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乱”少，治安好 刘永行（东方希望董事长） “国民待遇” 上海的企业环境好，“三乱”少，这我有亲身感受的。就说现在吧，快近中秋节国庆了，我们在各地的工厂已经有4个收到了政府各式各样的收费或者是罚款通知，其中一个最可笑的是把我们集团内部的资金调动当作抽逃资金，说要罚款。其实我们与当地政府官员都是心照不宣，他们的财政收入少，政府有那么一大帮人，多少得给一点钱让他们过过节。上海不一样，这里的财政收入好，官员没有这种需要，政府抓得也紧。 在四川，“希望”的事经常可以特事特办，那里大企业不多，我们可以直通最高领导。而上海就不同，这里的大企业多了，你也不可能直通市领导，所以一切都得按程序来。在浦东，办事的每个程序都会给你一个明示，最晚几天内办完，不过一个个程序办下来也会有很长时间。我们在上海投资的饲料添加剂厂，就批了3个多月还没走完程序，虽然浦东新区政府对这个项目是十分支持的，但是你看像消防有消防的程序、工商有工商的程序、环保有环保的程序。加起来就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了。 我们希望办事快，但并不希望享受特权，为这些应该是正常的事去额外地求人也是很麻烦的。不过在上海我们也找到了加快的办法。我们通过浦东的“外来投资企业协会”向区政府反映了我们在投资上的麻烦。第二天，区政协主席就带了一个小组来调查，接下来，程序就加快，很快就办完了。不过在我理解这倒不是特事特办，我还对政协主席说：“我们特别能理解这种程序，但希望能加快。”这成为他们那次调查的主题。我觉得这才对。 生活也不错 到上海来我交了很多台商朋友，他们对我说，在台湾、香港、珠三角和上海他们都有投资，与台湾和香港相比，上海的其它地方都不差，治安还要好一些，但无疑企业成本是要便宜得多。珠三角的企业成本比上海差不多甚至要低，但治安不如上海，另外上海的居住环境和文化享受更好一些。其实在企业的投资方向上，企业家的因素也很重要，企业家也是人，人总是愿意居住在一个更好的大环境里。大环境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了，况且这还不仅仅是企业家，企业职员也同样。 外来投资企业一般来说都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不是创业了。对于它们来说，到一个新地方，安全是个重要问题。除了企业成本以外，这是个第二重要的因素。谁也不愿意在一个整天有威胁的地方办企业。现在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外来劳动力是治安的一个大问题。但是上海这个地方好像文化上有很强的融合力，谁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外来者一到就被融入了这种秩序中去了。另外政府对治安也特别重视，对于一个不大的案子，也许别的地方就放过了，但上海市政府肯下大本钱一查到底，所以说句笑话，这里的犯罪成本都要高些。自然治安也就好了。 成本还是高 当然，上海的投资成本还是要高一些。我在四川的几个朋友一直对上海很向往，想到这里来开公司办厂。但上次来这里，仔细地算了算地价、劳动力价格，最后还是没有来。因为成本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他那个厂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上海的价格太贵。不过他最后选择了苏州，那里的便宜劳动力更容易得到。其实我们也是，你看，我们并没有在上海投很多饲料厂，投了一个类似可口可乐浓缩液的添加剂厂，这也是成本的问题。要来上海投资工厂是要算算过的，上海这地方人才很密集，但是劳动力价格也贵。（本刊记者
　　郑作时整理） “政府的头脑是很活的” 葛文耀（上海家化董事长）： 上海市政府的头脑是很活的。这几年政府已经早就把投资的重点放到了高利润的信息、电子、汽车方面去了。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才带来了上海今天各方面的活力。 但是，上海原来在日用消费品上的优势品牌确实在下降。除了上海家化以外，大概就还有光明乳业、三枪集团、白猫集团和明光家纺这几家了。 上海办厂难，是句实话，人力成本确实很高。我们这个厂因为效益不错，工人的年人均收入达到3万元，管理层的差距也是拉得比较大的。关键是看品牌。品牌就是产品的附加值，如果品牌价值大了，企业效益也就好了，而且高档品牌也不能够在小地方生产，感召力不够。
　　（本刊记者
　　郑作时整理） 上海是亚太的轴心
　　 叶莺（柯达亚太区副总裁）： 我们当时将亚太区总部设在上海，虽然生产基地不在上海，可是我们主要的精神、产品研发基地、经济操作、营销体系、策略推动、决策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柯达对上海的定位是以长江流域推动全盘的营业计划，而后遍布全国，再从这里发散到亚太地区，上海居于柯达在亚太的轴心地位。这个一直没有改变过。
　　 上海吸引我们的地方是人才的聚集还有这座城市的精神——向上奋发的精神。上海在精神上重新拾回以前失落的梦，拾回骄傲，而具体的政策和环境都是事在人为。
　　 1992年，朱镕基披星戴月赶到香港募集开发浦东的资金，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天方夜谭，在泥泞之地上盖起一个现代都市。但这个现代神话出现了。1999年财富论坛期间，在虹桥机场上，20多架跨国公司总裁的私人座机停靠。当时我去机场迎接柯达的裴学得总裁，看着这些机翼与机尾不禁感慨：什么时候，上海与中国有了这个景色！所有的跨国公司总裁都赞叹一件事情，特别是晚上有一种虚幻的感觉。这是一个21世纪的城市。
