。
参加工作前，张晨光对于生活垃圾处理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随着频繁接触，他的认识逐渐加深。他回忆道：“大学毕业来到环卫集团，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南宫堆肥场除臭设计，当时感觉压力很大。每一次去南宫堆肥场，同事递上一根烟说，抽一口吧，要不中午回去可能连饭都吃不下。那是我第一次抽烟，也由此感觉到环卫工人作业环境、作业条件确实和其他行业的职工不太一样，每个环卫工人都在付出。环卫集团的责任，不光是卫生清扫，还要解决这个城市出现的环境问题，为全国的城市提供卫生管理服务。”
此间，张晨光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设计项目——南宫堆肥场除臭改造方案。由于中国垃圾含水率相对较高的特性，原有德国的工艺设计不能满足北京市的垃圾堆肥处理，除臭系统无法稳定运行，任务非常艰巨。公司接到设计任务后，决定由张晨光担任设计负责人，这成就了他的“处子秀”。
“这个项目对我意义重大，它让我对垃圾收运体系、垃圾堆肥场，尤其是生化处理体系有了深刻的認识和了解，同时也提高了我在技术方面的实操能力，真正把学校学习的知识应用在实际工作中。”张晨光总结道。
张晨光深知科技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环卫工作再也不单是“扫马路和运垃圾”，他立志凭借多年的经验，依靠科技创新，使其成为清洁、生态、可持续的新兴产业。
还有一种体制外的“环卫斗士”是我们不熟悉的，那就是拾荒大军和废品回收者。他们同样为洁净北京、消化垃圾，做出了不为人知的可贵贡献。
你只要稍为留心，就会发现北京街头不起眼的巷落，间或有三轮车“哐当”驶过，车上高高摞起各式各样的“破烂儿”，旁边一张海报大的硬纸壳，歪歪扭扭地写着：废品回收。紧跟其后，经过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浩瀚，便会进入一个巨大而隐匿的世界——垃圾的王国。
据相关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经历了第一次“垃圾围城”，在今三、四环附近，聚集了近5000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堆，京城的垃圾处理迫在眉睫。
那时，进城“垃圾淘金”可不容易，需要“批条子”方能许可。这时，恰好有四川的几位农民找到管这事的北京市环保局的王维平，出于同情和责任，他同意了。于是，这几人就召来了一大帮老乡，浩浩荡荡开进了垃圾场。
起初，这帮“泥腿子”也毫无头绪，日子久了便摸出了门道。他们自发地组成玻璃、塑料、胶皮、金属等6个组，同前文介绍的王孝军一样，他们把各种废品从城里垃圾场弄到城乡接合部卖，卖给河北人，俨然形成了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 消息渐渐传开，中西部几省的大量拾荒者，伴随着“北漂”一族的脚步相继涌入北京。
生活在城里的人不可能知道，周边众多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山上，成群拾荒的男女老少爬上滑下，仔细地搜索着可卖之物。京城日渐增多的垃圾，几乎全仰仗这些匍匐在社会最底层的外来人口消解。
后升任北京城市管委会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关注北京垃圾处理逾四十年，2016年北京市人代会上他介绍，北京的拾荒大军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其中最大的要数“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第二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帮派间规矩森严，从玻璃到塑料到制品，各个帮派的拾荒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拾荒大军鏖战之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洋垃圾”——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以及将近30%的铝都来自美国日本进口的废品。
为了近距离地感受这些拾荒者，2016年11月14日下午，笔者来到昌平区南七家的垃圾收购集散地。这儿难以计数的收购点，沿公路两旁和村中小道两旁一字排开，破铜烂铁、纸盒木头……分类堆放，高的如山峦，长的似堤坝，蔚为大观。
当时，风沙弥漫，垃圾纷飞，恶劣的环境中我心生退意，但一想到环卫工人和拾荒者的艰辛，自觉惭愧，还是摸索着找到了几位拾荒者。
在一家收购废铝品的场地，我见几人正整理刚收上来的物件，便与之攀谈。侯师傅快人快语道：“这个废铝品收购站是河南老板办的，已三年多了。这里每天收购10吨左右，简单整理压缩后由专门收购的货车运往河北的大城，然后集中送工厂回炉加工。”
对面的王师傅一家也来自河南，经营着一家废旧木料收购点，他正指挥着五名员工给木料装车。他告诉我：“我几个月前还在蹬三轮车，见这活儿有利可图，便投入几万元干了起来。”我问“收入咋样？”他说这得看情况，“有时还中，也有一天分文不赚的。”
“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些收购转卖废品的，可为京城的卫生建设作了不少贡献！”我由衷赞叹。“我可没你说的那么高尚。我们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多赚点钱，养家糊口。”王师傅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摆摆手。
