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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GIS空间分析法、文献资料法，对已经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棋类项目进行了分布特点的概述以及分类特点的研究。利用GIS技术在地图中标注，得出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分布区域为东北集团区、华北集团区、西北集团区。通过对棋类的行棋方式、民族性、历史文化等角度分析，将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东北棋类、华北棋类和西北棋类，分别具有祭祀祈福、政治军事、游牧融合三大代表性特征。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棋类；分布；分类；GIS
中图分类号：G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號：1009-9840（2017）06-0001-05
Abstract：The author conducts a study on features of distribu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board games in China， aiming to explo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of China's board gam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From the marked map by using GIS technolog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board games in China is approximate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 group， north group， and northwest group area. In addition， by analyzing those board games from angles of ethnicity，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board games in Chin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northeastern，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board games， each having overtones of a ritual bless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omadic ethnic integra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oard games； distribution； classification； GIS
棋是东方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古老的游戏，也是思想的精华。它在娱乐休闲之余，影响和陶冶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本文将从我国已收录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对棋类的分布、起源以及形成特点等进行概括综述，旨在为后续的棋类非遗研究提供资料参考。
1 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
通过收集，总结出我国省级以上的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格（见表1）。共收录省级以上名录40项，其中国家级3项，省、自治区、直辖市级37项。
为了在视觉上更直观地呈现我国棋类非遗的分布情况，掌握和分析棋类非遗在我国地域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将表1数据通过Arcgis10软件进行视化处理，得出中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域分布状况图（图1）。可以明显看出，颜色越浅的地区表示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少，白色色块地区表示此地区没有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颜色越深的地区表示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多。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并非说明白色色块区域没有棋类活动，而是因为当地文化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此地区没有申报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1所示，按照省份位于的不同空间位置，将我国划分为七大板块区域分别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由图1可看出，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特点主要有：1）分布较为不均，地域与民族差异明显，且呈组团状分布；2）以秦岭黄河为界，绝大多数集中于我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少；3）以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三个地区为核心分别形成东北、华北、西北三个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团区；4）华中和西南地区有较少棋类非遗，而在华南地区没有出现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种类繁杂，形式多样，或产生于古代人们的生活娱乐休闲，或产生于战争军事，抑或产生于围捕狩猎。我们主要采用GIS地理信息技术的方法对于统计到的数据在地图上进行处理，以便更直观地对其发源地、传承地以及扩散原因进行归纳和总结。首先，采用分布密度来测算空间聚集区域。在ArcGIS软件中采用核密度估计法，绘制出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分布图（图2）。核密度估计法的含义是地理事件可以发生在空间的任何位置上，但是在不同的位置发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点密集区域发生的概率高，而点稀疏区域发生的概率低。我们通常选用Rosenblatt-Parzen核估计 ，其公式为：
