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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金作品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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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商学院文化与艺术传媒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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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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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期
其他文献
元曲调牌前多见宫调标示,这是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以来通行的观念,意味着该调牌与宫调存在隶属关系。但核查《全元散曲》所依据的元代文献,可以发现很多曲家作品所用调牌本无宫调标示,《全元散曲》中的宫调标示有很多乃是近人隋树森依据《中原音韵》等增补的。从金元之际的关汉卿到明初的朱有燉,其作曲与宋代词人填词一样,基本上是不必关心宫调的。周德清《中原音韵》建立的“北九宫”体系并非本已有之,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其所依据的文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元人杨朝英编辑的大型曲选《阳春白雪》。
跳出“他者”话语的视野,从“戏”与“曲”的演替中重新体认中国戏曲的演剧实践,可窥见脚色制的生成往往伴随着表演形态技艺化的历史进程。兹以此抽绎表征有三:一是“杂剧色”的形成与宋代技艺装扮演事,“戏”正式崭露头角;二是“脚色”的建立、分化与元明剧作家所创剧本的空前繁荣,“曲本位”凸显,剧本中蕴含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类型为后世戏曲技艺搬演提供了客观全知性信息,并融入行当;三是脚色“行当化”与折子戏、花部地方戏“主角制”技艺化演出的回溯式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戏”与“曲”的演替,同时也是中国戏曲表演形态上的一次至高层次
钱钟书对晚清使臣在欧洲观赏戏剧只知“热闹热闹眼睛”而毫无“文学”意识的批评,不仅在材料上存在疏漏,而且其观点、思路也对相关研究领域造成了误导。要纠正关于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的这一误判,首先需要指出晚清国人所见闻者实为19世纪西方主流剧场艺术,而不能以文学性戏剧的观念来规范。其次,通过梳理钱钟书戏剧论说背后的思想方法源流,就文学建制与作为问题的剧场之间的建构性关系展开论述,使问题得以进一步廓清。最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戏剧研究中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本体论的学科导向的批判,我们对此一问题有了更深入的反思和认
清宫御书房中收藏有一幅名为“海西知时草”的画作,为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所绘。海西知时草即为含羞草,为西洋舶来之物,被法国传教士汤执中进献入宫。乾隆帝观察到其不仅具有开合特性,而且开合时间在午前午后有所差别。这种对精确计时的认识属于西洋分秒计时范畴。此时西洋分秒计时在清宫生活中被广泛运用,清宫院画中也出现表现钟表计时的画作。同时乾隆朝宫廷还使用中原农耕节令,院画家依照岁时节令图绘特定题材的年节画。乾隆朝宫廷生活中两种计时方法并置存在,交替运用。中西计时方法各有其使用范围,对应着不同的实际需求,并通过宫廷绘
清代外销画《公审“海王星”号商船水手》描绘了嘉庆十二年发生在广东十三行的一起刑事案件的公审场景。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对其已有记载,但仍有颇多有待填补的空白点。在介绍画作收藏情况及创作缘由的基础上,依托清代官方史料、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及英国皇家亚洲协会所藏文献,辅之以画作之促成者及捐赠人小斯当东的相关记录,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画作本事,分析清代广州府虚构案情的隐秘动机及审结此案的法律依据,并由此透视中英法律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
由北京CBD（中央商务区）国际论坛与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合作举办的以“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创新和发展”为主题的“2013北京CBD国际论坛”于2013年9月6日举行，国内外权威专家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前沿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先生也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