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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在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无锡工商企业或者相互模仿，或者与社会团体合作，分别举办带有浓厚社会实验色彩的劳工事业。凡稍有眼光的企业家无不对此倾注极大热忱和可观投资，写下了近代无锡企业文化中颇具创新特色的一页。
一、“劳工自治”的理念和设想
在大革命浪潮的激荡下，1920年代农村的农民运动和城市的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厂罢工接连不断。如何平息工人情绪，缓和劳资关系，是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荣德生等工商企业家深知潮流所趋只可疏导不可堵塞的道理，所以设想通过改革企业管理来加以疏导。劳工福利的实施，虽然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展开，旨在调节劳资关系，但又带有企业管理变革的意义，体现企业劳动组织和劳动关系的进步。在无锡，所谓“惠工”“福利”，既有企业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又有相互比较、相互竞争。其中尤以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最具特色也最有成效。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兴办实业发家后，时刻不忘父亲临终的教诲：“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1]社会义务、社会责任感是荣氏兄弟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荣德生对于劳工福利事业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支持。在从事企业经营的实践中，荣氏兄弟深切体会到：一个企业获取良好的效益，既要依靠技术设备的改进，更要加强企业管理，协调好各部分人员的关系。所以荣德生说：“余素主实际，不尚空谈……三厂职员主教以实习，对工人主恩威并用，兼顾其自治及子女教养。”[2]所谓“恩威并用”，既严格管理，又增加员工的福利，同时加强教育，以德服人，对职员和工人注意笼络感情，调和矛盾。他们深知，只有让大家安居乐业，工人才会心甘情愿依靠工厂，为工厂出力。所以，荣家企业的管人、用人，首先在于“治理人心”。有一次，申新三厂失火，住在附近的一些职工纷纷赶到厂里救火，荣德生也赶来了，他一面吩咐人通知消防队灭火，一面叮嘱门卫不要让员工进厂，并记下这些人的名字。许多人对此大为不解，他说：“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忠臣。厂烧了，保险公司会赔偿，可以再造；忠臣烧死了，就不好找了。”事后，这些人都得到提拔和重用。
促使榮氏兄弟酝酿“劳工自治”的动机，除了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另有一层外部环境的原因。在荣氏兄弟兴办实业之初，国内民族工业界已形成“南张北周”两大显赫的企业集团。有“南张”之称的南通张謇，以“儒者”自居，在创办大生企业集团之后，又在家乡南通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力图以南通的社会改造作为试点，造福于一方，进而影响社会、影响全国。在他的倡导下，江苏地方士绅成立了苏社。在苏社的开幕宣言中，张謇说：“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放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荣德生出席了在南通召开的苏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观张謇在南通兴办地方自治的各种成果，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启发荣德生思考很多问题，但他更为务实，也没有更强的实力由企业来筹办本该由地方政府去办的“大社会”，于是他设想把张謇的自治理念应用到企业的治理实践之中。自1920年代末起，荣德生开始酝酿在无锡申新三厂试行“劳工自治”，并由薛明剑具体规划自治方案。
薛明剑勤奋好学、兴趣广泛，是一位热心于社会改革的年轻人，得到荣德生的器重，被热情邀请参与申新三厂的筹办，并担任工厂总管（厂长）。薛明剑进入工业界，一直有自己的理想，用他的话说：由教育界转入工业界，并“不是想发财，也不是羡慕虚荣，的确是目睹工业生产事事不如他国，并且存在种种不合理措施，急需改进和改革。”[3]以后在实际管理申新三厂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旧式管理制度的种种弊端，亲眼见到工人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下的生活待遇，因而更加坚定了倡导改革的想法。他是无锡企业管理改革的积极鼓吹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经过深入调查，并反复酝酿，与利益相关各方沟通，在荣德生主持下，薛明剑提出了申新三厂“劳工自治”方案。
二、“劳工自治”的实施
