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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大开发提出十年后,改革开放“前沿”的加工制造企业将目光投向身处“后方”的中西部。挺进“后方”的大幕已然拉开。宣称代工帝国没落还为时过早……
富士康发生第十三跳。郭台铭随即宣布在继7月1日起为工人加薪30%之后,自10月1日起达到一定业绩标准的工人将额外加薪66%。短期之内,郭总能想到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加薪了。一旦加薪计划如期执行,富士康每年需要额外支出50亿元。据最新年报显示,2009年富士康净利润为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在成本不转嫁的情况下,它意味着企业净利润或减少近1/3。这将使富士康陷于经营不利的被动境地。
代工帝国没落?
当然,“放血”的企业远不止郭台铭的富士康。6月初,本田在佛山的工厂罢工一周,结果是工人的基本月薪增加25%,至1900元。这一消息鼓舞了本田在广东省另外两家供应商的工人奋起效仿。丰田合成(ToyotaGosei)运营的一家生产方向盘及其它橡胶或树脂汽车配件的工厂也发生了为期三天的罢工。与本田一样,丰田的日本管理层同意加薪20%,并向员工提供每月约200元的全勤奖。
代工企业的成本近一半为员工工资。这意味着工资是成本控制的主要构成,廉价劳动力构成代工企业的最大优势。中国的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成就了“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的称号,也为企业埋下了长期隐患。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珠三角低端的传统加工业,倒闭或停产的厂家数量目前还无确切的统计数字。沿海加工制造企业的前途一度成为经济学界关心和忧虑的焦点,2009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减轻了企业的经济压力,转移了学者的注意力。今年以来的各类工人事件又将“代工企业的前途”乃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前途这类看似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推到媒体的聚光灯下。促进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金融时报》援引商业咨询公司AlixPartners的研究成果,称去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中国作为全球最低成本零部件制造国的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越。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使印度、墨西哥的成本比中国更低,中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此外,2010年3月,生产中国1/3出口产品的广东省,宣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20%。江苏、浙江和上海在内的其它7个省市,也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0%至17%。最低工资上调使加工制造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
据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媒体认为中国将很快失去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加之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经济转型又并非短期之内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前景不容乐观。
的确,中国的低成本加工制造业规模不再如从前快速增长,但并不能因此断言代工帝国没落,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经历快速成长期与成熟期。
放弃意味着生机
富士康在宣布大幅加薪之后,做出撤离广东的决定,将现有的事业群分拆,其中,做惠普服务器的研发部将全部搬往天津,而相连的生产线也将一同搬走。其他事业群除天津外,还将搬往山东烟台、湖北武汉地区。天津和烟台最低工资标准都是920元,武汉最低是900元。转移到内地,员工工资便按内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比深圳的标准1100元低了约20%。以45万员工的规模计算,深圳富士康搬迁到上述地区,每年将节约10亿元以上劳动力成本。
在外人看来,富士康的这一决定是无奈之举。实际上,富士康内陆之旅早已启动,富士康在广东最多时有十一个事业群,而这次搬迁之前只剩两个。川、渝成为富士康战略转移的重镇。2009年8月,“富士康产业基地”落户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产值将达100亿美元。2009年10月,富士康与成都政府签订了十亿美元的投资合作协议。目前,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为680元,成都为650元。川渝的生产基地一旦投产,仅以最低标准衡量,其工资支出就比深圳低至少40%,节约的劳动力成本是武汉等地的2倍。广达、英业达、仁宝等广东大型电子代工厂也于去年开始陆续进入川渝地区。2009年工信部发布的“中国软件服务外包最具潜力城市”有:重庆、青岛、武汉、沈阳、南昌、哈尔滨和乌鲁木齐。除青岛之外,其余都处于中西部。软件服务外包业的成本核心依然是劳动力,而这恰恰是内陆的优势。毫无疑问,加工制造企业对东部工厂的放弃意味着更多发展机遇的来临。
何来的机遇
趋利避害不仅是自然界也是企业界的生存法则。中西部部分地区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还算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及当地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都构成了企业迁移内陆的利好因素,构成了为企业带来二次发展机遇的条件。然而,企业迁移不仅是为降低成本做出的盲目逐利行为,更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客观规律所致。如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美国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在国际贸易中,技术以及经济差距决定了贸易雙方的角色定位。任何一种新产品出现之时,都会有创新国与模仿国(绝大部分情况下,创新国是发达国家,模仿国是发展中国家)。模仿国在一段时期内技术的掌握和需求都滞后于创新国。一旦技术成熟并为模仿国所接受,该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价格都开始降低。创新国将减少产量,转而进口更为低廉的模仿国的产品。如此,该产品完成了在创新国的生命周期,而它在模仿国的周期刚刚开始。
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其特殊性就在于,中国东西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恰好构成了创新国与模仿国之间产业转移的条件。因此,中国东部的加工制造企业纷纷来到配套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中西部寻找成本价格的洼地。在国家的激励措施之外,企业的自主转移令人玩味。每一次危机来临都是对产业发展的加速分化而非简单的冲击。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广东等地的产业调整在市场作用下已经开始:能够实现产业升级与调整的企业将继续生存下来;继续从事加工制造业的企业将深入中西部。目前,宣称代工帝国没落还为时过早。民间挺进“后方”的大幕已然拉开。同时,产业振兴计划与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将促使沿海与内陆的区域发展定位更为清晰。
在此过程中,企业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利用当地价格低廉的人力及其他资源,带动自身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自身的产业升级预备缓冲期,赢得在自身发展与宏观经济导向之间更加契合的长远谋划,以摆脱被动适应经济形势与政策的局面。如何发掘与利用这一机遇将决定搬迁企业的发展前景。
富士康发生第十三跳。郭台铭随即宣布在继7月1日起为工人加薪30%之后,自10月1日起达到一定业绩标准的工人将额外加薪66%。短期之内,郭总能想到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加薪了。一旦加薪计划如期执行,富士康每年需要额外支出50亿元。据最新年报显示,2009年富士康净利润为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在成本不转嫁的情况下,它意味着企业净利润或减少近1/3。这将使富士康陷于经营不利的被动境地。
代工帝国没落?