见不远处站着一位货车司机，我走过去和他聊了起来。司机姓卢，专门到各个垃圾集散地将分类的废品运往河北邢台，300多公里的路程，每天两个来回。他还告知：“昌平区的东小口垃圾集散地，和南七家一样，什么样的废品都收购，而北七家只收购废旧木料……北京周边的许许多多废旧垃圾经分类整理后，全都运到河北去了。”
我们时常责怪河北的钢铁厂、水泥厂等制造了北京的雾霾，但少为人知的是，河北多个城市也消化了北京大量的垃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对河北少一些抱怨，多一些理解。
听说著名的皮村有拾荒大军，今年杨絮飞舞的一天，我倒车两三个钟头来此寻访。村口的三轮车师傅却告诉我：“拾荒大军和那些收废品的早已消散了，两年前清理垃圾场时，他们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有些遗憾，他建议到村里转转，或许能找到留守者。
颇为失落的我，只得顶着骄阳、呛着灰尘独自转悠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在一僻静处物色到目标，并且还是两个与前文王孝军一样的河南废品回收者。河南人真是爽快，待我说明来意，他俩就先后“竹筒倒豆子”似的跟我聊了起来。
时忠柳，信阳固始城郊农民，1997年，因承包的土地被开发商买走后，生活没了着落，28岁的他只得带着全家远走他乡来到北京。先是帮人打工送货，见赚不了几个钱，后来就到皮村自个儿捡垃圾收废品，一干就是二十年。
时师傅不仅爽朗，而且好客，他让我到他家坐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废品回收者的家。不足20平方米的租屋陈设极为简单，除了床上堆有杂乱的衣被外，几乎看不到什么家具；剩下巴掌大的空间，放置一液化气罐和一单体灶具，如果夫妇俩一块儿做饭，恐怕转身都困难。让人意外的是，家里还有电视电脑，时师傅说“有时看看新闻什么的”； 在生活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时师傅还不时关注国内外大事，对他我便刮目相看了。
我问他还能干多久，他如是回答：“干不下去了！这边垃圾清场后，不让收废品了，每天都要跑到二三十公里外的邻村去收；再说管理费也从每年的2400元涨到20000元，交不起了；还有小儿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北京这边不让上，只得回老家了。7月份就要走了。”说到这里，时师傅竟有些伤感。
是啊，时师傅夫妇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北京，为洁净首都作出了一份贡献，而今却无立锥之地了。握别时，我只能祝他回家乡能有好运。
李学忠，信阳丘陵岗地的农民，因仅有的八分地不能养家糊口，2000年只得来北京讨生活。与时师傅感同身受的是，他也干不下去了。他一边无精打采地和老婆收拾废品，一边对我吐苦水：“现在管理费上涨了，废品却大幅降价了，以前废铁一公斤1.3元，眼下降了不到一半了，那些废铜、废铝更不值钱啦！你看看，除了我俩的生活开销外，两个小孩上学得花不少钱，真不知还能撑多久。”末了，他有些自嘲道：“奔东跑西遭冷眼，一年赚不到几个钱，你说可怜不可怜？”
好一会儿，我俩相对无语。望着不时从首都机场起飞掠过皮村上空的飞机，李师傅眼里有些茫然，不知今后路在何方。
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87年到2006年，在全国664个城市中，收废品捡垃圾的人数高达230万。北京的拾荒大军从1998年的8.2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2万人，到了2014年，更是达到了17万之众的巅峰。垃圾集散地几乎和规模化的拾荒大軍同时形成，早期租片地就能做集散地，而后来圈地划分摊位，收购垃圾过秤交易已经十分专业化。
在利益的驱动下，这支拾荒大军横扫了北京市所有的垃圾站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3年，北京运到垃圾处理场的垃圾有700万吨，拾荒大军运出北京城的垃圾也是700万吨。这意味着，北京市的一半垃圾都是拾荒者“消化”掉的。 然而，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开始，废品回收出现了全产业链的危机。为了治理环境，河北关停了大多数的小造纸厂、小冶金厂，废品的价格就此跌落。同时，北京原有的82个垃圾集散地关了80个，废品中转站一夜之间近乎消失。
城区原有的垃圾集散地关停了，政府又没划定新的合适的垃圾集散场所，加之价格因素，几无获利的拾荒大军也就自然流失，这无疑给破解“垃圾围城”带来了难题。专家认为，这种垃圾场的有无完全靠市场调节的自生自灭不是办法，应该合理设置，规范有序。
果不其然，新的垃圾围城问题在京郊出现。消失在主城区的垃圾，开始胡乱出现在北京周边的农村。由于北京附近农村的垃圾排放和管理较为原始，农民对垃圾处理的意识淡薄，京城周边的一些农村变成了“垃圾站”。
清剿垃圾任重道远
如果我们将北京破解“垃圾围城”的计划部署、举措行动、结果成效一一道来，一篇文章远远不够。我们还是先听听官方对破解“围城”结果的解读吧。
2015年8月4日，在北京电视台一档《市民对话一把手——推进环境治理》节目中，北京城管委主任孙新军就“垃圾围城”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所谓的“垃圾围城”，其实指的是历史形成且生活垃圾积存量超过200吨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垃圾围城”曝光后，我们对全市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开展普查、风险等级评定、分级治理等工作。据调查，全市共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1011处。垃圾填埋面积1300万平方米，积存量约8000万吨以上，主要分布在除东城、西城区之外的14个区县。2009年以来，我们又利用“北京一号”小卫星，对全市面积在600平方米以上的新增垃圾渣土无序堆放点进行监测。累计整治垃圾渣土无序堆放点608个，面积约536万平方米。
