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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我才得知，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丁玲共同生活，命运、事业密切相联的陈明先生，竟然是我们赣东北鄱阳县人，而他在我党延安时代就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家。后来，我偶然得知陈老的一位亲戚就在我身边，于是产生了寻机接触他的热望。
天遂人愿。90年代我竟然有机会先后三次赴京拜访仰慕已久的陈老。第一次是1991年3月初。我因公赴京，带着他亲友的嘱托，前去拜访他。陈明的住宅在木樨地22楼公寓里。那天，他热情地把我领到一个长方形客厅里。客厅的条桌上摆着一盆常青树，正面墙上悬挂着丁玲带着微笑的大幅彩照。后来，我又于1992年6月和1993年5月两次进京拜访他，也是在这个客厅里。
记得我们初次谋面时，谈话略有些拘谨。寒暄之后，由着陈老的兴致随便聊，后来才渐渐放开，会提一些问题。刚开始，陈明总是谈丁玲晚年的写作与生活……我则总是捕捉机会，问他的生活经历，问他是怎么喜欢上话剧事业，又是怎么与丁玲结合相伴终身的。尽管陈明不大愿说自己，可是经过多次接触，我还是从他清清朗朗的谈吐中渐渐了解了他和丁玲的风雨人生……
走向革命奔赴延安
陈明，原名陈芝祥，农历丁巳年（1917年）正月二十日出生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小华村一个地主家庭。祖父是个有声望的老绅士。祖父有4个儿子，陈明的父亲叫敦敏，排行老二；大伯敦安是长子，在家中有优先受教育的特权，他在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北京海关做事。大伯是陈家的顶梁柱，思想开明豁达，热心公益事业，经常资助家乡修桥补路，深得乡亲欢迎。
陈明老家房子很大，是一栋三进的大院子。他从小在家中读私塾，10岁那年随回乡结婚的四叔来到北京。到北京后，陈明就住在北京东单栖凤楼大伯家，并到东单象鼻子中坑的北师附属小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1929年冬，伯父升迁调动到上海海关工作。1930年，陈明也随迁上海，在上海培成女中附属小学继续读了半年高小，1930年下半年入读东吴大学附属二中。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学校被迫停课，合并到湖州东吴三中，陈明也随学校转移到湖州学习。
1933年秋，陈明被录取到上海麦伦中学高中学习。从小就关注社会、爱思考问题的陈明，在学校受到校长沈体兰和教师曹亮、魏金枝（“左联”成员）等进步思想言行影响，积极投入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和志趣相投的同学在学校积极发起组织话剧社，先后演出过田汉、于伶、陈白尘等创作的《走私》《顾正红之死》《放下你的鞭子》《谁是朋友》《扬子江风暴》《到那里去》等剧本，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上海“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陈明参加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积极投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废寝忘食地组织宣传演出、游行示威、演讲及联络等各种活动，很快成为麦伦中学的斗争骨干和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领导者之一，并先后参加了抗日救国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秋，陈明考进上海商学院。1937年1月，由于他的身份及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经上海地下党组织批准，陈明离开上海经北平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苦恋波折成就一段风雨姻缘
1937年5月初，陈明来到延安，先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四大队学习，一个月后调入新成立的十三大队。抗大的生活，既紧张又充实。毛泽东、博古、张国焘等领导人常来这里讲课。在这里，陈明结识了中宣部部长凯丰的秘书朱光。朱光十分欣赏这个刚满20岁的青年。1937年6月间，延安文艺界举行高尔基逝世纪念会，陈明所在的十三大队与十二大队联合排演了田汉根据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改编的独幕话剧。燕京大学毕业的吴光伟扮演母亲，陈明则扮演“母亲”的儿子伯惠尔。演出很成功，陈明又成为了延安抗大文艺活动骨干。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动员全民抗战，红军部队整装开赴前线，抗大学生也提前毕业随部队上前线。
比陈明早半年到陕北的丁玲，曾是上海“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到延安后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当选该协会主任。她与抗大教员、作家吴奚如商议组织一个战地记者采访团，准备到火线上去。后经上报批准，成立了一个约30余人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按毛泽东提议，西战团负责人称主任，于是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下设若干股。陈明与丁玲就是在西战团内相识的。
1937年8月12日，西战团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张天虚、戈矛、王玉清、高敏夫、李劫夫等延安文艺界名人与30余名男女团员一一握手。当丁玲与精悍的陈明握手时，不禁被他那双虎虎有神的大眼怔住了——这不是《母亲》中的伯惠尔吗？
是的，他就是“伯惠尔”，就是经朱光同志推荐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
西战团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奔赴山区。辗转活动于太原、榆次等10多个县市乡村，半年行程数千里，演出百余场，深受抗日军民欢迎。1938年春，“西战团”又奉命进了西安。
通过几个月火热的生活，丁玲看到了陈明出色的工作才干。在频繁的工作、生活接触中，她不知不觉地喜欢上这位精明能干的宣传股长。陈明患胃病住院，仅几天不见，丁玲就感到怅然若失。