当然,“放血”的企业远不止郭台铭的富士康。6月初,本田在佛山的工厂罢工一周,结果是工人的基本月薪增加25%,至1900元。这一消息鼓舞了本田在广东省另外两家供应商的工人奋起效仿。丰田合成(ToyotaGosei)运营的一家生产方向盘及其它橡胶或树脂汽车配件的工厂也发生了为期三天的罢工。与本田一样,丰田的日本管理层同意加薪20%,并向员工提供每月约200元的全勤奖。
代工企业的成本近一半为员工工资。这意味着工资是成本控制的主要构成,廉价劳动力构成代工企业的最大优势。中国的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成就了“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的称号,也为企业埋下了长期隐患。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珠三角低端的传统加工业,倒闭或停产的厂家数量目前还无确切的统计数字。沿海加工制造企业的前途一度成为经济学界关心和忧虑的焦点,2009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减轻了企业的经济压力,转移了学者的注意力。今年以来的各类工人事件又将“代工企业的前途”乃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前途这类看似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推到媒体的聚光灯下。促进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金融时报》援引商业咨询公司AlixPartners的研究成果,称去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中国作为全球最低成本零部件制造国的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越。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使印度、墨西哥的成本比中国更低,中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此外,2010年3月,生产中国1/3出口产品的广东省,宣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20%。江苏、浙江和上海在内的其它7个省市,也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0%至17%。最低工资上调使加工制造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
据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媒体认为中国将很快失去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加之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经济转型又并非短期之内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前景不容乐观。
的确,中国的低成本加工制造业规模不再如从前快速增长,但并不能因此断言代工帝国没落,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经历快速成长期与成熟期。
放弃意味着生机
富士康在宣布大幅加薪之后,做出撤离广东的决定,将现有的事业群分拆,其中,做惠普服务器的研发部将全部搬往天津,而相连的生产线也将一同搬走。其他事业群除天津外,还将搬往山东烟台、湖北武汉地区。天津和烟台最低工资标准都是920元,武汉最低是900元。转移到内地,员工工资便按内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比深圳的标准1100元低了约20%。以45万员工的规模计算,深圳富士康搬迁到上述地区,每年将节约10亿元以上劳动力成本。
在外人看来,富士康的这一决定是无奈之举。实际上,富士康内陆之旅早已启动,富士康在广东最多时有十一个事业群,而这次搬迁之前只剩两个。川、渝成为富士康战略转移的重镇。2009年8月,“富士康产业基地”落户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产值将达100亿美元。2009年10月,富士康与成都政府签订了十亿美元的投资合作协议。目前,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为680元,成都为650元。川渝的生产基地一旦投产,仅以最低标准衡量,其工资支出就比深圳低至少40%,节约的劳动力成本是武汉等地的2倍。广达、英业达、仁宝等广东大型电子代工厂也于去年开始陆续进入川渝地区。2009年工信部发布的“中国软件服务外包最具潜力城市”有:重庆、青岛、武汉、沈阳、南昌、哈尔滨和乌鲁木齐。除青岛之外,其余都处于中西部。软件服务外包业的成本核心依然是劳动力,而这恰恰是内陆的优势。毫无疑问,加工制造企业对东部工厂的放弃意味着更多发展机遇的来临。
何来的机遇
趋利避害不仅是自然界也是企业界的生存法则。中西部部分地区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还算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及当地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都构成了企业迁移内陆的利好因素,构成了为企业带来二次发展机遇的条件。然而,企业迁移不仅是为降低成本做出的盲目逐利行为,更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客观规律所致。如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美国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在国际贸易中,技术以及经济差距决定了贸易雙方的角色定位。任何一种新产品出现之时,都会有创新国与模仿国(绝大部分情况下,创新国是发达国家,模仿国是发展中国家)。模仿国在一段时期内技术的掌握和需求都滞后于创新国。一旦技术成熟并为模仿国所接受,该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价格都开始降低。创新国将减少产量,转而进口更为低廉的模仿国的产品。如此,该产品完成了在创新国的生命周期,而它在模仿国的周期刚刚开始。
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其特殊性就在于,中国东西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恰好构成了创新国与模仿国之间产业转移的条件。因此,中国东部的加工制造企业纷纷来到配套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中西部寻找成本价格的洼地。在国家的激励措施之外,企业的自主转移令人玩味。每一次危机来临都是对产业发展的加速分化而非简单的冲击。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广东等地的产业调整在市场作用下已经开始:能够实现产业升级与调整的企业将继续生存下来;继续从事加工制造业的企业将深入中西部。目前,宣称代工帝国没落还为时过早。民间挺进“后方”的大幕已然拉开。同时,产业振兴计划与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将促使沿海与内陆的区域发展定位更为清晰。
在此过程中,企业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利用当地价格低廉的人力及其他资源,带动自身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自身的产业升级预备缓冲期,赢得在自身发展与宏观经济导向之间更加契合的长远谋划,以摆脱被动适应经济形势与政策的局面。如何发掘与利用这一机遇将决定搬迁企业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