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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巴赫金曾指出，《黑桃皇后》是一部狂欢化程度很深的作品，并且是《罪与罚》狂欢化最重要、最深刻的来源。本文将结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从人物、梅尼普讽刺和场景三个角度分析《黑桃皇后》的狂欢化特征，挖掘文本下隐藏的深层含义。
关键词：《黑桃皇后》 狂欢化 梅尼普讽刺 普希金
1.引言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狂欢化” （карнавальз- ация）的概念。狂欢化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狂欢节。“狂欢节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摧毁一切与变更一切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1]巴赫金将狂欢节引入文学理论领域，并对狂欢化文学做出了定义：“如果文学直接地或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受到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古希腊罗马时期或中世纪的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称为狂欢化的文学。”[2]
《黑桃皇后》成书于1833年，是普希金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小说自出版以来就颇受批评界青睐。巴赫金指出，《黑桃皇后》是一部狂欢化程度很深的作品，并且是《罪与罚》狂欢化最重要、最深刻的来源[2]。遗憾的是，他并未针对《黑桃皇后》的狂欢化色彩展开详细论述，而国内外学术界也鲜有相关研究。因此，本文拟就《黑桃皇后》的狂欢化特征从人物、梅尼普体和场景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2.狂欢化人物
2.1两重性
巴赫金认为，所有狂欢式的形象都具有两重性的本质。[2]普希金笔下的赫尔曼是一个俄国化的德国人，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典型的德式性格特质：克己慎独和精打细算。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整日整夜地注视着赌桌，却从不下注，因为他深谙自身的经济实力不容许他“为了非份之财，把少不了要用的钱拿去作赌注”[3]。随着情节的发展，主人公身上重要的人格变化过程愈发明显。赫尔曼出身卑微，却与贵族交好。悬殊的地位差距使他的虚荣心愈发膨胀，恰巧听闻的卡牌轶事被他视作暴富的捷径，彻底击碎了他的理智。觊觎三张牌秘密的赫尔曼不惜欺骗苦命的丽莎维塔，并最终杀死了行将就木的伯爵夫人。
“对于狂欢式的思维来说，非常典型的是成对的形象，或是相互对立（高与低、粗与细等等），或是相近相似（同貌与孪生）。”[2]汤木斯基曾这样评价赫尔曼：“他的侧面像拿破仑，灵魂像梅非斯特。[3]”梅非斯特是歌德小说《浮士德》中的魔鬼，也是欧洲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代表“罪恶”的形象。赫尔曼形象的双重性正体现在他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人格上：一个是谨慎克制的军官，另一个是贪婪残忍的魔鬼。从赫尔曼性格的狂欢化转变中可以看出，他“通过死亡而获得新生[2]”。这里并不指物理意义上的死亡，而是指他竭力塑造的正面形象被一直压抑的欲望和黑暗的人性所杀死，从而诞生了一个为了金钱走火入魔的形象。但旧形象并非完全死亡，他的那种工于心计的特质仍然保留了下来。他从见到丽莎维塔的那一刻就开始精心筹划这场骗局。他成功预料到她在收到情书后的反应，并一步步引诱她走入爱情陷阱;在伯爵夫人拒绝透露三张牌的秘密后，他立即发表了一番条理清晰又感人至深的说辞。
赫尔曼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也具有高度相似性。浮士德未能禁住梅非斯特的诱惑，选择出卖灵魂以获得重返年轻、享受人生的机会。同样，赫尔曼在乞求伯爵夫人时说：“也许，它会造成骇人听闻的罪恶，会使人失去一生的幸福。[3]”他清醒地知道潜在的风险和可能的灾祸，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卖灵魂换取金钱。冷静与痴狂在他的体内共生。
2.2加冕与脱冕
“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受加冕者，是同真正国王有天渊之别的人——奴隶或是小丑。”[2]俄罗斯学者格·古科夫斯基对赫尔曼的身份作出了定义：“赫尔曼根本不是贵族，可以这么说，他是‘平民出身’——这是他的阶级定义。”[4]在伯爵夫人的鬼魂违背自己的意愿前来向他揭示三张牌的秘密之后，赫尔曼便坚信自己是“富有贵族的真正继承人”[5]，因为伯爵夫人没有将秘密告诉孙子托木斯基，而是选择了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赫尔曼。手握众多赌徒梦寐以求的暴富秘诀，赫尔曼从普通平民一跃而成赌场之王。