截至2014年底，全市已完成935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工作，占治理任务量的92.4%。2015年计划治理的剩余的76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中，30%以上的项目已经开工。开展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工作以来，有效地控制了环境污染，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
北京环卫集团是京城垃圾清扫、治理的主力军。
该集团负责宣传的宋女士告诉我：“北京环卫集团作为首都环卫领域规模与综合实力最强的专业化实业集团，积极履行国企责任、首都责任和社会责任，长期致力于清扫保洁、固废收运、固废处理、咨询设计、设备成套、专用车制造、投融资、城镇矿产资源开发等环卫一体化综合服务，是全国领先的提供清扫保洁、固废收运、固废处理服务的国有企业，也是我国环卫行业产业链最为完整的专业化集团之一。现在岗职工万余人，拥有各类环卫作业车辆2000余部、现代化环卫基础设施21座。”
问及集团具体业务内容和范围，宋女士介绍说：“主要包括北京市区和部分郊区的生活废弃物、餐厨及医疗垃圾的收集、运输及处理；废纸、塑料、橡胶、电子废弃物等城市矿产资源的收集处理；天安门广场、奥林匹克公园的清洁服务；长安街等城市主干道路机械化清扫、喷雾降尘；城市冬季扫雪铲冰、夏季防汛、清除非法小广告以及重大活动的环卫服务保障任务。其他区域的垃圾清扫、处理则由所在区、乡和街道办事处的环卫部门负责。”
“近十年来，集团以‘清洁城市、服务人民’为己任，出色完成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抗击2010年初特大暴雪、2012年‘7·21’特大暴雨等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的环卫服务保障任务，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先后荣获20余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宋女士很为集团的不凡业绩而自豪。
可以想见，北京环保、城管、环卫、排水等部门，清洁京城卫生、治理周边垃圾的任务过程有多么繁杂巨大，成效多么显著，不仅枯燥乏味，而且浪费笔墨。半年多时间里，笔者探访了通州运河公园、清河公园、园博园、南海子公园等由先前的垃圾场“变身”的公园，相信久居北京的游览者与我感同身受，惊叹它翻天覆地、今非昔比的变化，感受它绿树成阴、繁花似錦的美丽。在此，就不再饶舌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找不得了。还是让我们荡开一笔，来继续关注、研讨接下来的北京垃圾治理吧——
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倘若年复一年自行堆积，就如同绵延的西山，会将北京重重包围，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哟！
北京垃圾只是中国垃圾的冰山一角。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垃圾总量也连年增加。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2004 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生产国。
2010年，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统计，中国每年产生近10亿吨垃圾，其中生活垃圾产生量约4亿吨，建设垃圾5亿吨。
经过多年治理，北京“垃圾围城”的现状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面对每年8%的递增量，2000多万居民和无数个团体产生的近800万吨的生活垃圾，依然给城市管理者巨大的压力。
——垃圾“三化”举步维艰
“我国的垃圾处理不及格。”这是长年研究中国垃圾问题的专家王维平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巨大的垃圾量也让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不堪重负。仅北京2015年垃圾处理量每天缺口多达1.8万吨。
《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9142万吨，无害化处理量18013万吨。这就意味着，仅2015年，就有1000万吨垃圾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1000万吨，也只是清运而没有处理的垃圾，加上根本就没有被清运的垃圾，每年未被处理的垃圾，恐怕是一个更惊人的数字。