1931年，申三正式开始试办劳工自治区，拉开了“劳工自治”的序幕。正如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变革，开始总会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劳工自治”同样面临种种抵制。这要求改革者全力以赴，顽强推进，同时不断优化实施方案，在进取和迂回中谋求突破。
工厂举办劳工事业，原本着眼于提高工人福利、改善职工生活，可是令创办者意想不到的是，首先遇到的反对阻力竟来自工人。原因是“劳工自治”实施方案的第一步，是要将一部分工人宿舍划入劳工自治区。当时各工厂招收的工人来自四郊八乡，也有的来自邻近县区，甚至有来自苏北和外省的。其时交通不便，为了准时上班，工人必须就近居住。为此厂方在工厂附近建造了一些工房，或腾出一些空余不用的厂房，租给工人作为宿舍。这些工人宿舍原来没有专人管理，男工宿舍与女工宿舍混杂，单身职工集体宿舍与家属宿舍混杂，导致秩序混乱、卫生状况较差，个别品行不端者游串各室，惹事生非，欺凌弱者，引诱异性。因为工厂将整幢房屋出租，又准许承租者将剩余的房屋转租外人，由此产生了专以转租房屋牟利的二房东。为了设立劳工自治区，厂方决定将工人宿舍加以整顿，改建成男工单身宿舍区、女工单身宿舍区和家属宿舍区，并派专人实行分区管理。这剥夺了二房东的额外收入，自然遭到他们的抵制。厂方为举办技术培训和文化教育，为工人工余学习提供方便，统一规定未成婚的工人住进集体宿舍，这也与工人原来的生活习惯不符。当时的工人来自农村，习惯于合家居住，方便而自在；相互之间为同乡邻里、沾亲带故，且纺织厂工人盛行“认寄亲”，方便相互依托照应，因而反对住进集体宿舍。工厂加强宿舍管理，就有人造谣生事，加以阻挠。甚至有人身穿半红半白的衣裳，半夜三更登上楼顶装神弄鬼，恐吓单身女工宿舍的女工和管理人员，致使一些女工结伴逃离宿舍。
实施“劳工自治”还遭到部分工头、职员、股东的反对。原先工厂中的一些工头都有一定的帮派势力，掌握管理工人的部分实权，他们平日欺压凌辱普通工人，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工资，乃至强迫工人按时按节送礼送物，指派女工到家中帮佣家务。工厂实行科学管理，实施“劳工自治”，他们的权力被剥夺，种种陋规随之被废除，因而不惜以激烈的手段对抗改革[4]。而工厂的一部分股东和职员只看重眼前利益，并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在他们看来，改革的实施必定多加开支，增加工人的福利就会减少自己的收益；同时也担心改革激化矛盾，引发动荡，最终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对“劳工自治”的变革畏首畏尾，主张稳重守成，反对多生枝节，本能地反对一切新生事物。 工厂内部的阻力以外，设立劳工自治区还受到来自工厂外部的压力。工厂邻近的一些商店，它们的顾客主要是工厂的工人，以向工人出售日用品而营利。建立劳工自治区后，工人自己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加上自己种菜、搞家庭副业，减少了到商店购买商品。这当然是商店店主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当申新三厂实施“劳工自治”计划时，附近一些商店就以集体请愿和匿名恐吓、造谣惑众等方式加以阻挠。有几个理发店店主还手扬香火，多次守候在申三厂门外的小木桥桥头，拦住厂主、总管及高级职员的车辆，要求厂方“发发慈悲”，停办合作社，让他们维持生意、维持生计。
对此，荣德生、薛明剑并未采取高压措施，强行推进改革，而是区别情况，运用迂回战术，分别加以化解。为了帮助股东和职员消除顾虑，厂主亲自出面进行协商，多次召开会议说明情况，争取大家的认同。为了让职工明白他们是“劳工自治”最大的受益者，厂方不强逼工人返回宿舍，而是首先在厂内兴办子弟小学和职工医院等福利设施，增强对职工的吸引力。从开展各种培训活动入手，举办女工养成所，首先招收部分远道女工，统一住進女工宿舍，以此示范“劳工自治”的好处。注重对老工人进行宣传引导，摆事实、讲道理，让原先有抵触情绪的部分职工逐渐认识“劳工自治”的好处，从而使消极观望者变为拥护者、赞成者[5]。为了处理好与邻近商店的关系，经过协商寻求多赢的解决之道，允许他们以合办或代办相关业务的形式，进入自治区开店，统一管理，既减少厂方自办福利的麻烦，也较好地顾及当地店家的利益，消解了来自外部的阻力。至于工头闹事和二房东转租的问题，也在工厂管理制度的改革中得到了解决。劳工自治区的创建计划，终于在百般困难中一步一步地得到实施。
三、“劳工自治”的基本内容
“劳工自治”的基本精神，是在劳资雇佣关系的范围内，让工人自己管理自己，改善劳工福利状况，提高职工素质。荣德生、薛明剑把创设劳工自治区的宗旨概括为：“改善区民生活，培养良好工友。”其施行方针大致包括这样一些要点：一是加强技术培训，让工人获得立身的必要知识和技能；二是以劳资合作的方式，举办各种合作事业和公共设施，以促进工厂增加生产，帮助工人减轻消费负担；三是注重文化教育，让进入自治区的工友人人有读书的机会，有正当的文化娱乐；四是开展社会教育，帮助工人学习农业栽培和手工工艺，即使在工厂退职也具备必要的生活技能。
“劳工自治”采用工人自行组织的方式，对工人实行积极劝导和“参与式”的激励。自治区区长一人，由厂方任命。自治区分设单身女工、单身男工、工人家属、职员家属四个宿舍分区，分区下设村，村下设室或组。宿舍每室住8-12人，其中一人为室长；14-26室为一村，设有正、副村长。分区正副区长、各村正副村长及室长、组长，均由工人自己推举产生，分别负责本室、组、村、分区有关事项的管理和矛盾的协调。区内各种生活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均由工人自己协商订立公约，大家共同维护[6]。各项惠工、福利设施的建设、维护、运行，尽量动员和组织员工共同参与。