陈明也陷入苦恼之中。陈明觉得丁玲对他好，好得有点过分。团部分战利品和慰问品，丁玲总要把自己的一份留给他；见他穿鞋磨损快，她就省下自己的津贴给他买新鞋……他知道她有点意思了，很怕遇到她那含蓄而温情的目光。我们不相称啊，她毕竟比自己大十几岁，而且是著名作家。于是，他曾私下向关系很好的领导倾诉了自己内心的不安，那位领导劝他调离西战团，可陈明说：“要我离开西战团，实在舍不得啊……”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延安。不久，丁玲和陈明同时被组织留下在马列学院学习。丁玲仍像以前那样对陈明关怀备至，他被甜蜜欢愉所笼罩，但内心却仍然矛盾。中国毕竟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度，与大十几岁的女性相恋，周围的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呢？
有一次，陈明找了个机会，对丁玲把话挑明了：“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谁知丁玲立即反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陈明一时无言以对……
陈明知道，丁玲是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著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她是名人，地位高，年龄差距又大，以前生活道路也不一样，将来能否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呢？陈明在一篇日记里反映了这种迷惘矛盾的心境：“让这日子快结束吧。”说来真巧，这段表露内心隐秘的日记偏偏被丁玲发现。她热烈而真诚地对陈明说：“为什么要结束？我们刚开始……”
1939年9月，陈明调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社任社长。陈明背着丁玲做出似乎“理智”的抉择：斩断情丝，另与他人结合。于是，他决定与剧社的一位对他很好的女演员席萍建立恋爱关系，并坦诚告诉对方原来与丁玲的情感情况。不久，在驻地首长耿飚、王维周的支持下，陈明与席萍匆匆地结了婚。然而，这件事对丁玲打击很大，又使陈明感到十分不安。
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席萍自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情感矛盾和尴尬，因而很快使三人都陷入更大的感情煎熬之中……
一年后，陈明离开烽火剧社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任职时，终于与席萍分了手。
1942年2月，在经历痛苦的波折之后，丁玲和陈明这一对爱得太深、爱得太久的情侣终于顶着某种舆论隐隐的压力，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结合了。他俩听从中央组织部陈云“只要把各方面处理好，就好”的意见，妥善地安排好了一切。这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陈明和丁玲一起度过了50年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人生岁月。
从人生辉煌跌入命运低谷
陈明和丁玲两人结婚后，出于革命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他们不打算再要孩子。陈明对丁玲的儿女视若己出，尽己所能对他们关照呵护。丁玲婚后离开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的岗位，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任职。陈明自1941年延安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一直在研究院辖下的新闻研究室工作。他俩在这里经历了延安整风和审干。1943年7月，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丁玲和陈明成了运动对象，分别被隔离审查，与不少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的迫害和打击。
1944年，丁玲调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专职写作。随后，陈明经胡乔木安排也离开了党校去边区文协，这是他们婚后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比较安稳的家庭生活。在此前后，丁玲创作了《三日杂记》《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也因《三八节有感》被人误解而带来麻烦；陈明组织排演了《牛永贵负伤》等宣传革命宣传英雄模范的戏剧，同时配合火热的革命斗争创作了一些秧歌剧和唱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明和丁玲随文艺通讯团行动，在晋察冀开展工作。1946年5月，丁玲随陈明为组长的工作组来到桑干河畔，投入热火朝天的土改斗争，并开始酝酿她的宏篇巨著。1947年11月，丁玲在阜平县一边参加土改工作队工作，一边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进行修改定稿。在此前后，陈明一度到野战部队体验生活，但只要一回来，便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1948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各国读者中广为传播。这部标志丁玲创作里程碑的长篇小说于1952年又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为中国新文学获得世界声誉。一时间，丁玲可谓大红大紫。当她刚捧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便在扉页写道：“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致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丁玲，1948年10月底，去欧洲以前数日于哈尔滨市。”