公式中，k（）称为核函数，h>0为带宽，x-x1表示估计点到事件处的距离。影响核密度估计的主要因素是核函数的数学形式和带宽的值[1]。利用ArcGIS软件中集成的Kernel Density工具可以进行核密度估计。本文选择带宽为4 00.0 km进行计算，生成中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分布图（图2）。
图2 中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分布图在图2核密度分布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棋类非遗分布形成了三个小的核心圈。分别是以吉林为中心的东北核心圈，辐射东北中朝边境；以北京为中心的华中核心圈，辐射范围包括山西和河北；以内蒙古西部为代表的西部核心圈，其辐射范围包括宁夏和青海，部分分散在新疆和西藏。 由图2所示，可将中国棋类非遗分为三大类，分别为东北棋类、华北棋类以及西北棋类。而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棋类的种类、属性也不尽相同。
2.1 东北棋类——具有“预测与祭祀”的特征
从表1可以看出，东北的非遗棋类绝大多数以柶戏类为主，除永吉走五道，其他的棋类如掷柶、花图、尤茨等皆是由古代民间祭祀或预言活动演变而来。以掷柶为代表，掷柶游戏活动的用具由四根半圆形木条、棋盘、四个不同形状或不同颜色的棋子组成，棋具上有浓厚的仪式色彩，游戏者通过投掷木条，按照木条朝向决定棋子走的步数，并由此预测当年收成。这种游戏使得参赛者充满兴奋和喜悦，渐渐地，人们把这种预测收成祭祀祈天的活动，逐渐演变成有规则、带有竞技内容的掷柶比赛。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核心圈辐射地区的居民是以朝鮮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为主。东北棋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而早在汉代，就已经有文献记载在中国的东北大量居住着朝鲜族人。朝鲜族先民能歌善舞，且在礼仪、习俗、宗教等方面具有独特而浓厚的民族风情。朝鲜族人民在喜庆丰收、欢度各种节日时，为表达对天地万物的崇拜、对婚姻子嗣的渴求、对家人的祝福以及对丰收的期盼，会通常举行一些十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仪式来表达，其中体育活动便是最重要的内容，而体育活动中又以掷柶、花图这样的棋类游戏为代表。这种在民俗中孕育成长并广为流传的体育形态，已经融入到朝鲜民族的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当中。掷柶、花图等棋类游戏越来越多地在节日庆典、婚嫁集会、民俗礼仪等活动中呈现，成为大众性、传统性、仪式化的一种体育活动和生活方式[2]。此为东北祭祀类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证。
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中形成、扩布和演变[3]。我国的朝鲜族与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是同源。因为在刚刚迁入时，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朝鲜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沟通不多，因此一直保持着其独有的礼仪文化，由此朝鲜半岛的民俗民风和体育生活方式一并流传入中国[4]。而当时迁入中国的多为底层穷苦人民，尤其以农民为主，农业生产被动地依赖自然，人们为了祈求丰收进行各种游戏，其特点是简单、朴实、易于开展。正如掷柶，相比规则纷繁复杂的象棋围棋，掷柶更加方便、易懂。因此，中国朝鲜族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朝鲜半岛体育文化特色[5]。此为掷柶花图等棋类兴起的历史原因之一。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迁徙的民族带来的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有共同文化要素特征的文化类型。这种地域文化影响着该地域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6]。逐渐地，由朝鲜半岛原住民带来的简单方便的棋类活动逐渐成为了东北地区棋类文化的主流，地域文化的本质就是人们适应历史承传和风俗习惯的一种“活法儿”。
东北民族格局复杂多样：蒙古族的草原文明，朝鲜族的水稻文明以及通古斯的渔猎文化等等，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慢慢使得东北形成了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圈[6]。其中朝鲜族人民的水稻文化对于棋类项目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朝鲜族先民一直以种植农作物为生，几百年来一直盛行着春天播种以前，以掷柶方式占卜问天，求得来年收成好。通过掷柶来预测当年收成的好坏，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棋类比赛，一直流传下来。
另外，东北少数民族聚集圈所形成的特有宗教文化同样影响了棋类文化的形成。随着民族历史的演变和政权的统一，萨满教逐渐成为东北民族普遍的宗教信仰。从远古的乌桓、鲜卑直到满族、达斡尔等近古北方少数民族都信奉萨满教。萨满文化渗透到了东北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东北民族生活的精神基础和人生观念[6]。东北地区人民常常采用柶戏的方式祈福或者预测，对神充满敬畏，久而久之，这种用于祭祀祈福的宗教仪式，逐渐被大众化，演变为一种全民都会的棋类游戏。
简言之，东北棋类的发展是落后的农耕时代社会生产水平的体现，在生产靠自然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一套具有祈福与祭祀特色的棋类。
2.2 华北棋类——具有“政治与军事”的特征
