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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丢掉传统文化，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传统文化要服务新时代，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两千多年的儒家“民本”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文化根基，“群众路线”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实践性创新。新时代干部、党员在领导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修身之道，体悟党群之情，提升道德之境。
[关键词]民本;群众路线;党性修养;大公无私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08-0014-06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1]295“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697。作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是对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时代延伸和内涵超越，是党员提升党性修养的实践途径，更是应对“四大考验”、战胜“四大危险”的坚强保障。
一、儒家“民本”思想文脉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自先秦以后，政治权力的根源是君而非人民，故中国的圣贤也总是站在“人君”的角度来谈理论事[3]88。随着儒家思想“知行分离”弊端的加剧，“民本”思想也逐渐沦为“空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国力消退，加之西方列强持续掠夺，人民生活困苦，民族精神委顿，儒家千年“民本”文脉面临巨大危机。
作为中国最早的经典古籍，《尚书》《诗经》通过记载夏商周的上古历史，呈现出一条“敬天—保民—修德”的政治逻辑。周灭商后，周代君主深入总结王朝更替的规律，修正了商朝以问神占卜为主的政治观念，正式建立了“以德配天”的思想，明确提出君主修德才是配合天命的根本，君主的德行要具体落实到“保民”的政治观上。其具体体现为“天惟时求民主”[4]218“天畏[ ]忱，民情大可见”[5]150“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319“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7]320。在《诗经》中，大量诗篇记录了统治者对百姓民众疾苦的关注，“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8]216-218“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民亦劳止，汔可小安”[9]656-659。这些诗篇时刻提醒统治者，天命不恒常，只有赢得民心，才可保有政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家庭形态发生变化，个体小农纷纷从家族、村社中独立出来，使得生产力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繁重的徭役以及战争也使百姓背负沉重负担。孔子继承了周朝的“敬天、保民、修身”思想，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要让百姓丰衣足食;提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1]159;提出“均无贫”，主张在同一阶级之间，尤其在劳动人民中间不要形成过于悬殊的财产差距，使所有劳动者不因贫富差距过大而相互仇视，发生争斗。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基础上，孟子提出施行“仁政”，主张“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而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2]237，要“制民之产”。孟子概括了仁政养民的三大要点，即制井田、遵农时、薄税敛。孟子认为“井田制”可避免统治阶层因私利而掠夺百姓的土地，还有助于在村社内部培养亲邻合作，增强“仁、义、礼、信”的道德凝聚力。孟子倡导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综合型农业，促进大自然和谐发展，即“仁民而爱物”。针对税赋，孟子提出必须以百姓能够维系自身及家庭的生存为前提，实施“十一税制”。荀子十分重视“礼”，积极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出了“民富”与“国强”之间的关系。荀子指出，注重短期利益的君主会掠夺民财，导致民与国两败，正确的做法是以“民富”为本，使“民”与“国”俱富。为此，统治者不能仅满足民众物质上的短期利益，而必须立足长远，以农为本，开荒垦地，修整水利，即使遭遇天灾，也能确保百姓衣食温饱。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采取无为而治，豪强富绅与民夺利的现象日趋严重。针对这一现实，董仲舒主张政府必须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抑制富商巨贾的过度扩展，必须保障人民百姓基本的生存权。他提出，“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14]194“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15]103“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16]569。董仲舒认为，只有充分保障生产与促使社会相对公平，“仁政”与“德治”才有施行的基础。自汉代至五代十国，儒学的社会影响力日渐式微，佛教思想在隋朝影响广泛，道教则被唐朝确立为国教。北宋时期，儒家思想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张载、程颢、程颐等学者接续儒家“民本”思想传统，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民生主张。由于宋朝实行“不立田制”，造成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局面，导致“四民之中，唯农最苦”[17]4168。面对这一局面，李觏、张载、二程、苏洵等人纷纷提出实行“井田制”。张载提出，“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18]47“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19]248。北宋时期乃至后代，虽对“井田制”多有诟病，但必须承认张载等人以“均平”为目标制订的土地政策，抓住了农业社会的现实矛盾。针对南宋愈发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将“救亡图存”“抗金图强”作为第一要务。他们认为，收复中原，光复国土，不仅要强兵，更要富国、利民。他们主张，实现强兵、富国、利民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重点要处理好农业与商业的关系，即“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20]140“四民交致用而后治化兴”[21]273。 明末清初，在国家民族遭受重创的转折关头，以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应现实、针砭时弊，继承了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南宋实学，主张“学以致用”，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事功学。但这些学者提出的“利用”“厚生”等“事功学”命题，不再是对“民本”现实制度的探索、建构，而是将学说的重点落到了人的思想领域，放在了“心物关系”“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等抽象命题中，进而与民生发展、社会实际愈发脱节。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攻克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劳动群众除了遭受更加沉重的封建地租之外，商业高利贷资本与买办资本构成了对他们新一轮的剥削，导致“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22]631。由于传统儒家理论已严重脱离社会实践，无力应对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无法解决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迷惘地游走在传统理论与西方现代学说之间，中国的劳动人民在艰难困局内垂死挣扎，儒家的“民本”思想文脉几近枯竭。
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开辟“民本”新路径
