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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依然还有很多的障碍存在｡最受关注和争议的就是割裂城乡的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的坚冰,在酷热的武汉最先开始融化｡
这个城市从2008年7月12日起开始了大胆的户籍制度改革尝试,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将可以获得城市户口,成为武汉市的“新市民”｡
这让潘连芳着实有些兴奋｡
在北京打工的她,2007年刚从湖北广水县来到北京,在通州区北机农贸市场开了个10平方米的布店｡有一天能在湖北买房,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武汉或许是最合适的落脚点｡
像潘连芳这样从农村流入城市的1亿多劳动力,或许正是解决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难题的重要砝码｡
统计不再“缺位”?
多年关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正在为他所负责的一个调查兴奋着｡
李实和他的同事正在进行的是对2万户居民持续五年的追踪调查,其中包括了5000户农民工｡
根据国家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中国农民离开家乡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约为1.32亿人｡专家估计,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
从流动形式看,这个庞大的人群大致可分为两类:举家外迁和单身流动;单身流动者中,又可分为半年以上的长期流动者和半年以下的短期流动者｡
这样的分层对于收入分配统计有着重要的意义:举家外迁者生活和消费基本都在城市,而单身外出打工者则与农村家庭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如果这两部分人员的收入状况都能够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调查中充分体现,收入统计的结果将会更加准确｡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现行的统计体系没有完全覆盖流动人口｡“农民工放在城市会降低城市的收入水平,放在农村会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但我们给忽略了｡这就等于发展经济学认为能够缩小经济差距的因素就没有了｡如果说我们永远看不到迁移者的话,城乡差距永远这么下去了,很难缩小｡”蔡■说｡
对这个问题,李实的观点是,应该按居住地原则来统计｡长期流动者,尤其是占农民工总量约1 / 3的举家外迁人员,应该算作城市居民,而短期流动者仍应该算作农村常住人口｡
对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副司长盛来运解释说:“目前的城市住户调查中,从设计角度,考虑到了举家外迁的农民工家庭｡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这部分人群(总量达3000多万人)流动性大,调查难度大､成本高,因此被抽中的比例较低,的确是漏掉了些｡”
国家统计局已经注意到这个状况并且着手完善｡与加拿大合作的“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试点工作目前正在河南､四川､浙江和北京四地进行｡这种改革正式实施之后将可以实现所有流动人口的全覆盖｡
根据李实的推算,这样改进之后,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从0.46下降到0.45,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变化｡
“应该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上的减少,而是更加真实的数字,以及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李实说｡
流动与迁移的割裂
在同村年轻人一窝蜂拥向城市打工的时候,25岁的王颖逆流而下,从工作了3年多的苏州回到了老家铜山县王楼村——江苏北部一个偏僻的村庄｡先外出打工几年,然后回家结婚生子,已经成了王颖同村不少姑娘相同的人生路径｡
“在城里生活?没想过,没钱没房,想待也待不下去｡”王颖有些无奈｡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大潮中这一特别的群体｡在四川和湖北农村的实地调研中,李实发现了很多年轻的母亲和壮年的男子,为了照顾孩子或老人,不得已从城市回流到家乡｡
这样的回流由于发生在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因此显得有些反常｡根据过去的经验,当剩余劳动力存在时,基本工资水平的增加会引起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的劳动力转移｡
根据蔡昉的估计,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5200万人左右｡由于户籍､社保､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实际剩余劳动力可能更多｡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反常的现象引起长期从事农村统计工作的盛来运的关注: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城市化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进行,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在加快,每年新增转移劳动力在500万到600万,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上千万｡但同时,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一年年加大｡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反常?盛来运分析,这个要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来解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的研究,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别太大,农村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都在向城市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这必然使得城市得到的利益高于平均利益,从而使城乡差别拉大｡这属于相对合理的部分｡
而政策和体制过多地惠顾城市群体和非农产业,则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
正当壮年的剩余劳动力被动回流､城市基本工资上涨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这一系列反常背后,有着另外一个反常: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其流动和迁移是割裂开来的｡也就是说,农民工虽然实现了流动,但是没有完成迁移,没有城市公民身份,没有融入当地社会｡
盛来运告诉记者,这种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割裂,对农民工个体来说,意味着很高的心理承受成本,远离家人,异乡漂泊;较高的就业成本,没有合理身份,找工作还要交保证金等,且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不利于提高自身人力资本;较高的生活成本,家庭人员分离,单个成员生活的边际成本增加｡
对于政府来说,不稳定就业导致的1亿多劳动大军的无序流动使得管理成本相当高,管理难度很大,既增添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盛来运分析,农民工流动与迁移的割裂还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滞留在农村,对农村发展不利,对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不利｡而且,如果流动与迁移不再割裂,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就会提高,城乡差距就会缩小｡