如前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起，北京遭遇“垃圾围城”，垃圾处理问题开始成为全国大小城市的心头大患。此后，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垃圾焚烧、垃圾填埋等话题进入社会生活，并经历着艰难蜕变。“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是最终写入中国1996年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2009年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垃圾处理原则。 众所周知，化解“垃圾围城”需要一个复杂的垃圾处理链条。以居民生活垃圾为例，从居民下楼丢弃垃圾进小区垃圾桶开始，垃圾就进入了漫长的运输与处理过程，从小区垃圾桶至最近的垃圾处理站，经简单分拣与压缩处理后运至附近的垃圾场，再从垃圾场运到最终的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中心，最后，垃圾被填埋或焚烧，变成土地中的转化物或一车车渣土。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城市垃圾站点的合理规划和人员配置，也需要每一个步骤的设备与工艺符合环境标准。垃圾焚烧问题就曾引起过激烈的社会争议。垃圾处理事业中最受关注的也就是这一头一尾，源头上的“垃圾围城”和末梢上的“无害化”。
实际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一同被写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在这“三化”的排序上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无害化排在最后，而减量化放在首位。
可惜的是，在最显性的“无害化”问题上，情况也不尽理想。在王维平看来，“无害化”的处理问题经过了漫长的责任不明期，直到2015年的国务院城市工作会议上，才明确城乡垃圾归住建部统一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专家毛达博士对这一管理模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住建部是管城市建设和住房的，城市的大面积扩张必然产生巨量垃圾，与垃圾‘减量化’‘无害化’目标南辕北辙。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管理归属环保部门，我国也应与此合理对接。”
在“减量化”问题上，全世界有六条通用的举措：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和不剩餐。王维平说，这六条分属商务部、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循环经济处等多个部门，难以集中发力。以净菜进城为例，每向城市运进300吨毛菜，其中就有1/5是垃圾，一来一回，便产生了120吨的无效运输，与其这样，不如把菜在田间地头就弄好。
另一方面，垃圾资源化多依靠“拾荒大军”。根据北京城市管委会的数据，几年前的拾荒大军鼎盛时期，北京城每天过磅的垃圾量是1.64万吨，而现在是2.3万吨，少了废品回收的环节，垃圾骤然增加。王维平算过一笔账，少了庞大的拾荒队伍，北京每年起码多花11亿元的垃圾处理费。
垃圾“减量化”的滞后和严重反弹，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次拍摄中，王久良在一个垃圾回收站目睹了重达100吨的肯德基垃圾，煞是惊人。几天后再去那个回收站时，已空空如也。王久良不仅担心那座小山的去向，还不明白生产那100吨垃圾的水和木材是从哪儿运来的。是美国，还是中国？想想他就觉得可怕。
王久良认为，消费至上的观念大行其道，才是当今社会“垃圾围城”的根本原因。王久良不时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吗？”他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点，好好停下来想想，“改变观念比下狠手处理一两个垃圾场有用得多。”
笔者与王久良感同身受的是，“白色污染”已在中国大行其道。
所谓“白色污染”，是人们对塑料垃圾污染环境的一种形象称谓。它是指用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高分子化合物制成的各類生活塑料制品，使用后被弃置成为固体废物，由于随意乱丢乱扔并且难于降解处理，以致造成城乡环境严重污染的现象。
在“白色垃圾”中，污染最明显、最令人头痛、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那些遍布城市街头的废旧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快餐具。据有关部门统计，仅以一次性塑胶泡沫快餐盒为例，我国全年消耗量达4～7亿个，桶装方便面、琳琅满目的瓶装饮料、矿泉水……食品中的塑料包装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人们在享受着速食的便利时，不时闪过对塑料包装的隐忧。
2016年11月，王久良拍摄的《塑料王国》，再次冲击了世人的视觉和心灵，不仅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人单元评审团大奖，还入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影片反映了农村垃圾处理厂的低级、原始，对从业人员的健康和环境危害极大的垃圾处理方式；是王久良继摄影《垃圾围城》后第二部关于中国垃圾问题的作品。
事实上，三年前《塑料王国》的剪辑版就已向媒体公开，片中导演的镜头从美国东岸的垃圾回收中心出发，跟随洋废塑料穿越大洋，走过海关，进入中国的废塑料回收利用集散地，被挑拣、分解、处理、造粒再利用——很显然，那一次仅靠传统媒体的力量，所知者仍然不算太广，而今社交媒体的蔓延式转播，更多人体会到了塑料垃圾的触目惊心。
垃圾填埋、垃圾焚烧、垃圾处理，从官方到民间一直是比较小心翼翼去对待的词语。所以问题来了，垃圾处理既然是个大问题，中国企业为什么还要从全球进口废塑料？而且进口洋垃圾占比达全球贸易的56%。
答案是，因为这是一项产业、一门生意，有利可图！