进入20世纪，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強、人民富裕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时代呼唤。实现使命、回应呼唤的关键是把分散、无序的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组织起来，激发人民群众改变民族、国家，以及个体命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现实来看，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已不能完成激发和组织人民群众的使命，无法回应时代呼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3]1471，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科学认识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4]603的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探索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5]19。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本”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的逻辑，以彻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继承发展了“养民、富民、教民”的儒家文脉，开辟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民本”新路径。
1921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认识到发动群众参与革命工作的重要性，积极探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与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方法。1921年党的一大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6]3。1922年党的二大进一步提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6]90。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路线”，同时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27]36“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27]39。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必须重视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不仅强调革命工作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且对群众路线的实践经验作了初步的理论总结。毛泽东认为，既然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是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就要切实满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8]136。毛泽东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28]138-139。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党必须带领人民群众一起发展生产，让人民群众亲手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达到动员群众的目标，共产党必须掌握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坚决避免官僚主义。因为“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28]140。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大加批判，坚决反对用官僚主义搞革命，也坚决反对用官僚主义搞经济建设。毛泽东提出了一条检测工作是否有效的标准，就是大多数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28]138
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实践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和方式方法进行了归纳提炼，形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形态。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9]899的领导方法，并给予哲学认识论的提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始终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1031，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1945年党的七大对群众路线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况，并修订写入七大党章。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的“群众观”进行了概括，“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30]354。刘少奇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31]152。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抱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信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战的胜利。与共产党相比，作为地主与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国民党，不愿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自然无法点燃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1945年至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使它由一种工作思路和领导方法转变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价值理念与实践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更加深信不疑，更加坚信走群众路线。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各地各阶层群众将慰问品、慰问袋、慰问信源源不断地寄到朝鲜。成千上万的农民、汽车司机，自愿组成民工队、担架队、运输队，医务工作者组成医疗队、手术队奔赴朝鲜前线。仅在东北地区，就有六十多万农民抬担架、运粮食、修工事。“在朝鲜战场，西方世界头号强国的第一流军队，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32]88，但最终新中国的“人民军队”打败了美国的“钢铁军队”。实践证明，抗美援朝激发了亿万民众强烈的爱国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新中国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股力量使国内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使国内各项建设事业获得了超高速发展[33]113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八大斗争”检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作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被人民群众赋予了更高的要求与期待。面对新条件、新问题、新困难、新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由于其特殊地位，容易在党内滋生官僚主义习气，产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势必会造成精神懈怠、能力下降，势必造成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关键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员没有个人私利，只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追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实践历程证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实现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就必须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勇于担当新时代推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责任。在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的诸多内容中，统领一切的是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共产党员只有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奋斗目标统一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上，才能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到实处;才能发自内心服从党组织的一切决议，成为遵守组织纪律的模范;才能在权力面前，时刻自我提醒——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才能在思想道德修养上不脱离实际，不陷入孤立，不用“唯心主义”修身养性;才能真正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政绩观。
