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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步入了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新时代。北京作为千年帝都，虽然是封建势力和封建习俗观念的顽固堡垒，但新时代的文明思潮也冲击着落后的观念和习俗，兴起了一股文明之风。
1911年12月，孙中山在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和商谈组织临时政府问题时指出：“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辛亥革命后，西风东渐，人们把西方传过来的东西冠以“文明”二字。如新式服装称为“文明新装”；西餐称为“文明大菜”； 新式婚礼称为“文明结婚”；西式手杖也被称为“文明棍儿”，等等。
辛亥革命后，标志社会文明进步的首先是“剪发辫，改服饰”。清王朝建立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剃发令，男子一律剃发蓄辫。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镇压，中国男人的脑后有了一根大辫子。这一不男不女的发型，成了一个累赘，也成为心理上的阴影。清末，就有维新派人士提出剪除发辫的陋习，但大辫子已经成为大清统治的象征，是万万动不得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3月5日即颁布了《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等一些移风易俗的法令，剪发辫，改服饰才得以推行。但仍有少数封建顽固派和清朝的遗老遗少，拒不剪辫易服以示对大清国的忠诚。1917年，京城曾上演了“辩帅”张勋率领五千名“辫子兵”短命复辟的闹剧。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的封建遗老虽然剪了大辫子，但仍在脑后留着齐肩长发，成为表现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封建顽固派代表性人物形象。但历史文明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新旧交替的服饰变革中，男子的西装、中山装、青年学生制服以及女子的“上衣下裙”、“改良旗袍”、“ 蓝布大褂”等，渐渐在京城流行开来，成为“文明新装”的主流。
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女权运动，首先是从“戒缠足”开始的。中国女子的“裹小脚”陋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把好好一双天足硬裹成“三寸金莲”，把健康的女子裹成残废人，这是对妇女肉体和心灵的摧残。辛亥革命后的妇女“放脚运动”，成为女子解放的标志。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了《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许多早已受尽了裹脚痛苦的妇女们，“不待命令，自解放，风靡一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要革除千年的封建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此后，女子“放脚”与“裹脚”的斗争延续了许多年。在偏僻的乡村，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女童裹脚的现象存在。我母亲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农村，从四五岁被裹脚，直到十多岁才被放脚，形成了半裹半放的“解放脚”，造成了一生的痛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对婚姻大事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婚姻自主被视为大逆不道。由此，形成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等所谓“六礼”之仪一整套繁琐的封建婚俗。数百年的帝都，融合了汉文化和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的文化，造就了老北京特有的婚俗文化。老北京的婚俗仪式，虽然因民族不同、身份有别、贫富差异等区别，但讲究场面的排场和程序的礼法是共同的。从相亲、合婚、放定到迎娶、回门都有繁琐的礼仪程序，充满了迷信色彩和繁文缛节。如“合婚” 要到“命馆”去请算命先生看属相、批八字，由算命先生来决定是“上等婚”还是“中等婚”，由命馆发放“龙凤帖”（结婚证）。迎娶一定要用花轿，表示明媒正娶。所以旧京有众多专门的喜轿铺，承担女家“过嫁妆”和男家迎娶。过去，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鼓乐吹吹打打的过嫁妆和迎娶的热闹场面。这样的婚俗不仅使男女双方家庭耗费不菲的费用，也使新郎新娘被折腾得身心疲惫。
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新式婚礼传入京城，在知识青年中率先效仿，举办“文明结婚”。 男女双方不去命馆合婚，而是自具结婚证书。迎娶时，不坐花轿，改为马车、汽车接新娘。新娘不穿传统的“凤冠霞帔”，改穿白色礼服长裙，披白纱，戴花冠。新郎亦改长袍马褂为西式燕尾大礼服。婚礼仪式一般在礼堂或大的饭庄举行。人们入座后，开始奏乐，男女傧相引导新郎新娘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新人相对三鞠躬，交换饰物，介绍人和来宾发表贺词。最后全体合影留念。通常不备酒席，有时举办象征性茶话会或酒会。这样的“文明结婚”，既简单花费又少，很受青年人的追捧。至今北京人举办婚礼，基本上还延续了这种文明结婚的形式。
