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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聘任制公务员干得好能否转成委任制，政府的诉求与个人的诉求起了冲突。作为试点，地方政府往往期望通过“聘”字军的加入，用市场化的手段改善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同时也让岗位活起来，形成一定的鲶鱼效应，让整个公务员制度变成一盘活棋。
年薪30万的聘任制公务员即将上岗，成为五一假期后义乌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2013年12月10日，浙江发布《浙江省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公告》，试点选在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高薪是此次招聘引发热议的关键词之一，据相关报道，30万元年薪相当于义乌当地基层公务员年收入的3倍左右。
距离义乌1000多公里的深圳，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正在发酵。
继2007年首次试点聘任制公务员后3年，深圳宣布自2010年1月起，启动“政府新职员全员聘任”改革，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用制。如今，在深圳4万多名公务员中，聘任制公务员占比近10%。首聘期满后，无一人解聘，聘任制的“瓷饭碗”被质疑有熬成“铁饭碗”的嫌疑。
两条备受瞩目的新闻聚焦到了一个群体身上，他们是党政机关中的“聘”字军。那么，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如何？面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困惑和纠结？对未来又有着怎样的憧憬和期待？
高薪与高技
高薪是“聘”字军最具话题性的光环。因为与普通公务员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动辄几十万元年薪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
实际上，在聘任制公务员之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在先行尝试，用高薪聘用的方式满足实际工作中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这一类人员被称为政府雇员。
2002年，上海浦东新区出资50万元年薪聘请首席规划师，毕业于哈佛建筑规划学院的博士吴越与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签约3年。
而曾被称为“内地年薪最高政府雇员”的颜兵，在2004年4月以税后50万元的身价与江苏无锡市政府签约，担任该市对日招商首席代表。
为适应加入WTO后政府工作对人才的特殊需要，无锡市提出招聘特聘岗位高层次人才。颜兵正是踩着这一机遇的鼓点，成为了政府机关里身份特殊的人。
对日招商首席代表颜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块：一是对市委、市政府做好涉及招商方面的提案工作；二是充当驻无锡日资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第三是做好对日招商，代表政府与日商谈判，争取合作机会。
对于50万的年薪，颜兵曾表示并不看重，有着日本留学经历的他此前在多家日本上市企业就职，获得的报酬远高于此。颜兵认为，政府运用人才市场的规律招聘合适人才，应该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2006年元月正式实施的新《公务员法》，对类似“政府雇员”的岗位给出了政策空间：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试行聘任制。
“聘”字军的高薪酬往往对应着的是高门槛。以此次义乌试点为例，公开招聘的6人鲜明地透露着专业性色彩，体现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中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其中，“义乌市物流办信息规划高级主管”要求如下：IT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高级证书，10年以上信息化项目工作经历，且有3年以上大型电子政务或物流信息化系统的工作经验，主持或参与编制2份以上信息化项目的相关报告。
最终就任这一职位的，是前扬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林建明，拥有计算机博士学位的他，曾参与组织实施过扬州市政府数据资源中心、市政府云计算中心等重大信息建设工程。
从“铁饭碗”里跳出需要激励，更需要勇气。
刘文宣现任西部某县住建局的总规划师，是一名聘任制公务员，而在此之前，他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抉择。
2011年，该县发布招聘公告的时候，40岁的刘文宣悄悄报了名，他拥有高级职称，是县里唯一具备注册规划师资质的人。而录用后必须完全辞掉原来事业编制的工作着实让他犹豫了一阵子，大学毕业后一直过着体制内生活的刘文宣有着浓厚的“铁饭碗”情结。
后来，县委组织部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当聘任制公务员的总规划师，干得好年薪能拿17万，相当于他以前收入的6倍，干完一届3年，就等于在以前的岗位上干了18年。
更吸引刘文宣的地方在于，总规划师的职位让他跻身住建局的领导层级，上任后的一年多，他干了很多以前想干却干不了的事。他表示，即便哪一天自己不干了，凭借着自己的履历，再找一份高薪工作也不难。
找寻成就感
职位和待遇仅仅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聘”字军看重的是那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一位有着华为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曾成功应聘到深圳市药监局的职位，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负责整个药监管理计算机系统，月薪八千多，而在此之前，他在华为的年薪已经达到40万元。