加冕本身便蕴含着后来脱冕的意思，加冕从一开始就有两重性。[2]如上文所说，赫尔曼并非贵族出身，和托木斯基等人交好只能使他游离在上层社会的边缘，无法真正实现阶级跨越。因此，赌场上的加冕为王已经注定了随之而来的脱冕。普希金通过描写周围人的一系列反应变化实现了对赫尔曼的加冕与脱冕。起初，人们对这位无名之辈首次下注就选择豪赌感到十分震惊;当赫尔曼第二次下注时，赌徒们自觉地为他腾出位置，庄家的态度也更为亲切;而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赌场时，众人已等候多时，无论是将军还是仆役，都像瞻仰国王一般围在赫尔曼的身边。对于脱冕，普希金并未过多着墨，寥寥几笔就将赫尔曼赶下了国王的宝座：赫尔曼押错了牌，赌徒们四散而去。赌场一切如常，可赫尔曼却精神失常了。赫尔曼的加冕和脫冕的过程可以概括为：普通平民——赌场之王——疯子。主人公在三天之内经历了加冕和脱冕，实现了命运的大起大落，给小说增添了一丝狂欢的气氛。
赫尔曼的形象十分复杂。从直观上看，普希金辛辣地讽刺了以赫尔曼为代表的某些新兴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他们为了实现资本积累而不断挑战道德底线。但在赫尔曼历经人格转换和加冕脱冕的背后，我们也能感受普希金对于阶层固化问题的关注。
3.梅尼普讽刺
“梅尼普讽刺”体的名称源自公元前三世纪的哲学家梅尼普的名字。巴赫金认为“梅尼普讽刺”“在文学中成了狂欢节世界感受的主要代表者和传播者之一，直到今天[2]”。下面笔者将从“精神心理实验”和“现实的政论性”两个方面对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进行分析。
3.1精神心理实验
“精神心理实验”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梅尼普体中，“指描写人们不寻常的、不正常的精神心理状态，如各种类型的精神错乱（“躁狂题材”）、个性分裂、耽于幻想、异常的梦境、近乎发狂的欲念、自杀等等。[2]”这一特点在主人公赫尔曼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赫尔曼多次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到伯爵夫人的公馆前;为了接近伯爵夫人，他甘愿成为她的情人，即便她已是耄耋之年;他辗转反侧，暴富的幻想在梦里也纠缠着他，梦醒时分的失落感更刺激了他对于三张牌秘密的渴望;伯爵夫人的鬼魂并未使赫尔曼受到惊吓，他反而清醒地记下了这一幻象。除此以外，普希金还以一段具像化的描写佐证： 3、7、A——三张牌一起跟着他进入了梦境，它们都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3点在他面前像一朵艳丽的石榴花，7点像一座哥特式建筑的大门，A则是一只硕大无朋的蜘蛛。[3]
这种狂欢式叙述呈现了真实与虚幻、现实世界与神秘力量的相互交织，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赫尔曼的痴狂，甚至与他一同步入了吊诡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赫尔曼的人格发生了质的转变：当初坚定地相信俭省、节制和勤劳才能致富的赫尔曼不复存在，他被自身的欲望和痴狂所吞噬，沦为只知赌牌的亡命之徒。这一变化即巴赫金所说的“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和单一性”。
3.2现实的政论性
老伯爵夫人曾去往巴黎，成为法国上层社会的风流人物，深受法兰西宫廷的贵族文化影响。这一点从她习说法语、模仿已过时的法式造型和保留哥特式装潢也可略知一二。小说在叙述老伯爵夫人的辉煌过去时多次提及著名历史人物，如黎塞留、圣热尔曼伯爵和佐里奇，而老伯爵夫人的原型是莫斯科总督德·戈里岑的母亲。他们皆是活跃于十八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典型人物。这正好切合梅尼普体的最后一个特点——现实的政论性。这种作品“充满了当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各领域里在世的和故去不久的著名人物的形象，……充满了对时代大大小小事件的暗喻”[2]。普希金刻画出当时的旧贵族群像，他们依仗自身的贵族地位无忧无虑地过着奢靡的生活，贪图享乐的风气弥漫在俄国上层社会。普希金在其未完成的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中也曾作出如下评价：“法国人的胡作非为和奢侈浪费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6]
然而，小说的主人公赫尔曼并非上层社会的一员，虽然他与托木斯基交好，但阶级的鸿沟令他始终无法被真正的上流社会所接纳。三张牌的诱惑，加之对获取财富和改变命运的极度渴望使他选择了铤而走险。“他的贪欲、冒险精神和非道德化倾向，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新型资产者的典型特点。”[7]正如巴赫金所说：“作品还触摸到日常生活中新的发展趋向，表现出社会各阶层中新生的社会典型。”[2]普希金是十二月党人坚定的支持者。虽然起义军败北，但新兴资产阶级仍以不可小觑之势在沙皇专制的土地上兴起。在小说中，赫尔曼象征着早期的新兴资产阶级，而老伯爵夫人则以腐朽的旧贵族形象存在。赫尔曼杀死伯爵夫人后又被黑桃皇后戏耍，落得个疯癫的下场，暗示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在与封建主义斗争的道路上苦难重重。因此，小说的焦点落脚于赫尔曼和老伯爵夫人之间的矛盾，体现出普希金对于新旧交替时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觉察。
