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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他曾在非洲率领军队打败了“沙漠之狐”德军元帅隆美尔。
毛泽东和他很谈得来，曾两度同他握手，还一起回顾了各自的军事生涯。
在1960年的会见中，毛泽东说：“你有35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25年。”
蒙哥马利自豪地纠正说：“我有52年了。”
毛泽东也不示弱：“可是我还是共产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坦率的对话，不难看出两个统帅对自己的军事生涯都特别珍惜和自豪。
一年后再次相见，蒙哥马利也再度询问：“在这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还是在上面指挥？”
毛泽东回答：“22年中，有十几年在战场上指挥，有4年当全国的统帅。”
蒙哥马利或许是明知故问：“主席有没有军衔？”
毛泽东的回答显得漫不经心：“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
一个统帅竟然不要军衔，蒙哥马利似乎感到不可思议：“主席不想当元帅？”
毛泽东回答很干脆：“将、校、尉都不要。”
不想当元帅的毛泽东，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大元帅。
孕育中国大元帅的土壤，是中国大地东南罗霄山脉中段一片峭险峻拔的群山，人们称它为井冈山。
多少年来，这里虽然雄伟，却很荒凉。
1927年9月28日，永新县西乡临近九陇山的九陂村，停驻着一支八九百人的队伍——从湖南浏阳开过来的秋收暴动的工农革命军。部队是昨日下午从莲花县三板桥开过来的，要在九陂歇脚一天，这是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意思。他听说这儿离三湾只有30里之遥，要静下心来考虑几件大事。
转兵井冈山的决策是前委按照江西省委的指示作出的。这一情况变化之大，变化之快，连毛泽东也是始料不及的。如今，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大计已经确定，前委书记已经无暇考虑别的事情，只有面对现实来思索一个问题：如何使前委能够牢固地掌握这支部队？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只有真正地实现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才能在今后的转兵中有所作为。
看上去一身书卷之气且第一次带兵打仗的毛泽东，能够把部队的现状看得如此清晰、理智，恰恰证明他在“怎样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问题上的考虑成熟和睿智。
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于9月9日爆发以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连打败仗，军力由初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现在的千人不到。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前委的统一领导。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
芦溪遭襲以来，部队中不断发生的逃跑现象，明显是因为党对这支连打败仗的部队缺乏有力的领导。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都是松散地存在，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军事主官手里。那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们，是希望建立军事长官的权威的，不高兴看到由党代表指挥部队的一切。他们沿用的是一套旧的带兵方法，严重地妨碍着部队中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以上的这些情况，积压在毛泽东心里，使他感到焦虑不安，也成为他让部队停下来歇息一天的主要情由。他要腾出时间与一些同志交谈，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在如何有力地掌握部队的问题上，拿出一个好办法来。
从文家市出发以来，毛泽东一路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虑。在周围的政治工作干部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就是在第1团担任连指导员的何挺颖。
毕业于上海大学的何挺颖，是陕西汉中人。其实在北伐革命期间他就已经是团指导员了，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在如何做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何挺颖渐渐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干。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较浓，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士兵们，对平时被人称为“卖狗皮膏药”的连指导员极为尊重，连队没有一个逃兵。这种现象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九陂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村庄，家家户户都住上了部队。
毛泽东住在村里一户姓刘的农民家里。师部副官杨立三动员房东把一间房腾出来，收拾干净后摊上一床门板搁铺，让毛泽东有了单独的住处。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让人把何挺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前委书记喜欢与这个思维活跃，看问题很有见地的连指导员进行讨论。
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部队怎样才能不垮掉、散掉。何挺颖提出了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而这也正与毛泽东多日来的思考不谋而合。毛泽东的思路骤然开阔，一抒这些天来的思考：“这次暴动中的诸多失利，就体现出了党的领导问题。比如兵力分散、收编不当，麻痹轻敌等等，就是军事主官自行其是的结果。今后必须树立前委的领导，不允许自行其是，不允许阳奉阴违，一切行动得听从前委的指挥。”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何挺颖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见地：“问题是怎样才能树立前委的领导？这不是一句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呀。”
毛泽东听后叹出一口气，感到对方说得实在，切中了要害。
何挺颖说：“恐怕要从军中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里的党支部太少，这样不行，等于抓不住部队。”
何挺颖的这番话，猛然触发了毛泽东内心的深层次思考，他将目光落在何挺颖身上，说道：“挺颖，你在军中搞过团指导员，又当过连指导员，你说，党怎样才能抓住部队？抓住士兵？”
显而易见，何挺颖也在思虑这个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定见，他缓而有力地说：“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都没有党的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到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的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举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方能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对！你讲得太好了！是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另外，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都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毛泽东激动而兴奋地说下去：“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9月29日晌午过后，从九陂翻过婆婆坳的工农革命军，开到了永新的三湾。