华北非遗棋类带有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以象棋为代表，象棋有帅仕相车马炮兵七种棋子。各棋子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虽然随着各自在棋盘上位置的不同，其价值会产生特定变化以外，其与生俱来的价值还是存在等级区分的。比如，将帅为棋局的最高价值体现，相当于“君王”，君王被擒，则棋局告负终结。再如士、象，它们的作用是保护将帅，行走的范围仅限于己方河界以内，没有直接进攻的功能。对这种等级和相互关系的棋局来说，自然有其对应的社会象征意义，具有社会性。每个棋子的不同角色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地位，而棋子的种类、数量、价值和作用不同，也呈现着宝塔形的“社会结构”，在棋局中，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7]。象棋的对局结果以“将死”对方的“将帅”分胜负，政治目的明确。棋盘上河界泾渭分明，双方的势力范围划分清晰，棋子的摆放位置、行走方式、路线等都有相对的确定性，符合儒家学说所推崇的社会等级、伦理秩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象棋更像是一场战争。
从民族角度来看，华北地区从古以来便称为中原地区，主要聚集的都是中原汉民族。众多学者研究认为围棋是汉文化璀璨的瑰宝之一。在汉民族长期统治中原的千年来，琴棋书画一向被当作文人雅事。此处“棋”便指的是围棋。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围棋在中原汉文化中便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除了前身华夏民族的夏商周，统治了有秦、汉、魏等共计21个朝代。因此，汉族文化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而中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保存着丰富的民间传说、社会风俗。到了后世，由于众多强大封建政权的兴盛，中原又成为各种故事、传说的发源地。棋类文化在人丁兴旺、繁荣昌盛的中原大地得以口耳相传。因此围棋的起源也在此被刻上了深深的汉族烙印——“尧造围棋”，此乃追溯时代最早、影响最大的记载。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华北棋类文化圈的中心北京作为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原地区在历史发展中，人们的文化观念、文化意识比较强，文化氛围浓厚。大量留下的古书古文关于棋都有一定的记载。例如，桓谭《新论》云：“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着力发掘了围棋作为军事方面的智力游戏的刺激性和挑战性[8]。大多数古代学者谈论最多的也便是围棋起源于兵法战争，并推定它为春秋时期剧烈政治军事斗争背景下的发展物。千年来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为此地区产生的棋类染上了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 在中原文化中，儒道思想总是牵制着中原地区王朝下的人民。中国传统文人都面临着“仕”与“隐”之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希望立言立德立功；另一方面，社会的混乱，又常常使他们空有抱负不得施展，只好退隐山林，寄情于诗酒琴棋。仕者为儒，隐而为道。不论为君博弈棋局之间，抑或为己飘然畅叙幽情，棋皆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艺术精神载体。围棋曾被称为“坐隐”，意思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专注于棋盘之间，便能忘却官场红尘和世俗牵挂，与隐士无异。因此，不论是儒家的“君臣”还是道家的“归隐”，两大主流思想都为棋类文化在中原的兴起与传承提供了温床。
由此可见，中原的棋类发展于有一定生产力的封建社会，对弈之间无不透露着政治与军事意味，是大小政权不断更迭的思想产物。
2.3 西北棋类——具有“游牧與融合”的特征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除了蒙西地区的草原特色非遗棋类以外，还在新疆、西藏形成了融合众多棋类特点的“混血”棋类。例如鹿棋的棋盘有很多种，由“山”“悬崖”“草原”等元素构成，棋子则是“鹿”和“狗”（后逐渐演变为“虎”和“羊”）。棋盘多用平板和白布，棋子用羊拐骨代替。草原牧民在草场平地畜牧歇息时，也常在地上画出棋盘，用羊粪或河卵石、草棍等代替棋子，这些都体现出鲜明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征。而新疆方棋、西藏藏棋则是在象棋、围棋的基础上不断混杂改善而形成的，行棋方式和棋具设置上都有着其他棋类的影子。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无疑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区。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种类复杂、形式多样，人数众多且分布较广，形成了各少数民族大杂居的居住特点。长期的文化交融与碰撞，使得这一地区产生了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其中非遗棋类主要以两大类型在此传承下来，一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鹿棋，二是融合多种棋类的“混血棋”如方棋、藏棋。
收录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鹿棋种类高达6项之多。从申报单位和地区来看，所有的鹿棋都来自于蒙古族地区。丛密林先生在《鹿棋考》中认为，鹿棋在公元7世纪之前就在蒙古高原流行，起源于东胡系蒙古先民[9] 。由于蒙古高原上各民族之间常年征战以及放牧活动，鹿棋伴随着西部多个政权而传入他族，而后蒙古帝国的兴起，使得鹿棋在蒙古草原长盛不衰。
而藏棋最大的特点是其多样性和包容性。藏棋分为很多种不同的棋类，如密芒棋、多杰布等等。这些不同的棋类都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例如密芒棋被称为藏式围棋，与起源于中原的围棋在棋盘以及行棋方式上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另外，一些藏学研究刊物记载，过去西藏上层人物中还流行一种外来蒙古棋。由此可见，西藏藏棋的起源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亦密不可分，但在常年岁月的沉积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藏族特色。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区域。无论是马背上的蒙古，抑或高原上的吐蕃，西部地区从来不缺少迥异于中原的西域风情。数千年来的东伐西征，更迭了数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政权，而每当一个政权上台必然带来其本民族的独特文化，人类智慧在此冲突，亦在此融合，从而形成了当下西部棋类种类多样、融合较多的特点。