他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待遇不及华为，却能积累政治资源，还能发挥领导能力，带出新人。
2008年，湖南省宁乡县决定用5年时间，引进100名博士或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200名硕士和700名全日制本科生，简称“5127”人才引进工程。
湖南省宁乡县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工作局局长詹爱芝表示，当时大规模对外招聘高学历人才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底气不足，尤其是在现代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人才更是紧缺和急需。
加入宁乡“聘”字军之前，张学秋的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同时在上海宝钢研究所工作。
来到宁乡不久，张学秋就利用自己深厚的学术基础，对金洲新区进行了专门的课题调研，而后他提出以昆山为模板，将金洲新区申报为省级园区，创建国家新材料产业基地。
出乎张学秋意料的是，建议提出后一周，宁乡县委、县政府和金洲新区党委就决定，正式启动相关的申报工作。看到自己的设想变为实践行动，这是张学秋最骄傲也最坚定的理由。
现任宁乡县金洲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张学秋说：“在宁乡我感觉自己的用处更大，这种成就感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享受这种成就感的还有扬州开发区的第一批政府雇员。2008年8月，扬州开发区通过“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合同制聘用”的形式，引进了一批招商、规划、金融、信息等方面的高端人才。
葛志栋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复旦大学的MBA毕业后投身金融投资行业，曾经参加过海螺型材和交大昂立的上市筹备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是承担了系统中的一部分”。成为扬州开发区的政府雇员后，葛志栋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作为政府方的推手，为开发区里几家企业上市进行操盘，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让人着迷。”
然而，找寻成就感的同时，“聘”字军也有一些身份上的诉求。与葛志栋同为扬州开发区第一批政府雇员的肖志国，曾经说出过很多“聘”字军的心声，“说心里话，既然进了政府工作，公务员情结总是挥之不去，也希望未来政府雇员和公务员之间能有一个通道。”
矛盾的诉求
三年前，肖赛喜作为双流县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的44名政府雇员之一，来到人社局信息科办公室。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在三年的合同期内，承担起单位日常的信息系统维护工作，还利用专业所长开发了几套实用程序。
双流县人才中心对这批在岗政府雇员的跟踪调查显示，入职3年，用人单位对政府雇员的满意度达到百分之百。然而，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当年和肖赛喜一起从5000多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44名佼佼者，如今已流失了19人。
“先天不足”的政府雇员面临着身份定位上的困境，其不属于公务员，晋升激励存在不足。一位通过公务员招考渠道进入体制内的前政府雇员表示，最初希望找一个相对安稳又能发挥自己专业优势的工作，所以选择了政府雇员，但是随着工作的时间增加，越发觉得没有盼头，和体制内的同事相比，似乎看不到出路。
葛志栋也曾表示，“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如果知道你是政府雇员，看法可能会不同。”最重要的是，政府雇员做到相关部门的局长就触碰到了政策天花板，再往上提拔，需要市委组织部批准，而非公务员不在提拔序列。
实际上，即便是作为升级版的聘任制公务员，也有一些类似的困惑和纠结。
张文茜是2012年通过某县的招考成为四川首批聘任制公务员的，不同于那些高薪的专业性岗位，张文茜考取的是新《公务员法》中可以试行聘任制的另一类岗位——辅助性岗位。
考上该县档案局的聘任制公务员之前，张文茜还尝试过一次其他县的委任制公务员招考，不过没有通过。档案管理专业科班出身的张文茜很快成了档案局的“宝贝”，工作上手快，认真细心的她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认可。
然而，张文茜的心里并不踏实，她期待着自己在公务员队伍中能有上升的空间。实际上，这也成了档案局领导的心病，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张文茜还能在档案局干多久。原本有一位委任制公务员即将退休，张文茜能否获得提拔很关键，但县人社局明确给予了否定回答，必须按照聘任制公务员的相关规定办事。
对于未来，张文茜打算骑马找马，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关注其他的机会。
针对聘任制公务员干得好能否转成委任制，政府的诉求与个人的诉求起了冲突。作为试点，地方政府往往期望通过“聘”字军的加入，用市场化的手段改善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同时也让岗位活起来，形成一定的鲶鱼效应，让整个公务员制度变成一盘活棋。因而，对于张文茜们期待转身为委任制公务员的愿望，政府部门视为走回头路，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这种用人制度，而非“开倒车”。