新中国成立了。陈明选择去国家电影局，丁玲则被安排在中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解放初期，陈明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创作了电影剧本《海港生涯》，将戏剧《六号门》改编成电影，均获得成功。后来又接受了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编为电影剧本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丁玲很受器重。她参加了中国妇女代表团（蔡畅为团长）赴匈牙利出席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后又受命为中苏友好代表团团长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庆祝典礼，回国后又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组长等职。
正当丁玲和陈明分别在不同的文艺领域中投入更大热情的时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灾难突然袭来。
1955年底，丁玲无端受诬，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成了“一本书主义”罪证。1957年，丁玲又与冯雪峰等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陈明在丁玲接连遭受政治打击时，为她抱不平，向上级党组织申辩。为此，陈明也成为单位批判帮助的对象，于1957年底受到严厉处分，降低级别，开除党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从此，他俩的事业和命运发生逆转，一下子从人生辉煌跌入命运低谷。
在厄运中煎熬，相互支撑相依为命
1958年初，陈明在等候接受组织处理的灰暗的日子里，期盼的仅仅是只要能和丁玲在一起。
2月下旬，对陈明的处罚决定先下来了——到黑龙江密山监督劳动。陈明先来到指定的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打井、盖房子，干从来没干过的活。后来，在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亲自过问下，丁玲于同年7月初也来到农场。这样，他俩在北大荒安下家。
丁玲被安排在农场畜牧队养鸡，陈明在生产队。他俩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作为一对普通农工，备尝了生活的艰辛。熬到1961年，陈明摘除了右派帽子。但还没等他喘过气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丁玲被农场造反派批斗，身体遭摧残，精神受折磨。陈明也跟丁玲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在“牛棚”里，夫妻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坚持熬过灾难等到出头之日……
他俩就这样相互支撑着，熬过了几年。谁知情况更加恶化了。1970年春，两人同时被押送到北京，分别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同在秦城监狱，虽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他俩又在相互思念、相互担忧的煎熬中度过了5年。
1975年5月，丁玲、陈明先后获释。鉴于他俩年岁已高且身体状况不佳，有关方面决定不再分配工作，把他们安排到山西省长治县农村安家。丁玲每月有80元生活费，陈明按在农场时的工资标准每月129元。在长治县嶂头公社嶂头村安下家后，他俩养鸡、种菜、挖地窖，过了几年安静的普通农户的生活。在这里，他们结识不少农村朋友，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而真诚的友好关系。他俩还将出狱时国家补发的1万多元工资捐赠给生产大队，购买拖拉机。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许多人都急切地为讨回公道、获得平反而奔忙。这时，丁玲已年逾古稀，伤病缠身，十分虚弱；而陈明健康状况还行，跑腿的事自然由他承担。陈明回到北京后，先后找了王震、胡乔木等比较关心和了解他俩的领导和友人，打听中央关于纠正冤假错案政策的进展及相关动态。为尽快向中组部交送申诉材料，他甚至直接找到胡耀邦同志的家中。
1978年夏，丁玲所在的公社终于宣布了摘除丁玲的“右派”帽子。年底，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丁玲回北京治病。
1979年1月13日，丁玲和陈明两人一同返回阔别20年的北京。他们暂时被安排在北京友谊宾馆住下。丁玲已是75岁的病弱之躯，行动很困难。陈明为安排家庭生活，为丁玲治病联系医院以及为她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再次整日奔忙。不久，丁玲因疑患有乳腺癌住院。但这位视写作胜于生命的作家事业上重获新生后哪能停笔，在求得大夫推迟手术之后，丁玲便忘情地投入创作。
由于各种是非恩怨的纠缠，丁玲彻底平反显得格外艰难。陈明除安排好她的生活外，还整天挤公共汽车为丁玲的事跑中国作协，跑中宣部、中组部……终于在1979年10月22日，中央组织部宣传教育局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转告第四次文代会党组织，自即日起恢复丁玲的党籍，恢复组织生活。至此，丁玲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中央组织部于1984年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随着丁玲问题的解决，陈明的一切“问题”也迎刃而解，他被安排到文化部工作。
丁玲说，“如果没有陈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丁玲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等职。
丁玲的晚年虽说也是艰难的，但却充实、幸福。她从复出文坛到走完人生最后历程不过6年多时间，却以多病之躯，用顽强毅力写出了《杜晚香》《“牛棚”小品》《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作品共100万字；还曾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其间，陈明也写了相当于《“牛棚”小品》的续篇《三访汤原》等作品。
熟悉他俩的人都知道，在丁玲生命最后的辉煌中，无不凝聚着陈明的心血。晚年病中的丁玲，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陈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在我与陈老的交谈中，他告诫我说要重视文章“修改”。他援引丁玲的话，证明“改”字在写作中的重要，并说丁玲许多好作品都是他配合她共同改出来的。
这话不假，那时我刚好看到丁玲家乡湖南的一位作家撰文讲述如下事例：