另外，因为蒙古草原的特殊地貌，诞生了草原游牧文化。以鹿棋为例，其发源地与流行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大草原，而此区域的历史文化主要以草原文化为主。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多，食物主要源于狩猎[10]。在社会走向个体化或进入个体中心之前的时代，游牧民族一直使用的“围猎”技术，被看做是鹿棋的原型。“虎”食“羊”的规则，羊粪代替棋子等行棋方式便是游牧文化独特的具体体现。
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会形成中原地区的封建小农经济。不稳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嬗变的大小政权，导致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人民始终处在不断的迁徙当中。迁徙带来大量的文化冲撞，千百年来沿袭的智慧精华逐渐演化成西北独特的棋类特色。
3 结语
棋类作为一种艺术，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棋艺活动是一种复合文化现象，有娱乐的生活消费性质，有陶冶、健全性情的作用，有启人思维的辩证哲理，也有战争理论的培养和实践功能。不同地域的棋类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如东北棋类之于祭祀，华北棋类之于政权，西北棋类之于融合。而不同类别的棋类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底蕴，东北棋类昭示着朝鲜先民之虔诚信仰，华北棋类透露着谋臣策士之雄才大略，而西北棋类则体现了西北民族的异域风情。棋类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在几千年的历史沉淀里被赋予了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韵味。研究和传承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丰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我国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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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祥全，梁波，姜勇. 我国朝鲜族体育的流变[J]. 体育文化导刊，2012（5）：129-133.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4]姜成.中国朝鲜族体育的文化审视[D]. 延吉：延边大学，2007：8-9.
[5]姜允哲.中国朝鲜族体育文化的二重性[J] .体育文化导刊，2007（4）：94-96.
[6]张福贵.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共生性[J]. 学习与探索，2014（7）：129-134.
[7]郭莉萍.象棋运动的文化流变[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4.
[8]郭永勤.魏晋棋文化探寻——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56-58.
[9]丛密林.鹿棋考[J].体育文化导刊，2011（8）：111-114.
[10]包玉山.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结果·反思——文化生存与文化平等的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2007（4）：241-24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棋类；分布；分类；GIS
中图分类号：G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號：1009-9840（2017）06-0001-05
Abstract：The author conducts a study on features of distribu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board games in China， aiming to explo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of China's board gam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From the marked map by using GIS technolog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board games in China is approximate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 group， north group， and northwest group area. In addition， by analyzing those board games from angles of ethnicity，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board games in Chin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northeastern，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board games， each having overtones of a ritual bless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omadic ethnic integra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oard games； distribution； classification； GIS
