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说过：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恩格斯评价道：“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552页)
　　恩格斯的话包含两点意思：一是旧的哲学的确束缚了自然科学；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不可离开的思维方法。
　　下面我想举几个中国历史上旧哲学束缚自然科学的例子。这几个例子，虽然都还没有得到最后证明，多半还是一些假设，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启发思想(也许是我胡思乱想)，所以还是大胆地谈一谈，供大家进一步研究。
　　一个叫五行思想与黄金分割。黄金分割(或曰外中分割，即优选法的那个0.618)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的，它在数学上、美学上乃至许多应用科学上都很有价值。据说毕达哥拉斯是从五角星的四种不同长度的线段上发现它的。中国数学史上好象没有黄金分割一类的说法，但是中国哲学上很重视“五”这个数。“五”之得到那样崇高的地位，其客观基础是什么呢？通常认为是由于手指和足趾的数目，跟十进位的客观根据一致。我想，如果仅仅由于人体上有“五”的原型，“五”的地位也许因此而很平常了，因为人人得而有之。是否可以设想，“五”的神圣性，或它之取得规律性的地位，同“洛书”、幻方以至五角星、黄金分割有关？如果真有这种关系，中国人用五行来表示黄金分割，那倒同中国古代擅长代数形式的一般情况相吻合。当然，这样做了的结果，哲学就束缚住数学了。
　　五行思想对于自然科学起了阻碍作用的另一个例子，我想举关于行星的发现。五大行星的陆续被发现，是很早很早的事了；据现在所知，大概是马王堆帛书中最先称呼它们为水、金、火、木、土的；就是说，最晚从那时起，五星和五行便正式挂上了钩。这一来，其他行星就遭了厄运，永无出头之日了。第六颗行星是天王星，当然它离我们较远，不过还未远到肉眼看不见的地步。西方是勒莫尼耶于一七五○年首先发现其为行星的，据说从一七五○——一七六九的二十年间，他观察到天王星达十二次之多，但囿于当时的天体观念，未能最后确认。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由赫舍尔定为行星。
　　我敢武断地说一句，参照中国古代对天文观察的重视情况来说，中国人一定早于一七五○年就已发现了天王星，只不过慑于五行观念，不得不把它当做恒星或什么客星、变星之类。要证明这个“武断”，需要翻阅全部古代天文纪录，并计算出天王星的轨迹。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如果有人愿意做一做，也许很有意思。
　　再一个例子，五行和五音。人们对音阶的认识，是由三音到五音再到七音。在中国，五音叫做正音，宫商角徵羽。另两个音，很早也已知道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和”、“穆”，至少从随县出土的侯编钟中便可找到它。这两个名字本来蛮好，在《淮南子》中还曾沿用；但后来终于改成变宫、变徵，失掉了自己的独立性。当然和、穆是两个半音，叫它变音也无不可；但我总觉得这后边有哲学思想在捣鬼。
　　果然，宋代有个叫陈的，在他的《乐书》中公然咆哮道：“五声可益为七音，然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接着他就“上纲”了：“宫既为君而有变宫，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岂先王制乐之意哉！”这个帽子当然是最大号的。可惜，它并没能塞住人们的有音乐感的耳朵，七音依旧在奏着凯歌行进。
　　跟音相伴的是律。中国的乐律很早就是十二个，可以“旋相为宫”，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律的理论的说明——九为基数，“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等——与其说是数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图式色彩。实际制造乐器和演奏乐器的人，大概主要是依靠自己那副灵敏的耳朵，而并不依靠乐律家们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并不完善，而古乐今天听来仍旧悠然悦耳；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到了明末，河南王子朱载于一五八四年发明了十二平均律，将八度音分为十二个音程相等的半音，其比率是。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是现代一切键盘乐器的根据，比欧洲人的发明早了近五十年。这个发明由于否定传统的“三分损益”旧法，最后落得个“宣付史馆”的下场。直到三百多年以后，即一八九○年，才由比利时皇家乐器博物馆馆长依法实验，而震惊了音乐世界。
　　其中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题目很有趣的一件事是，朱载在说明他的十二平均律的根据时，用的是《周礼·桌氏》的“为量内方尺而圆其外”的规定；并由此得出一个π值为即3.14269805，这个数值，比起当时已知的祖冲之的密率，粗疏多了。这些地方，表现了朱载屈服于“形而上学”的可悲之处。
　　可悲的事还不止于此。本来精通天文历算的康熙皇帝，对亡明王子朱载那份打入冷宫的乐律理论《律吕精义》，竟也不肯放手，不敢放心。他发动一批文人针锋相对，搞了一个《御制律吕正义》，重新复辟三分损益旧法，同时又偷偷袭用了朱氏的一些说法，弄出了一种毫无价值的十四律，并且列入《大清会典》，作为法律公布。这里边，起阻碍作用的已经不仅仅是哲学思想了，而且还有政治思想乃至动员了国家机器。
　　今天我们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它使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解放出来，突飞猛进。我们所以还要重温旧哲学特别是中国的旧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不良影响，主要是为了记取历史的教训，珍惜今天的胜利，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当心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
　　(本文系作者根据在“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座谈会上的发育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