2010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名教授曾到中国内陆追踪废塑料回收加工线，当时他得到的官方统计数字是，中国有6万左右的家庭式废塑料处理作坊，而在距离北京120公里的河北文安县，这个北方塑料垃圾的最大集散地，一度就分布有两万家。大量国外无法用低成本环保途径处理的废塑料被运到这里，成为当地人致富的主要途径。
为了获取薄利，有关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不惜以牺牲环境、牺牲健康为代价，真是可悲、可叹、可恶！
去年初回了一趟湖北老家，在一桥梁重建工地一侧的高处，看到被挖掘机挖开的10多米长的剖面上，在风中嗖嗖作响的密集的塑料片十分扎眼。经询问此处的住户，被告知是最早使用后的塑料袋掩埋于此，二三十年了仍然“鲜活”。专家估算，塑料垃圾存活的时间是400至1000年，多么令人恐惧。
笔者始终闹不明白，既然塑料袋危害甚大，难以降解，我们为什么还要大量进口？还要大量生产和使用？
查阅过往的相关文件得知，2008年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从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袋，并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
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垃圾减量团队负责人林莜竹表示，“限塑令”实施至今，效果并不乐观，很多塑料垃圾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减量，而是跟普通垃圾一样进入填埋、焚烧的终端处理，造成环境的污染加重。 笔者一次去菲律宾旅游，闲逛首都马尼拉各个超市时，意外发现他们使用的食品包装袋竟是纸质的。不仅可以回收再利用，即便扔为垃圾，也易腐烂不会污染环境。又据报道，法国从2016年开始，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袋，如今已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过渡阶段。
我不禁要问：撇开法国不论，为什么同为发展中国家，而且菲律宾经济比我国落后不少，他们的环保意识竟比我们强？环保措施竟比我们落实得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和借鉴吗？
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7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对洋垃圾进口痛下杀手，决心一举斩断这危害中国30多年的“黑色产业链”！
还有“包装”，一个起初只是为了保护和保鲜商品的东西，如今却明摆着已喧宾夺主，演绎出了“花样年华”：180克燕窝缠着丝绸，躺在镶着24K镀金的“双龙戏珠”木盒里；五六块月饼被“供奉”在硕大的皮制包装盒内；还有名表、美酒和上好的茶叶当“三陪”……
为了吸引眼球，提高附加值，商家们想尽了各种方法包装商品，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偏爱漂亮的东西，于是在一个畸形的消费方式下，大成本、大投入生产出了“大垃圾”。
包裝是商品的脸面，也是消费者认知产品的媒介。对商品进行适当的包装，既可起到保护和保鲜商品的作用，又可增加其外部的美观，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一旦对商品进行过度包装——包装大、商品少，则会本末倒置，造成“美丽垃圾”的泛滥。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北京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就约有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过度包装物。而在全国每年的城市固体废物中，包装物占到了30%。全国每年平均生产衬衫12亿件，包装盒用纸量就达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每生产1000万个纸盒月饼，包装耗材就需砍伐上百万棵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木。那些“见怪不怪”的过度包装已对我们的环境保护构成威胁，更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
一言以蔽之，消费主义的恶性膨胀使我们超量制造垃圾。
这垃圾“减量化”从何而来？
有学者深刻指出，垃圾就是我们工业文明的癌症，是工业文明的痼疾。
我们知道，科学主义是工业文明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同时相信，我们社会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而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则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并且只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对于垃圾问题也是这样。很多人相信未来的科学技术能够把现代的垃圾变废为宝，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作“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对于这个观念，有人曾经用热力学定律加以否定。但是，笔者现在更愿意采用一种历史的方式进行论证：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可是我们现在的垃圾问题并不比二十年前轻，而是比二十年前更严重；同样，再过二十年，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比现在还要高得多，我们怎么就可以设想那个时候的垃圾就会比现在轻呢？