“劳工自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为了推广应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适应科学管理制度，培养合格职工，工厂先后创设职员、女工、机工三种养成所。1932年秋季又创设工人晨校和夜校，进行在职教育。当时纺织厂工人一般是日夜两班制，所以职工业余教育只能分别进行。教育属义务性质，凡本厂工人均可入校学习，不收学杂费、书籍簿本费。按工人原有文化程度，分识字训练班、公民训练班、技能训练班三级，每级分早夜两班。教材以自编为主，教员也大多为本厂职员。教学内容主要有：文化补习，教识字，扫盲；生产技术，讲授机械原理，培养熟练机工；家事技能，如烹饪、缝纫、医护常识等；副业生产知识，如养蜂、养兔、养鸡鸭、养鼬、刺绣、织花、园艺、种菇、种菜、酿造、打字、修理钟表等。由工人自由选修，既增加谋生的技能，也作为工余的休闲。晨、夜校也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传授中西音乐知识及乐器演奏技法，开展歌咏、舞蹈、武术、球类等活动，以充实工余生活，陶冶性格情操，提高工人的文化素养。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学校设立小导师制度，在工人宿舍内每室聘请一名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能力较强的工人为小导师，负责在课外辅助督导同室工友学习，起到互帮互学、互相促进的作用。作为教育辅助设施，厂中设有图书馆、阅报室，经费列有预算，定期添购各类图书、报刊[7]。申新三厂这方面的设施，在当时无锡私营企业中是最为完备的，因为与教学活动相辅相成，适合工人的需求，所以吸引很多工人参加到学习培训之中。
二是医疗保健。1932年8月，申新三厂在女工养成所设立职工医院，第二年5月搬至新院址，以后又增建三层楼一幢作为新医院。医院分中医和西医两个部门，设有诊察、治疗、手术、化验、调养、传染病隔离等室，购有X光机等当时先进的医疗设备，为职工就诊、治病提供便利。本厂职工治病免收医药费，职工家属免收治疗费，半价收取药费，厂外人就诊医药费照价实收。医疗经费来源主要为厂方拨款及工会会费、职工自愿捐助。当时无锡其他一些企业也设有厂办医院或医务室，但以申新三厂职工医院设备最好，服务最完善[8]。除此之外，工厂还建造浴室、理发所，要求工人保持清洁卫生，按时理发、洗澡；添置水塔、热水汀等设备，保证工人能经常得到清洁的饮用水；把旧式的茅坑改造成厕所，并加强管理，减少疾病的传染，改善厂区和周边地区的卫生状况。
三是文体活动。劳工自治区设有俱乐部，其中包括体育、音乐、游艺三个方面的活动项目。区内建有运动场、健身房，供职工开展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运动，并定期举行田径运动比赛，以增强职工的身体素质，愉悦身心。文娱设施方面有娱乐室、影剧场，用以放映电影、上演戏剧，开展歌咏、舞蹈活动。鉴于举行全厂性的大会及文艺汇演等活动，原有场所较为狭小局促，厂方决定填掉一个原来用以养殖鱼蛙的鱼池，盖建一座大礼堂。礼堂的建设耗资近万元，全部来自工厂劳资各方的自愿捐助，贫困无钱者则参加义务劳动，以工代资。连工厂职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也在课余由教师带队到各地参加劳动。整个工程历时两个月即告完成。当时申新三厂职工连同家属已达上万人，每逢节假日举行文艺演出时，大礼堂里总是座无虚席，热气腾腾。自治区还建有多处园圃，地面种植草坪，缀以花木，布置为不同的格调，用于职工游憩观赏。 四是其他福利事项。自治区内建立有各类消费合作社，为职工供应粮油副食、日用百货、南北货、饮食点心、煤球热水，提供制衣、洗衣、照相、修理等各种服务，减少商贩的中间盘剥，帮助工人节省消费开支。消费合作社由工人合股组建，社员消费享受优惠，合作社有盈利，年终按股金分红。自治区还开设劳工储蓄部，面向工人，降低起储点，以角为单位，随时存取，分别计息，并定期开奖，吸引工人储蓄，积少成多。这些存款实际上被厂方用于生产周转，相应减少向银行、钱庄的借贷，同时也为职工急用或大笔开支提供方便，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劳工自治区还自办劳工保险，包括死亡保险、养老保险、伤残保险、疾病保险和灾害保险等险种，初步形成一种互助互济的机制。自治区还择地建立劳工公墓，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工人办理丧事提供服务，减少开支[9]。所有这些，均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排除那些可能影响工人情绪的不利因素。
此外还有尊贤堂、功德祠和工人自治法庭。尊贤堂陈列历史上抗敌御侮的岳飞、戚继光及民间崇拜的关云长、薛仁贵等塑像。凡違反厂纪、不服从管理、闹纠纷的工人，责令到尊贤堂内向塑像磕头忏悔、宣誓悔过。薛明剑说：“在神像前他们不敢说假话的”。功德祠里立着一些为企业作过较大贡献的已故职工的长生牌位，定期举行公祭。并规定：职工凡因工受伤殒命，或在本厂服务达10年以上并有功无过者，死后可设立牌位，“入祠奉祀”。由此激发工人活着努力干、死后有归宿的认同感。前者用来警戒那些不守厂规、冒犯尊长者，后者则用以表彰忠于职守、乐于奉献的职工。所谓工人自治法庭，推举在工人中享有一定威信的员工担任裁判员，负责工人之间各类纠纷的调解、仲裁，必要时也加以惩戒、处罚。所有这些，都是从自我成就和社会交往两个方面，控制和引导职工的情绪和行为，培养工人的团队精神，增强归属感、成就感和荣誉感，达到协调劳资关系、激励工作热情的目的。
四、“劳工自治”的成绩和影响