昨日停留在九陂的一天当中，他先后找了何挺颖、张子清、陈浩等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就是在上午的行军路上，他还在进行这方面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作出了这样的决断：在这几天之内，一定要对部队实行一次整编，尤其是实施“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原则。
经过充分的酝酿，毛泽东在三湾开始整编部队。他把八百残军整编为一个团，原来的三个团整编成两个营，任命何长工等人分任营长或营、连党代表。连队建立支部，排设小组。为了使每个班都有党员，各营的党员做了调整。在营建立总支，团建立党委。团、营、连党代表兼任书记，部队的重大行动必须经党的组织讨论决定，党代表同样有带兵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實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又在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是我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军政改编。它的核心是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保证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同时在军中建立肃清旧军队残余的民主主义制度。这两大举措，就像看不见的框架，构建了工农红军的“军魂”。这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所进行的最早、最为成功的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工农红军政治建军基础。
翻看1927年的陈旧黄历，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至此，军魂的确立只用了短短64天。从中外历史看，有些国家，军队指挥官甚至一个中下级军官就可以把队伍拉起来造反。但在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部队来达到其个人目的。即使是身为一大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在叛逃时也连自己的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
毛泽东不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从工农革命军创建的第一天起，他就围绕着如何使这支军队置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就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为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统帅。在秋收起义部队屡受挫折的危难关头，他能够牢牢地统领部队，成功地解决了党指挥枪的问题。反映这支部队成长史的历史脚印，无一不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紧密相连。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新式整军运动……而每一个深重的历史脚印，无一不在关键时刻为这支军队注入前进的力量，指明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和他很谈得来，曾两度同他握手，还一起回顾了各自的军事生涯。
在1960年的会见中，毛泽东说：“你有35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25年。”
蒙哥马利自豪地纠正说：“我有52年了。”
毛泽东也不示弱：“可是我还是共产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坦率的对话，不难看出两个统帅对自己的军事生涯都特别珍惜和自豪。
一年后再次相见，蒙哥马利也再度询问：“在这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还是在上面指挥？”
毛泽东回答：“22年中，有十几年在战场上指挥，有4年当全国的统帅。”
蒙哥马利或许是明知故问：“主席有没有军衔？”
毛泽东的回答显得漫不经心：“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
一个统帅竟然不要军衔，蒙哥马利似乎感到不可思议：“主席不想当元帅？”
毛泽东回答很干脆：“将、校、尉都不要。”
不想当元帅的毛泽东，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大元帅。
孕育中国大元帅的土壤，是中国大地东南罗霄山脉中段一片峭险峻拔的群山，人们称它为井冈山。
多少年来，这里虽然雄伟，却很荒凉。
1927年9月28日，永新县西乡临近九陇山的九陂村，停驻着一支八九百人的队伍——从湖南浏阳开过来的秋收暴动的工农革命军。部队是昨日下午从莲花县三板桥开过来的，要在九陂歇脚一天，这是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意思。他听说这儿离三湾只有30里之遥，要静下心来考虑几件大事。
转兵井冈山的决策是前委按照江西省委的指示作出的。这一情况变化之大，变化之快，连毛泽东也是始料不及的。如今，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大计已经确定，前委书记已经无暇考虑别的事情，只有面对现实来思索一个问题：如何使前委能够牢固地掌握这支部队？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只有真正地实现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才能在今后的转兵中有所作为。
看上去一身书卷之气且第一次带兵打仗的毛泽东，能够把部队的现状看得如此清晰、理智，恰恰证明他在“怎样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问题上的考虑成熟和睿智。
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于9月9日爆发以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连打败仗，军力由初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现在的千人不到。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前委的统一领导。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
芦溪遭襲以来，部队中不断发生的逃跑现象，明显是因为党对这支连打败仗的部队缺乏有力的领导。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都是松散地存在，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军事主官手里。那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们，是希望建立军事长官的权威的，不高兴看到由党代表指挥部队的一切。他们沿用的是一套旧的带兵方法，严重地妨碍着部队中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以上的这些情况，积压在毛泽东心里，使他感到焦虑不安，也成为他让部队停下来歇息一天的主要情由。他要腾出时间与一些同志交谈，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在如何有力地掌握部队的问题上，拿出一个好办法来。
