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百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步入了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新时代。北京作为千年帝都,虽然是封建势力和封建习俗观念的顽固堡垒,但新时代的文明思潮也冲击着落后的观念和习俗,兴起了一股文明之风。
1911年12月,孙中山在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和商谈组织临时政府问题时指出:“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辛亥革命后,西风东渐,人们把西方传过来的东西冠以“文明”二字。如新式服装称为“文明新装”;西餐称为“文明大菜”; 新式婚礼称为“文明结婚”;西式手杖也被称为“文明棍儿”,等等。
辛亥革命后,标志社会文明进步的首先是“剪发辫,改服饰”。清王朝建立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剃发令,男子一律剃发蓄辫。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镇压,中国男人的脑后有了一根大辫子。这一不男不女的发型,成了一个累赘,也成为心理上的阴影。清末,就有维新派人士提出剪除发辫的陋习,但大辫子已经成为大清统治的象征,是万万动不得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3月5日即颁布了《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等一些移风易俗的法令,剪发辫,改服饰才得以推行。但仍有少数封建顽固派和清朝的遗老遗少,拒不剪辫易服以示对大清国的忠诚。1917年,京城曾上演了“辩帅”张勋率领五千名“辫子兵”短命复辟的闹剧。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的封建遗老虽然剪了大辫子,但仍在脑后留着齐肩长发,成为表现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封建顽固派代表性人物形象。但历史文明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新旧交替的服饰变革中,男子的西装、中山装、青年学生制服以及女子的“上衣下裙”、“改良旗袍”、“ 蓝布大褂”等,渐渐在京城流行开来,成为“文明新装”的主流。
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女权运动,首先是从“戒缠足”开始的。中国女子的“裹小脚”陋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把好好一双天足硬裹成“三寸金莲”,把健康的女子裹成残废人,这是对妇女肉体和心灵的摧残。辛亥革命后的妇女“放脚运动”,成为女子解放的标志。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了《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许多早已受尽了裹脚痛苦的妇女们,“不待命令,自解放,风靡一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要革除千年的封建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此后,女子“放脚”与“裹脚”的斗争延续了许多年。在偏僻的乡村,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女童裹脚的现象存在。我母亲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农村,从四五岁被裹脚,直到十多岁才被放脚,形成了半裹半放的“解放脚”,造成了一生的痛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对婚姻大事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婚姻自主被视为大逆不道。由此,形成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等所谓“六礼”之仪一整套繁琐的封建婚俗。数百年的帝都,融合了汉文化和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的文化,造就了老北京特有的婚俗文化。老北京的婚俗仪式,虽然因民族不同、身份有别、贫富差异等区别,但讲究场面的排场和程序的礼法是共同的。从相亲、合婚、放定到迎娶、回门都有繁琐的礼仪程序,充满了迷信色彩和繁文缛节。如“合婚” 要到“命馆”去请算命先生看属相、批八字,由算命先生来决定是“上等婚”还是“中等婚”,由命馆发放“龙凤帖”(结婚证)。迎娶一定要用花轿,表示明媒正娶。所以旧京有众多专门的喜轿铺,承担女家“过嫁妆”和男家迎娶。过去,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鼓乐吹吹打打的过嫁妆和迎娶的热闹场面。这样的婚俗不仅使男女双方家庭耗费不菲的费用,也使新郎新娘被折腾得身心疲惫。
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新式婚礼传入京城,在知识青年中率先效仿,举办“文明结婚”。 男女双方不去命馆合婚,而是自具结婚证书。迎娶时,不坐花轿,改为马车、汽车接新娘。新娘不穿传统的“凤冠霞帔”,改穿白色礼服长裙,披白纱,戴花冠。新郎亦改长袍马褂为西式燕尾大礼服。婚礼仪式一般在礼堂或大的饭庄举行。人们入座后,开始奏乐,男女傧相引导新郎新娘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新人相对三鞠躬,交换饰物,介绍人和来宾发表贺词。最后全体合影留念。通常不备酒席,有时举办象征性茶话会或酒会。这样的“文明结婚”,既简单花费又少,很受青年人的追捧。至今北京人举办婚礼,基本上还延续了这种文明结婚的形式。
