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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前，他放弃“铁饭碗”，当起了“赤脚医生”。今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普遍推广，这位“农民厅长”再度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农村合作医疗的诞生
1933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覃祥官出生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贫，他只读过3年私塾。1964年春天，乐园公社党委把覃祥官送到县中医进修班学习。1965年4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进修结业证书》。覃祥官学成归来后，便担任了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成了一名“吃皇粮，拿工资”的国家公职人员。
在与病人的广泛接触中，他深切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好多人“小病拖大，大病拖垮”。这年冬天，乐园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全公社有1000多人不幸感染，杜家村一天就死了4个患病儿童。一位钱姓农妇因黄疥疮布满全身，肿痛难忍，竟一尺青绳断了性命……
深夜出诊回家，32岁的覃祥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难平：“过去，我们组织起来办信用合作社，组织起来办供销合作社；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和疾病作斗争呢？”
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静悄悄地挂牌了。覃祥官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村卫生室当起了赤脚医生。
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平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的好处，深受人民群众拥护。
杜家村创办合作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十里八乡的群众都盛赞它的种种好处。乐园公社向县卫生局汇报后，迅速在全公社6个村进行推广。
1968年11月，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称赞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同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段语录作报眼，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文中提到，共产党员、杜家村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此后不久，卫生部部长助理魏福凯、邹梅奉命来乐园，进一步总结合作医疗经验。覃祥官也被众多新闻媒体誉为“合作医疗创始人”。
1969年，覃祥官可谓“三喜临门”：一是他的名字连同乐园的合作医疗，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二是他应邀赴京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了周总理、邓颖超举行的家宴；三是从北京回来之后，又被选为省人大代表。
这年，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人们在享受免费治病的同时，没有忘记合作医疗的创始人覃祥官。全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这里参观学习，人数达5万人。
赤脚医生的“官运”
1974年4月20日，《中日航空协定》在北京签定。同年9月29日至10月6日，覃祥官以“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的身份，随同以王震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加中日通航首航纪念活动，并在回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日本访问的8天时间里，覃祥官先后到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城市，并拜会了日本外务大臣和运输大臣。他不失时机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合作医疗，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
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他第四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世界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说：“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
覃祥官清楚地记得，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达尔?马科斯自始至终听完了他的报告，并特邀他前往礼萨尔省塔乃山村访问，同当地医生进行交流。此后，这位总统夫人引进中国的经验，在菲律宾礼萨尔省办起了“合作医疗”。
1976年国庆节以后，43岁的覃祥官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由于省卫生厅机关住房紧张，覃祥官暂住在厅招待所。当时的厅长还多次催促他，将本人及家属子女的户口粮油关系迁来武汉，并说这是省里领导的意见。但覃祥官表示，老家的妻子和两个10多岁的女儿在农村住惯了，她们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再则乐园的合作医疗事业也离不开他，他只打算在厅里“搞几天就回去”。就这样，覃祥官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直到如今，他的63岁夫人仍然是农村户口。
合作医疗的命运
覃祥官文化程度低，又有山里人不善言辞的习惯。当了副厅长后，除了下基层之外，他只得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要么就是整天开会，讲话发言。夜深人静之时，他想念老家的妻子女儿，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惦挂村里的合作医疗。
浑身不自在3个多月后，覃祥官终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急流勇退。住房让给了别人，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此后，他再未到省卫生厅上班，但副厅长职务却一直保留着。还乡的覃祥官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指导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边参加村里的农业生产劳动。不久，覃祥官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
此时的覃祥官，依然是政治上的“红人”。1977年12月，他再度当选第五届省人大代表；1978年2月，他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12月，覃祥官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此后，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到劳，公社解体后，乐园公社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农民要田种粮食，药很快被刨光了，合作医疗制度也陷入低谷。覃祥官唯一保留的职务是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什么事可做时，就帮忙扫扫地。好事者便传出“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的闲话。他一气之下，独自跑回杜家村去了。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透过这几句自我解嘲的顺口溜，我们似乎可以读透他当时心情的苦涩。
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现在医药费上涨，看病吃药越来越困难了。合作医疗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八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视对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防治。”
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人们发现，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喂猪带打杂”，他同村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把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
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由于采取了“以药补医”等措施，卫生室除了保证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年底还节余1000多元。
由于覃祥官最后担任的正式职务是县政协副主席，长阳县委为他正式确定为副县级干部，每月有700多元的工资。
1993年，60岁的覃祥官退休了，他和年近花甲的老伴刘维菊共同生活在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杜家村4组。