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实验区办得有声有色，据当时的报道，其福利事业令人“颇有胜过日本在华各厂福利事业的感想”。方案的具体规划者薛明剑曾不无自豪地说：“凡工人出生至老死，均已顾及。申三劳工自治区颇能合于社会制之雏型，将来各厂定能仿行。”[10]这一系列做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冲突，促进了企业内部工人与管理者、投资者的相互协调。当时外地工厂工潮迭起，而申新三厂却基本不受影响，报界因此称之为“劳动界仅见之成就”[11]。
1936年，劳工自治区各项设施建设宣告基本完成。统计数据显示，与开展自治前的1931年相比，申三的总产量、日产量和单位产量5年间增加25%，而此前8年间才增加了24%。事实证明，申三的“劳工自治”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国内民族纺织企业包括荣氏的其他企业相继陷入困境，申新系统年年亏损，但无锡申新三厂却奇迹般地一枝独秀，每年都有盈余，这其中“劳工自治”提高生产效率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劳工自治”实验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安定工人生活，减少劳资纠纷。劳工自治区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区内建有各种生活设施，又订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允许工人随便离开厂区，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小社会环境。工人工作之余，要参加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参加文体娱乐，也有人侍弄副业，调节日常生活，各有各的事情可做，能较好地避免社会上政治风潮和不良风气的影响，生活相对和睦稳定。所以当外地和无锡一些工厂发生工潮时，申新三厂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生产秩序基本正常。
二是工人收入增加，劳资冲突减弱。实施“劳工自治”后，工人收入有所增加，工资之外的福利得到改善。1930年代初申新三厂全厂工人每人每日平均工资为0.37元，1936年增加到0.559元，增长51.1%[12]。与此同时，工人的文化知识有所增加，懂得对厂内外的情况和条件进行分析，对民族危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景下，民族资本家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支持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工厂效益增加，工人福利就能改善；而工厂一旦搁浅、破产，工人将首先陷于失业的艰难困苦之中。利益的相关，促进劳资之间在遇到矛盾时能以合作的态度来谋求解决。
三是加强生产管理，降低设备物料“暗损”。随着工人组织健全，企业管理相应得到加强。工人对产品质量和企业兴衰，从过去的漠视变为主动关心，对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也从抵触转向响应配合，减少了暗中与资方作对、有意浪费原料和破坏机件的现象。企业由此降低成本，减少了“暗损”，同时增加产量，产品质量也有提升。如纱的单产，全面抗战前夕较之1933年，由锭产0.8磅增至1.1磅，而各项费用开支相比每年减少19万元—30万元。企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相应增强。抗战全面爆发前几年，国内民族工业普遍不景气，不少企业关门停产，破产出售，而申新三厂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年有若干万元的折旧和盈余”[13]。
四是工人技术水平提高，工厂劳动生产率提升。工人经过培训，操作技能和文化素质明显改善，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33年前，申新三厂每万纱锭需用工人450人，1934年降为297人，1937年降为250人。1933年，一名工人只能管2台布机，1934年增至4台，1937年增至6—8台。工人技术水平的提高既使企业增益，也使工人受惠，这正好体现了荣德生“以事业作救济”的企业经营思想[14]。
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实验也影响社会风气的转变。经过各种媒体的宣传介绍，申三劳工自治区引起社会的广泛瞩目。特别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姚惠泉撰写的《介绍一个劳工自治区》，以及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采写的《参观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访问专记，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参观者络绎不绝，各地模仿者也为数不少。自治区给来访者展示了一幅令人耳目一新的生活画卷，在社会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当时报界特别赞扬自治区宿舍整洁，工人生活井然有序，为“大中学校的学生所不能及，懒惰的小姐们见了也要惭愧无地自容”。一些青少年在参观后，“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感化，有了较大的进步”[15]。