清末民初,欧洲的话剧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戏曲相结合,用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台步,有时也唱一段“皮黄”。但舞台用真实布景,剧中人物穿时装,不化妆。这种新旧结合的戏剧形式,人们称其为“文明戏”。文明戏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编演新剧目,反映民众关切的一些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有说有唱,通俗易懂,受到市民欢迎,辛亥革命后在北京颇为流行。1913年,梅兰芳到上海演出后,观摩了很多文明戏的演出和舞台布景、灯光、服装、化妆,受到启发,回京后排演了《孽海波澜》、《宦海潮》等文明戏,轰动一时。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不仅登台在《恩怨缘》、《一元钱》、《华娥传》和《仇大娘》等文明戏中扮演角色,还担任剧团的布景部副部长,负责舞台设计。北京文化界曾邀请周恩来担任主演的《一元钱》剧组到北京演出过。《鲁迅日记》中,在1912年6月11日这一天,也有鲁迅先生到广和楼看文明戏的记载。可见当时文明戏在北京火爆的程度。
在北京的煤市街口,1907年建立了一家文明茶园。文明茶园的主要经理人俞振庭是京剧著名武生演员,和杨小楼、尚和玉是师兄弟。他曾创办过“双庆社”、“斌庆社”等班社,培养和扶持过梅兰芳、李万春等一大批演员。辛亥革命后文明茶园大力倡导文明新风,破除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旧习,在京城首开戏园的夜场演出;打破了妇女不能进戏园看戏的禁区,在戏园楼上专辟女座;开创了女伶登台、男女同台演出的先例。文明茶园的这些举措,在京城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大小报刊纷纷载文称赞“文明茶园,名副其实”、“数百年来,堪称第一”。 文明茶园戏台的抱柱对联“强弱本俄顷,愿同胞爱国正宗,此日漫谈天下事;古今无常理,结团体文明进步,他年都是戏中人” 也颇具时代精神。著名演员刘喜奎、王惠芳、梅兰芳等都在文明茶园演出过文明戏。
民国初年,在天桥建起的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城南游艺园里,专门开设了一处“文明戏场”,由著名文明戏演员张笑影领戏班在此演文明戏。他们根据清末民初在北京发生的真实奇案编演的《锯碗丁》和《春阿氏》,轰动京城,市民争相一睹为快。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回忆在京城童年时代逛城南游艺园时,曾写道:“那里的文明戏,也一样地使我产生兴趣,小鸣钟,张笑影的《锯碗丁》、《春阿氏》,都是我喜爱看的戏曲。”
辛亥革命后京城兴起的文明之风,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明进步的新时代潮流,从此一浪高过一浪,使北京成为走在革命前沿的都市。作者单位:中国评剧院
1911年12月,孙中山在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和商谈组织临时政府问题时指出:“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辛亥革命后,西风东渐,人们把西方传过来的东西冠以“文明”二字。如新式服装称为“文明新装”;西餐称为“文明大菜”; 新式婚礼称为“文明结婚”;西式手杖也被称为“文明棍儿”,等等。
辛亥革命后,标志社会文明进步的首先是“剪发辫,改服饰”。清王朝建立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剃发令,男子一律剃发蓄辫。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镇压,中国男人的脑后有了一根大辫子。这一不男不女的发型,成了一个累赘,也成为心理上的阴影。清末,就有维新派人士提出剪除发辫的陋习,但大辫子已经成为大清统治的象征,是万万动不得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3月5日即颁布了《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等一些移风易俗的法令,剪发辫,改服饰才得以推行。但仍有少数封建顽固派和清朝的遗老遗少,拒不剪辫易服以示对大清国的忠诚。1917年,京城曾上演了“辩帅”张勋率领五千名“辫子兵”短命复辟的闹剧。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的封建遗老虽然剪了大辫子,但仍在脑后留着齐肩长发,成为表现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封建顽固派代表性人物形象。但历史文明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新旧交替的服饰变革中,男子的西装、中山装、青年学生制服以及女子的“上衣下裙”、“改良旗袍”、“ 蓝布大褂”等,渐渐在京城流行开来,成为“文明新装”的主流。
