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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在这在当代钢筋水泥打造的城市丛林里还能实现吗？青蓝耕读合作社的孙杨欢就是这样的寻梦与造梦者。
这位80后的海归女生拿出当初18岁闯荡英国的勇气，在上海崇明岛上，把梦想照进了现实。孙杨欢的青蓝耕读合作社算是尝试，算是寻梦，而成功了则是在为更多人造梦。不仅要打破当地村民和上海市民的偏见，更是要把自己的耕读梦想放大，改变人们对现代农村的概念，打造一个乡村创意产业集聚区。虽然，这种探索会遇到挫折，但是她依然在选择向前。
城市乡村互动
从耕读堂的里屋望向窗外，看不到蓝蓝的天空，映入眼帘的是些矮矮的嫩绿植物，那是芝麻。孙杨欢用手机拍下照片，然后传到了她的博客上。她写道：“我很期待可以收获它们的那一天，这将是我第一次种出芝麻。”
乍看起来，这不过是一个邻家女孩玩的种菜游戏。但实情并非如此，这是上海最大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的试点项目，也是孙杨欢的事业所在，她把这个项目命名为“青蓝耕读”，颇有历史韵味的字眼，其实也缘于这个城市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的某种回归。
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会计系读书的时候，孙杨欢曾在农场做志愿者，接触到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即消费者为了寻找放心的安全食物，与那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货上门，这在国外被叫做“社区支持农业”（CSA：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al）。
一个通行的说法是，“社区支持农业”源起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东京等大城市的主妇们出于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自发组成消费团体，到农村去包地，通过订单、预付款等方式鼓励农民生产不用化学品的农产品，并与农民协会直接交易。这种消费模式对整个日本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之后风靡欧美。
另外一个说法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是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货上门。这种模式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目前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都有了一定规模，仅北美就有上千个CSA农场，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
当然，中国现代的CSA农场更早于实践的可能是人们热衷于的网络偷菜游戏，由于广大网民们乐此不疲，为了更好、更专业地“种菜”，甚至兴起了一种新的网络商业模式——花钱雇人“种菜”：没有时间看管“菜园”或不愿早起“偷菜”的网民们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雇用”别人替自己打理“虚拟菜园”。
就当网络游戏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时，现实版的的“雇人种菜”也在各地悄然兴起，真实的土地、真实的“地主”“长工”和新鲜可食的蔬菜，一种新的食品自供、直供、特供模式在特定的人群和组织中产生。租一块地，雇上一些农民为本单位、本企业、个人或自发性的组织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当然，这只是青蓝耕读兴起的一个背景，它源于此，但并不限于此。
创业创意并进
无论它是来自东洋的日本，还是来自西洋的瑞士，无论它是创意于对食品安全的忧虑，还是来源于对网络游戏的痴迷。“社区支持农业”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了，而且看起来正在茁壮成长。
初次来到青蓝耕读合作社基地时，阳光洒进中国红、柠檬黄、橄榄绿等不同主题色的房间里，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带着一分慵懒、两分传统和三分时尚妙想，如果不看周围的蟹塘、菜地，会让人以为这里是上海颇富盛名的田子坊、8号桥、M50或任何某个创意园区。“以后，这村子里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房间，为艺术家在这里创作提供空间。”孙杨欢畅想着，她所做的当然不仅仅为了种菜，而且也不仅发扬CSA的精神，而且还打造出中国的特色：耕读文化。
当然，孙杨欢坦言，自己确实是在从英国回中国后，屡屡被“毒豇豆”、“转基因食品”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刺激，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想吃点放心菜就这么难?不过，即便有想法，一开始的她也没有投身其中。因为刚好有机会做外贸生意，喜欢挑战的她便借来2万元本钱起步，在5年时间里赚到第一桶金，足以支持她如今为了这个浪漫的耕读梦想而累计投资逾100万元。
在几经考虑后，孙杨欢决定追逐梦想，放弃已经比较成功的外贸和童鞋生意，和青年设计师黄开权一起，在崇明成立青蓝耕读合作社试点。距离上海市中心近1小时车程的崇明县向化镇南江村，就是他们“乡村未来试验”的创业基地。
先是从农民租地，然后是养地。孙杨欢以合作社的名义租下60亩田地，两个生产大队，约60户人家在此“闭门种菜，开阁迎宾”。当然，要种的是有机蔬菜，所以先行租用的土地因为长期使用化肥农药，得到休养生息。当然这个过程，孙杨欢要做的就是“烧钱”。
她和一个搞建筑设计的朋友一起，找到南江村一座已闲置十年旧得一塌糊涂的农宅，用中国元素和北欧风情把它来了个大变样，以至于屋主和村民除了灶头保留的灶画，其他几乎都不认识了。不过，朋友们却不出意料地全都喜欢这个面目全非却依旧乡土味十足的农家小院。