4.狂欢广场——赌场
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2]丽莎维塔名义上是伯爵夫人的养女，实际上却是贵族家庭的附属品。她遵循着严格的礼教，对无理取闹的伯爵夫人逆来顺受;舞会上她只能充当备用舞伴的角色，还要帮高贵的太太小姐们整理裙装。丽莎维塔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完全受控于伯爵夫人，即受控于阶级社会。
赌场是这篇小说中最明显的狂欢广场。到了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纸牌游戏已经成为俄国上流社会乃至普通民众间最广泛且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8]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赌徒》时曾指出：“各种玩法（骰子、纸牌、轮盘赌等）的实质，也就是狂欢节的实质[2]”。
作为非官方的组织的赌场具有全民性，即人人都可以参与到赌博的狂欢之中。它为普罗大众创造了一个充满自由、开放和亲昵气氛的世界。普希金将截然不同的人聚集在同一个狂欢广场上，赌博给予他们的欢愉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分。性别、财富和社会阶级的差距在此都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亲密。赫尔曼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兵军官，而切卡林斯基是声名赫赫的赌徒之首，颇受社会敬重。在赫尔曼第一次押牌时，他和切卡林斯基的对话便显露出不敬的意味：
“请允许我告诉您，”切卡林斯基仍旧笑容满面地说，“您下的注太大了：我们这儿还没有人下过超出二百七十五的注呢。”
“怎么？”赫尔曼不以为然地说，“您不想赢我的牌？”[3]
赌博所特有的随机性和无法预测性赋予了其自由与危机的双重含义。赌桌前的每一个人都只以一种身份存在——赌徒。他们拥有选择的权利，能够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無人能预料命运的走向。“赌博的气氛，是命运急速剧变的气氛，是忽升忽降的气氛，亦即加冕脱冕的气氛。赌注好比是危机，因为人这时感到自己是站在门坎上。”[2]
危机与狂热交织而成的兴奋感对于丽莎维塔的生活来说如蹇人升天，而这正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即巴赫金所言的第一种生活。赌桌，作为狂欢广场，使他们暂时逃离充满教条和森严等级制度的压抑现实，在变幻莫测的赌博中获得新的角色意义。
5.结语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无疑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视角。普希金将故事场景设定为19世纪初的赌场，构建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狂欢世界。他敏锐地觉察到新旧交替时代社会的发展趋势，选择赫尔曼和伯爵夫人作为小说中最主要的角色，通过加冕脱冕和“梅尼普讽刺”体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讽刺了特定历史时期下产生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批判了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表达了作者对自由世界的企盼。
参考文献
[1]夏忠宪.拉伯雷与民间笑文化、狂欢化——巴赫金论拉伯雷[J].外国文学评论，1995.PP.123.
[2]巴赫金.诗学与访谈[М].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PP.141～229.
[3]普希金.《普希金文集：小说二 散文》[М].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PP.17～38.
[4]Гуковский Г.А. П- ушк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 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и- ля[М]. М.： ГИХЛ， 1957. С. 365.
[5]Коневец С.Н. Об о- собом родстве Гер- манна и старой гра- фини в повести А. С. Пушкина "Пиковая да- ма"[J]. Филологиче- ские науки.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2019. С. 380.
[6]普希金.《普希金文集：小说一》[М].冯春、张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PP.4.
[7]汪介之.《黑桃皇后》：魅力与价值[J].名作欣赏，1999.PP.82.
[8]谢欣媛，康澄.洛特曼对《黑桃皇后》中“纸牌”主题的符号学阐释[J].俄罗斯文艺，2019（03）.PP.120.