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女权运动,首先是从“戒缠足”开始的。中国女子的“裹小脚”陋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把好好一双天足硬裹成“三寸金莲”,把健康的女子裹成残废人,这是对妇女肉体和心灵的摧残。辛亥革命后的妇女“放脚运动”,成为女子解放的标志。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了《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许多早已受尽了裹脚痛苦的妇女们,“不待命令,自解放,风靡一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要革除千年的封建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此后,女子“放脚”与“裹脚”的斗争延续了许多年。在偏僻的乡村,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女童裹脚的现象存在。我母亲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农村,从四五岁被裹脚,直到十多岁才被放脚,形成了半裹半放的“解放脚”,造成了一生的痛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对婚姻大事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婚姻自主被视为大逆不道。由此,形成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等所谓“六礼”之仪一整套繁琐的封建婚俗。数百年的帝都,融合了汉文化和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的文化,造就了老北京特有的婚俗文化。老北京的婚俗仪式,虽然因民族不同、身份有别、贫富差异等区别,但讲究场面的排场和程序的礼法是共同的。从相亲、合婚、放定到迎娶、回门都有繁琐的礼仪程序,充满了迷信色彩和繁文缛节。如“合婚” 要到“命馆”去请算命先生看属相、批八字,由算命先生来决定是“上等婚”还是“中等婚”,由命馆发放“龙凤帖”(结婚证)。迎娶一定要用花轿,表示明媒正娶。所以旧京有众多专门的喜轿铺,承担女家“过嫁妆”和男家迎娶。过去,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鼓乐吹吹打打的过嫁妆和迎娶的热闹场面。这样的婚俗不仅使男女双方家庭耗费不菲的费用,也使新郎新娘被折腾得身心疲惫。
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新式婚礼传入京城,在知识青年中率先效仿,举办“文明结婚”。 男女双方不去命馆合婚,而是自具结婚证书。迎娶时,不坐花轿,改为马车、汽车接新娘。新娘不穿传统的“凤冠霞帔”,改穿白色礼服长裙,披白纱,戴花冠。新郎亦改长袍马褂为西式燕尾大礼服。婚礼仪式一般在礼堂或大的饭庄举行。人们入座后,开始奏乐,男女傧相引导新郎新娘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新人相对三鞠躬,交换饰物,介绍人和来宾发表贺词。最后全体合影留念。通常不备酒席,有时举办象征性茶话会或酒会。这样的“文明结婚”,既简单花费又少,很受青年人的追捧。至今北京人举办婚礼,基本上还延续了这种文明结婚的形式。
清末民初,欧洲的话剧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戏曲相结合,用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台步,有时也唱一段“皮黄”。但舞台用真实布景,剧中人物穿时装,不化妆。这种新旧结合的戏剧形式,人们称其为“文明戏”。文明戏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编演新剧目,反映民众关切的一些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有说有唱,通俗易懂,受到市民欢迎,辛亥革命后在北京颇为流行。1913年,梅兰芳到上海演出后,观摩了很多文明戏的演出和舞台布景、灯光、服装、化妆,受到启发,回京后排演了《孽海波澜》、《宦海潮》等文明戏,轰动一时。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不仅登台在《恩怨缘》、《一元钱》、《华娥传》和《仇大娘》等文明戏中扮演角色,还担任剧团的布景部副部长,负责舞台设计。北京文化界曾邀请周恩来担任主演的《一元钱》剧组到北京演出过。《鲁迅日记》中,在1912年6月11日这一天,也有鲁迅先生到广和楼看文明戏的记载。可见当时文明戏在北京火爆的程度。
在北京的煤市街口,1907年建立了一家文明茶园。文明茶园的主要经理人俞振庭是京剧著名武生演员,和杨小楼、尚和玉是师兄弟。他曾创办过“双庆社”、“斌庆社”等班社,培养和扶持过梅兰芳、李万春等一大批演员。辛亥革命后文明茶园大力倡导文明新风,破除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旧习,在京城首开戏园的夜场演出;打破了妇女不能进戏园看戏的禁区,在戏园楼上专辟女座;开创了女伶登台、男女同台演出的先例。文明茶园的这些举措,在京城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大小报刊纷纷载文称赞“文明茶园,名副其实”、“数百年来,堪称第一”。 文明茶园戏台的抱柱对联“强弱本俄顷,愿同胞爱国正宗,此日漫谈天下事;古今无常理,结团体文明进步,他年都是戏中人” 也颇具时代精神。著名演员刘喜奎、王惠芳、梅兰芳等都在文明茶园演出过文明戏。
民国初年,在天桥建起的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城南游艺园里,专门开设了一处“文明戏场”,由著名文明戏演员张笑影领戏班在此演文明戏。他们根据清末民初在北京发生的真实奇案编演的《锯碗丁》和《春阿氏》,轰动京城,市民争相一睹为快。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回忆在京城童年时代逛城南游艺园时,曾写道:“那里的文明戏,也一样地使我产生兴趣,小鸣钟,张笑影的《锯碗丁》、《春阿氏》,都是我喜爱看的戏曲。”
辛亥革命后京城兴起的文明之风,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明进步的新时代潮流,从此一浪高过一浪,使北京成为走在革命前沿的都市。作者单位:中国评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