丁玲1982年秋回到家乡临澧县，在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哪一部没有“改家”陈明协助她斟酌再三的字迹？她为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无处不闪现陈明默默无闻、甘愿奉献的光彩。
由于陈明付出了不少心血，丁玲在编辑她的某些作品时打算署他俩的名，陈明坚决反对。当丁玲打算在《丁玲文集》第6卷放进陈明的照片，陈明也拒绝了。
晚年病中的丁玲，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创作上都离不开陈明。丁玲与陈明情深意笃，患难与共，即便是生活中他俩之间的最后一幕也是十分感人的。
1986年4月3日10时45分，长期糖尿病引起的肾衰竭、心力衰竭终于夺去了丁玲这位文坛巨星的生命。就在她生命行将结束的前几天，丁玲又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对着一直守候在旁的陈明嗫嚅道：“亲亲我……”
陈明俯身听清了这几个字。他强忍着泪水，在她的额上、唇上轻轻地吻着，丁玲脸上露出难得的宁静、幸福的神情……
在离开丁玲的日子里
记得那是1992年6月中旬的一天，陈明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我将一份早已准备在身边的1992年4月16日的《文艺报》递给陈老，指着报纸第一版的《“丁玲文库”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消息标题下的一段文字：
丁玲同志家属为“丁玲文库”捐献了丁玲藏书2110册，珍贵文物181件。“丁玲文库”占据两间房，一间按丁玲晚年在木樨地22号楼公寓里的书房兼卧室的格局，放着她的书桌、木床、衣柜、床头柜、坐椅及躺椅，另一间布置她的纪念展览室，放着她的藏书和各种文物。展柜中有丁玲的手稿，本人所作水彩画和速写画、证件、照片、斯大林文学奖状和奖章以及生前穿过的衣服鞋子……
话题就从这则消息谈起。
“‘丁玲同志家属’显然主要是你吧？”
他点点头。接着，兴致勃勃地指着客厅、卧室，描述“丁玲文库”的摆设。确实，陈明在离开丁玲的日子里，不仅为整理编辑丁玲遗稿付出了心血，还为相关部门单位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曾多次请丁玲研究会的同志和她过去的秘书到家里来帮他整理遗物，并分类处理。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重要手稿交送北京图书馆；部分手稿、书信、照片等则送往文学馆；有的物件还赠给了丁玲家乡的丁玲纪念馆。另外，上海的“左联”纪念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鲁迅纪念馆也都收有陈明整理和捐赠的丁玲遗物。
这次交谈主要是由他讲述丁玲在事业上的成就，还不时地插叙自己的感受。在我离京与他告辞的那天早晨，他取出早已备好的由他签名的《丁玲论创作》和《丁玲散文选》两本书赠我。
在1993年5月我三度赴京拜访陈明之前，我看见一篇题为《毛泽东与延安文艺》文章披露，毛主席曾叫人找来宣传大队（烽火剧社）的队长陈明和侣明谈话，并留他们吃饭，后来主席还慷慨赞助他们200元，表示他支持当时延安的戏剧活动。对此我很感兴趣，拜访陈明时就询问此事是否真实，还有什么细节？
他激动地告诉我，那是真的。那时的延安上从我党我军的领袖统帅，下至广大军民都很热爱并很支持革命文艺。同样，延安文艺界包括蒋管区进步文人抗日救国的热情都十分高涨。
正因为陈明的这种资历和他的热心，他1986年就开始担任了延安文艺学会的常务副会长，与不少文艺界的朋友有往来，特别是与延安时期的老文艺家们情感密切。这个时期，他除了潜心整理和研究丁玲的作品，还要参加一些活动和处理一些工作，似乎有些不堪重负。我得知，就在丁玲离去3年后，陈明与在中国科学院退休、曾担任过编辑的张珏生活在了一起。张珏系民国著名报人张友鸾之女，有很好的文化功底，她成了陈明忙碌生活中的理想伴侣和帮手。
记得我们谈论那些年一些令人担忧的文艺现象，从文坛上的“玩文学”“作家拍卖书稿”，谈到演艺界的“炒明星”和“演员走穴”，还有文坛相互吹捧之风以及看不到严肃的文艺批评，等等。当时他说，包括延安文艺在内的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事业有许多好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并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发扬光大。当前文艺宣传就是要突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现在放映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这就很好嘛，我们不能否定自己的历史，我们要教育青年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陈老的言谈语重心长，对当前一些不良的文化舆论持鲜明的批评态度，表露了一位老文艺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我知道，陈老自1986年就开始担任了延安文艺学会的常务副会长。他总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成绩，常在晚辈面前说自己没做出什么成绩。说着，他取出两本综合性文艺刊物《中国风》（其中一本还是创刊号）送给我。这是延安文艺学会主办的。我翻看了，这确实是一份既有革命文艺传统又有现代气息的好刊物。
离别时，陈老又赠我一本《丁玲创作生涯》。这本作家生活与创作的自述，依然是前些年他呕心沥血一篇篇整理、一个个字校勘出来的。
“丁玲，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一位评论家在书末写的最后一句话。我想，早已融为丁玲生命和事业一部分的陈明，自然也是属于人民的。
岁月匆匆催人老。我已退休多年，也没专程去看望陈明老师。可他记住了我，前些年又托回赣亲友赠与我由他整理编辑的丁玲延安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及他自己刚出版的文集《我说丁玲》和《书语：丁玲陈明爱情书简》。
近日，我又获得他的赠书，这是由别人帮他整理的陈明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2010年1月出版的。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在书中回顾了他与丁玲如同浴火重生的人生经历后，在结尾说：“……半个世纪和她经历了人生的沉浮，尝遍了世间的喜怒哀乐，锤炼了永不后退的意志，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曾动摇后悔。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虚度此生。”