棋是东方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古老的游戏，也是思想的精华。它在娱乐休闲之余，影响和陶冶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本文将从我国已收录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对棋类的分布、起源以及形成特点等进行概括综述，旨在为后续的棋类非遗研究提供资料参考。
1 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
通过收集，总结出我国省级以上的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格（见表1）。共收录省级以上名录40项，其中国家级3项，省、自治区、直辖市级37项。
为了在视觉上更直观地呈现我国棋类非遗的分布情况，掌握和分析棋类非遗在我国地域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将表1数据通过Arcgis10软件进行视化处理，得出中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域分布状况图（图1）。可以明显看出，颜色越浅的地区表示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少，白色色块地区表示此地区没有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颜色越深的地区表示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多。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并非说明白色色块区域没有棋类活动，而是因为当地文化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此地区没有申报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1所示，按照省份位于的不同空间位置，将我国划分为七大板块区域分别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由图1可看出，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特点主要有：1）分布较为不均，地域与民族差异明显，且呈组团状分布；2）以秦岭黄河为界，绝大多数集中于我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少；3）以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三个地区为核心分别形成东北、华北、西北三个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团区；4）华中和西南地区有较少棋类非遗，而在华南地区没有出现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种类繁杂，形式多样，或产生于古代人们的生活娱乐休闲，或产生于战争军事，抑或产生于围捕狩猎。我们主要采用GIS地理信息技术的方法对于统计到的数据在地图上进行处理，以便更直观地对其发源地、传承地以及扩散原因进行归纳和总结。首先，采用分布密度来测算空间聚集区域。在ArcGIS软件中采用核密度估计法，绘制出我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分布图（图2）。核密度估计法的含义是地理事件可以发生在空间的任何位置上，但是在不同的位置发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点密集区域发生的概率高，而点稀疏区域发生的概率低。我们通常选用Rosenblatt-Parzen核估计 ，其公式为：
公式中，k（）称为核函数，h>0为带宽，x-x1表示估计点到事件处的距离。影响核密度估计的主要因素是核函数的数学形式和带宽的值[1]。利用ArcGIS软件中集成的Kernel Density工具可以进行核密度估计。本文选择带宽为4 00.0 km进行计算，生成中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分布图（图2）。
图2 中国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分布图在图2核密度分布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棋类非遗分布形成了三个小的核心圈。分别是以吉林为中心的东北核心圈，辐射东北中朝边境；以北京为中心的华中核心圈，辐射范围包括山西和河北；以内蒙古西部为代表的西部核心圈，其辐射范围包括宁夏和青海，部分分散在新疆和西藏。 由图2所示，可将中国棋类非遗分为三大类，分别为东北棋类、华北棋类以及西北棋类。而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棋类的种类、属性也不尽相同。
2.1 东北棋类——具有“预测与祭祀”的特征
从表1可以看出，东北的非遗棋类绝大多数以柶戏类为主，除永吉走五道，其他的棋类如掷柶、花图、尤茨等皆是由古代民间祭祀或预言活动演变而来。以掷柶为代表，掷柶游戏活动的用具由四根半圆形木条、棋盘、四个不同形状或不同颜色的棋子组成，棋具上有浓厚的仪式色彩，游戏者通过投掷木条，按照木条朝向决定棋子走的步数，并由此预测当年收成。这种游戏使得参赛者充满兴奋和喜悦，渐渐地，人们把这种预测收成祭祀祈天的活动，逐渐演变成有规则、带有竞技内容的掷柶比赛。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核心圈辐射地区的居民是以朝鮮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为主。东北棋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而早在汉代，就已经有文献记载在中国的东北大量居住着朝鲜族人。朝鲜族先民能歌善舞，且在礼仪、习俗、宗教等方面具有独特而浓厚的民族风情。朝鲜族人民在喜庆丰收、欢度各种节日时，为表达对天地万物的崇拜、对婚姻子嗣的渴求、对家人的祝福以及对丰收的期盼，会通常举行一些十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仪式来表达，其中体育活动便是最重要的内容，而体育活动中又以掷柶、花图这样的棋类游戏为代表。这种在民俗中孕育成长并广为流传的体育形态，已经融入到朝鲜民族的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当中。掷柶、花图等棋类游戏越来越多地在节日庆典、婚嫁集会、民俗礼仪等活动中呈现，成为大众性、传统性、仪式化的一种体育活动和生活方式[2]。此为东北祭祀类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证。