三、群众路线与党性修养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历史中，政治中存有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3]88。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关键是，处理好“为谁服务”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旧中国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是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态过程中实行的，它实现的前提和保障是不断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为了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9]857。其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公”与“私”这对基本关系。大公无私是人类向往与歌颂的美德。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皆倡导“大公无私”，无产阶级更不例外。大公无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核心内涵，也是共产党员自我价值实现的内生动力。共产党员锻炼大公无私的党性修养，是贯彻“群众路线”，为人民群众树立人格榜样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如果党员干部的“私利”大过“公义”，就会丧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标准，严重妨害对客观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正如焦裕禄所说，“一个共产党员，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这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不纯、战友感情深不深的问题”[35]3。为了治理兰考县内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焦裕禄亲自带领勘察队展开了“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调查研究。在兰考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对自然灾害进行详细摸底，获得具体翔实的材料、掌握“三害”规律的同时，他经常住在老贫农的房子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不断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寻找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1963年9月，兰考召开全县大小队干部会议，焦裕禄树立了韩村大队、赵垛楼大队、秦寨大队、双杨树大队四个典型，总结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号召全县人民学习他们自力更生锁风沙、治洪水的斗争精神。正是由于具有了“一心为公”的品德，焦裕禄坚定“党性”表现出来的“公心”“公义”“公行”团结了县领导班子，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使兰考县的党员、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吹响了“战天斗地”的冲锋号角。
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修养，做到大公无私的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舍”与“得”的关系。共产主义道德观要求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理想信念的要求，对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甘于奉献与牺牲。这使得一些人把大公无私等同于绝对舍弃，完全忽视了党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和党的事业奉献毕生精力乃至生命时，自身潜能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挖掘和迸发。马克思主义提出，人只有亲身投入行动之中，才能进一步获得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只有敢于践行的人，才能获得对大公无私内涵的全面认识。在《人类激励理论》中，马斯洛将人的需求概括为基本需求、心理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三大类。在实际战斗、生活、工作中，由于“抛弃私心杂念，不计个人私利，只是想到怎么有利于人民。多少共产党员因此成为了打天下和治理国家的英才”[36]7。共产党员“舍”的是个人的基本需求，“得”的是自身“德”与“能”相辅相成的自我价值实现。如果不敢、不愿、不能为人民群众奉献自身才智、意志、情感乃至生命，共产党员就不会真正具有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的本领、才能，就不会赢得广大群众的尊重与信任，就不会获得自己与高尚目标合二为一的光荣感与崇高感，就不会激发自身潜能，就不会实现对家庭出身、智力程度、教育背景等限制条件的自我超越。正是因为不受私欲干扰，共产党员可以迅速找到理论运用于现实的方法，解决工作难题，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与才干;因为不受私欲干扰，共产党员面对外界纷扰而坦荡无畏、不谄媚、不逢迎，自尊自爱;因为不受私欲干扰，共产党员能够辨清是非，独立自重、坚守真理，沉着等待，体验“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高远境界。这些就是对人最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就是优秀共产党员独有的“获得”。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9]899。中国共产党员不仅要进行自我革命，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而且要带领群众进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活动。其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和解决人民群众现实问题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强调，做好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37]15-16。1933年11月，针对中共临时中央以官僚主义的政治动员替代脚踏实地的群众工作，毛泽东从瑞金前往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开展社会经济调查。他召集了有区乡干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耕田队长等参加的座谈会，认真听取上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卓兴华、上才溪乡文书阙绍光、下才溪乡苏维埃代表王得清等地方干部的口头汇报，获取了第一手实际资料和数据，写出了《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到人民群众中，到工作第一线调查研究，用实际行动批判了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38]17。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党和国家的事业根基。因此，共产党员的党性必须时刻对应人民性，要和人民性相统一。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彻底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共产党员必须发挥时代先锋与道德楷模的作用，将无私奉献的“德”与勇于创新的“能”有机结合。