诚哉斯言！时代和社会已经经历了沧桑巨变，今天陈老的人生信念仍如此坚定自信，难能可贵。我祝愿他健康百岁。○
题图 1979年春，丁玲与陈明在北京文化部招待所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天遂人愿。90年代我竟然有机会先后三次赴京拜访仰慕已久的陈老。第一次是1991年3月初。我因公赴京，带着他亲友的嘱托，前去拜访他。陈明的住宅在木樨地22楼公寓里。那天，他热情地把我领到一个长方形客厅里。客厅的条桌上摆着一盆常青树，正面墙上悬挂着丁玲带着微笑的大幅彩照。后来，我又于1992年6月和1993年5月两次进京拜访他，也是在这个客厅里。
记得我们初次谋面时，谈话略有些拘谨。寒暄之后，由着陈老的兴致随便聊，后来才渐渐放开，会提一些问题。刚开始，陈明总是谈丁玲晚年的写作与生活……我则总是捕捉机会，问他的生活经历，问他是怎么喜欢上话剧事业，又是怎么与丁玲结合相伴终身的。尽管陈明不大愿说自己，可是经过多次接触，我还是从他清清朗朗的谈吐中渐渐了解了他和丁玲的风雨人生……
走向革命奔赴延安
陈明，原名陈芝祥，农历丁巳年（1917年）正月二十日出生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小华村一个地主家庭。祖父是个有声望的老绅士。祖父有4个儿子，陈明的父亲叫敦敏，排行老二；大伯敦安是长子，在家中有优先受教育的特权，他在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北京海关做事。大伯是陈家的顶梁柱，思想开明豁达，热心公益事业，经常资助家乡修桥补路，深得乡亲欢迎。
陈明老家房子很大，是一栋三进的大院子。他从小在家中读私塾，10岁那年随回乡结婚的四叔来到北京。到北京后，陈明就住在北京东单栖凤楼大伯家，并到东单象鼻子中坑的北师附属小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1929年冬，伯父升迁调动到上海海关工作。1930年，陈明也随迁上海，在上海培成女中附属小学继续读了半年高小，1930年下半年入读东吴大学附属二中。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学校被迫停课，合并到湖州东吴三中，陈明也随学校转移到湖州学习。
1933年秋，陈明被录取到上海麦伦中学高中学习。从小就关注社会、爱思考问题的陈明，在学校受到校长沈体兰和教师曹亮、魏金枝（“左联”成员）等进步思想言行影响，积极投入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和志趣相投的同学在学校积极发起组织话剧社，先后演出过田汉、于伶、陈白尘等创作的《走私》《顾正红之死》《放下你的鞭子》《谁是朋友》《扬子江风暴》《到那里去》等剧本，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上海“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陈明参加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积极投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废寝忘食地组织宣传演出、游行示威、演讲及联络等各种活动，很快成为麦伦中学的斗争骨干和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领导者之一，并先后参加了抗日救国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秋，陈明考进上海商学院。1937年1月，由于他的身份及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经上海地下党组织批准，陈明离开上海经北平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苦恋波折成就一段风雨姻缘
1937年5月初，陈明来到延安，先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四大队学习，一个月后调入新成立的十三大队。抗大的生活，既紧张又充实。毛泽东、博古、张国焘等领导人常来这里讲课。在这里，陈明结识了中宣部部长凯丰的秘书朱光。朱光十分欣赏这个刚满20岁的青年。1937年6月间，延安文艺界举行高尔基逝世纪念会，陈明所在的十三大队与十二大队联合排演了田汉根据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改编的独幕话剧。燕京大学毕业的吴光伟扮演母亲，陈明则扮演“母亲”的儿子伯惠尔。演出很成功，陈明又成为了延安抗大文艺活动骨干。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动员全民抗战，红军部队整装开赴前线，抗大学生也提前毕业随部队上前线。
比陈明早半年到陕北的丁玲，曾是上海“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到延安后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当选该协会主任。她与抗大教员、作家吴奚如商议组织一个战地记者采访团，准备到火线上去。后经上报批准，成立了一个约30余人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按毛泽东提议，西战团负责人称主任，于是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下设若干股。陈明与丁玲就是在西战团内相识的。
1937年8月12日，西战团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张天虚、戈矛、王玉清、高敏夫、李劫夫等延安文艺界名人与30余名男女团员一一握手。当丁玲与精悍的陈明握手时，不禁被他那双虎虎有神的大眼怔住了——这不是《母亲》中的伯惠尔吗？
是的，他就是“伯惠尔”，就是经朱光同志推荐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
西战团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奔赴山区。辗转活动于太原、榆次等10多个县市乡村，半年行程数千里，演出百余场，深受抗日军民欢迎。1938年春，“西战团”又奉命进了西安。
通过几个月火热的生活，丁玲看到了陈明出色的工作才干。在频繁的工作、生活接触中，她不知不觉地喜欢上这位精明能干的宣传股长。陈明患胃病住院，仅几天不见，丁玲就感到怅然若失。