垃圾问题不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和能源、粮食问题同等重要。能源问题或许有可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了无穷多的能源，我们的工业化的马达将会运转得无穷快，我们就会用无穷快的速度把森林、矿藏、天然水体转换成垃圾，所以能源问题的解决，将是人类的灾难，而不是人类的福音，它将会导致垃圾问题更加严重。
人类的工业文明就建立在垃圾堆旁边，所以，我们可以对人作一个这样的定义：人是一种制造垃圾的动物。
垃圾问题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政府的规划和治理，简单地通过科学技术的发明能够得到解决的，它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转换我们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的基本理念，垃圾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无休止的欲望，无穷的垃圾，地球正在进入垃圾时代。垃圾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产垃圾、承受垃圾似乎是当代人类的宿命。有人说，垃圾是资源，可以变废为宝，垃圾的生产于是又获得理由，并为资本的扩张找到了新的投资热点。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资本利益的作祟，因为它无休止地向前滚动，滚动中抖落的皮屑就是垃圾。
围剿垃圾的战斗永远不会终止！
——垃圾分类困难重重
在垃圾处理领域，一直有一个国际通用的“3R”法则：减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资源回收再生（Recycle）。这其中首要的就是要在源头减少垃圾产生量，实行垃圾分类。
在环保组织看来，正是垃圾分类的不到位，是当前中国垃圾焚烧存在问题的一大根源。因为干湿垃圾都一起进了焚烧炉，原生态的混合垃圾成分复杂，造成排放难以控制。与其大力发展焚烧这种高度依赖末端处置的处理手段，政府更应该从源头做起，抓好垃圾分类。
2015年9月的一个晚上，银河Soho的一家咖啡馆。在一场有关垃圾焚烧与垃圾管理的分享会上，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泡方便面的盒子我认为是可回收的，但如果泡完了、盒子沾上油之后，我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呢？”
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疑问随处可见。在北京开始大面积推行垃圾分类的第四年，许多人仍然对不同的垃圾该怎样分类充满了疑惑。
六年前，因“阿苏卫焚烧厂事件”而“一战成名”的黄小山被北京市政府邀请，作为唯一一个市民代表随政府官员到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情况。考察归来，他被日本严格的垃圾分类体系震撼，呼吁政府也应对垃圾分类引起重视，甚至一度喊出了“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口号。
当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不相信这是两国国民素质差异问题。我们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类，根本就不是问题。”
然而四年后，对于“政府投入不够导致垃圾分类不到位”的质疑，他的态度却变了：“政府一年在垃圾分类上几个亿的财政投入，可没人分类，你还让政府怎么投？” 其实，黄小山并不知过往。追溯历史，北京居民并不乏垃圾分类的传统。新中国建立之初，当垃圾填埋处理法广泛被发达国家采用时，北京就开始了垃圾分类。食物残渣制作饲料，煤渣铺路……“物尽其用”“肥水不流外人田”，在物资匮乏时期的北京人眼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回收的。
最近20多年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分类试点，北京市民对垃圾分类也并不陌生。
1993年北京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开始提倡垃圾分类。2000年，北京被列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2002年至2008年，为备战奥运，北京市每年在300个小区做垃圾分类试点。2009年，垃圾分类被写入市长的“每日市情”汇报。
特别是近几年来，北京在垃圾分类收集上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