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中形成、扩布和演变[3]。我国的朝鲜族与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是同源。因为在刚刚迁入时，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朝鲜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沟通不多，因此一直保持着其独有的礼仪文化，由此朝鲜半岛的民俗民风和体育生活方式一并流传入中国[4]。而当时迁入中国的多为底层穷苦人民，尤其以农民为主，农业生产被动地依赖自然，人们为了祈求丰收进行各种游戏，其特点是简单、朴实、易于开展。正如掷柶，相比规则纷繁复杂的象棋围棋，掷柶更加方便、易懂。因此，中国朝鲜族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朝鲜半岛体育文化特色[5]。此为掷柶花图等棋类兴起的历史原因之一。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迁徙的民族带来的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有共同文化要素特征的文化类型。这种地域文化影响着该地域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6]。逐渐地，由朝鲜半岛原住民带来的简单方便的棋类活动逐渐成为了东北地区棋类文化的主流，地域文化的本质就是人们适应历史承传和风俗习惯的一种“活法儿”。
东北民族格局复杂多样：蒙古族的草原文明，朝鲜族的水稻文明以及通古斯的渔猎文化等等，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慢慢使得东北形成了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圈[6]。其中朝鲜族人民的水稻文化对于棋类项目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朝鲜族先民一直以种植农作物为生，几百年来一直盛行着春天播种以前，以掷柶方式占卜问天，求得来年收成好。通过掷柶来预测当年收成的好坏，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棋类比赛，一直流传下来。
另外，东北少数民族聚集圈所形成的特有宗教文化同样影响了棋类文化的形成。随着民族历史的演变和政权的统一，萨满教逐渐成为东北民族普遍的宗教信仰。从远古的乌桓、鲜卑直到满族、达斡尔等近古北方少数民族都信奉萨满教。萨满文化渗透到了东北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东北民族生活的精神基础和人生观念[6]。东北地区人民常常采用柶戏的方式祈福或者预测，对神充满敬畏，久而久之，这种用于祭祀祈福的宗教仪式，逐渐被大众化，演变为一种全民都会的棋类游戏。
简言之，东北棋类的发展是落后的农耕时代社会生产水平的体现，在生产靠自然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一套具有祈福与祭祀特色的棋类。
2.2 华北棋类——具有“政治与军事”的特征
华北非遗棋类带有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以象棋为代表，象棋有帅仕相车马炮兵七种棋子。各棋子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虽然随着各自在棋盘上位置的不同，其价值会产生特定变化以外，其与生俱来的价值还是存在等级区分的。比如，将帅为棋局的最高价值体现，相当于“君王”，君王被擒，则棋局告负终结。再如士、象，它们的作用是保护将帅，行走的范围仅限于己方河界以内，没有直接进攻的功能。对这种等级和相互关系的棋局来说，自然有其对应的社会象征意义，具有社会性。每个棋子的不同角色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地位，而棋子的种类、数量、价值和作用不同，也呈现着宝塔形的“社会结构”，在棋局中，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7]。象棋的对局结果以“将死”对方的“将帅”分胜负，政治目的明确。棋盘上河界泾渭分明，双方的势力范围划分清晰，棋子的摆放位置、行走方式、路线等都有相对的确定性，符合儒家学说所推崇的社会等级、伦理秩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象棋更像是一场战争。
从民族角度来看，华北地区从古以来便称为中原地区，主要聚集的都是中原汉民族。众多学者研究认为围棋是汉文化璀璨的瑰宝之一。在汉民族长期统治中原的千年来，琴棋书画一向被当作文人雅事。此处“棋”便指的是围棋。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围棋在中原汉文化中便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除了前身华夏民族的夏商周，统治了有秦、汉、魏等共计21个朝代。因此，汉族文化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而中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保存着丰富的民间传说、社会风俗。到了后世，由于众多强大封建政权的兴盛，中原又成为各种故事、传说的发源地。棋类文化在人丁兴旺、繁荣昌盛的中原大地得以口耳相传。因此围棋的起源也在此被刻上了深深的汉族烙印——“尧造围棋”，此乃追溯时代最早、影响最大的记载。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华北棋类文化圈的中心北京作为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原地区在历史发展中，人们的文化观念、文化意识比较强，文化氛围浓厚。大量留下的古书古文关于棋都有一定的记载。例如，桓谭《新论》云：“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着力发掘了围棋作为军事方面的智力游戏的刺激性和挑战性[8]。大多数古代学者谈论最多的也便是围棋起源于兵法战争，并推定它为春秋时期剧烈政治军事斗争背景下的发展物。千年来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为此地区产生的棋类染上了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 在中原文化中，儒道思想总是牵制着中原地区王朝下的人民。中国传统文人都面临着“仕”与“隐”之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希望立言立德立功；另一方面，社会的混乱，又常常使他们空有抱负不得施展，只好退隐山林，寄情于诗酒琴棋。仕者为儒，隐而为道。不论为君博弈棋局之间，抑或为己飘然畅叙幽情，棋皆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艺术精神载体。围棋曾被称为“坐隐”，意思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专注于棋盘之间，便能忘却官场红尘和世俗牵挂，与隐士无异。因此，不论是儒家的“君臣”还是道家的“归隐”，两大主流思想都为棋类文化在中原的兴起与传承提供了温床。
