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总会碰上一些年轻人在路边散发传单，“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这是某某健身房的优惠券，办一张年卡只需要398元，超级划算”，诸如此类。他们手上推销的产品大到海边的海景房，小到家居生活中的寻常物件儿，不一而足。许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市场大潮的洗礼，对各种打折促销早已见怪不怪，所以真正驻足的路人并不多。看到那些年轻人在凛冽的寒风中，从早晨辛苦地吆喝到傍晚，却递不出几张传单，也颇让人心疼。不过路人的心态也能理解，在大街上随便看看你的传单，就让我把真金白银交给你，办一张不知能否兑现的卡，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这几年人们的警惕性确实是提高了不少，这也难怪，看看那些临街的店铺，一年半载的就有可能易主，前几天还在卖面包呢，过几天可能就换成了擦皮鞋的，你刚在这家美容店办了张优惠卡，再去的时候变成了干洗店。存在卡里的钱取不出，消费者只好去维权。
　　人们在消费中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固然是应该的，不过将其发展到对周围的人和事物均持怀疑态度，则有些反应过度了。之所以如此，固然有这些年来行骗者确乎增多有关，不过“无商不奸”的古训，也有深广的影响，而且这一点还可以从古代法律中得到佐证，比如说在明朝的法律中，就有在粮食中掺水掺沙，比照在官盐中掺水掺沙进行处罚的规定，这似乎从反面印证了“奸商”的存在。其实，商业社会中虽然不乏奸诈的商人，但“无商不奸”则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而且因为法律规定了那样的条文，就认为当时的社会上到处是奸诈的商人，这样的论证也能很牵强，就像我們不能因为今天的法律中有对诈骗罪的规定，就认定社会上的人都是骗子一样，因为充其量这只不过是法律导引和预防功能的呈现而已。
　　在清末时，北京城里信誉最高的金融机构是恒和、恒利、恒裕、恒源这“四大恒”。当时，那些留着辫子的金融家是这样维系自己信誉的：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门歇业了，为了收回在外流通的银票，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门等候人来兑现。如此等了20年，直到光绪庚子年才关门。恒和银号对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准则的恪守，到了其“恒”如此的程度，这的确是我们民族“自生社会”曾经育出的果实。
　　不过，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像对“四大恒”这样银号的信誉，主要还是建立在对个人或其“东家”德行或品行了解的基础上，而这些“东家”们之所以如此自律，也与其时社会的相对较少流动有关。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框架那样，在熟人社会里，礼俗、德行是人际交往的基石，而在陌生的工商社会中，商业往来中对诺言的践履，则主要靠法律制度的制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给我讲过她亲身经历的故事。前些年，她在一家经营中国家具的店里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家具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老板也是中国人。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销售出去的商品均可无理由退货。在购买家具时，朋友问商家将来是否可以无条件退货时，导购员答应说没问题。朋友的老公是美国人，他要求在购物单上必须标明能退货，且退的时候必须是退现金，因为有的商家会打擦边球，退给你购物券，让你将来还得在他们的商店买东西。后来因为要买与家具配套的凳子时，发现家具有开裂的可能，朋友心里觉得疙疙瘩瘩的，于是要求退货。然而原来热情的导购及老板都立马变了脸，她打过去的电话老板一概拒接。于是朋友给她的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说明情况，并将写有退货且退钱的购物单传真过去，很快信用卡公司就把购物款返回到了她的账上。过了两月，商店老板派人将家具拉了回去，因为如果他不拉的话，损失的只能是他自己。如此看来，在美国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易往来并不是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而是靠一套完善和健全的制度。假如在工商社会中的交易，只能寄希望于遇到“四大恒”那样的东家时，交易成本无疑会大幅增加，而许多交易也将无法进行。所以当我们遇到在路边搞促销的商家时，油然而起的不信任是很正常的。因为只有构建一种完善的制度，营造出让制度正常运行的氛围，人们才有互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