合作社的社员分为三类，一是“新鲜派”，年费3000元，每人拥有3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全年配送40次共300斤新鲜、无污染的时令蔬菜。社员可以带领孩子们参与田间劳作，学习农业知识。二是“智耕农”，年费1000元，合作社将提供30平方米土地以及种植所需的基本种子和种植技术服务，由社员自己到田头管理菜园，亲历种植及收获过程。三是“绿巨人”，年费50000元，面向公司或家庭，拥有2亩土地的使用权、冠名权、收获权，可作为野外拓展基地、福利基地和娱乐基地，合作社全程提供农技指导及相关农业劳作服务。
因为有众多亲朋好友的帮助，社员的招募还算顺利，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新鲜派”，因为他们闲暇时可以携家带口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像陶渊明一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孙杨欢介绍说：“目前有五六十名会员了，中途还有慕名而来的加入者，而且继续第二十多次派送了。”
虽然它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前景却可期。目前在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都有了一定规模，仅北美就有上千个CSA农场，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因口口相传和易于模仿，国内正在不同省、市及不同性质的机构和组织间广泛地复制。
北京也有这样的尝试，而且是中国最早一家本土化的CSA——“小毛驴市民农园”，它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项目。运营近两年，逾320名社员或走进农田。创办人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国内第一个公费出国务农的博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洋插队博士”。
商业公益齐飞
当然，从西方搬回来的CSA模式在中国也有会“水土不服”的症状。CSA模式跟国内绿色农业并不相同，它更多强调的是消费者和农民共同分担风险和收益。也就是说，消费者如果要预订蔬菜，必须在春天什么还没种之前，就把这一年的蔬菜钱交给农民，将来收成多少，就获得多少。“国外CSA一般不承诺份额、产出，他们鼓励社员参与管理，并可以以劳动抵消部分入会费。”石嫣说，但在中国就得作出变化，关键还在于“消费者的信任问题”，在中国就要承诺份额、产出，否则他们会抱怨，出了钱最后却没得到什么。
所以，孙杨欢他们也在预防着这种抱怨，虽然“社员和合作社签订了协议，意味着彼此信任，愿意承担气候变数带来的风险；但是条款也设置带有机动性的内容，如果因不可抗力或人工操作疏忽造成产量短缺，合作社哪怕去有机农场自掏腰包采购蔬菜，也会补上，保证全年不低于300斤的供应”。
不过，“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卖蔬菜的，我们是在推广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对于自己的绿色健康方式，也包括对于农民的扶持和帮助。”孙杨欢强调说，应该要让绿色互助的生活方式成为市民的精神追求，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互助。
在青蓝耕读合作社，“初步设想中，农民以承包地和闲置农房入股合作社，获取租金；优先雇用村民种植增加其务工收入。”孙杨欢这么说，租金收入以及就近务工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资助了所在地的农户，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开启，对于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都是如此。
还有，CSA模式更多地强调了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一些在城里念书或者工作的人开始选择回到乡间务农，重新体会那种双脚插在稻田里的快乐和邻里间相互协作的充实。而开放式的体验日程、安排亲子活动等，更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所以，石嫣比较看好这种前景，她认为CSA最近几年在中国将会快速发展，其一是因为环境污染等问题会促使人们更关注食品安全；其二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虽然困难有很多，但我相信近几年CSA模式在中国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因为‘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必须有个机制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而CSA模式恰好提供了这一思路。”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思路正在积极的探索中。在成都，当地的“河流研究会”（NGO）为了保护当地的饮用水水源，召集一村庄的几户农民进行有机种植，实行“配送”，目前约有7户会员。广东、大连等地也有一些公司开始做“配送”，虽然“配送”与CSA还是有本质区别的（CSA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但毕竟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尝试。
作为上海CSA的重镇，青蓝耕读合作社正在对其房舍进行最后的装修，一旦工程完毕，他们所期待的是形成一种中华传统耕读文化氛围。届时，他们将定期组织社员之间的交流活动，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名人举行讲座，还会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艺术展览和交流，孩子们在寒暑假也可以前来研习传统文化。另外，还将发动村民拿出自己的农产品或者特色物品放到公益市集，由社员们进行竞价购买，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发起社员之间的公益拍卖，所得收入用于帮助村里开展文化活动。