　　这尽管已是一个现代的神话，但这还不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是浦西的改变，浦西旧城的改造在现在看来还是很难想像的。 上海的辉煌是硬体与软体的结合。浦东的发展，放大胆去做就行了，而浦西的发展不能这样说。里面的演化很重要，很多事情是从骨子里做出来的。
　　 上海很快会恢复到30年代的光辉，但会涂上不同的色彩。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上海的以前和现在的领导人吴邦国、徐匡迪、蒋以任等都打过交道，他们不但自己有干劲，而且有技术资本。的确，上海的崛起与领导班子有很大的关系。
　　像柯达与海鸥合资数码相机的项目，半夜三更把手机打过去，有事相商，黄奇凡（上海市经委主任）这些人还会做事情！
　　（本刊记者
　　袁卫东整理） 提供“保姆式服务” 孙中逵（上海浦东新区外来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 在浦东投资的内资企业已达到4000多家，可由于政府对具体事务的管理趋弱，而政府里专门对企业的部门如协作处又主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实行引导，无法对企业实行全程服务。企业这边又因为地方法规太多，初来乍到，摸不着门路，因此，一个既有政府背景，又能对企业实行全方位咨询服务的协会便有了成立的必要。我们上海浦东新区外来投资企业协会就是2000年3月份成立的一个服务机构。 我们要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协会不定期召集企业开会，了解企业在浦东遇到的困难以及对政府的要求，及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以求得更好、更快地解决。 新疆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圳上市的公司，该公司在香港已经有一个对外的“窗口”，但是还觉得不够，认为在上海没有“窗口”，对企业而言是不足的。于是公司派了一个总经理和一个副总经理来到上海，寻求在上海开工厂、设办事处的可能。他们对上海这个“窗口”有如下要求：能否非常灵敏地得到国际市场的需求；能否快速获得国际原材料的价格信息；上海港的出口速度是否快捷。 我们把浦东相关情况向他们做了介绍，并为其提供了一份政策汇总材料以及一份包括上海市政府及浦东新区政府公报和在上海投资的基本要素、程序等等内容的书面材料。此外，我们还协助他们寻找办公室（陈列室）和工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新疆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进驻上海的工作顺利完成。 今年7月，专门为海南新大洲摩托车生产发动机外壳的海南华斯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由于新大洲的迁沪，也动了来上海的念头。公司派人到上海考察厂房情况，了解政策。在上海市的各个政府部门间转了3天，愣是没办好要办的事。 有人介绍他们来找外来投资企业协会。于是了解政策、法规，找厂房。我为他们挑了两处厂房并带他们实地察看，一天之内所有事情全部解决。 我们协会的作用就是在企业与政府的摩擦过程中多加点油。（本刊记者
　　郑作时整理） 一切得“按规矩”来 郑永刚（杉杉集团董事长）： 到了上海，一切得“按规矩”来。没有了与宁波市政府般的“亲密关系”，我们开始时还有点不太适应。但对上海的这种办事规则也表示理解，因为严格按规矩办事对于约束政府职权和减少企业负担会有很大的帮助。处于顺利发展阶段的杉杉需要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保护。当然，我们仍希望能与上海市政府走得近些，而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一点对企业优先占有一些信息会有很大的帮助。 企业在来上海之前必须明确“你想干什么”和“你想要什么”。 浦东浦西截然不同 浦东与浦西，隔了一条江就截然不同了！ 浦东新区政府相对上海市政府弱，旧的工业体制弱，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弱。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要融洽许多。而且政府只有给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得到企业的信任。中国没有比这儿更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了。 浦西是上海早期的发展中心，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上海是中国的工业重心，承担着向全国各地“输血”的重任，因此遗留下许多“包袱”，政府负担较重。而且其中“最大的包袱还是观念上的包袱”。虽然上海市政府聘有决策咨询专家、经济顾问等，但要转变这种体制还需要一个过程。 “上海人不愿意当老板” 上海人不愿意当老板，这多好呀！我们辛辛苦苦把企业做大，希望有个人帮我们管理，可是又担心他们把我们的企业‘抢走’。所以上海人不想当老板的心态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了。 上海的人员素质在国内各地是最优的。只需在上海本地，杉杉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最好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