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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董仲舒继承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吸收法家的“刑”的思想，融合到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当中，形成了“天命观”为基础，“德治”为主，辅之以相应的“五行”之论和“刑”的政治伦理体系，董仲舒对儒家的政治伦理观的发展，是儒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关键，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集权。
关键词：德治；政治伦理；天命观
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演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并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采纳，即使孔子周游列国以及孟子著书立说，社会的动荡注定了“仁”“德”之说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接受，但儒家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却至今影响着我们，对现在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以“仁”“礼”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后来的儒家学说以他的伦理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并为后世所一直沿用。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张是“仁政”。“仁政”学说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新兴统治阶级为了摆脱政治困境，激进的奉行“严刑峻法”，为此提出了为他的理论服务的“井田制”。然其实质“用这种土地制度来限制军功、垦荒等上升而来的新兴地主阶级扩大土地的占有，同时有企图用这种制度剥削束缚农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是他的另一政治伦理思想，他认为，暴力解决的问题并不能让人心里服悦，只有对方从内心诚服，才能用“仁”感化说教，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仁德”。孟子把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发展于实践。
二、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形成
战国时期，战火纷争，各诸侯国纷纷称王，以“仁”“仁政”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道家并不能适应当时动乱的局面，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在众多诸侯国中强大起来，并以法家思想为主要的治国之道，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帝国——秦。秦统一全国后依然采取法家之说，重刑罚，忽视其他各家的伦理思想的治世之道，秦二世的暴虐，最终导致了秦的灭亡。经过多年的战乱，统一以后汉吸取秦的教训，汉初以道家为主兼顾其他各派学说，采取休养生息，以恢复国之根本——农业的复苏和发展。经过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期，“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维护新的大统一的局面。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和阶级矛盾日趋严重。贵族利用自己手中的封建特权，大规模的掠夺土地，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伦理思想应运而生。适应了汉武帝加强君权、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自汉武帝起，儒家政治伦理被统治者采纳，儒家经典也被统治者视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家伦理与皇权的结合，调整了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也奠定了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在以后的历代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天命”是董仲舒倫理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理论基础。据有关书籍记载，在夏统治时期奴隶主已经开始利用宗教迷信对奴隶进行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这是最早的记载关于天命论的。“天命论”发展于西周时期，当时的人们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与“天”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们的行动顺应天意，天帝会高兴行赏，违反天意，天帝会动怒降罚……是天人合一观点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天”神话的思想受到质疑，逐渐渐变成两种伦理思想：“天道远，人道迩”否定了人们对天的盲从迷信，“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又肯定了人与天的关系；范蠡则认为天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可能取得成功。孟子肯定了天与人是相通的，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论，扬弃了孔子天命论中的人格神的含义，“天”是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他认为，人不能做到的事或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认为是天的作用。“天命”之说并非源于董仲舒，却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经过继承与发展成一套用于统治者的理论，第一次用于加强皇权的工具，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他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天子和人民都是天的子民；天子是天派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就应该绝对服从天子的统治，董仲舒在继承前人的天命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他认为，天是万物的起源，是人类社会的神，“天者，百神之君也”，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治者。在董仲舒伦理思想里，天与人之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它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人，人应顺应天时，按天的意志来行动，从而得出了君权神授的观念。这种政治伦理思想一方面赋予以无上君权，另一方面也相应的束缚了君权。“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异之以灾，以诚不治”，百姓对“天”的心里依赖。认为自然的异象归为“天子”的不“仁”，从而对统治者的讨伐而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广施仁政的同时也广纳谏言，“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董仲舒对儒家“德治”的发展中，吸取了法家的“刑罚”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德主刑辅”的政治伦理思想，这也是儒家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创新。他认为，“德”和“刑”并不是相互对立不能调和的，在吸取前朝的经验中，统治者要以“德”为主，“刑”当次之，“德”以教化民众，具有长期性，是一种渐进式的，而应辅之以“刑”效果立竿见影。“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晴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董仲舒吸收儒家经典《周易》的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理论观。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认为阴阳、五行都是由气产生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认为，“天”的基本运动规律是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和四时的更替，从而为其政治寻找伦理思想理论的依据。
董仲舒以“天命观”为理论依据，从君权神授的角度論证了，“天子”受命于“天”，继承儒家传统“德治”的基础上，结合法家的“刑罚”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展统治地位长达一千多年并影响着现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他的“天命观”以及“阴阳五行”带有神学色彩，构建了一套神学体系。
参考文献：
