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越来越多的“短命建筑”意味着成千上万吨建筑垃圾长期占用有限的垃圾填埋场。耗费大量的资金、资源，而且产生了大量烟尘，污染了空气。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末，天津“全国第一拆”、西安市118米高楼被爆破拆除、郑州2010年建成天桥被整体拆卸，短短两月内，就有3起成本巨大的地标性建筑“倒下”。这些正值“青壮年”的建筑究竟为何“夭折”成为人们心中的疑问。一时间，“短命建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既费钱又污染
“短命建筑”在各地并不鲜见。云南河口斥资2.7亿元建设的“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在建成3年后，花费3亿元拆除；建设投入约8亿元、曾是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绿岛足球场，在使用不到10年后因“使用率不高”被爆破拆除……
按照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然而，很多建筑寿命与之相差不少。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估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按每平方米成本1000元计算，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就达4600亿元。
采访中一些受访者表示，这些建筑物明明可以使用却要拆掉，确实让人心痛，与国家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精神也相违背。一位网民说：“建设花钱、拆迁花钱、重建更是花钱。”
越来越多的“短命建筑”意味着成千上万吨建筑垃圾将长期占用有限的垃圾填埋场。不仅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资源，而且产生了大量烟尘，严重污染了空气。仅从资源与环境保护来说，大拆大建的建筑短命现象既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并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侵害。
高118米、总建筑面积37290平方米的环球西安中心金花办公大楼爆破时楼内安装了1.4吨的定制炸药和1.2万枚雷管，大楼在10秒钟内顷刻倒塌。此楼自1999年封顶后从未投入使用，爆破后“腾起的粉尘扩散了一个街区”，“建筑垃圾20多米高，堆了两三个足球场大的地方”。
据《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统计，大拆大建下，中国每年过早拆除将增加建筑垃圾约4亿吨，约占我国年产垃圾总量的40%，同时为我国每年增加约10%的碳排放量。事实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筑资源也不容无限度、无节制地挥霍。在一些地方，烧制水泥用的优质矿料已日渐短缺，因开采沙石而破坏河床、殃及植被的现象已演化为不容轻视的环保问题。
不合理拆除是主流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曾对2001年至2010年公开报道的54处过早拆除建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不合理拆除的竟高达90%。不合理拆除中，因商业利益、形象政绩等原因严重不合理拆除的占55%。
实际上，媒体对于“短命建筑”这一话题的关注，可以追溯至十年前。话题的持久，说明该问题的解决还并未呈现出明显的“逆转”迹象。从这一点可以引申出“短命建筑”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些二三十年寿命的建筑基本上与中国城镇化的起步和勃兴是同步出现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维佳表示，在城市化的最初阶段，“大拆大建”带来的对于建筑寿命的影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并非要以牺牲建筑的寿命为代价。“我们国家城市现在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虽然我们一再说希望城市的再增长一定要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但是决策曾在做决定的时候面对的未来变化的未知数太多，现在拿定一个主意，过了十年二十年，情况又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所以问题实际上也有它的不易避免性。但是，有些项目的决策下得还是比较匆忙、决策意图太片面、目标太过短视。”吴维佳说。
一位业内人士说，现在很多建筑“来去匆匆”，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是重要因素。规划建设上的随意性带来日后的处理难题，而即使制定了合理规划，如果前后想法的不统一，建筑质量再过硬也难逃“夭折”的厄运。“你再怎么科学规划，也顶不上领导一句话。”
“城市规划的变动性比较大，就造成了建筑的短命。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些地方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有一些地方想通过大拆大建来提高自己GDP的增长速度，因此问题也就突出起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长安认为，地方盲目追求GDP的冲动比较强烈，一些地方为了追求自己的GDP增速更快，不顾建筑的年限，随意拆除。
随着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拆迁置换带来的土地收入，成为推倒“短命建筑”的重要推手。拆建折腾背后，追求面子工程、依赖城建创造政绩的心态难辞其咎。一些地方干部好大喜功，直接插手工程，担当起城市“总规划师”。正所谓“拆一次创造GDP，再盖一次又创造GDP”。
“短命建筑”该怎么管？
如果把短命建筑看作是中国城镇化成长期的烦恼，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浪费的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表示，“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必须科学、民主，符合民生和环境的需要，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必须确保规划的长期性、稳定性、权威性，不能换一届领导就换一套思路。”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会议指出，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盘活存量的说法引起了很多专家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傅崇兰指出：“管理存量是第一次提出，对现存建筑，要认真严肃地从资源节约方面整体考虑，建筑可以维修优化，不能为了政绩就随便拆除，目前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够明确。”
李长安看来，一方面要强调供给结构的优化，不能太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强调规划的科学性、延续性，不能换一个领导就换一个规划。“我们国家有一个相关的城市规划法，在进行规划之后，在一个时期之内是不能动的，要严格按照法律相关条文执行，一旦有违法违规现象，要严惩不贷。”
吴维佳表示，解决好城市规划过程中在决策层面的问题是避免“短命建筑”泛滥的关键。“随着新常态外部环境的变化，城市规划的决策不应该像以前那样匆匆忙忙。应该更好地发挥决策民主，遵循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外部环境应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应该进行监督。另外，从城市建设这个行业来讲，也应该严格按照要求对待，不能够为了赶工期，而放松了对建筑质量的要求。”