一、“劳工自治”的理念和设想
在大革命浪潮的激荡下，1920年代农村的农民运动和城市的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厂罢工接连不断。如何平息工人情绪，缓和劳资关系，是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荣德生等工商企业家深知潮流所趋只可疏导不可堵塞的道理，所以设想通过改革企业管理来加以疏导。劳工福利的实施，虽然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展开，旨在调节劳资关系，但又带有企业管理变革的意义，体现企业劳动组织和劳动关系的进步。在无锡，所谓“惠工”“福利”，既有企业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又有相互比较、相互竞争。其中尤以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最具特色也最有成效。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兴办实业发家后，时刻不忘父亲临终的教诲：“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1]社会义务、社会责任感是荣氏兄弟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荣德生对于劳工福利事业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支持。在从事企业经营的实践中，荣氏兄弟深切体会到：一个企业获取良好的效益，既要依靠技术设备的改进，更要加强企业管理，协调好各部分人员的关系。所以荣德生说：“余素主实际，不尚空谈……三厂职员主教以实习，对工人主恩威并用，兼顾其自治及子女教养。”[2]所谓“恩威并用”，既严格管理，又增加员工的福利，同时加强教育，以德服人，对职员和工人注意笼络感情，调和矛盾。他们深知，只有让大家安居乐业，工人才会心甘情愿依靠工厂，为工厂出力。所以，荣家企业的管人、用人，首先在于“治理人心”。有一次，申新三厂失火，住在附近的一些职工纷纷赶到厂里救火，荣德生也赶来了，他一面吩咐人通知消防队灭火，一面叮嘱门卫不要让员工进厂，并记下这些人的名字。许多人对此大为不解，他说：“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忠臣。厂烧了，保险公司会赔偿，可以再造；忠臣烧死了，就不好找了。”事后，这些人都得到提拔和重用。
促使榮氏兄弟酝酿“劳工自治”的动机，除了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另有一层外部环境的原因。在荣氏兄弟兴办实业之初，国内民族工业界已形成“南张北周”两大显赫的企业集团。有“南张”之称的南通张謇，以“儒者”自居，在创办大生企业集团之后，又在家乡南通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力图以南通的社会改造作为试点，造福于一方，进而影响社会、影响全国。在他的倡导下，江苏地方士绅成立了苏社。在苏社的开幕宣言中，张謇说：“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放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荣德生出席了在南通召开的苏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观张謇在南通兴办地方自治的各种成果，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启发荣德生思考很多问题，但他更为务实，也没有更强的实力由企业来筹办本该由地方政府去办的“大社会”，于是他设想把张謇的自治理念应用到企业的治理实践之中。自1920年代末起，荣德生开始酝酿在无锡申新三厂试行“劳工自治”，并由薛明剑具体规划自治方案。
薛明剑勤奋好学、兴趣广泛，是一位热心于社会改革的年轻人，得到荣德生的器重，被热情邀请参与申新三厂的筹办，并担任工厂总管（厂长）。薛明剑进入工业界，一直有自己的理想，用他的话说：由教育界转入工业界，并“不是想发财，也不是羡慕虚荣，的确是目睹工业生产事事不如他国，并且存在种种不合理措施，急需改进和改革。”[3]以后在实际管理申新三厂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旧式管理制度的种种弊端，亲眼见到工人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下的生活待遇，因而更加坚定了倡导改革的想法。他是无锡企业管理改革的积极鼓吹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经过深入调查，并反复酝酿，与利益相关各方沟通，在荣德生主持下，薛明剑提出了申新三厂“劳工自治”方案。
二、“劳工自治”的实施
1931年，申三正式开始试办劳工自治区，拉开了“劳工自治”的序幕。正如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变革，开始总会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劳工自治”同样面临种种抵制。这要求改革者全力以赴，顽强推进，同时不断优化实施方案，在进取和迂回中谋求突破。