晚年归隐的覃祥官还是不愿歇下来，总爱使些小单方，为邻里乡亲医些小病小恙，或到乡卫生院，最远到县卫生局一两趟，与旧时的老同事聊聊天，谈谈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有时也回忆20多年前合作医疗之盛事。
农村合作医疗的诞生
1933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覃祥官出生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贫，他只读过3年私塾。1964年春天，乐园公社党委把覃祥官送到县中医进修班学习。1965年4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进修结业证书》。覃祥官学成归来后，便担任了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成了一名“吃皇粮，拿工资”的国家公职人员。
在与病人的广泛接触中，他深切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好多人“小病拖大，大病拖垮”。这年冬天，乐园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全公社有1000多人不幸感染，杜家村一天就死了4个患病儿童。一位钱姓农妇因黄疥疮布满全身，肿痛难忍，竟一尺青绳断了性命……
深夜出诊回家，32岁的覃祥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难平：“过去，我们组织起来办信用合作社，组织起来办供销合作社；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和疾病作斗争呢？”
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静悄悄地挂牌了。覃祥官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村卫生室当起了赤脚医生。
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平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的好处，深受人民群众拥护。
杜家村创办合作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十里八乡的群众都盛赞它的种种好处。乐园公社向县卫生局汇报后，迅速在全公社6个村进行推广。
1968年11月，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称赞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同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段语录作报眼，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文中提到，共产党员、杜家村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此后不久，卫生部部长助理魏福凯、邹梅奉命来乐园，进一步总结合作医疗经验。覃祥官也被众多新闻媒体誉为“合作医疗创始人”。
1969年，覃祥官可谓“三喜临门”：一是他的名字连同乐园的合作医疗，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二是他应邀赴京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了周总理、邓颖超举行的家宴；三是从北京回来之后，又被选为省人大代表。
这年，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人们在享受免费治病的同时，没有忘记合作医疗的创始人覃祥官。全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这里参观学习，人数达5万人。
赤脚医生的“官运”
1974年4月20日，《中日航空协定》在北京签定。同年9月29日至10月6日，覃祥官以“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的身份，随同以王震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加中日通航首航纪念活动，并在回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日本访问的8天时间里，覃祥官先后到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城市，并拜会了日本外务大臣和运输大臣。他不失时机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合作医疗，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
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他第四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世界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说：“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
覃祥官清楚地记得，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达尔?马科斯自始至终听完了他的报告，并特邀他前往礼萨尔省塔乃山村访问，同当地医生进行交流。此后，这位总统夫人引进中国的经验，在菲律宾礼萨尔省办起了“合作医疗”。
1976年国庆节以后，43岁的覃祥官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由于省卫生厅机关住房紧张，覃祥官暂住在厅招待所。当时的厅长还多次催促他，将本人及家属子女的户口粮油关系迁来武汉，并说这是省里领导的意见。但覃祥官表示，老家的妻子和两个10多岁的女儿在农村住惯了，她们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再则乐园的合作医疗事业也离不开他，他只打算在厅里“搞几天就回去”。就这样，覃祥官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直到如今，他的63岁夫人仍然是农村户口。
合作医疗的命运
覃祥官文化程度低，又有山里人不善言辞的习惯。当了副厅长后，除了下基层之外，他只得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要么就是整天开会，讲话发言。夜深人静之时，他想念老家的妻子女儿，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惦挂村里的合作医疗。
浑身不自在3个多月后，覃祥官终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急流勇退。住房让给了别人，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此后，他再未到省卫生厅上班，但副厅长职务却一直保留着。还乡的覃祥官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指导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边参加村里的农业生产劳动。不久，覃祥官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
此时的覃祥官，依然是政治上的“红人”。1977年12月，他再度当选第五届省人大代表；1978年2月，他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12月，覃祥官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此后，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到劳，公社解体后，乐园公社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农民要田种粮食，药很快被刨光了，合作医疗制度也陷入低谷。覃祥官唯一保留的职务是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什么事可做时，就帮忙扫扫地。好事者便传出“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的闲话。他一气之下，独自跑回杜家村去了。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透过这几句自我解嘲的顺口溜，我们似乎可以读透他当时心情的苦涩。
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现在医药费上涨，看病吃药越来越困难了。合作医疗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八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视对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防治。”
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人们发现，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喂猪带打杂”，他同村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把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
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由于采取了“以药补医”等措施，卫生室除了保证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年底还节余1000多元。
由于覃祥官最后担任的正式职务是县政协副主席，长阳县委为他正式确定为副县级干部，每月有700多元的工资。
1993年，60岁的覃祥官退休了，他和年近花甲的老伴刘维菊共同生活在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杜家村4组。
晚年归隐的覃祥官还是不愿歇下来，总爱使些小单方，为邻里乡亲医些小病小恙，或到乡卫生院，最远到县卫生局一两趟，与旧时的老同事聊聊天，谈谈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有时也回忆20多年前合作医疗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