2019年度国家留学基金;2020年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项目《新文科视域下小语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编号：JG202021）
（作者介绍：项瑞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在读本科生）
关键词：《黑桃皇后》 狂欢化 梅尼普讽刺 普希金
1.引言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狂欢化” （карнавальз- ация）的概念。狂欢化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狂欢节。“狂欢节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摧毁一切与变更一切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1]巴赫金将狂欢节引入文学理论领域，并对狂欢化文学做出了定义：“如果文学直接地或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受到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古希腊罗马时期或中世纪的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称为狂欢化的文学。”[2]
《黑桃皇后》成书于1833年，是普希金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小说自出版以来就颇受批评界青睐。巴赫金指出，《黑桃皇后》是一部狂欢化程度很深的作品，并且是《罪与罚》狂欢化最重要、最深刻的来源[2]。遗憾的是，他并未针对《黑桃皇后》的狂欢化色彩展开详细论述，而国内外学术界也鲜有相关研究。因此，本文拟就《黑桃皇后》的狂欢化特征从人物、梅尼普体和场景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2.狂欢化人物
2.1两重性
巴赫金认为，所有狂欢式的形象都具有两重性的本质。[2]普希金笔下的赫尔曼是一个俄国化的德国人，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典型的德式性格特质：克己慎独和精打细算。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整日整夜地注视着赌桌，却从不下注，因为他深谙自身的经济实力不容许他“为了非份之财，把少不了要用的钱拿去作赌注”[3]。随着情节的发展，主人公身上重要的人格变化过程愈发明显。赫尔曼出身卑微，却与贵族交好。悬殊的地位差距使他的虚荣心愈发膨胀，恰巧听闻的卡牌轶事被他视作暴富的捷径，彻底击碎了他的理智。觊觎三张牌秘密的赫尔曼不惜欺骗苦命的丽莎维塔，并最终杀死了行将就木的伯爵夫人。
“对于狂欢式的思维来说，非常典型的是成对的形象，或是相互对立（高与低、粗与细等等），或是相近相似（同貌与孪生）。”[2]汤木斯基曾这样评价赫尔曼：“他的侧面像拿破仑，灵魂像梅非斯特。[3]”梅非斯特是歌德小说《浮士德》中的魔鬼，也是欧洲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代表“罪恶”的形象。赫尔曼形象的双重性正体现在他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人格上：一个是谨慎克制的军官，另一个是贪婪残忍的魔鬼。从赫尔曼性格的狂欢化转变中可以看出，他“通过死亡而获得新生[2]”。这里并不指物理意义上的死亡，而是指他竭力塑造的正面形象被一直压抑的欲望和黑暗的人性所杀死，从而诞生了一个为了金钱走火入魔的形象。但旧形象并非完全死亡，他的那种工于心计的特质仍然保留了下来。他从见到丽莎维塔的那一刻就开始精心筹划这场骗局。他成功预料到她在收到情书后的反应，并一步步引诱她走入爱情陷阱;在伯爵夫人拒绝透露三张牌的秘密后，他立即发表了一番条理清晰又感人至深的说辞。
赫尔曼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也具有高度相似性。浮士德未能禁住梅非斯特的诱惑，选择出卖灵魂以获得重返年轻、享受人生的机会。同样，赫尔曼在乞求伯爵夫人时说：“也许，它会造成骇人听闻的罪恶，会使人失去一生的幸福。[3]”他清醒地知道潜在的风险和可能的灾祸，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卖灵魂换取金钱。冷静与痴狂在他的体内共生。
2.2加冕与脱冕
“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受加冕者，是同真正国王有天渊之别的人——奴隶或是小丑。”[2]俄罗斯学者格·古科夫斯基对赫尔曼的身份作出了定义：“赫尔曼根本不是贵族，可以这么说，他是‘平民出身’——这是他的阶级定义。”[4]在伯爵夫人的鬼魂违背自己的意愿前来向他揭示三张牌的秘密之后，赫尔曼便坚信自己是“富有贵族的真正继承人”[5]，因为伯爵夫人没有将秘密告诉孙子托木斯基，而是选择了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赫尔曼。手握众多赌徒梦寐以求的暴富秘诀，赫尔曼从普通平民一跃而成赌场之王。