[1]董仲舒.《春秋繁露》[清]凌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孟子.《孟子》.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4]王充.《论衡》，《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王永祥著.《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关键词：德治；政治伦理；天命观
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演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并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采纳，即使孔子周游列国以及孟子著书立说，社会的动荡注定了“仁”“德”之说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接受，但儒家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却至今影响着我们，对现在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以“仁”“礼”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后来的儒家学说以他的伦理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并为后世所一直沿用。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张是“仁政”。“仁政”学说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新兴统治阶级为了摆脱政治困境，激进的奉行“严刑峻法”，为此提出了为他的理论服务的“井田制”。然其实质“用这种土地制度来限制军功、垦荒等上升而来的新兴地主阶级扩大土地的占有，同时有企图用这种制度剥削束缚农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是他的另一政治伦理思想，他认为，暴力解决的问题并不能让人心里服悦，只有对方从内心诚服，才能用“仁”感化说教，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仁德”。孟子把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发展于实践。
二、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形成
战国时期，战火纷争，各诸侯国纷纷称王，以“仁”“仁政”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道家并不能适应当时动乱的局面，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在众多诸侯国中强大起来，并以法家思想为主要的治国之道，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帝国——秦。秦统一全国后依然采取法家之说，重刑罚，忽视其他各家的伦理思想的治世之道，秦二世的暴虐，最终导致了秦的灭亡。经过多年的战乱，统一以后汉吸取秦的教训，汉初以道家为主兼顾其他各派学说，采取休养生息，以恢复国之根本——农业的复苏和发展。经过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期，“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维护新的大统一的局面。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和阶级矛盾日趋严重。贵族利用自己手中的封建特权，大规模的掠夺土地，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伦理思想应运而生。适应了汉武帝加强君权、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自汉武帝起，儒家政治伦理被统治者采纳，儒家经典也被统治者视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家伦理与皇权的结合，调整了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也奠定了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在以后的历代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天命”是董仲舒倫理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理论基础。据有关书籍记载，在夏统治时期奴隶主已经开始利用宗教迷信对奴隶进行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这是最早的记载关于天命论的。“天命论”发展于西周时期，当时的人们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与“天”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们的行动顺应天意，天帝会高兴行赏，违反天意，天帝会动怒降罚……是天人合一观点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天”神话的思想受到质疑，逐渐渐变成两种伦理思想：“天道远，人道迩”否定了人们对天的盲从迷信，“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又肯定了人与天的关系；范蠡则认为天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可能取得成功。孟子肯定了天与人是相通的，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论，扬弃了孔子天命论中的人格神的含义，“天”是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他认为，人不能做到的事或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认为是天的作用。“天命”之说并非源于董仲舒，却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经过继承与发展成一套用于统治者的理论，第一次用于加强皇权的工具，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他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天子和人民都是天的子民；天子是天派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就应该绝对服从天子的统治，董仲舒在继承前人的天命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他认为，天是万物的起源，是人类社会的神，“天者，百神之君也”，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治者。在董仲舒伦理思想里，天与人之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它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人，人应顺应天时，按天的意志来行动，从而得出了君权神授的观念。这种政治伦理思想一方面赋予以无上君权，另一方面也相应的束缚了君权。“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异之以灾，以诚不治”，百姓对“天”的心里依赖。认为自然的异象归为“天子”的不“仁”，从而对统治者的讨伐而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广施仁政的同时也广纳谏言，“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董仲舒对儒家“德治”的发展中，吸取了法家的“刑罚”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德主刑辅”的政治伦理思想，这也是儒家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创新。他认为，“德”和“刑”并不是相互对立不能调和的，在吸取前朝的经验中，统治者要以“德”为主，“刑”当次之，“德”以教化民众，具有长期性，是一种渐进式的，而应辅之以“刑”效果立竿见影。“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晴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董仲舒吸收儒家经典《周易》的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理论观。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认为阴阳、五行都是由气产生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认为，“天”的基本运动规律是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和四时的更替，从而为其政治寻找伦理思想理论的依据。
董仲舒以“天命观”为理论依据，从君权神授的角度論证了，“天子”受命于“天”，继承儒家传统“德治”的基础上，结合法家的“刑罚”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展统治地位长达一千多年并影响着现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他的“天命观”以及“阴阳五行”带有神学色彩，构建了一套神学体系。
参考文献：
[1]董仲舒.《春秋繁露》[清]凌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孟子.《孟子》.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4]王充.《论衡》，《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王永祥著.《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