陈明也陷入苦恼之中。陈明觉得丁玲对他好，好得有点过分。团部分战利品和慰问品，丁玲总要把自己的一份留给他；见他穿鞋磨损快，她就省下自己的津贴给他买新鞋……他知道她有点意思了，很怕遇到她那含蓄而温情的目光。我们不相称啊，她毕竟比自己大十几岁，而且是著名作家。于是，他曾私下向关系很好的领导倾诉了自己内心的不安，那位领导劝他调离西战团，可陈明说：“要我离开西战团，实在舍不得啊……”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延安。不久，丁玲和陈明同时被组织留下在马列学院学习。丁玲仍像以前那样对陈明关怀备至，他被甜蜜欢愉所笼罩，但内心却仍然矛盾。中国毕竟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度，与大十几岁的女性相恋，周围的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呢？
有一次，陈明找了个机会，对丁玲把话挑明了：“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谁知丁玲立即反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陈明一时无言以对……
陈明知道，丁玲是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著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她是名人，地位高，年龄差距又大，以前生活道路也不一样，将来能否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呢？陈明在一篇日记里反映了这种迷惘矛盾的心境：“让这日子快结束吧。”说来真巧，这段表露内心隐秘的日记偏偏被丁玲发现。她热烈而真诚地对陈明说：“为什么要结束？我们刚开始……”
1939年9月，陈明调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社任社长。陈明背着丁玲做出似乎“理智”的抉择：斩断情丝，另与他人结合。于是，他决定与剧社的一位对他很好的女演员席萍建立恋爱关系，并坦诚告诉对方原来与丁玲的情感情况。不久，在驻地首长耿飚、王维周的支持下，陈明与席萍匆匆地结了婚。然而，这件事对丁玲打击很大，又使陈明感到十分不安。
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席萍自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情感矛盾和尴尬，因而很快使三人都陷入更大的感情煎熬之中……
一年后，陈明离开烽火剧社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任职时，终于与席萍分了手。
1942年2月，在经历痛苦的波折之后，丁玲和陈明这一对爱得太深、爱得太久的情侣终于顶着某种舆论隐隐的压力，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结合了。他俩听从中央组织部陈云“只要把各方面处理好，就好”的意见，妥善地安排好了一切。这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陈明和丁玲一起度过了50年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人生岁月。
从人生辉煌跌入命运低谷
陈明和丁玲两人结婚后，出于革命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他们不打算再要孩子。陈明对丁玲的儿女视若己出，尽己所能对他们关照呵护。丁玲婚后离开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的岗位，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任职。陈明自1941年延安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一直在研究院辖下的新闻研究室工作。他俩在这里经历了延安整风和审干。1943年7月，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丁玲和陈明成了运动对象，分别被隔离审查，与不少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的迫害和打击。
1944年，丁玲调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专职写作。随后，陈明经胡乔木安排也离开了党校去边区文协，这是他们婚后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比较安稳的家庭生活。在此前后，丁玲创作了《三日杂记》《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也因《三八节有感》被人误解而带来麻烦；陈明组织排演了《牛永贵负伤》等宣传革命宣传英雄模范的戏剧，同时配合火热的革命斗争创作了一些秧歌剧和唱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明和丁玲随文艺通讯团行动，在晋察冀开展工作。1946年5月，丁玲随陈明为组长的工作组来到桑干河畔，投入热火朝天的土改斗争，并开始酝酿她的宏篇巨著。1947年11月，丁玲在阜平县一边参加土改工作队工作，一边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进行修改定稿。在此前后，陈明一度到野战部队体验生活，但只要一回来，便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1948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各国读者中广为传播。这部标志丁玲创作里程碑的长篇小说于1952年又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为中国新文学获得世界声誉。一时间，丁玲可谓大红大紫。当她刚捧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便在扉页写道：“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致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丁玲，1948年10月底，去欧洲以前数日于哈尔滨市。”
新中国成立了。陈明选择去国家电影局，丁玲则被安排在中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解放初期，陈明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创作了电影剧本《海港生涯》，将戏剧《六号门》改编成电影，均获得成功。后来又接受了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编为电影剧本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丁玲很受器重。她参加了中国妇女代表团（蔡畅为团长）赴匈牙利出席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后又受命为中苏友好代表团团长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庆祝典礼，回国后又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组长等职。