加冕本身便蕴含着后来脱冕的意思，加冕从一开始就有两重性。[2]如上文所说，赫尔曼并非贵族出身，和托木斯基等人交好只能使他游离在上层社会的边缘，无法真正实现阶级跨越。因此，赌场上的加冕为王已经注定了随之而来的脱冕。普希金通过描写周围人的一系列反应变化实现了对赫尔曼的加冕与脱冕。起初，人们对这位无名之辈首次下注就选择豪赌感到十分震惊;当赫尔曼第二次下注时，赌徒们自觉地为他腾出位置，庄家的态度也更为亲切;而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赌场时，众人已等候多时，无论是将军还是仆役，都像瞻仰国王一般围在赫尔曼的身边。对于脱冕，普希金并未过多着墨，寥寥几笔就将赫尔曼赶下了国王的宝座：赫尔曼押错了牌，赌徒们四散而去。赌场一切如常，可赫尔曼却精神失常了。赫尔曼的加冕和脫冕的过程可以概括为：普通平民——赌场之王——疯子。主人公在三天之内经历了加冕和脱冕，实现了命运的大起大落，给小说增添了一丝狂欢的气氛。
赫尔曼的形象十分复杂。从直观上看，普希金辛辣地讽刺了以赫尔曼为代表的某些新兴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他们为了实现资本积累而不断挑战道德底线。但在赫尔曼历经人格转换和加冕脱冕的背后，我们也能感受普希金对于阶层固化问题的关注。
3.梅尼普讽刺
“梅尼普讽刺”体的名称源自公元前三世纪的哲学家梅尼普的名字。巴赫金认为“梅尼普讽刺”“在文学中成了狂欢节世界感受的主要代表者和传播者之一，直到今天[2]”。下面笔者将从“精神心理实验”和“现实的政论性”两个方面对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进行分析。
3.1精神心理实验
“精神心理实验”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梅尼普体中，“指描写人们不寻常的、不正常的精神心理状态，如各种类型的精神错乱（“躁狂题材”）、个性分裂、耽于幻想、异常的梦境、近乎发狂的欲念、自杀等等。[2]”这一特点在主人公赫尔曼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赫尔曼多次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到伯爵夫人的公馆前;为了接近伯爵夫人，他甘愿成为她的情人，即便她已是耄耋之年;他辗转反侧，暴富的幻想在梦里也纠缠着他，梦醒时分的失落感更刺激了他对于三张牌秘密的渴望;伯爵夫人的鬼魂并未使赫尔曼受到惊吓，他反而清醒地记下了这一幻象。除此以外，普希金还以一段具像化的描写佐证： 3、7、A——三张牌一起跟着他进入了梦境，它们都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3点在他面前像一朵艳丽的石榴花，7点像一座哥特式建筑的大门，A则是一只硕大无朋的蜘蛛。[3]
这种狂欢式叙述呈现了真实与虚幻、现实世界与神秘力量的相互交织，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赫尔曼的痴狂，甚至与他一同步入了吊诡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赫尔曼的人格发生了质的转变：当初坚定地相信俭省、节制和勤劳才能致富的赫尔曼不复存在，他被自身的欲望和痴狂所吞噬，沦为只知赌牌的亡命之徒。这一变化即巴赫金所说的“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和单一性”。
3.2现实的政论性
老伯爵夫人曾去往巴黎，成为法国上层社会的风流人物，深受法兰西宫廷的贵族文化影响。这一点从她习说法语、模仿已过时的法式造型和保留哥特式装潢也可略知一二。小说在叙述老伯爵夫人的辉煌过去时多次提及著名历史人物，如黎塞留、圣热尔曼伯爵和佐里奇，而老伯爵夫人的原型是莫斯科总督德·戈里岑的母亲。他们皆是活跃于十八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典型人物。这正好切合梅尼普体的最后一个特点——现实的政论性。这种作品“充满了当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各领域里在世的和故去不久的著名人物的形象，……充满了对时代大大小小事件的暗喻”[2]。普希金刻画出当时的旧贵族群像，他们依仗自身的贵族地位无忧无虑地过着奢靡的生活，贪图享乐的风气弥漫在俄国上层社会。普希金在其未完成的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中也曾作出如下评价：“法国人的胡作非为和奢侈浪费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6]
然而，小说的主人公赫尔曼并非上层社会的一员，虽然他与托木斯基交好，但阶级的鸿沟令他始终无法被真正的上流社会所接纳。三张牌的诱惑，加之对获取财富和改变命运的极度渴望使他选择了铤而走险。“他的贪欲、冒险精神和非道德化倾向，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新型资产者的典型特点。”[7]正如巴赫金所说：“作品还触摸到日常生活中新的发展趋向，表现出社会各阶层中新生的社会典型。”[2]普希金是十二月党人坚定的支持者。虽然起义军败北，但新兴资产阶级仍以不可小觑之势在沙皇专制的土地上兴起。在小说中，赫尔曼象征着早期的新兴资产阶级，而老伯爵夫人则以腐朽的旧贵族形象存在。赫尔曼杀死伯爵夫人后又被黑桃皇后戏耍，落得个疯癫的下场，暗示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在与封建主义斗争的道路上苦难重重。因此，小说的焦点落脚于赫尔曼和老伯爵夫人之间的矛盾，体现出普希金对于新旧交替时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觉察。
4.狂欢广场——赌场
