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基辛格在论述中国时，总是将中国置于一个与美国进行比较的框架内进行思考。在其著作《论中国》的前言中，有一段关于中美差异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对中国的认识。他这样写道：“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1《论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因此该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基辛格在多年政治实践与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观念。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认识发端于何时，以及推动基辛格为中美建交而努力的原因是否是这一观念，将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鉴于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他提出的这一中美差异，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后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甚至影响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基辛格在他集中表述的这一观点中，认为中国不对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这一判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美国和整个西方对中国政治“扩张”和价值观“扩张”的担忧。但是，基辛格的这一论述中，有着晦涩不明和模糊的内容：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信仰，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通过其文化影响和政治亲疏的影响，形成文化上的普世。如果我们将价值观视为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基辛格挖掘出的中国文化普世观，实际上将与美国的传经布道式的价值观的推广，最终在文化层面产生差异，甚至产生冲突。
　　中国的独特性与历史
　　中国是文化普世观的国家，基辛格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他在其著作《论中国》第一章的开篇中写道：“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国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2 从基辛格随后对19世纪传教士和旅行家凯吕斯·古伯察关于中国文明的论述的引述中可以看到，他其实是接受了后者的观点。从基辛格的话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影子。可以说，19世纪清朝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国家状况，无疑加强了世界对中国历史发展停滞不前的印象。
　　在基辛格随后的论述中，引用了18世纪法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杜赫德、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关于中国的看法。杜赫德和魁奈，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向欧洲的读者描述了繁华、统一的中华帝国形象。基辛格指出，杜赫德与魁奈所说的强盛的中华帝国虽然在贸易上很成功，但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并不将通商看作是普通的经济交换，而是称之为“朝贡”。
　　基辛格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强盛时期，他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宋、明时代具有发达的航海技术，但是自郑和之后，中国转向了保守，直至发展到十九世纪后期的闭关守国，以及政治和文化上的盲目自大。从基辛格的论述逻辑中可以看到，他所认为的中国的独特性——包括“朝贡”体系的形成——不是源自于中国历史上单一的某个朝代，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所积累起来的国家与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国力强弱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完全取决于此，而由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所决定。这样一来，基辛格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对西方传达出一个暗示。只要中国的历史在继续，这种由于历史与文化原因而生产的中国文化普世观就会继续影响中国的现实政治。未来的中国亦难以脱开这种影响。
　　在基辛格看来，中国国家与文化的独特性的核心来源之一是儒学。“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3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于孔子。对于孔子，他的介绍是客观的、平实的。他强调了孔子学说中的正义、和谐和秩序。由此，基辛格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国际关系观念上的倾向性。他认为中国以前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中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反映了一种等级制的世界秩序。因此，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上，历史上的中华帝国答应给予邻国人民公正，但不是平等。“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宫廷盛典，而是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谋略。”4
　　基辛格以其政治家的敏锐非常肯定地指出，中国人讲求实际，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他分析了《孙子变法》对中国政治与外交实践的影响，特别推崇中国人对战略的运用。他认为《孙子兵法》论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领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压倒敌人，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推崇的决战决胜。鉴于《论中国》一书是基辛格在其多年外交实践基础上写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中美建交过程中，中美之间的博弈与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观点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撑。这样的观点，再次给西方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交往中，与中国存在相互妥协与互赢的可能性。但基辛格同时也暗示，中国在国际关系交往方面的任何妥协，都会被放入长远战略规划中加以算计，就像中国人下围棋一样。
　　朝鲜战争与中国形象
　　在基辛格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苏联瞒着中国鼓动金日成冒险，又蛮横地逼迫中国出兵干预；还因为斯大林和金日成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战略选择，而中美也误判了对方的意图。基辛格根据有关史料指出，毛泽东认为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风险太大，他向斯大林表示，任何征服南朝鲜的计划，都得等中国拿下台湾，完全结束内战后再说。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这个目标，成了促使金日成采取行动的一个诱因，金日成坚信，美国不能接受共产党接连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因此迫不及待要实现征服南朝鲜的目标，“以防华盛顿在中国占领台湾之后发生政策之变”。5
　　基辛格认为，杜鲁门为防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边向对方发起进攻而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台湾海峡“中立化”的行动，把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干预变成了与中国的对抗。在基辛格看来，中国选择卷入朝鲜战争，不是战术方面的反应，而是中国式先发制人。他以有力的证据说明，中国在卷入朝鲜战争之前，具体说是在北朝鲜军队仍然占有优势，至少在距离仁川登陆还有6周之时，已经预料到北朝鲜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中国参战是经过了对战略走势的细心评估后决定的，不是对美国战术手段的反应，也不是出于捍卫‘三八线’神圣的法律地位的决心。中国出兵是针对其所预见到的危险做出的反应，它还表明了朝鲜在中国的长远谋划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更关乎寻常。”6
　　基辛格给予毛泽东中肯的评价，并充分肯定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巨大历史意义。基辛格写道：“他（毛泽东）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拥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7 对于历史人物与历史的评价，不可脱离历史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显出他客观、公正的学者风度。基辛格对于朝鲜战争与这一时期中国形象的论述与评价，对于当代美国乃至世界认知中国的战略性思维与行动选择，无疑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参考。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