另外，张文茜所在县的组织部门领导也表示，辅助性岗位的聘任制公务员工资水平与一般公务员差别不大，但发展空间却受到诸多局限，这往往是一些“聘”字军想进入正规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种试点似乎更适合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高层次岗位。■
年薪30万的聘任制公务员即将上岗，成为五一假期后义乌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2013年12月10日，浙江发布《浙江省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公告》，试点选在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高薪是此次招聘引发热议的关键词之一，据相关报道，30万元年薪相当于义乌当地基层公务员年收入的3倍左右。
距离义乌1000多公里的深圳，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正在发酵。
继2007年首次试点聘任制公务员后3年，深圳宣布自2010年1月起，启动“政府新职员全员聘任”改革，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用制。如今，在深圳4万多名公务员中，聘任制公务员占比近10%。首聘期满后，无一人解聘，聘任制的“瓷饭碗”被质疑有熬成“铁饭碗”的嫌疑。
两条备受瞩目的新闻聚焦到了一个群体身上，他们是党政机关中的“聘”字军。那么，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如何？面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困惑和纠结？对未来又有着怎样的憧憬和期待？
高薪与高技
高薪是“聘”字军最具话题性的光环。因为与普通公务员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动辄几十万元年薪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
实际上，在聘任制公务员之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在先行尝试，用高薪聘用的方式满足实际工作中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这一类人员被称为政府雇员。
2002年，上海浦东新区出资50万元年薪聘请首席规划师，毕业于哈佛建筑规划学院的博士吴越与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签约3年。
而曾被称为“内地年薪最高政府雇员”的颜兵，在2004年4月以税后50万元的身价与江苏无锡市政府签约，担任该市对日招商首席代表。
为适应加入WTO后政府工作对人才的特殊需要，无锡市提出招聘特聘岗位高层次人才。颜兵正是踩着这一机遇的鼓点，成为了政府机关里身份特殊的人。
对日招商首席代表颜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块：一是对市委、市政府做好涉及招商方面的提案工作；二是充当驻无锡日资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第三是做好对日招商，代表政府与日商谈判，争取合作机会。
对于50万的年薪，颜兵曾表示并不看重，有着日本留学经历的他此前在多家日本上市企业就职，获得的报酬远高于此。颜兵认为，政府运用人才市场的规律招聘合适人才，应该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2006年元月正式实施的新《公务员法》，对类似“政府雇员”的岗位给出了政策空间：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试行聘任制。
“聘”字军的高薪酬往往对应着的是高门槛。以此次义乌试点为例，公开招聘的6人鲜明地透露着专业性色彩，体现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中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其中，“义乌市物流办信息规划高级主管”要求如下：IT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高级证书，10年以上信息化项目工作经历，且有3年以上大型电子政务或物流信息化系统的工作经验，主持或参与编制2份以上信息化项目的相关报告。
最终就任这一职位的，是前扬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林建明，拥有计算机博士学位的他，曾参与组织实施过扬州市政府数据资源中心、市政府云计算中心等重大信息建设工程。
从“铁饭碗”里跳出需要激励，更需要勇气。
刘文宣现任西部某县住建局的总规划师，是一名聘任制公务员，而在此之前，他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抉择。
2011年，该县发布招聘公告的时候，40岁的刘文宣悄悄报了名，他拥有高级职称，是县里唯一具备注册规划师资质的人。而录用后必须完全辞掉原来事业编制的工作着实让他犹豫了一阵子，大学毕业后一直过着体制内生活的刘文宣有着浓厚的“铁饭碗”情结。
后来，县委组织部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当聘任制公务员的总规划师，干得好年薪能拿17万，相当于他以前收入的6倍，干完一届3年，就等于在以前的岗位上干了18年。
更吸引刘文宣的地方在于，总规划师的职位让他跻身住建局的领导层级，上任后的一年多，他干了很多以前想干却干不了的事。他表示，即便哪一天自己不干了，凭借着自己的履历，再找一份高薪工作也不难。
找寻成就感
职位和待遇仅仅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聘”字军看重的是那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一位有着华为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曾成功应聘到深圳市药监局的职位，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负责整个药监管理计算机系统，月薪八千多，而在此之前，他在华为的年薪已经达到40万元。
他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待遇不及华为，却能积累政治资源，还能发挥领导能力，带出新人。