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500万人，配置户用垃圾桶300万套，设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站5万余个，配置厨余和再生资源专用车辆1000余辆，改造密闭清洁站超过750座。此外，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招募了超过2万名“绿袖标”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监督。2015年，一些试点小区里还用上了高科技，用互联网 、扫二维码吸引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但这样的安排在现实推进过程中极其艰难。
据北京城市管委会固废管理处负责人介绍，由于许多居民并不理会垃圾分类的号召，使得本来是起监督引导作用的“绿袖标”指导员不得不自己上阵分拣垃圾。按照政策，各区县每月可支付每名指导员至少600元的补贴，这笔对政府而言很大的支出，但对亲自分拣垃圾的指导员来说已没有多大吸引力，人员流失严重。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在东城龙潭街道华城社区，每户居民都有一张积分卡，如果每天将厨余垃圾正确投放到小区垃圾分类收集点的厨余垃圾桶中，就可由垃圾分类指导员用POS机往卡里打入1分。“攒够50分就能换一张10元的超市购物券。”实施一年来，该小区的垃圾分拣正确率达到了95%以上。
但这样的措施也很难推广。据了解，在垃圾分拣正确率达标的试点小区，政府折算到每一户的投入高达600多元。
“有的老百姓抗议，我才不分呢，分好了也是‘前功尽弃’。可问题是有多少人分了？任何垃圾桶我打开看，里面都是一样的。”黄小山如是说。
垃圾管理细节不够公开，民众自然对垃圾分类缺乏信心，进而影响源头分类，如此恶性循环，垃圾分类势必难以推进。
但确实也有做得好的。西城区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从政府号召起就开始垃圾分类。最初的分类桶是居委会成员用省下的年终奖购置的。分类后的垃圾由居委会联系的小贩和企业来清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居民们从未中断。
还有金榜园社区用果皮菜叶制作环保酵素， 把杂草树叶转化为生态肥， 各种可回收垃圾由清运工收拣冲抵清运费……政府没花一分钱，这些垃圾就基本在社区被消化了。
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科学的垃圾分类，更值得国人好好学习。我的乒乓球朋友张大山，去年到他在日本广岛工作的女儿家住了三个月，与环保人士黄小山一样，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的严苛：每晚7：00至次日6：30，规定倾倒生活垃圾，其他时间一律禁止；在大街上行走，若有垃圾，你得自己带着，遇到分类垃圾桶才能扔掉；有的城镇根本就不设公共的垃圾桶，一切分类都要在家里完成，然后打包带去垃圾回收站；每个超市，都有铁罐头瓶、玻璃瓶、矿泉水瓶等排列整齐的专用垃圾桶投放点，上面图文清晰，便于大人小孩分类投放；大件建筑垃圾和旧家具、家电等，你还得出垃圾管理费……他发现自家门后有一损坏的灯管老是放着，便问女儿为什么不扔掉。女儿说：“除生活垃圾外，其他的如建筑垃圾、可回收垃圾，每月只规定一两天收走，因为上个月错过了投放时间，就一直搁在那儿。如果随便扔了，或者在外随便扔垃圾，那是要重罚的。一般是罚4000日元至15天拘役。”张大山这才恍然大悟。他后来对我感叹：“我国要想达到日本对垃圾的管理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不说日本，像大乘巷、金榜园这样做到垃圾分类的小区并不普遍。北京作为中国第一批实施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至今已有17年，但垃圾分类成效甚微。
几乎随处可见的是，社区、街头摆放了许多分类垃圾箱；采访期间，我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也仔细察看了百十个垃圾桶，但各种垃圾依然混装，分不清哪些是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所谓的“分装垃圾桶”，只是个掩人耳目的摆设！
一位陈姓台湾朋友曾在北京自然之友从事过垃圾分类管理研究，回到台湾工作几年后去年来北京探亲，看到垃圾分类和厨余垃圾的处理现状依然故我，她跟老同事发牢骚：“在台湾这么简单的事情，大陆为什么就做不好？”
陈女士介绍，目前全台湾一天可收厨余垃圾为1200吨，其中作为养猪饲料约为二分之一，其他作为堆肥。厨余垃圾收集的方式，是由清洁队从市场和一般家庭所收集，通常用厨余垃圾清运车运送至大型堆肥场处理，而社区或家庭的自制堆肥，只要使用有排水功能的堆肥桶就可以了，举手之劳嘛！愤愤然的陈女士很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對北京试点小区调研后得出结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始终很低，垃圾分类认知水平不够，有限的垃圾分类成果还需要“二次分拣”。
居民素质不高或不懂分类，一直被认为是北京垃圾分类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大家都在放大自己的权利，但都在忽视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垃圾不是政府产生的，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担当的责任。”黄小山从另一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至此，垃圾分类已然成为一个各方互相指责却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
而在专家和环保组织看来，能够打破这个循环的，应该是一套健全的垃圾分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