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与我国院士成长经历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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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诺贝尔奖得主及我国两院院士成长经历后,发现完善的早慧儿童培养及选拔机制,有利于将早慧儿童培养成创新人才。通过对比,找出我国现行人才教育培养制度的不足之处。提出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创新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全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关键就是高素质科学人才的培养。而之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钱学森老人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道出了老一辈科学家对创新人才的渴盼。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诺贝尔奖作为世界公认的最具权威的最具创新性的奖项,但是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至今无缘。因此,创新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获奖者身上集中体现了创新精神,本文试图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和我国两院院士早年成长经历的分析,揭示他们成才的规律,提出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将创新教育落到实处,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
  1 诺贝尔奖得主早年的成长经历
  1.1 诺贝尔奖得主的家庭环境
  据统计,在美国出生的71名诺贝尔奖得主中,父亲是专业技术人员、经理或企业主的占了82%。优越的家庭背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援,并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这些诺贝尔奖得主的父亲中有55%从事科学研究或者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的职业,如:有资历的研究员、工程师、医生和理科教师等。诺贝尔奖得主幼年时期家庭经济背景情况如图1所示。
  在对1969年—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出生于富裕家庭和中产阶层家庭的获奖者人数比例较高,分别占45.61%和40.35%,但从富裕家庭与中产阶层家庭中产生的获奖者比例相近。获奖者在幼年时期家庭经济环境较好,但当生存和学习条件得到保障之后,富裕程度的差异对诺贝尔奖得主的影响就不再明显了。例如:出生于瑞典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累尼乌斯,他父亲曾在维克经营过地产,1860年出任乌普萨拉大学的总务长。阿累尼乌斯3岁时就能认字,6岁就协助父亲算账,提前进入中学就读,19岁就完成本科学业。诺贝尔奖得主的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诺贝尔奖得主在13岁就掌握了一定的创新能力。可见早期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一环。
  
  图1诺贝尔获奖者幼年时期家庭经济背景
  1.2 诺贝尔奖得主的受教育背景
  哈佛大学等名校有接收早慧儿童入学的制度。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诺贝尔奖得主取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为24.8岁。可见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普遍较小。对早慧儿童的选拔培养机制,与这些“神童”及“少年天才”的智力成长周期相符合,有利于他们接受合适的教育,促进个体差异的充分发展,因材施教,帮助这些早慧儿童充分开发其内在潜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区域和特长。诺贝尔奖得主大部分集中在世界著名大学,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74名获奖者是在21所高校获得的。其中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5校的毕业生占了55%。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同样具有相似情况。
  诺贝尔奖得主与同龄的大部分普通科学家相比,更早的从事科学研究并发表科学论文,他们在20-30岁期间平均发表了13.1篇科研论文,而普通科研人员终身平均发表论文只有3.5篇。具体比较如图2所示:
  
  图2诺贝尔奖得主与同龄科研人员在20-30岁期间发表的论文数比较
  1.3 诺贝尔奖得主的优势积累
  若将诺贝尔奖得主成长历程作为横坐标,将其知识和学术水平成就作为纵坐标,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知识和学术水平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增的。良好的教育背景使他们的智力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为他们进一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名校求学、重点实验室科研的过程中,各种有利条件不断聚集和积累,使得他们比普通科学家更容易取得重大的科学成就,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早期教育。如图3所示:
  
  图3诺贝尔奖得主的马太效应示意图
  1.4 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精神
  按照诺贝尔的遗愿,诺贝尔奖必须授予最有成就,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诺贝尔奖得主以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其最大的幸福。他们享受的是科学发现中的乐趣,科学探索工作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个人需要,他们有着高尚的人格和卓越的科学才能。例如:有人建议居里夫妇将他们发明的镭提炼技术以高价申请专利时,被他们断然拒绝。居里夫人说:“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科学精神是他们进行科学创新的动力源泉。崇高的个人品质是从幼年开始形成的,因此必须从小注意加以培养。“人在本质上是追求自由和创造的生命存在。”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创新工作极大的推动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科学创新工作让人类离自由王国更近了一步。
  2 我国两院院士的成长经历
  两院院士作为我国的科学精英,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分析归纳他们的成长经历对我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和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1 院士的家庭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有72%出生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有42%的院士父亲是教师、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为院士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障。良好的文化氛围使院士们在早年就接受很好的早期教育。例如:竺可桢,有一个从事语文教学的秀才大哥,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2岁开始认字,从小就在私塾读书。
  2.2 院士的受教育环境
  我国科学院院士中76.6%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16所综合性大学,86.2%毕业于国家重点大学。重点院校聚集了我国最优秀的师资力量,为院士的成长提供了保障。院士在求学期间通常得到名师指导,并有海外求学经历。例如:周培源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开创者之一,物理学和教育学家。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曾参加了爱因斯坦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竺可桢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就曾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学习气象。
  2.3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国院士很多都是从国外著名大学毕业,并有机会留在物质条件优厚的国外工作。但他们为了推动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断然放弃各种优厚待遇,甚至是千方百计突破外国政府的阻扰回国。例如:钱学森院士,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力,回国效力。
  3 诺贝尔奖得主与我国两院院士成长经历的特点和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
  3.1 诺贝尔奖得主与我国院士成长经历特点
  (1)优越的家庭经济和教育环境。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在满足生存和学习的需要后,富裕程度差别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就很小了。文化氛围浓厚,知识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更容易培养出杰出的人才,知识文化的代际传递更便利。这些家庭通常在很早就开始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
  (2)完善的早慧儿童培养及选拔机制。诺贝尔奖得主通常在24.8岁获得博士学位。这说明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少年大学生”、“天才儿童”是普遍现象。完善的培养及选拔机制为这些早慧儿童提供了优质的教育。
  (3)高尚的个人品格。诺贝尔奖得主上身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科学精神。我国两院院士体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品格是他们科学探索工作的精神支柱。高尚的个人品格是从幼年时期开始培养的。
  3.2 我国中青年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得主取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的比较
  据统计,85%的诺贝尔奖得主取得重大科学成果的年龄集中在25岁至45岁这个年龄阶段。中科院227名青壮年科技人才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是28岁,而以诺贝尔奖得主的平均年龄是24.8岁。在年龄结构上,我国中青年科学家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还落后于诺贝尔奖得主。28岁是目前我国学制下完成从小学到博士学习所需的年龄。少年儿童的智力发育水平和所受的教育水平是有差异的。特别是接受早期教育后,智力得到很好开发的早慧儿童,他们的知识水平往往超过普通儿童。对于这些早慧儿童,必须区别对待,应该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机制。在早慧儿童的选拔、培养、促进成才方面,我国还明显落后于先进国家,应该加强我国的早期教育。
  3.3 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
  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家庭的经济条件得到大幅提高,教育文化水平也取得长足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应该制定国家级的涵盖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的一整套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提倡早期教育。尽早对儿童进行智力开发。从小培养儿童的创新精神。在教育教学模式上创新,鼓励学生探索科学问题。利用网络多媒体低成本的优势,将国内外名校优质教学资源迅速推广到全国,突破知识传播的时间、地域限制。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研究。培养人格高尚,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少年儿童中蕴藏着巨大(下转第8页)(上接第2页)的创造力,只要方法科学,就一定能培养出大批的创新人才。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教育创新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照亮了创新教育的探索之路,为创新教育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国的教育必将在创新中走向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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