其具体表现是，将在调查研究中发扬不耻下问的“德”与发现、运用规律的“能”相结合;将在运用公权中对抗私欲的“德”与战胜物质诱惑的“能”相结合;将在承受局部不良政治环境打击时，积累老实本分做事做人的“德”与“能”相结合。通过“德”“能”结合，使人民群众在党员干部身上感受正气、正义、正能量，使人民群众敢于突破短期利益、眼前利益，敢于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力量，使全社会形成个体、家庭、国家利益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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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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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民本”思想文脉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自先秦以后，政治权力的根源是君而非人民，故中国的圣贤也总是站在“人君”的角度来谈理论事[3]88。随着儒家思想“知行分离”弊端的加剧，“民本”思想也逐渐沦为“空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国力消退，加之西方列强持续掠夺，人民生活困苦，民族精神委顿，儒家千年“民本”文脉面临巨大危机。
作为中国最早的经典古籍，《尚书》《诗经》通过记载夏商周的上古历史，呈现出一条“敬天—保民—修德”的政治逻辑。周灭商后，周代君主深入总结王朝更替的规律，修正了商朝以问神占卜为主的政治观念，正式建立了“以德配天”的思想，明确提出君主修德才是配合天命的根本，君主的德行要具体落实到“保民”的政治观上。其具体体现为“天惟时求民主”[4]218“天畏[ ]忱，民情大可见”[5]150“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319“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7]320。在《诗经》中，大量诗篇记录了统治者对百姓民众疾苦的关注，“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8]216-218“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民亦劳止，汔可小安”[9]656-659。这些诗篇时刻提醒统治者，天命不恒常，只有赢得民心，才可保有政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家庭形态发生变化，个体小农纷纷从家族、村社中独立出来，使得生产力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繁重的徭役以及战争也使百姓背负沉重负担。孔子继承了周朝的“敬天、保民、修身”思想，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要让百姓丰衣足食;提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1]159;提出“均无贫”，主张在同一阶级之间，尤其在劳动人民中间不要形成过于悬殊的财产差距，使所有劳动者不因贫富差距过大而相互仇视，发生争斗。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基础上，孟子提出施行“仁政”，主张“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而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2]237，要“制民之产”。孟子概括了仁政养民的三大要点，即制井田、遵农时、薄税敛。孟子认为“井田制”可避免统治阶层因私利而掠夺百姓的土地，还有助于在村社内部培养亲邻合作，增强“仁、义、礼、信”的道德凝聚力。孟子倡导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综合型农业，促进大自然和谐发展，即“仁民而爱物”。针对税赋，孟子提出必须以百姓能够维系自身及家庭的生存为前提，实施“十一税制”。荀子十分重视“礼”，积极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出了“民富”与“国强”之间的关系。荀子指出，注重短期利益的君主会掠夺民财，导致民与国两败，正确的做法是以“民富”为本，使“民”与“国”俱富。为此，统治者不能仅满足民众物质上的短期利益，而必须立足长远，以农为本，开荒垦地，修整水利，即使遭遇天灾，也能确保百姓衣食温饱。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采取无为而治，豪强富绅与民夺利的现象日趋严重。针对这一现实，董仲舒主张政府必须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抑制富商巨贾的过度扩展，必须保障人民百姓基本的生存权。他提出，“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14]194“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15]103“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16]569。董仲舒认为，只有充分保障生产与促使社会相对公平，“仁政”与“德治”才有施行的基础。自汉代至五代十国，儒学的社会影响力日渐式微，佛教思想在隋朝影响广泛，道教则被唐朝确立为国教。北宋时期，儒家思想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张载、程颢、程颐等学者接续儒家“民本”思想传统，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民生主张。由于宋朝实行“不立田制”，造成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局面，导致“四民之中，唯农最苦”[17]4168。面对这一局面，李觏、张载、二程、苏洵等人纷纷提出实行“井田制”。张载提出，“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18]47“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19]248。北宋时期乃至后代，虽对“井田制”多有诟病，但必须承认张载等人以“均平”为目标制订的土地政策，抓住了农业社会的现实矛盾。针对南宋愈发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将“救亡图存”“抗金图强”作为第一要务。他们认为，收复中原，光复国土，不仅要强兵，更要富国、利民。他们主张，实现强兵、富国、利民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重点要处理好农业与商业的关系，即“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20]140“四民交致用而后治化兴”[21]273。 明末清初，在国家民族遭受重创的转折关头，以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应现实、针砭时弊，继承了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南宋实学，主张“学以致用”，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事功学。但这些学者提出的“利用”“厚生”等“事功学”命题，不再是对“民本”现实制度的探索、建构，而是将学说的重点落到了人的思想领域，放在了“心物关系”“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等抽象命题中，进而与民生发展、社会实际愈发脱节。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攻克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劳动群众除了遭受更加沉重的封建地租之外，商业高利贷资本与买办资本构成了对他们新一轮的剥削，导致“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22]631。由于传统儒家理论已严重脱离社会实践，无力应对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无法解决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迷惘地游走在传统理论与西方现代学说之间，中国的劳动人民在艰难困局内垂死挣扎，儒家的“民本”思想文脉几近枯竭。
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开辟“民本”新路径
进入20世纪，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強、人民富裕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时代呼唤。实现使命、回应呼唤的关键是把分散、无序的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组织起来，激发人民群众改变民族、国家，以及个体命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现实来看，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已不能完成激发和组织人民群众的使命，无法回应时代呼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3]1471，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科学认识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4]603的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探索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5]19。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本”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的逻辑，以彻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继承发展了“养民、富民、教民”的儒家文脉，开辟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民本”新路径。