工厂举办劳工事业，原本着眼于提高工人福利、改善职工生活，可是令创办者意想不到的是，首先遇到的反对阻力竟来自工人。原因是“劳工自治”实施方案的第一步，是要将一部分工人宿舍划入劳工自治区。当时各工厂招收的工人来自四郊八乡，也有的来自邻近县区，甚至有来自苏北和外省的。其时交通不便，为了准时上班，工人必须就近居住。为此厂方在工厂附近建造了一些工房，或腾出一些空余不用的厂房，租给工人作为宿舍。这些工人宿舍原来没有专人管理，男工宿舍与女工宿舍混杂，单身职工集体宿舍与家属宿舍混杂，导致秩序混乱、卫生状况较差，个别品行不端者游串各室，惹事生非，欺凌弱者，引诱异性。因为工厂将整幢房屋出租，又准许承租者将剩余的房屋转租外人，由此产生了专以转租房屋牟利的二房东。为了设立劳工自治区，厂方决定将工人宿舍加以整顿，改建成男工单身宿舍区、女工单身宿舍区和家属宿舍区，并派专人实行分区管理。这剥夺了二房东的额外收入，自然遭到他们的抵制。厂方为举办技术培训和文化教育，为工人工余学习提供方便，统一规定未成婚的工人住进集体宿舍，这也与工人原来的生活习惯不符。当时的工人来自农村，习惯于合家居住，方便而自在；相互之间为同乡邻里、沾亲带故，且纺织厂工人盛行“认寄亲”，方便相互依托照应，因而反对住进集体宿舍。工厂加强宿舍管理，就有人造谣生事，加以阻挠。甚至有人身穿半红半白的衣裳，半夜三更登上楼顶装神弄鬼，恐吓单身女工宿舍的女工和管理人员，致使一些女工结伴逃离宿舍。
实施“劳工自治”还遭到部分工头、职员、股东的反对。原先工厂中的一些工头都有一定的帮派势力，掌握管理工人的部分实权，他们平日欺压凌辱普通工人，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工资，乃至强迫工人按时按节送礼送物，指派女工到家中帮佣家务。工厂实行科学管理，实施“劳工自治”，他们的权力被剥夺，种种陋规随之被废除，因而不惜以激烈的手段对抗改革[4]。而工厂的一部分股东和职员只看重眼前利益，并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在他们看来，改革的实施必定多加开支，增加工人的福利就会减少自己的收益；同时也担心改革激化矛盾，引发动荡，最终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对“劳工自治”的变革畏首畏尾，主张稳重守成，反对多生枝节，本能地反对一切新生事物。 工厂内部的阻力以外，设立劳工自治区还受到来自工厂外部的压力。工厂邻近的一些商店，它们的顾客主要是工厂的工人，以向工人出售日用品而营利。建立劳工自治区后，工人自己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加上自己种菜、搞家庭副业，减少了到商店购买商品。这当然是商店店主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当申新三厂实施“劳工自治”计划时，附近一些商店就以集体请愿和匿名恐吓、造谣惑众等方式加以阻挠。有几个理发店店主还手扬香火，多次守候在申三厂门外的小木桥桥头，拦住厂主、总管及高级职员的车辆，要求厂方“发发慈悲”，停办合作社，让他们维持生意、维持生计。
对此，荣德生、薛明剑并未采取高压措施，强行推进改革，而是区别情况，运用迂回战术，分别加以化解。为了帮助股东和职员消除顾虑，厂主亲自出面进行协商，多次召开会议说明情况，争取大家的认同。为了让职工明白他们是“劳工自治”最大的受益者，厂方不强逼工人返回宿舍，而是首先在厂内兴办子弟小学和职工医院等福利设施，增强对职工的吸引力。从开展各种培训活动入手，举办女工养成所，首先招收部分远道女工，统一住進女工宿舍，以此示范“劳工自治”的好处。注重对老工人进行宣传引导，摆事实、讲道理，让原先有抵触情绪的部分职工逐渐认识“劳工自治”的好处，从而使消极观望者变为拥护者、赞成者[5]。为了处理好与邻近商店的关系，经过协商寻求多赢的解决之道，允许他们以合办或代办相关业务的形式，进入自治区开店，统一管理，既减少厂方自办福利的麻烦，也较好地顾及当地店家的利益，消解了来自外部的阻力。至于工头闹事和二房东转租的问题，也在工厂管理制度的改革中得到了解决。劳工自治区的创建计划，终于在百般困难中一步一步地得到实施。
三、“劳工自治”的基本内容
“劳工自治”的基本精神，是在劳资雇佣关系的范围内，让工人自己管理自己，改善劳工福利状况，提高职工素质。荣德生、薛明剑把创设劳工自治区的宗旨概括为：“改善区民生活，培养良好工友。”其施行方针大致包括这样一些要点：一是加强技术培训，让工人获得立身的必要知识和技能；二是以劳资合作的方式，举办各种合作事业和公共设施，以促进工厂增加生产，帮助工人减轻消费负担；三是注重文化教育，让进入自治区的工友人人有读书的机会，有正当的文化娱乐；四是开展社会教育，帮助工人学习农业栽培和手工工艺，即使在工厂退职也具备必要的生活技能。
“劳工自治”采用工人自行组织的方式，对工人实行积极劝导和“参与式”的激励。自治区区长一人，由厂方任命。自治区分设单身女工、单身男工、工人家属、职员家属四个宿舍分区，分区下设村，村下设室或组。宿舍每室住8-12人，其中一人为室长；14-26室为一村，设有正、副村长。分区正副区长、各村正副村长及室长、组长，均由工人自己推举产生，分别负责本室、组、村、分区有关事项的管理和矛盾的协调。区内各种生活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均由工人自己协商订立公约，大家共同维护[6]。各项惠工、福利设施的建设、维护、运行，尽量动员和组织员工共同参与。