从文家市出发以来，毛泽东一路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虑。在周围的政治工作干部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就是在第1团担任连指导员的何挺颖。
毕业于上海大学的何挺颖，是陕西汉中人。其实在北伐革命期间他就已经是团指导员了，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在如何做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何挺颖渐渐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干。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较浓，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士兵们，对平时被人称为“卖狗皮膏药”的连指导员极为尊重，连队没有一个逃兵。这种现象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九陂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村庄，家家户户都住上了部队。
毛泽东住在村里一户姓刘的农民家里。师部副官杨立三动员房东把一间房腾出来，收拾干净后摊上一床门板搁铺，让毛泽东有了单独的住处。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让人把何挺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前委书记喜欢与这个思维活跃，看问题很有见地的连指导员进行讨论。
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部队怎样才能不垮掉、散掉。何挺颖提出了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而这也正与毛泽东多日来的思考不谋而合。毛泽东的思路骤然开阔，一抒这些天来的思考：“这次暴动中的诸多失利，就体现出了党的领导问题。比如兵力分散、收编不当，麻痹轻敌等等，就是军事主官自行其是的结果。今后必须树立前委的领导，不允许自行其是，不允许阳奉阴违，一切行动得听从前委的指挥。”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何挺颖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见地：“问题是怎样才能树立前委的领导？这不是一句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呀。”
毛泽东听后叹出一口气，感到对方说得实在，切中了要害。
何挺颖说：“恐怕要从军中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里的党支部太少，这样不行，等于抓不住部队。”
何挺颖的这番话，猛然触发了毛泽东内心的深层次思考，他将目光落在何挺颖身上，说道：“挺颖，你在军中搞过团指导员，又当过连指导员，你说，党怎样才能抓住部队？抓住士兵？”
显而易见，何挺颖也在思虑这个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定见，他缓而有力地说：“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都没有党的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到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的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举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方能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对！你讲得太好了！是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另外，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都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毛泽东激动而兴奋地说下去：“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9月29日晌午过后，从九陂翻过婆婆坳的工农革命军，开到了永新的三湾。
昨日停留在九陂的一天当中，他先后找了何挺颖、张子清、陈浩等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就是在上午的行军路上，他还在进行这方面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作出了这样的决断：在这几天之内，一定要对部队实行一次整编，尤其是实施“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原则。
经过充分的酝酿，毛泽东在三湾开始整编部队。他把八百残军整编为一个团，原来的三个团整编成两个营，任命何长工等人分任营长或营、连党代表。连队建立支部，排设小组。为了使每个班都有党员，各营的党员做了调整。在营建立总支，团建立党委。团、营、连党代表兼任书记，部队的重大行动必须经党的组织讨论决定，党代表同样有带兵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實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又在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是我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军政改编。它的核心是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保证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同时在军中建立肃清旧军队残余的民主主义制度。这两大举措，就像看不见的框架，构建了工农红军的“军魂”。这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所进行的最早、最为成功的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工农红军政治建军基础。
翻看1927年的陈旧黄历，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至此，军魂的确立只用了短短64天。从中外历史看，有些国家，军队指挥官甚至一个中下级军官就可以把队伍拉起来造反。但在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部队来达到其个人目的。即使是身为一大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在叛逃时也连自己的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
毛泽东不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从工农革命军创建的第一天起，他就围绕着如何使这支军队置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就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为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统帅。在秋收起义部队屡受挫折的危难关头，他能够牢牢地统领部队，成功地解决了党指挥枪的问题。反映这支部队成长史的历史脚印，无一不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紧密相连。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新式整军运动……而每一个深重的历史脚印，无一不在关键时刻为这支军队注入前进的力量，指明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