1921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认识到发动群众参与革命工作的重要性，积极探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与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方法。1921年党的一大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6]3。1922年党的二大进一步提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6]90。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路线”，同时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27]36“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27]39。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必须重视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不仅强调革命工作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且对群众路线的实践经验作了初步的理论总结。毛泽东认为，既然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是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就要切实满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8]136。毛泽东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28]138-139。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党必须带领人民群众一起发展生产，让人民群众亲手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达到动员群众的目标，共产党必须掌握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坚决避免官僚主义。因为“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28]140。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大加批判，坚决反对用官僚主义搞革命，也坚决反对用官僚主义搞经济建设。毛泽东提出了一条检测工作是否有效的标准，就是大多数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28]138
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实践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和方式方法进行了归纳提炼，形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形态。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9]899的领导方法，并给予哲学认识论的提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始终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1031，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1945年党的七大对群众路线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况，并修订写入七大党章。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的“群众观”进行了概括，“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30]354。刘少奇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31]152。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抱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信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战的胜利。与共产党相比，作为地主与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国民党，不愿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自然无法点燃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1945年至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使它由一种工作思路和领导方法转变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价值理念与实践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更加深信不疑，更加坚信走群众路线。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各地各阶层群众将慰问品、慰问袋、慰问信源源不断地寄到朝鲜。成千上万的农民、汽车司机，自愿组成民工队、担架队、运输队，医务工作者组成医疗队、手术队奔赴朝鲜前线。仅在东北地区，就有六十多万农民抬担架、运粮食、修工事。“在朝鲜战场，西方世界头号强国的第一流军队，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32]88，但最终新中国的“人民军队”打败了美国的“钢铁军队”。实践证明，抗美援朝激发了亿万民众强烈的爱国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新中国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股力量使国内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使国内各项建设事业获得了超高速发展[33]113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八大斗争”检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作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被人民群众赋予了更高的要求与期待。面对新条件、新问题、新困难、新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由于其特殊地位，容易在党内滋生官僚主义习气，产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势必会造成精神懈怠、能力下降，势必造成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关键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员没有个人私利，只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追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实践历程证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实现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就必须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勇于担当新时代推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责任。在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的诸多内容中，统领一切的是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共产党员只有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奋斗目标统一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上，才能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到实处;才能发自内心服从党组织的一切决议，成为遵守组织纪律的模范;才能在权力面前，时刻自我提醒——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才能在思想道德修养上不脱离实际，不陷入孤立，不用“唯心主义”修身养性;才能真正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政绩观。