“劳工自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为了推广应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适应科学管理制度，培养合格职工，工厂先后创设职员、女工、机工三种养成所。1932年秋季又创设工人晨校和夜校，进行在职教育。当时纺织厂工人一般是日夜两班制，所以职工业余教育只能分别进行。教育属义务性质，凡本厂工人均可入校学习，不收学杂费、书籍簿本费。按工人原有文化程度，分识字训练班、公民训练班、技能训练班三级，每级分早夜两班。教材以自编为主，教员也大多为本厂职员。教学内容主要有：文化补习，教识字，扫盲；生产技术，讲授机械原理，培养熟练机工；家事技能，如烹饪、缝纫、医护常识等；副业生产知识，如养蜂、养兔、养鸡鸭、养鼬、刺绣、织花、园艺、种菇、种菜、酿造、打字、修理钟表等。由工人自由选修，既增加谋生的技能，也作为工余的休闲。晨、夜校也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传授中西音乐知识及乐器演奏技法，开展歌咏、舞蹈、武术、球类等活动，以充实工余生活，陶冶性格情操，提高工人的文化素养。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学校设立小导师制度，在工人宿舍内每室聘请一名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能力较强的工人为小导师，负责在课外辅助督导同室工友学习，起到互帮互学、互相促进的作用。作为教育辅助设施，厂中设有图书馆、阅报室，经费列有预算，定期添购各类图书、报刊[7]。申新三厂这方面的设施，在当时无锡私营企业中是最为完备的，因为与教学活动相辅相成，适合工人的需求，所以吸引很多工人参加到学习培训之中。
二是医疗保健。1932年8月，申新三厂在女工养成所设立职工医院，第二年5月搬至新院址，以后又增建三层楼一幢作为新医院。医院分中医和西医两个部门，设有诊察、治疗、手术、化验、调养、传染病隔离等室，购有X光机等当时先进的医疗设备，为职工就诊、治病提供便利。本厂职工治病免收医药费，职工家属免收治疗费，半价收取药费，厂外人就诊医药费照价实收。医疗经费来源主要为厂方拨款及工会会费、职工自愿捐助。当时无锡其他一些企业也设有厂办医院或医务室，但以申新三厂职工医院设备最好，服务最完善[8]。除此之外，工厂还建造浴室、理发所，要求工人保持清洁卫生，按时理发、洗澡；添置水塔、热水汀等设备，保证工人能经常得到清洁的饮用水；把旧式的茅坑改造成厕所，并加强管理，减少疾病的传染，改善厂区和周边地区的卫生状况。
三是文体活动。劳工自治区设有俱乐部，其中包括体育、音乐、游艺三个方面的活动项目。区内建有运动场、健身房，供职工开展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运动，并定期举行田径运动比赛，以增强职工的身体素质，愉悦身心。文娱设施方面有娱乐室、影剧场，用以放映电影、上演戏剧，开展歌咏、舞蹈活动。鉴于举行全厂性的大会及文艺汇演等活动，原有场所较为狭小局促，厂方决定填掉一个原来用以养殖鱼蛙的鱼池，盖建一座大礼堂。礼堂的建设耗资近万元，全部来自工厂劳资各方的自愿捐助，贫困无钱者则参加义务劳动，以工代资。连工厂职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也在课余由教师带队到各地参加劳动。整个工程历时两个月即告完成。当时申新三厂职工连同家属已达上万人，每逢节假日举行文艺演出时，大礼堂里总是座无虚席，热气腾腾。自治区还建有多处园圃，地面种植草坪，缀以花木，布置为不同的格调，用于职工游憩观赏。 四是其他福利事项。自治区内建立有各类消费合作社，为职工供应粮油副食、日用百货、南北货、饮食点心、煤球热水，提供制衣、洗衣、照相、修理等各种服务，减少商贩的中间盘剥，帮助工人节省消费开支。消费合作社由工人合股组建，社员消费享受优惠，合作社有盈利，年终按股金分红。自治区还开设劳工储蓄部，面向工人，降低起储点，以角为单位，随时存取，分别计息，并定期开奖，吸引工人储蓄，积少成多。这些存款实际上被厂方用于生产周转，相应减少向银行、钱庄的借贷，同时也为职工急用或大笔开支提供方便，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劳工自治区还自办劳工保险，包括死亡保险、养老保险、伤残保险、疾病保险和灾害保险等险种，初步形成一种互助互济的机制。自治区还择地建立劳工公墓，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工人办理丧事提供服务，减少开支[9]。所有这些，均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排除那些可能影响工人情绪的不利因素。
此外还有尊贤堂、功德祠和工人自治法庭。尊贤堂陈列历史上抗敌御侮的岳飞、戚继光及民间崇拜的关云长、薛仁贵等塑像。凡違反厂纪、不服从管理、闹纠纷的工人，责令到尊贤堂内向塑像磕头忏悔、宣誓悔过。薛明剑说：“在神像前他们不敢说假话的”。功德祠里立着一些为企业作过较大贡献的已故职工的长生牌位，定期举行公祭。并规定：职工凡因工受伤殒命，或在本厂服务达10年以上并有功无过者，死后可设立牌位，“入祠奉祀”。由此激发工人活着努力干、死后有归宿的认同感。前者用来警戒那些不守厂规、冒犯尊长者，后者则用以表彰忠于职守、乐于奉献的职工。所谓工人自治法庭，推举在工人中享有一定威信的员工担任裁判员，负责工人之间各类纠纷的调解、仲裁，必要时也加以惩戒、处罚。所有这些，都是从自我成就和社会交往两个方面，控制和引导职工的情绪和行为，培养工人的团队精神，增强归属感、成就感和荣誉感，达到协调劳资关系、激励工作热情的目的。
四、“劳工自治”的成绩和影响
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实验区办得有声有色，据当时的报道，其福利事业令人“颇有胜过日本在华各厂福利事业的感想”。方案的具体规划者薛明剑曾不无自豪地说：“凡工人出生至老死，均已顾及。申三劳工自治区颇能合于社会制之雏型，将来各厂定能仿行。”[10]这一系列做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冲突，促进了企业内部工人与管理者、投资者的相互协调。当时外地工厂工潮迭起，而申新三厂却基本不受影响，报界因此称之为“劳动界仅见之成就”[11]。