这位80后的海归女生拿出当初18岁闯荡英国的勇气，在上海崇明岛上，把梦想照进了现实。孙杨欢的青蓝耕读合作社算是尝试，算是寻梦，而成功了则是在为更多人造梦。不仅要打破当地村民和上海市民的偏见，更是要把自己的耕读梦想放大，改变人们对现代农村的概念，打造一个乡村创意产业集聚区。虽然，这种探索会遇到挫折，但是她依然在选择向前。
城市乡村互动
从耕读堂的里屋望向窗外，看不到蓝蓝的天空，映入眼帘的是些矮矮的嫩绿植物，那是芝麻。孙杨欢用手机拍下照片，然后传到了她的博客上。她写道：“我很期待可以收获它们的那一天，这将是我第一次种出芝麻。”
乍看起来，这不过是一个邻家女孩玩的种菜游戏。但实情并非如此，这是上海最大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的试点项目，也是孙杨欢的事业所在，她把这个项目命名为“青蓝耕读”，颇有历史韵味的字眼，其实也缘于这个城市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的某种回归。
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会计系读书的时候，孙杨欢曾在农场做志愿者，接触到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即消费者为了寻找放心的安全食物，与那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货上门，这在国外被叫做“社区支持农业”（CSA：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al）。
一个通行的说法是，“社区支持农业”源起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东京等大城市的主妇们出于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自发组成消费团体，到农村去包地，通过订单、预付款等方式鼓励农民生产不用化学品的农产品，并与农民协会直接交易。这种消费模式对整个日本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之后风靡欧美。
另外一个说法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是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货上门。这种模式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目前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都有了一定规模，仅北美就有上千个CSA农场，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
当然，中国现代的CSA农场更早于实践的可能是人们热衷于的网络偷菜游戏，由于广大网民们乐此不疲，为了更好、更专业地“种菜”，甚至兴起了一种新的网络商业模式——花钱雇人“种菜”：没有时间看管“菜园”或不愿早起“偷菜”的网民们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雇用”别人替自己打理“虚拟菜园”。
就当网络游戏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时，现实版的的“雇人种菜”也在各地悄然兴起，真实的土地、真实的“地主”“长工”和新鲜可食的蔬菜，一种新的食品自供、直供、特供模式在特定的人群和组织中产生。租一块地，雇上一些农民为本单位、本企业、个人或自发性的组织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当然，这只是青蓝耕读兴起的一个背景，它源于此，但并不限于此。
创业创意并进
无论它是来自东洋的日本，还是来自西洋的瑞士，无论它是创意于对食品安全的忧虑，还是来源于对网络游戏的痴迷。“社区支持农业”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了，而且看起来正在茁壮成长。
初次来到青蓝耕读合作社基地时，阳光洒进中国红、柠檬黄、橄榄绿等不同主题色的房间里，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带着一分慵懒、两分传统和三分时尚妙想，如果不看周围的蟹塘、菜地，会让人以为这里是上海颇富盛名的田子坊、8号桥、M50或任何某个创意园区。“以后，这村子里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房间，为艺术家在这里创作提供空间。”孙杨欢畅想着，她所做的当然不仅仅为了种菜，而且也不仅发扬CSA的精神，而且还打造出中国的特色：耕读文化。
当然，孙杨欢坦言，自己确实是在从英国回中国后，屡屡被“毒豇豆”、“转基因食品”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刺激，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想吃点放心菜就这么难?不过，即便有想法，一开始的她也没有投身其中。因为刚好有机会做外贸生意，喜欢挑战的她便借来2万元本钱起步，在5年时间里赚到第一桶金，足以支持她如今为了这个浪漫的耕读梦想而累计投资逾100万元。
在几经考虑后，孙杨欢决定追逐梦想，放弃已经比较成功的外贸和童鞋生意，和青年设计师黄开权一起，在崇明成立青蓝耕读合作社试点。距离上海市中心近1小时车程的崇明县向化镇南江村，就是他们“乡村未来试验”的创业基地。
先是从农民租地，然后是养地。孙杨欢以合作社的名义租下60亩田地，两个生产大队，约60户人家在此“闭门种菜，开阁迎宾”。当然，要种的是有机蔬菜，所以先行租用的土地因为长期使用化肥农药，得到休养生息。当然这个过程，孙杨欢要做的就是“烧钱”。
她和一个搞建筑设计的朋友一起，找到南江村一座已闲置十年旧得一塌糊涂的农宅，用中国元素和北欧风情把它来了个大变样，以至于屋主和村民除了灶头保留的灶画，其他几乎都不认识了。不过，朋友们却不出意料地全都喜欢这个面目全非却依旧乡土味十足的农家小院。