三、群众路线与党性修养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历史中，政治中存有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3]88。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关键是，处理好“为谁服务”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旧中国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是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态过程中实行的，它实现的前提和保障是不断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为了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9]857。其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公”与“私”这对基本关系。大公无私是人类向往与歌颂的美德。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皆倡导“大公无私”，无产阶级更不例外。大公无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核心内涵，也是共产党员自我价值实现的内生动力。共产党员锻炼大公无私的党性修养，是贯彻“群众路线”，为人民群众树立人格榜样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如果党员干部的“私利”大过“公义”，就会丧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标准，严重妨害对客观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正如焦裕禄所说，“一个共产党员，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这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不纯、战友感情深不深的问题”[35]3。为了治理兰考县内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焦裕禄亲自带领勘察队展开了“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调查研究。在兰考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对自然灾害进行详细摸底，获得具体翔实的材料、掌握“三害”规律的同时，他经常住在老贫农的房子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不断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寻找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1963年9月，兰考召开全县大小队干部会议，焦裕禄树立了韩村大队、赵垛楼大队、秦寨大队、双杨树大队四个典型，总结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号召全县人民学习他们自力更生锁风沙、治洪水的斗争精神。正是由于具有了“一心为公”的品德，焦裕禄坚定“党性”表现出来的“公心”“公义”“公行”团结了县领导班子，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使兰考县的党员、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吹响了“战天斗地”的冲锋号角。
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修养，做到大公无私的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舍”与“得”的关系。共产主义道德观要求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理想信念的要求，对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甘于奉献与牺牲。这使得一些人把大公无私等同于绝对舍弃，完全忽视了党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和党的事业奉献毕生精力乃至生命时，自身潜能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挖掘和迸发。马克思主义提出，人只有亲身投入行动之中，才能进一步获得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只有敢于践行的人，才能获得对大公无私内涵的全面认识。在《人类激励理论》中，马斯洛将人的需求概括为基本需求、心理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三大类。在实际战斗、生活、工作中，由于“抛弃私心杂念，不计个人私利，只是想到怎么有利于人民。多少共产党员因此成为了打天下和治理国家的英才”[36]7。共产党员“舍”的是个人的基本需求，“得”的是自身“德”与“能”相辅相成的自我价值实现。如果不敢、不愿、不能为人民群众奉献自身才智、意志、情感乃至生命，共产党员就不会真正具有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的本领、才能，就不会赢得广大群众的尊重与信任，就不会获得自己与高尚目标合二为一的光荣感与崇高感，就不会激发自身潜能，就不会实现对家庭出身、智力程度、教育背景等限制条件的自我超越。正是因为不受私欲干扰，共产党员可以迅速找到理论运用于现实的方法，解决工作难题，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与才干;因为不受私欲干扰，共产党员面对外界纷扰而坦荡无畏、不谄媚、不逢迎，自尊自爱;因为不受私欲干扰，共产党员能够辨清是非，独立自重、坚守真理，沉着等待，体验“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高远境界。这些就是对人最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就是优秀共产党员独有的“获得”。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9]899。中国共产党员不仅要进行自我革命，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而且要带领群众进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活动。其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和解决人民群众现实问题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强调，做好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37]15-16。1933年11月，针对中共临时中央以官僚主义的政治动员替代脚踏实地的群众工作，毛泽东从瑞金前往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开展社会经济调查。他召集了有区乡干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耕田队长等参加的座谈会，认真听取上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卓兴华、上才溪乡文书阙绍光、下才溪乡苏维埃代表王得清等地方干部的口头汇报，获取了第一手实际资料和数据，写出了《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到人民群众中，到工作第一线调查研究，用实际行动批判了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38]17。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党和国家的事业根基。因此，共产党员的党性必须时刻对应人民性，要和人民性相统一。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彻底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共产党员必须发挥时代先锋与道德楷模的作用，将无私奉献的“德”与勇于创新的“能”有机结合。其具体表现是，将在调查研究中发扬不耻下问的“德”与发现、运用规律的“能”相结合;将在运用公权中对抗私欲的“德”与战胜物质诱惑的“能”相结合;将在承受局部不良政治环境打击时，积累老实本分做事做人的“德”与“能”相结合。通过“德”“能”结合，使人民群众在党员干部身上感受正气、正义、正能量，使人民群众敢于突破短期利益、眼前利益，敢于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力量，使全社会形成个体、家庭、国家利益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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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