正当丁玲和陈明分别在不同的文艺领域中投入更大热情的时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灾难突然袭来。
1955年底，丁玲无端受诬，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成了“一本书主义”罪证。1957年，丁玲又与冯雪峰等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陈明在丁玲接连遭受政治打击时，为她抱不平，向上级党组织申辩。为此，陈明也成为单位批判帮助的对象，于1957年底受到严厉处分，降低级别，开除党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从此，他俩的事业和命运发生逆转，一下子从人生辉煌跌入命运低谷。
在厄运中煎熬，相互支撑相依为命
1958年初，陈明在等候接受组织处理的灰暗的日子里，期盼的仅仅是只要能和丁玲在一起。
2月下旬，对陈明的处罚决定先下来了——到黑龙江密山监督劳动。陈明先来到指定的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打井、盖房子，干从来没干过的活。后来，在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亲自过问下，丁玲于同年7月初也来到农场。这样，他俩在北大荒安下家。
丁玲被安排在农场畜牧队养鸡，陈明在生产队。他俩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作为一对普通农工，备尝了生活的艰辛。熬到1961年，陈明摘除了右派帽子。但还没等他喘过气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丁玲被农场造反派批斗，身体遭摧残，精神受折磨。陈明也跟丁玲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在“牛棚”里，夫妻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坚持熬过灾难等到出头之日……
他俩就这样相互支撑着，熬过了几年。谁知情况更加恶化了。1970年春，两人同时被押送到北京，分别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同在秦城监狱，虽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他俩又在相互思念、相互担忧的煎熬中度过了5年。
1975年5月，丁玲、陈明先后获释。鉴于他俩年岁已高且身体状况不佳，有关方面决定不再分配工作，把他们安排到山西省长治县农村安家。丁玲每月有80元生活费，陈明按在农场时的工资标准每月129元。在长治县嶂头公社嶂头村安下家后，他俩养鸡、种菜、挖地窖，过了几年安静的普通农户的生活。在这里，他们结识不少农村朋友，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而真诚的友好关系。他俩还将出狱时国家补发的1万多元工资捐赠给生产大队，购买拖拉机。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许多人都急切地为讨回公道、获得平反而奔忙。这时，丁玲已年逾古稀，伤病缠身，十分虚弱；而陈明健康状况还行，跑腿的事自然由他承担。陈明回到北京后，先后找了王震、胡乔木等比较关心和了解他俩的领导和友人，打听中央关于纠正冤假错案政策的进展及相关动态。为尽快向中组部交送申诉材料，他甚至直接找到胡耀邦同志的家中。
1978年夏，丁玲所在的公社终于宣布了摘除丁玲的“右派”帽子。年底，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丁玲回北京治病。
1979年1月13日，丁玲和陈明两人一同返回阔别20年的北京。他们暂时被安排在北京友谊宾馆住下。丁玲已是75岁的病弱之躯，行动很困难。陈明为安排家庭生活，为丁玲治病联系医院以及为她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再次整日奔忙。不久，丁玲因疑患有乳腺癌住院。但这位视写作胜于生命的作家事业上重获新生后哪能停笔，在求得大夫推迟手术之后，丁玲便忘情地投入创作。
由于各种是非恩怨的纠缠，丁玲彻底平反显得格外艰难。陈明除安排好她的生活外，还整天挤公共汽车为丁玲的事跑中国作协，跑中宣部、中组部……终于在1979年10月22日，中央组织部宣传教育局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转告第四次文代会党组织，自即日起恢复丁玲的党籍，恢复组织生活。至此，丁玲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中央组织部于1984年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随着丁玲问题的解决，陈明的一切“问题”也迎刃而解，他被安排到文化部工作。
丁玲说，“如果没有陈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丁玲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等职。
丁玲的晚年虽说也是艰难的，但却充实、幸福。她从复出文坛到走完人生最后历程不过6年多时间，却以多病之躯，用顽强毅力写出了《杜晚香》《“牛棚”小品》《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作品共100万字；还曾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其间，陈明也写了相当于《“牛棚”小品》的续篇《三访汤原》等作品。
熟悉他俩的人都知道，在丁玲生命最后的辉煌中，无不凝聚着陈明的心血。晚年病中的丁玲，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陈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在我与陈老的交谈中，他告诫我说要重视文章“修改”。他援引丁玲的话，证明“改”字在写作中的重要，并说丁玲许多好作品都是他配合她共同改出来的。
这话不假，那时我刚好看到丁玲家乡湖南的一位作家撰文讲述如下事例：
丁玲1982年秋回到家乡临澧县，在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哪一部没有“改家”陈明协助她斟酌再三的字迹？她为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无处不闪现陈明默默无闻、甘愿奉献的光彩。