“现在可以说中国由城乡二元结构进入了三元结构,即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这三元｡在三元结构下,农民工这个群体非常关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评价说｡
跨越流动的障碍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依然还有很多的障碍存在｡最受关注和争议的就是割裂城乡的户籍管理制度｡
多年来,民众热议如潮,研究机构建议频频,户籍制度改革千呼万唤未出来｡在2008年,等待厌倦了的人们似乎可以看见一抹希望的绿色｡
中部城市武汉,已从7月12日起开始了大胆的户籍制度改革尝试｡根据规定,凡在武汉连续务工满三年,并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年收入超过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农民工,都可以办理武汉城市户口,成为“新市民”｡这一做法比之前深圳把“暂住证”改为“居住证”走得更远｡
但是,若想一夜之间户籍制度彻底改革并不现实｡
5月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因为户籍上附着的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太多,短期内还不可能让农民大面积进城｡
杜鹰表示,要拆除户口藩篱,一方面要对城市居民的福利实行货币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医疗､教育及养老保障等福利｡
杜鹰说,户籍好比一座大坝｡只有当农民和城里的居民所享受的福利一样时,这座大坝才可自然取消｡
杜鹰的这种表示被解读为“在天平两边放砝码”的平衡之道｡
作为研究者的李实,部分认同这种策略｡他分析,目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一个方面条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任何利好或利空的消息,比如为农民工解决廉租房或者增收社会保险税,可能一下子就会增加或减少几千万农民工｡
“这样巨量劳动力的变动,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冲击都很大,都受不了｡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谨慎的解决措施｡劳动力转移过快,城市受不了;过慢的话,农村问题又突出了｡”李实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则明确对“在天平两边加砝码”的做法表示反对｡
“如果强调力度,很多工作没法进展下去｡你看户籍制度改革,都改了多少年了!现在政府的压力是比较大,比如城市就业压力等,但是不能因噎废食,这样会贻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这位官员表示｡
李实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统筹城乡的道路,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走,只是走得慢了些,力度小了些｡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估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流动人口将增加到超过2.4亿｡
如何为这个庞大的流动人群提供就业机会和居住处所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将在未来数十年中极大地考验各级政府的智慧和勇气｡有效的疏导将会使这股史无前例的流动人潮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而这将对中国城乡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产生巨大的影响｡
“至于城乡收入差距,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于数字上的缩小,而是在于提高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我们不是追求结果,而是追求一个具有内生性的机制｡这需要在户籍､就业､教育等各个方面作更加合理的规划｡”李实说｡
户籍制度的坚冰,在酷热的武汉最先开始融化｡
这个城市从2008年7月12日起开始了大胆的户籍制度改革尝试,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将可以获得城市户口,成为武汉市的“新市民”｡
这让潘连芳着实有些兴奋｡
在北京打工的她,2007年刚从湖北广水县来到北京,在通州区北机农贸市场开了个10平方米的布店｡有一天能在湖北买房,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武汉或许是最合适的落脚点｡
像潘连芳这样从农村流入城市的1亿多劳动力,或许正是解决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难题的重要砝码｡
统计不再“缺位”?
多年关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正在为他所负责的一个调查兴奋着｡
李实和他的同事正在进行的是对2万户居民持续五年的追踪调查,其中包括了5000户农民工｡
根据国家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中国农民离开家乡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约为1.32亿人｡专家估计,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
从流动形式看,这个庞大的人群大致可分为两类:举家外迁和单身流动;单身流动者中,又可分为半年以上的长期流动者和半年以下的短期流动者｡
这样的分层对于收入分配统计有着重要的意义:举家外迁者生活和消费基本都在城市,而单身外出打工者则与农村家庭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如果这两部分人员的收入状况都能够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调查中充分体现,收入统计的结果将会更加准确｡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现行的统计体系没有完全覆盖流动人口｡“农民工放在城市会降低城市的收入水平,放在农村会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但我们给忽略了｡这就等于发展经济学认为能够缩小经济差距的因素就没有了｡如果说我们永远看不到迁移者的话,城乡差距永远这么下去了,很难缩小｡”蔡■说｡
对这个问题,李实的观点是,应该按居住地原则来统计｡长期流动者,尤其是占农民工总量约1 / 3的举家外迁人员,应该算作城市居民,而短期流动者仍应该算作农村常住人口｡
对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副司长盛来运解释说:“目前的城市住户调查中,从设计角度,考虑到了举家外迁的农民工家庭｡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这部分人群(总量达3000多万人)流动性大,调查难度大､成本高,因此被抽中的比例较低,的确是漏掉了些｡”
国家统计局已经注意到这个状况并且着手完善｡与加拿大合作的“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试点工作目前正在河南､四川､浙江和北京四地进行｡这种改革正式实施之后将可以实现所有流动人口的全覆盖｡
根据李实的推算,这样改进之后,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从0.46下降到0.45,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变化｡
“应该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上的减少,而是更加真实的数字,以及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李实说｡
流动与迁移的割裂
在同村年轻人一窝蜂拥向城市打工的时候,25岁的王颖逆流而下,从工作了3年多的苏州回到了老家铜山县王楼村——江苏北部一个偏僻的村庄｡先外出打工几年,然后回家结婚生子,已经成了王颖同村不少姑娘相同的人生路径｡