1936年，劳工自治区各项设施建设宣告基本完成。统计数据显示，与开展自治前的1931年相比，申三的总产量、日产量和单位产量5年间增加25%，而此前8年间才增加了24%。事实证明，申三的“劳工自治”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国内民族纺织企业包括荣氏的其他企业相继陷入困境，申新系统年年亏损，但无锡申新三厂却奇迹般地一枝独秀，每年都有盈余，这其中“劳工自治”提高生产效率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劳工自治”实验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安定工人生活，减少劳资纠纷。劳工自治区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区内建有各种生活设施，又订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允许工人随便离开厂区，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小社会环境。工人工作之余，要参加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参加文体娱乐，也有人侍弄副业，调节日常生活，各有各的事情可做，能较好地避免社会上政治风潮和不良风气的影响，生活相对和睦稳定。所以当外地和无锡一些工厂发生工潮时，申新三厂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生产秩序基本正常。
二是工人收入增加，劳资冲突减弱。实施“劳工自治”后，工人收入有所增加，工资之外的福利得到改善。1930年代初申新三厂全厂工人每人每日平均工资为0.37元，1936年增加到0.559元，增长51.1%[12]。与此同时，工人的文化知识有所增加，懂得对厂内外的情况和条件进行分析，对民族危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景下，民族资本家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支持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工厂效益增加，工人福利就能改善；而工厂一旦搁浅、破产，工人将首先陷于失业的艰难困苦之中。利益的相关，促进劳资之间在遇到矛盾时能以合作的态度来谋求解决。
三是加强生产管理，降低设备物料“暗损”。随着工人组织健全，企业管理相应得到加强。工人对产品质量和企业兴衰，从过去的漠视变为主动关心，对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也从抵触转向响应配合，减少了暗中与资方作对、有意浪费原料和破坏机件的现象。企业由此降低成本，减少了“暗损”，同时增加产量，产品质量也有提升。如纱的单产，全面抗战前夕较之1933年，由锭产0.8磅增至1.1磅，而各项费用开支相比每年减少19万元—30万元。企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相应增强。抗战全面爆发前几年，国内民族工业普遍不景气，不少企业关门停产，破产出售，而申新三厂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年有若干万元的折旧和盈余”[13]。
四是工人技术水平提高，工厂劳动生产率提升。工人经过培训，操作技能和文化素质明显改善，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33年前，申新三厂每万纱锭需用工人450人，1934年降为297人，1937年降为250人。1933年，一名工人只能管2台布机，1934年增至4台，1937年增至6—8台。工人技术水平的提高既使企业增益，也使工人受惠，这正好体现了荣德生“以事业作救济”的企业经营思想[14]。
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实验也影响社会风气的转变。经过各种媒体的宣传介绍，申三劳工自治区引起社会的广泛瞩目。特别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姚惠泉撰写的《介绍一个劳工自治区》，以及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采写的《参观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访问专记，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参观者络绎不绝，各地模仿者也为数不少。自治区给来访者展示了一幅令人耳目一新的生活画卷，在社会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当时报界特别赞扬自治区宿舍整洁，工人生活井然有序，为“大中学校的学生所不能及，懒惰的小姐们见了也要惭愧无地自容”。一些青少年在参观后，“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感化，有了较大的进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