2008年，湖南省宁乡县决定用5年时间，引进100名博士或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200名硕士和700名全日制本科生，简称“5127”人才引进工程。
湖南省宁乡县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工作局局长詹爱芝表示，当时大规模对外招聘高学历人才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底气不足，尤其是在现代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人才更是紧缺和急需。
加入宁乡“聘”字军之前，张学秋的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同时在上海宝钢研究所工作。
来到宁乡不久，张学秋就利用自己深厚的学术基础，对金洲新区进行了专门的课题调研，而后他提出以昆山为模板，将金洲新区申报为省级园区，创建国家新材料产业基地。
出乎张学秋意料的是，建议提出后一周，宁乡县委、县政府和金洲新区党委就决定，正式启动相关的申报工作。看到自己的设想变为实践行动，这是张学秋最骄傲也最坚定的理由。
现任宁乡县金洲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张学秋说：“在宁乡我感觉自己的用处更大，这种成就感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享受这种成就感的还有扬州开发区的第一批政府雇员。2008年8月，扬州开发区通过“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合同制聘用”的形式，引进了一批招商、规划、金融、信息等方面的高端人才。
葛志栋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复旦大学的MBA毕业后投身金融投资行业，曾经参加过海螺型材和交大昂立的上市筹备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是承担了系统中的一部分”。成为扬州开发区的政府雇员后，葛志栋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作为政府方的推手，为开发区里几家企业上市进行操盘，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让人着迷。”
然而，找寻成就感的同时，“聘”字军也有一些身份上的诉求。与葛志栋同为扬州开发区第一批政府雇员的肖志国，曾经说出过很多“聘”字军的心声，“说心里话，既然进了政府工作，公务员情结总是挥之不去，也希望未来政府雇员和公务员之间能有一个通道。”
矛盾的诉求
三年前，肖赛喜作为双流县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的44名政府雇员之一，来到人社局信息科办公室。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在三年的合同期内，承担起单位日常的信息系统维护工作，还利用专业所长开发了几套实用程序。
双流县人才中心对这批在岗政府雇员的跟踪调查显示，入职3年，用人单位对政府雇员的满意度达到百分之百。然而，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当年和肖赛喜一起从5000多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44名佼佼者，如今已流失了19人。
“先天不足”的政府雇员面临着身份定位上的困境，其不属于公务员，晋升激励存在不足。一位通过公务员招考渠道进入体制内的前政府雇员表示，最初希望找一个相对安稳又能发挥自己专业优势的工作，所以选择了政府雇员，但是随着工作的时间增加，越发觉得没有盼头，和体制内的同事相比，似乎看不到出路。
葛志栋也曾表示，“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如果知道你是政府雇员，看法可能会不同。”最重要的是，政府雇员做到相关部门的局长就触碰到了政策天花板，再往上提拔，需要市委组织部批准，而非公务员不在提拔序列。
实际上，即便是作为升级版的聘任制公务员，也有一些类似的困惑和纠结。
张文茜是2012年通过某县的招考成为四川首批聘任制公务员的，不同于那些高薪的专业性岗位，张文茜考取的是新《公务员法》中可以试行聘任制的另一类岗位——辅助性岗位。
考上该县档案局的聘任制公务员之前，张文茜还尝试过一次其他县的委任制公务员招考，不过没有通过。档案管理专业科班出身的张文茜很快成了档案局的“宝贝”，工作上手快，认真细心的她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认可。
然而，张文茜的心里并不踏实，她期待着自己在公务员队伍中能有上升的空间。实际上，这也成了档案局领导的心病，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张文茜还能在档案局干多久。原本有一位委任制公务员即将退休，张文茜能否获得提拔很关键，但县人社局明确给予了否定回答，必须按照聘任制公务员的相关规定办事。
对于未来，张文茜打算骑马找马，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关注其他的机会。
针对聘任制公务员干得好能否转成委任制，政府的诉求与个人的诉求起了冲突。作为试点，地方政府往往期望通过“聘”字军的加入，用市场化的手段改善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同时也让岗位活起来，形成一定的鲶鱼效应，让整个公务员制度变成一盘活棋。因而，对于张文茜们期待转身为委任制公务员的愿望，政府部门视为走回头路，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这种用人制度，而非“开倒车”。
另外，张文茜所在县的组织部门领导也表示，辅助性岗位的聘任制公务员工资水平与一般公务员差别不大，但发展空间却受到诸多局限，这往往是一些“聘”字军想进入正规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种试点似乎更适合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高层次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