“在城里生活?没想过,没钱没房,想待也待不下去｡”王颖有些无奈｡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大潮中这一特别的群体｡在四川和湖北农村的实地调研中,李实发现了很多年轻的母亲和壮年的男子,为了照顾孩子或老人,不得已从城市回流到家乡｡
这样的回流由于发生在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因此显得有些反常｡根据过去的经验,当剩余劳动力存在时,基本工资水平的增加会引起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的劳动力转移｡
根据蔡昉的估计,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5200万人左右｡由于户籍､社保､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实际剩余劳动力可能更多｡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反常的现象引起长期从事农村统计工作的盛来运的关注: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城市化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进行,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在加快,每年新增转移劳动力在500万到600万,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上千万｡但同时,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一年年加大｡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反常?盛来运分析,这个要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来解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的研究,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别太大,农村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都在向城市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这必然使得城市得到的利益高于平均利益,从而使城乡差别拉大｡这属于相对合理的部分｡
而政策和体制过多地惠顾城市群体和非农产业,则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
正当壮年的剩余劳动力被动回流､城市基本工资上涨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这一系列反常背后,有着另外一个反常: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其流动和迁移是割裂开来的｡也就是说,农民工虽然实现了流动,但是没有完成迁移,没有城市公民身份,没有融入当地社会｡
盛来运告诉记者,这种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割裂,对农民工个体来说,意味着很高的心理承受成本,远离家人,异乡漂泊;较高的就业成本,没有合理身份,找工作还要交保证金等,且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不利于提高自身人力资本;较高的生活成本,家庭人员分离,单个成员生活的边际成本增加｡
对于政府来说,不稳定就业导致的1亿多劳动大军的无序流动使得管理成本相当高,管理难度很大,既增添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盛来运分析,农民工流动与迁移的割裂还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滞留在农村,对农村发展不利,对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不利｡而且,如果流动与迁移不再割裂,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就会提高,城乡差距就会缩小｡
“现在可以说中国由城乡二元结构进入了三元结构,即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这三元｡在三元结构下,农民工这个群体非常关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评价说｡
跨越流动的障碍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依然还有很多的障碍存在｡最受关注和争议的就是割裂城乡的户籍管理制度｡
多年来,民众热议如潮,研究机构建议频频,户籍制度改革千呼万唤未出来｡在2008年,等待厌倦了的人们似乎可以看见一抹希望的绿色｡
中部城市武汉,已从7月12日起开始了大胆的户籍制度改革尝试｡根据规定,凡在武汉连续务工满三年,并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年收入超过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农民工,都可以办理武汉城市户口,成为“新市民”｡这一做法比之前深圳把“暂住证”改为“居住证”走得更远｡
但是,若想一夜之间户籍制度彻底改革并不现实｡
5月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因为户籍上附着的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太多,短期内还不可能让农民大面积进城｡
杜鹰表示,要拆除户口藩篱,一方面要对城市居民的福利实行货币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医疗､教育及养老保障等福利｡
杜鹰说,户籍好比一座大坝｡只有当农民和城里的居民所享受的福利一样时,这座大坝才可自然取消｡
杜鹰的这种表示被解读为“在天平两边放砝码”的平衡之道｡
作为研究者的李实,部分认同这种策略｡他分析,目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一个方面条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任何利好或利空的消息,比如为农民工解决廉租房或者增收社会保险税,可能一下子就会增加或减少几千万农民工｡
“这样巨量劳动力的变动,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冲击都很大,都受不了｡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谨慎的解决措施｡劳动力转移过快,城市受不了;过慢的话,农村问题又突出了｡”李实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则明确对“在天平两边加砝码”的做法表示反对｡
“如果强调力度,很多工作没法进展下去｡你看户籍制度改革,都改了多少年了!现在政府的压力是比较大,比如城市就业压力等,但是不能因噎废食,这样会贻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这位官员表示｡
李实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统筹城乡的道路,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走,只是走得慢了些,力度小了些｡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估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流动人口将增加到超过2.4亿｡
如何为这个庞大的流动人群提供就业机会和居住处所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将在未来数十年中极大地考验各级政府的智慧和勇气｡有效的疏导将会使这股史无前例的流动人潮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而这将对中国城乡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产生巨大的影响｡
“至于城乡收入差距,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于数字上的缩小,而是在于提高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我们不是追求结果,而是追求一个具有内生性的机制｡这需要在户籍､就业､教育等各个方面作更加合理的规划｡”李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