由于陈明付出了不少心血，丁玲在编辑她的某些作品时打算署他俩的名，陈明坚决反对。当丁玲打算在《丁玲文集》第6卷放进陈明的照片，陈明也拒绝了。
晚年病中的丁玲，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创作上都离不开陈明。丁玲与陈明情深意笃，患难与共，即便是生活中他俩之间的最后一幕也是十分感人的。
1986年4月3日10时45分，长期糖尿病引起的肾衰竭、心力衰竭终于夺去了丁玲这位文坛巨星的生命。就在她生命行将结束的前几天，丁玲又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对着一直守候在旁的陈明嗫嚅道：“亲亲我……”
陈明俯身听清了这几个字。他强忍着泪水，在她的额上、唇上轻轻地吻着，丁玲脸上露出难得的宁静、幸福的神情……
在离开丁玲的日子里
记得那是1992年6月中旬的一天，陈明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我将一份早已准备在身边的1992年4月16日的《文艺报》递给陈老，指着报纸第一版的《“丁玲文库”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消息标题下的一段文字：
丁玲同志家属为“丁玲文库”捐献了丁玲藏书2110册，珍贵文物181件。“丁玲文库”占据两间房，一间按丁玲晚年在木樨地22号楼公寓里的书房兼卧室的格局，放着她的书桌、木床、衣柜、床头柜、坐椅及躺椅，另一间布置她的纪念展览室，放着她的藏书和各种文物。展柜中有丁玲的手稿，本人所作水彩画和速写画、证件、照片、斯大林文学奖状和奖章以及生前穿过的衣服鞋子……
话题就从这则消息谈起。
“‘丁玲同志家属’显然主要是你吧？”
他点点头。接着，兴致勃勃地指着客厅、卧室，描述“丁玲文库”的摆设。确实，陈明在离开丁玲的日子里，不仅为整理编辑丁玲遗稿付出了心血，还为相关部门单位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曾多次请丁玲研究会的同志和她过去的秘书到家里来帮他整理遗物，并分类处理。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重要手稿交送北京图书馆；部分手稿、书信、照片等则送往文学馆；有的物件还赠给了丁玲家乡的丁玲纪念馆。另外，上海的“左联”纪念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鲁迅纪念馆也都收有陈明整理和捐赠的丁玲遗物。
这次交谈主要是由他讲述丁玲在事业上的成就，还不时地插叙自己的感受。在我离京与他告辞的那天早晨，他取出早已备好的由他签名的《丁玲论创作》和《丁玲散文选》两本书赠我。
在1993年5月我三度赴京拜访陈明之前，我看见一篇题为《毛泽东与延安文艺》文章披露，毛主席曾叫人找来宣传大队（烽火剧社）的队长陈明和侣明谈话，并留他们吃饭，后来主席还慷慨赞助他们200元，表示他支持当时延安的戏剧活动。对此我很感兴趣，拜访陈明时就询问此事是否真实，还有什么细节？
他激动地告诉我，那是真的。那时的延安上从我党我军的领袖统帅，下至广大军民都很热爱并很支持革命文艺。同样，延安文艺界包括蒋管区进步文人抗日救国的热情都十分高涨。
正因为陈明的这种资历和他的热心，他1986年就开始担任了延安文艺学会的常务副会长，与不少文艺界的朋友有往来，特别是与延安时期的老文艺家们情感密切。这个时期，他除了潜心整理和研究丁玲的作品，还要参加一些活动和处理一些工作，似乎有些不堪重负。我得知，就在丁玲离去3年后，陈明与在中国科学院退休、曾担任过编辑的张珏生活在了一起。张珏系民国著名报人张友鸾之女，有很好的文化功底，她成了陈明忙碌生活中的理想伴侣和帮手。
记得我们谈论那些年一些令人担忧的文艺现象，从文坛上的“玩文学”“作家拍卖书稿”，谈到演艺界的“炒明星”和“演员走穴”，还有文坛相互吹捧之风以及看不到严肃的文艺批评，等等。当时他说，包括延安文艺在内的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事业有许多好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并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发扬光大。当前文艺宣传就是要突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现在放映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这就很好嘛，我们不能否定自己的历史，我们要教育青年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陈老的言谈语重心长，对当前一些不良的文化舆论持鲜明的批评态度，表露了一位老文艺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我知道，陈老自1986年就开始担任了延安文艺学会的常务副会长。他总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成绩，常在晚辈面前说自己没做出什么成绩。说着，他取出两本综合性文艺刊物《中国风》（其中一本还是创刊号）送给我。这是延安文艺学会主办的。我翻看了，这确实是一份既有革命文艺传统又有现代气息的好刊物。
离别时，陈老又赠我一本《丁玲创作生涯》。这本作家生活与创作的自述，依然是前些年他呕心沥血一篇篇整理、一个个字校勘出来的。
“丁玲，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一位评论家在书末写的最后一句话。我想，早已融为丁玲生命和事业一部分的陈明，自然也是属于人民的。
岁月匆匆催人老。我已退休多年，也没专程去看望陈明老师。可他记住了我，前些年又托回赣亲友赠与我由他整理编辑的丁玲延安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及他自己刚出版的文集《我说丁玲》和《书语：丁玲陈明爱情书简》。
近日，我又获得他的赠书，这是由别人帮他整理的陈明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2010年1月出版的。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在书中回顾了他与丁玲如同浴火重生的人生经历后，在结尾说：“……半个世纪和她经历了人生的沉浮，尝遍了世间的喜怒哀乐，锤炼了永不后退的意志，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曾动摇后悔。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虚度此生。”
诚哉斯言！时代和社会已经经历了沧桑巨变，今天陈老的人生信念仍如此坚定自信，难能可贵。我祝愿他健康百岁。○
题图 1979年春，丁玲与陈明在北京文化部招待所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