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2]丽莎维塔名义上是伯爵夫人的养女，实际上却是贵族家庭的附属品。她遵循着严格的礼教，对无理取闹的伯爵夫人逆来顺受;舞会上她只能充当备用舞伴的角色，还要帮高贵的太太小姐们整理裙装。丽莎维塔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完全受控于伯爵夫人，即受控于阶级社会。
赌场是这篇小说中最明显的狂欢广场。到了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纸牌游戏已经成为俄国上流社会乃至普通民众间最广泛且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8]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赌徒》时曾指出：“各种玩法（骰子、纸牌、轮盘赌等）的实质，也就是狂欢节的实质[2]”。
作为非官方的组织的赌场具有全民性，即人人都可以参与到赌博的狂欢之中。它为普罗大众创造了一个充满自由、开放和亲昵气氛的世界。普希金将截然不同的人聚集在同一个狂欢广场上，赌博给予他们的欢愉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分。性别、财富和社会阶级的差距在此都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亲密。赫尔曼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兵军官，而切卡林斯基是声名赫赫的赌徒之首，颇受社会敬重。在赫尔曼第一次押牌时，他和切卡林斯基的对话便显露出不敬的意味：
“请允许我告诉您，”切卡林斯基仍旧笑容满面地说，“您下的注太大了：我们这儿还没有人下过超出二百七十五的注呢。”
“怎么？”赫尔曼不以为然地说，“您不想赢我的牌？”[3]
赌博所特有的随机性和无法预测性赋予了其自由与危机的双重含义。赌桌前的每一个人都只以一种身份存在——赌徒。他们拥有选择的权利，能够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無人能预料命运的走向。“赌博的气氛，是命运急速剧变的气氛，是忽升忽降的气氛，亦即加冕脱冕的气氛。赌注好比是危机，因为人这时感到自己是站在门坎上。”[2]
危机与狂热交织而成的兴奋感对于丽莎维塔的生活来说如蹇人升天，而这正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即巴赫金所言的第一种生活。赌桌，作为狂欢广场，使他们暂时逃离充满教条和森严等级制度的压抑现实，在变幻莫测的赌博中获得新的角色意义。
5.结语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无疑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视角。普希金将故事场景设定为19世纪初的赌场，构建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狂欢世界。他敏锐地觉察到新旧交替时代社会的发展趋势，选择赫尔曼和伯爵夫人作为小说中最主要的角色，通过加冕脱冕和“梅尼普讽刺”体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讽刺了特定历史时期下产生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批判了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表达了作者对自由世界的企盼。
参考文献
[1]夏忠宪.拉伯雷与民间笑文化、狂欢化——巴赫金论拉伯雷[J].外国文学评论，1995.PP.123.
[2]巴赫金.诗学与访谈[М].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PP.141～229.
[3]普希金.《普希金文集：小说二 散文》[М].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PP.17～38.
[4]Гуковский Г.А. П- ушк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 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и- ля[М]. М.： ГИХЛ， 1957. С. 365.
[5]Коневец С.Н. Об о- собом родстве Гер- манна и старой гра- фини в повести А. С. Пушкина "Пиковая да- ма"[J]. Филологиче- ские науки.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2019. С. 380.
[6]普希金.《普希金文集：小说一》[М].冯春、张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PP.4.
[7]汪介之.《黑桃皇后》：魅力与价值[J].名作欣赏，1999.PP.82.
[8]谢欣媛，康澄.洛特曼对《黑桃皇后》中“纸牌”主题的符号学阐释[J].俄罗斯文艺，2019（03）.PP.120.
2019年度国家留学基金;2020年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项目《新文科视域下小语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编号：JG202021）
（作者介绍：项瑞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