清末民初，欧洲的话剧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戏曲相结合，用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台步，有时也唱一段“皮黄”。但舞台用真实布景，剧中人物穿时装，不化妆。这种新旧结合的戏剧形式，人们称其为“文明戏”。文明戏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编演新剧目，反映民众关切的一些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有说有唱，通俗易懂，受到市民欢迎，辛亥革命后在北京颇为流行。1913年，梅兰芳到上海演出后，观摩了很多文明戏的演出和舞台布景、灯光、服装、化妆，受到启发，回京后排演了《孽海波澜》、《宦海潮》等文明戏，轰动一时。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不仅登台在《恩怨缘》、《一元钱》、《华娥传》和《仇大娘》等文明戏中扮演角色，还担任剧团的布景部副部长，负责舞台设计。北京文化界曾邀请周恩来担任主演的《一元钱》剧组到北京演出过。《鲁迅日记》中，在1912年6月11日这一天，也有鲁迅先生到广和楼看文明戏的记载。可见当时文明戏在北京火爆的程度。
在北京的煤市街口，1907年建立了一家文明茶园。文明茶园的主要经理人俞振庭是京剧著名武生演员，和杨小楼、尚和玉是师兄弟。他曾创办过“双庆社”、“斌庆社”等班社，培养和扶持过梅兰芳、李万春等一大批演员。辛亥革命后文明茶园大力倡导文明新风，破除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旧习，在京城首开戏园的夜场演出；打破了妇女不能进戏园看戏的禁区，在戏园楼上专辟女座；开创了女伶登台、男女同台演出的先例。文明茶园的这些举措，在京城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大小报刊纷纷载文称赞“文明茶园，名副其实”、“数百年来，堪称第一”。 文明茶园戏台的抱柱对联“强弱本俄顷，愿同胞爱国正宗，此日漫谈天下事；古今无常理，结团体文明进步，他年都是戏中人” 也颇具时代精神。著名演员刘喜奎、王惠芳、梅兰芳等都在文明茶园演出过文明戏。
民国初年，在天桥建起的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城南游艺园里，专门开设了一处“文明戏场”，由著名文明戏演员张笑影领戏班在此演文明戏。他们根据清末民初在北京发生的真实奇案编演的《锯碗丁》和《春阿氏》，轰动京城，市民争相一睹为快。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回忆在京城童年时代逛城南游艺园时，曾写道：“那里的文明戏，也一样地使我产生兴趣，小鸣钟，张笑影的《锯碗丁》、《春阿氏》，都是我喜爱看的戏曲。”
辛亥革命后京城兴起的文明之风，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明进步的新时代潮流，从此一浪高过一浪，使北京成为走在革命前沿的都市。作者单位：中国评剧院
1911年12月，孙中山在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和商谈组织临时政府问题时指出：“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辛亥革命后，西风东渐，人们把西方传过来的东西冠以“文明”二字。如新式服装称为“文明新装”；西餐称为“文明大菜”； 新式婚礼称为“文明结婚”；西式手杖也被称为“文明棍儿”，等等。
辛亥革命后，标志社会文明进步的首先是“剪发辫，改服饰”。清王朝建立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剃发令，男子一律剃发蓄辫。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镇压，中国男人的脑后有了一根大辫子。这一不男不女的发型，成了一个累赘，也成为心理上的阴影。清末，就有维新派人士提出剪除发辫的陋习，但大辫子已经成为大清统治的象征，是万万动不得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3月5日即颁布了《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等一些移风易俗的法令，剪发辫，改服饰才得以推行。但仍有少数封建顽固派和清朝的遗老遗少，拒不剪辫易服以示对大清国的忠诚。1917年，京城曾上演了“辩帅”张勋率领五千名“辫子兵”短命复辟的闹剧。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的封建遗老虽然剪了大辫子，但仍在脑后留着齐肩长发，成为表现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封建顽固派代表性人物形象。但历史文明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新旧交替的服饰变革中，男子的西装、中山装、青年学生制服以及女子的“上衣下裙”、“改良旗袍”、“ 蓝布大褂”等，渐渐在京城流行开来，成为“文明新装”的主流。