由此可见，中原的棋类发展于有一定生产力的封建社会，对弈之间无不透露着政治与军事意味，是大小政权不断更迭的思想产物。
2.3 西北棋类——具有“游牧與融合”的特征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除了蒙西地区的草原特色非遗棋类以外，还在新疆、西藏形成了融合众多棋类特点的“混血”棋类。例如鹿棋的棋盘有很多种，由“山”“悬崖”“草原”等元素构成，棋子则是“鹿”和“狗”（后逐渐演变为“虎”和“羊”）。棋盘多用平板和白布，棋子用羊拐骨代替。草原牧民在草场平地畜牧歇息时，也常在地上画出棋盘，用羊粪或河卵石、草棍等代替棋子，这些都体现出鲜明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征。而新疆方棋、西藏藏棋则是在象棋、围棋的基础上不断混杂改善而形成的，行棋方式和棋具设置上都有着其他棋类的影子。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无疑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区。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种类复杂、形式多样，人数众多且分布较广，形成了各少数民族大杂居的居住特点。长期的文化交融与碰撞，使得这一地区产生了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其中非遗棋类主要以两大类型在此传承下来，一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鹿棋，二是融合多种棋类的“混血棋”如方棋、藏棋。
收录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鹿棋种类高达6项之多。从申报单位和地区来看，所有的鹿棋都来自于蒙古族地区。丛密林先生在《鹿棋考》中认为，鹿棋在公元7世纪之前就在蒙古高原流行，起源于东胡系蒙古先民[9] 。由于蒙古高原上各民族之间常年征战以及放牧活动，鹿棋伴随着西部多个政权而传入他族，而后蒙古帝国的兴起，使得鹿棋在蒙古草原长盛不衰。
而藏棋最大的特点是其多样性和包容性。藏棋分为很多种不同的棋类，如密芒棋、多杰布等等。这些不同的棋类都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例如密芒棋被称为藏式围棋，与起源于中原的围棋在棋盘以及行棋方式上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另外，一些藏学研究刊物记载，过去西藏上层人物中还流行一种外来蒙古棋。由此可见，西藏藏棋的起源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亦密不可分，但在常年岁月的沉积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藏族特色。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区域。无论是马背上的蒙古，抑或高原上的吐蕃，西部地区从来不缺少迥异于中原的西域风情。数千年来的东伐西征，更迭了数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政权，而每当一个政权上台必然带来其本民族的独特文化，人类智慧在此冲突，亦在此融合，从而形成了当下西部棋类种类多样、融合较多的特点。
另外，因为蒙古草原的特殊地貌，诞生了草原游牧文化。以鹿棋为例，其发源地与流行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大草原，而此区域的历史文化主要以草原文化为主。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多，食物主要源于狩猎[10]。在社会走向个体化或进入个体中心之前的时代，游牧民族一直使用的“围猎”技术，被看做是鹿棋的原型。“虎”食“羊”的规则，羊粪代替棋子等行棋方式便是游牧文化独特的具体体现。
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会形成中原地区的封建小农经济。不稳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嬗变的大小政权，导致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人民始终处在不断的迁徙当中。迁徙带来大量的文化冲撞，千百年来沿袭的智慧精华逐渐演化成西北独特的棋类特色。
3 结语
棋类作为一种艺术，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棋艺活动是一种复合文化现象，有娱乐的生活消费性质，有陶冶、健全性情的作用，有启人思维的辩证哲理，也有战争理论的培养和实践功能。不同地域的棋类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如东北棋类之于祭祀，华北棋类之于政权，西北棋类之于融合。而不同类别的棋类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底蕴，东北棋类昭示着朝鲜先民之虔诚信仰，华北棋类透露着谋臣策士之雄才大略，而西北棋类则体现了西北民族的异域风情。棋类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在几千年的历史沉淀里被赋予了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韵味。研究和传承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丰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我国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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