合作社的社员分为三类，一是“新鲜派”，年费3000元，每人拥有3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全年配送40次共300斤新鲜、无污染的时令蔬菜。社员可以带领孩子们参与田间劳作，学习农业知识。二是“智耕农”，年费1000元，合作社将提供30平方米土地以及种植所需的基本种子和种植技术服务，由社员自己到田头管理菜园，亲历种植及收获过程。三是“绿巨人”，年费50000元，面向公司或家庭，拥有2亩土地的使用权、冠名权、收获权，可作为野外拓展基地、福利基地和娱乐基地，合作社全程提供农技指导及相关农业劳作服务。
因为有众多亲朋好友的帮助，社员的招募还算顺利，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新鲜派”，因为他们闲暇时可以携家带口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像陶渊明一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孙杨欢介绍说：“目前有五六十名会员了，中途还有慕名而来的加入者，而且继续第二十多次派送了。”
虽然它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前景却可期。目前在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都有了一定规模，仅北美就有上千个CSA农场，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因口口相传和易于模仿，国内正在不同省、市及不同性质的机构和组织间广泛地复制。
北京也有这样的尝试，而且是中国最早一家本土化的CSA——“小毛驴市民农园”，它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项目。运营近两年，逾320名社员或走进农田。创办人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国内第一个公费出国务农的博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洋插队博士”。
商业公益齐飞
当然，从西方搬回来的CSA模式在中国也有会“水土不服”的症状。CSA模式跟国内绿色农业并不相同，它更多强调的是消费者和农民共同分担风险和收益。也就是说，消费者如果要预订蔬菜，必须在春天什么还没种之前，就把这一年的蔬菜钱交给农民，将来收成多少，就获得多少。“国外CSA一般不承诺份额、产出，他们鼓励社员参与管理，并可以以劳动抵消部分入会费。”石嫣说，但在中国就得作出变化，关键还在于“消费者的信任问题”，在中国就要承诺份额、产出，否则他们会抱怨，出了钱最后却没得到什么。
所以，孙杨欢他们也在预防着这种抱怨，虽然“社员和合作社签订了协议，意味着彼此信任，愿意承担气候变数带来的风险；但是条款也设置带有机动性的内容，如果因不可抗力或人工操作疏忽造成产量短缺，合作社哪怕去有机农场自掏腰包采购蔬菜，也会补上，保证全年不低于300斤的供应”。
不过，“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卖蔬菜的，我们是在推广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对于自己的绿色健康方式，也包括对于农民的扶持和帮助。”孙杨欢强调说，应该要让绿色互助的生活方式成为市民的精神追求，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互助。
在青蓝耕读合作社，“初步设想中，农民以承包地和闲置农房入股合作社，获取租金；优先雇用村民种植增加其务工收入。”孙杨欢这么说，租金收入以及就近务工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资助了所在地的农户，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开启，对于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都是如此。
还有，CSA模式更多地强调了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一些在城里念书或者工作的人开始选择回到乡间务农，重新体会那种双脚插在稻田里的快乐和邻里间相互协作的充实。而开放式的体验日程、安排亲子活动等，更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所以，石嫣比较看好这种前景，她认为CSA最近几年在中国将会快速发展，其一是因为环境污染等问题会促使人们更关注食品安全；其二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虽然困难有很多，但我相信近几年CSA模式在中国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因为‘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必须有个机制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而CSA模式恰好提供了这一思路。”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思路正在积极的探索中。在成都，当地的“河流研究会”（NGO）为了保护当地的饮用水水源，召集一村庄的几户农民进行有机种植，实行“配送”，目前约有7户会员。广东、大连等地也有一些公司开始做“配送”，虽然“配送”与CSA还是有本质区别的（CSA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但毕竟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尝试。
作为上海CSA的重镇，青蓝耕读合作社正在对其房舍进行最后的装修，一旦工程完毕，他们所期待的是形成一种中华传统耕读文化氛围。届时，他们将定期组织社员之间的交流活动，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名人举行讲座，还会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艺术展览和交流，孩子们在寒暑假也可以前来研习传统文化。另外，还将发动村民拿出自己的农产品或者特色物品放到公益市集，由社员们进行竞价购买，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发起社员之间的公益拍卖，所得收入用于帮助村里开展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