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女权运动，首先是从“戒缠足”开始的。中国女子的“裹小脚”陋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把好好一双天足硬裹成“三寸金莲”，把健康的女子裹成残废人，这是对妇女肉体和心灵的摧残。辛亥革命后的妇女“放脚运动”，成为女子解放的标志。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了《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许多早已受尽了裹脚痛苦的妇女们，“不待命令，自解放，风靡一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要革除千年的封建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此后，女子“放脚”与“裹脚”的斗争延续了许多年。在偏僻的乡村，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女童裹脚的现象存在。我母亲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农村，从四五岁被裹脚，直到十多岁才被放脚，形成了半裹半放的“解放脚”，造成了一生的痛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对婚姻大事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婚姻自主被视为大逆不道。由此，形成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等所谓“六礼”之仪一整套繁琐的封建婚俗。数百年的帝都，融合了汉文化和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的文化，造就了老北京特有的婚俗文化。老北京的婚俗仪式，虽然因民族不同、身份有别、贫富差异等区别，但讲究场面的排场和程序的礼法是共同的。从相亲、合婚、放定到迎娶、回门都有繁琐的礼仪程序，充满了迷信色彩和繁文缛节。如“合婚” 要到“命馆”去请算命先生看属相、批八字，由算命先生来决定是“上等婚”还是“中等婚”，由命馆发放“龙凤帖”（结婚证）。迎娶一定要用花轿，表示明媒正娶。所以旧京有众多专门的喜轿铺，承担女家“过嫁妆”和男家迎娶。过去，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鼓乐吹吹打打的过嫁妆和迎娶的热闹场面。这样的婚俗不仅使男女双方家庭耗费不菲的费用，也使新郎新娘被折腾得身心疲惫。
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新式婚礼传入京城，在知识青年中率先效仿，举办“文明结婚”。 男女双方不去命馆合婚，而是自具结婚证书。迎娶时，不坐花轿，改为马车、汽车接新娘。新娘不穿传统的“凤冠霞帔”，改穿白色礼服长裙，披白纱，戴花冠。新郎亦改长袍马褂为西式燕尾大礼服。婚礼仪式一般在礼堂或大的饭庄举行。人们入座后，开始奏乐，男女傧相引导新郎新娘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新人相对三鞠躬，交换饰物，介绍人和来宾发表贺词。最后全体合影留念。通常不备酒席，有时举办象征性茶话会或酒会。这样的“文明结婚”，既简单花费又少，很受青年人的追捧。至今北京人举办婚礼，基本上还延续了这种文明结婚的形式。
清末民初，欧洲的话剧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戏曲相结合，用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台步，有时也唱一段“皮黄”。但舞台用真实布景，剧中人物穿时装，不化妆。这种新旧结合的戏剧形式，人们称其为“文明戏”。文明戏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编演新剧目，反映民众关切的一些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有说有唱，通俗易懂，受到市民欢迎，辛亥革命后在北京颇为流行。1913年，梅兰芳到上海演出后，观摩了很多文明戏的演出和舞台布景、灯光、服装、化妆，受到启发，回京后排演了《孽海波澜》、《宦海潮》等文明戏，轰动一时。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不仅登台在《恩怨缘》、《一元钱》、《华娥传》和《仇大娘》等文明戏中扮演角色，还担任剧团的布景部副部长，负责舞台设计。北京文化界曾邀请周恩来担任主演的《一元钱》剧组到北京演出过。《鲁迅日记》中，在1912年6月11日这一天，也有鲁迅先生到广和楼看文明戏的记载。可见当时文明戏在北京火爆的程度。
在北京的煤市街口，1907年建立了一家文明茶园。文明茶园的主要经理人俞振庭是京剧著名武生演员，和杨小楼、尚和玉是师兄弟。他曾创办过“双庆社”、“斌庆社”等班社，培养和扶持过梅兰芳、李万春等一大批演员。辛亥革命后文明茶园大力倡导文明新风，破除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旧习，在京城首开戏园的夜场演出；打破了妇女不能进戏园看戏的禁区，在戏园楼上专辟女座；开创了女伶登台、男女同台演出的先例。文明茶园的这些举措，在京城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大小报刊纷纷载文称赞“文明茶园，名副其实”、“数百年来，堪称第一”。 文明茶园戏台的抱柱对联“强弱本俄顷，愿同胞爱国正宗，此日漫谈天下事；古今无常理，结团体文明进步，他年都是戏中人” 也颇具时代精神。著名演员刘喜奎、王惠芳、梅兰芳等都在文明茶园演出过文明戏。
民国初年，在天桥建起的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城南游艺园里，专门开设了一处“文明戏场”，由著名文明戏演员张笑影领戏班在此演文明戏。他们根据清末民初在北京发生的真实奇案编演的《锯碗丁》和《春阿氏》，轰动京城，市民争相一睹为快。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回忆在京城童年时代逛城南游艺园时，曾写道：“那里的文明戏，也一样地使我产生兴趣，小鸣钟，张笑影的《锯碗丁》、《春阿氏》，都是我喜爱看的戏曲。”
辛亥革命后京城兴起的文明之风，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明进步的新时代潮流，从此一浪高过一浪，使北京成为走在革命前沿的都市。作者单位：中国评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