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教授在“文化副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这是我读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对葛剑雄教授专访后的感受。他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说：“你说谁能代表中国呢，等到它自然形成，一万年也不会有一个全国认同的圣地，必须人造，必须由中央政府授权，全国人大讨论，体现国家的意志。”
　　如果真有这样一项文化标志或者真有这么一个地方，成为全国人民人人向往的文化圣地，自然未必是坏事。但是古今中外，有哪一个这样的文化圣地是通过国家强制力而形成的？葛教授建议通过国家意志，制定一些特别的仪式，形成文化认同感，但是谁都知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人们的文化习惯、文化仪式和宗教信仰是大相径庭的，试图用一种仪式来规范或作为全国文化的代表，是否有“废黜百家，独尊一术”之嫌疑？是否与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一个真正文化发达和自由的国度，其文化一定是多元的，制度对文化的基本态度则是开放、包容，舍此无他，更不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定一尊而其他文化仪式和内容皆只能对之仰视、对之顶礼膜拜。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随着中国和世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到中国，那么，能有一种文化仪式引起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并且不远万里年年去那里朝圣吗？我想，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会有这样的文化代表。
　　当然，你可以说，每一种文化仪式都可以到山东曲阜去，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文化标本，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对它的朝圣热情。这实际上是说，要把山东济宁的“文化副都”建设成中国各民族不同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没有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和长期的历史积淀做基础，即使“文化副都”将全世界的文化和建筑形态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那里建立建设一个活的标本，又有多少人会将那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圣地，从而不远万里到那里去“体验”甚至以神圣的心态去朝拜呢？我倒是建议葛教授到北京的时候不妨去看看那里的“中华民族园”，看看那里的萧条与落寞场景。
　　葛先生自己也承认，包含了这么多文化元素或曰文化寄托的项目，在国际上还没有先例，至少没有那么全的。这是否说明，葛先生的“文化副都”设想其实是明知不可而为之，被环境和自己“逼上梁山”，做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如此这般，做得好当然是个丰功伟绩，做得不好却也有可能适得其反。而适得其反的可能性要大些。为什么？既然国家层面可以立法建立国家级的“文化圣地”，各省、各市乃至各县乡村，是不是也可以建立建设自己更有日常生活作依归与基础的“文化圣地”呢？那样的“文化圣地”，比起沙上建塔、平地起高楼的国家级“文化圣地”来说，才是真正的扎根于现实、源于生活而且“高于生活”的！但是那与如今全国各地泛滥成灾且自说自话互不认账自欺欺人的公祭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葛先生一再提到法国的先贤祠。是啊，中国也可以搞，但它与耗资巨大的“文化副都”有本质区别。先贤祠厚重的文化含量建立在“人”的基础上，是对为人类进步历史作出巨大貢献的先人的纪念。它有厚重的文化载体，而且它既不是一个仪式，也不论先贤的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文化理念，恰恰是“多元文化”熔于一炉的具象表现，与“文化副都”的表现形式大异其趣。在我国，也可以甚至有必要建立类似于先贤祠的纪念馆或纪念堂，但是，一方面它根本用不着像“文化副都”或曰“中华文化标志城”那样大的耗资规模；另一方面，比建设一个建筑更重要的是要立法先行，规定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先贤祠”，这个比建一栋大楼或一个建筑群难多了。建筑，也许三五年可以建成，立法工作，也许一二十年都不能完成。因为它需要超越党派之争和历史偏见，需要超越时代局限，除了必须是真人真事，也许还必须特别加上一条：为了超越偏见和利益之争，进入“先贤祠”的人选必须在死后三百年以上的杰出人士中甄选！
　　文化认同说到底是国家的价值认同，根本体现是这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法律体系。人们说美国是个文化形态上“分崩离析”的国度，但却又是个文化凝聚力超强的国度，因为那种普世性的自由、正义、平等、民主、开放、包容等价值和精神已经成为所有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上升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最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体系。所有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都包含在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法律体系中。“文化高度”的建立建设，当从这样的“文化和制度软实力”起步。任何人没有捷径可走。它并不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而更多来自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和博弈。（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