对此，李长安认为决策的监督也涉及到了我们政府的考核方式上的问题。“我们只是考核GDP的总量，实际上，大拆大建尽管会增加GDP总量，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它本身也是一种浪费，是对环境的一种破坏。所以在政府考核的时候除了要考核GDP的总量，还要考核质量、对环境的破坏、能源利用的效率等。”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末，天津“全国第一拆”、西安市118米高楼被爆破拆除、郑州2010年建成天桥被整体拆卸，短短两月内，就有3起成本巨大的地标性建筑“倒下”。这些正值“青壮年”的建筑究竟为何“夭折”成为人们心中的疑问。一时间，“短命建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既费钱又污染
“短命建筑”在各地并不鲜见。云南河口斥资2.7亿元建设的“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在建成3年后，花费3亿元拆除；建设投入约8亿元、曾是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绿岛足球场，在使用不到10年后因“使用率不高”被爆破拆除……
按照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然而，很多建筑寿命与之相差不少。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估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按每平方米成本1000元计算，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就达4600亿元。
采访中一些受访者表示，这些建筑物明明可以使用却要拆掉，确实让人心痛，与国家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精神也相违背。一位网民说：“建设花钱、拆迁花钱、重建更是花钱。”
越来越多的“短命建筑”意味着成千上万吨建筑垃圾将长期占用有限的垃圾填埋场。不仅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资源，而且产生了大量烟尘，严重污染了空气。仅从资源与环境保护来说，大拆大建的建筑短命现象既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并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侵害。
高118米、总建筑面积37290平方米的环球西安中心金花办公大楼爆破时楼内安装了1.4吨的定制炸药和1.2万枚雷管，大楼在10秒钟内顷刻倒塌。此楼自1999年封顶后从未投入使用，爆破后“腾起的粉尘扩散了一个街区”，“建筑垃圾20多米高，堆了两三个足球场大的地方”。
据《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统计，大拆大建下，中国每年过早拆除将增加建筑垃圾约4亿吨，约占我国年产垃圾总量的40%，同时为我国每年增加约10%的碳排放量。事实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筑资源也不容无限度、无节制地挥霍。在一些地方，烧制水泥用的优质矿料已日渐短缺，因开采沙石而破坏河床、殃及植被的现象已演化为不容轻视的环保问题。
不合理拆除是主流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曾对2001年至2010年公开报道的54处过早拆除建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不合理拆除的竟高达90%。不合理拆除中，因商业利益、形象政绩等原因严重不合理拆除的占55%。
实际上，媒体对于“短命建筑”这一话题的关注，可以追溯至十年前。话题的持久，说明该问题的解决还并未呈现出明显的“逆转”迹象。从这一点可以引申出“短命建筑”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些二三十年寿命的建筑基本上与中国城镇化的起步和勃兴是同步出现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维佳表示，在城市化的最初阶段，“大拆大建”带来的对于建筑寿命的影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并非要以牺牲建筑的寿命为代价。“我们国家城市现在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虽然我们一再说希望城市的再增长一定要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但是决策曾在做决定的时候面对的未来变化的未知数太多，现在拿定一个主意，过了十年二十年，情况又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所以问题实际上也有它的不易避免性。但是，有些项目的决策下得还是比较匆忙、决策意图太片面、目标太过短视。”吴维佳说。
一位业内人士说，现在很多建筑“来去匆匆”，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是重要因素。规划建设上的随意性带来日后的处理难题，而即使制定了合理规划，如果前后想法的不统一，建筑质量再过硬也难逃“夭折”的厄运。“你再怎么科学规划，也顶不上领导一句话。”
“城市规划的变动性比较大，就造成了建筑的短命。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些地方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有一些地方想通过大拆大建来提高自己GDP的增长速度，因此问题也就突出起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长安认为，地方盲目追求GDP的冲动比较强烈，一些地方为了追求自己的GDP增速更快，不顾建筑的年限，随意拆除。
随着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拆迁置换带来的土地收入，成为推倒“短命建筑”的重要推手。拆建折腾背后，追求面子工程、依赖城建创造政绩的心态难辞其咎。一些地方干部好大喜功，直接插手工程，担当起城市“总规划师”。正所谓“拆一次创造GDP，再盖一次又创造GDP”。
“短命建筑”该怎么管？
如果把短命建筑看作是中国城镇化成长期的烦恼，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浪费的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表示，“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必须科学、民主，符合民生和环境的需要，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必须确保规划的长期性、稳定性、权威性，不能换一届领导就换一套思路。”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会议指出，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盘活存量的说法引起了很多专家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傅崇兰指出：“管理存量是第一次提出，对现存建筑，要认真严肃地从资源节约方面整体考虑，建筑可以维修优化，不能为了政绩就随便拆除，目前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够明确。”
李长安看来，一方面要强调供给结构的优化，不能太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强调规划的科学性、延续性，不能换一个领导就换一个规划。“我们国家有一个相关的城市规划法，在进行规划之后，在一个时期之内是不能动的，要严格按照法律相关条文执行，一旦有违法违规现象，要严惩不贷。”
吴维佳表示，解决好城市规划过程中在决策层面的问题是避免“短命建筑”泛滥的关键。“随着新常态外部环境的变化，城市规划的决策不应该像以前那样匆匆忙忙。应该更好地发挥决策民主，遵循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外部环境应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应该进行监督。另外，从城市建设这个行业来讲，也应该严格按照要求对待，不能够为了赶工期，而放松了对建筑质量的要求。”
对此，李长安认为决策的监督也涉及到了我们政府的考核方式上的问题。“我们只是考核GDP的总量，实际上，大拆大建尽管会增加GDP总量，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它本身也是一种浪费，是对环境的一种破坏。所以在政府考核的时候除了要考核GDP的总量，还要考核质量、对环境的破坏、能源利用的效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