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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新桥村的村民而言，环球影城的落户可以用“从天而降”来形容，就连三林镇政府的官员对这一消息都有点“措手不及”。在此之前，迪斯尼可能会在川沙镇(与三林镇相毗邻)落户的消息已传得沸沸扬扬，谁知环球影城却抢先在三林镇圈了地。
环球影城计划占地2平方公里，把整个新桥村全包括进去了。
新桥村在浦东的西南角，靠着黄浦江，离今年6月就要通车的卢浦大桥不过2公里，而且就在与大桥相连的济阳路边上。村子的北边，就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会址所在地。万事俱备了，就像一切利益纠缠与纷争故事一样，事情往往发生在一个今人眼热的黄金地段。
飞来城的时间表
上海环球影城是由美国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和上海外高桥集团、新锦江集团共同投资的，是全球第六个环球影城。项目的草签仪式在上海申博成功的三天之后举行，也就是——2002年12月7日，因此被媒体称为上海申博成功后的余震。有专家马上计算出上海的未来收益：建设过程中，将为上海经济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拉动；建成后，每年将有十多亿美元的收入。只是，在所有报道中，都在环球影城项目后加了一个“报国务院批”。
“一听说环球影城要建在我们村，我们都很惊喜。很多人都想离开村子，搬进小区，住进楼房。环球影城一来，我们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的沈宝顺说，“我们刚开始对拆迁是比较欢迎的。”
四天后，也就是12月11日，许多村民还来不及细细咀嚼“飞来城”的消息，项目组请来的评估人员就带着丈量工具进了村，准备丈量村民的房屋。“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们在心理上都无法接受。”沈回忆说，“当天，我们就与评估小组起了冲突，镇政府和乡政府都来调解，还找来了警察。”
“项目的批文并没有批下来，拆迁许可证见不到，也没有任何拆迁通知，无凭无据，他们凭什么量我们的房子?他们是在侵犯我们的权利。”沈有点激动。由于村民的“抵抗”，评估小组第一天无功而返。
第二天，12月12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村民受到来自单位的压力：如果不予丈量，工作就保不住。
村里的党员也成为动员对象：党员应该起带头作用。
评估工作开始缓慢地推进。但在普通村民家里，评估再次遭遇村民“抵抗”。一些人因为冲动，与评估人员动起了手脚。早就被派来守在村外的警察冲进村子，带走了两个动手的村民。几天后，他们被放出来。评估工作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
12月28日，浦东新区有关部门和发展商外高桥集团在新桥村召开了拆迁动员大会。会开得并不顺利。村民心中有太多的问题，而台上的发展商，以及有关官员面对很多提问却无法作答。沈宝顺是问题最多、也是问得最尖锐的村民，他作为村民代表上台与发展商当场对质。
“环球影城项目国家批下来没有?”
“批了。”
“什么时候批的?”
“嗯……市政府批了。”
“拆迁许可证办了没有?”
“很快办下来。” “既然没有办下来，那你们就没有权力来量我们的房子。你们应该依法行政。”……
几句话下来，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不过，沈宝顺也从此被动迁组“盯”上了。
元旦过后，动迁组手里有了一份标明“浦建房拆许字(2003)1号”的拆迁许可证。
1月6日，浦东新区重大工程办公室和信访办的官员以及发展商的代表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找到了副院长。他们把沈宝顺在拆迁动员会上的表现向副院长说明，希望学院方面“劝一劝”沈先生，让他不要带头，这样会对村民起煽动作用，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送走他们之后，副院长对此“一笑置之”。
沈宝顺说：“我很幸运，我相信学院的开明。但是在村委会、乡政府或者镇政府工作的村民，他们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许多人都被单位叫去，即使不是明确地表示，单位也会暗地里对他们施加压力。”
飞来城的“飞来地”
其实，沈宝顺对拆迁并无抗拒心理，他说他只是对村里这片土地的归属存在一个疑问：新桥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事先没有告知村民，且没有经过任何公开拍卖程序的情况下，他们集体所有的土地转眼间成了外高桥集团用于投资环球影城项日的资产，这如何解释?
“此前，我们从没有对自己所居住和劳作的这片土地的归属产生过任何疑问，当然，我们也没有真正关心过。就连这片土地在1992年时曾被征用，我们也全不知情。当我们知道如果是国有土地，那我们的拆迁补偿会火大提高时，我一个在村委会工作的朋友马上想到了l 992年上海市政府发到村里的一份文件。”
在村委会的箱底里，沈宝顺们找到了那份文件。这是一份1992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新桥村的土地作为预征地的文件。
于是，沈宝顺们向发展商提出了土地作为国有土地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被拒绝。理由很简单，上海市于2002年4月发布了《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其中的第十五条规定：在本规定实施前已办理征地手续但尚未进行房屋拆迁的项目，也适用本规定。发展商的理由充分，有理有据。
可是，这样一来，新桥村的土地如何变成外高桥集团的资产，就成了无法解释之事。外高桥集团作为全资的国有企业，如果新桥村的土地已被国家征用，那么以国资划转来解释此事尚通情理。可既然拆迁时不是国有土地，那怎么又成了发展商的土地?根据什么将其划拨呢?
带着疑问，记者把电话拨到外高桥集团。接电话的是一一位先生，一听记者提到环球影城项目，马上说：“对不起，关于这个项目我们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但是，据浦东新区一名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称，新桥村的这片土地的确没有经过任何公开拍卖程序。在项目草签时，外高桥集团在环球影城项目的区块内尚无任何土地储备。而在该项目中，外高桥集团的确是以土地作为资产进行投资的。
于是，土地归属问题成了新桥村村民口里念念不忘的“证据”。
4亿与7000万，差价飞到哪了？
村民们之所以热衷于“证据”，是因为他们认为发展商定的补偿标太低。按照浦东新区2002年6月发布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局关于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新桥村被划为C类区域，拆迁的补偿基价是1200元／平方米，价格补贴为200元／平方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商给他们加了250元／平方米。这样算下来，新桥村的村民每家能得到的拆迁补偿是1650元／平方米。
然而，就在村子的旁边，也就是与卢浦大桥直接相连的济阳路的另一边，由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在两三年前房价不过每平方米2000多元，去年开始涨到4000元左右，现如今，就连5000元的房子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卢浦火桥即将通车，房价已涨过了6000元。
“1650元的价钱让我们去哪里买房？发展商给我们提供的动迁房价格还要3600元到3900元左右，这么一算，这的房子要两平方米才能换那边的一平方米，让我们怎么接受?”沈宝顺愤愤不平。
住在沈宝顺隔壁的沈老先生是沈宝顺的堂叔，已经是70多岁高龄，只有老夫老妻两人住在一起。对于拆迁，他本来是积极响应的，可是一听说这个补偿价格就来气：“我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才‘攒下’现在这套房子，这可是我花费了大半生的精力和积蓄经营的家，我自认为按照我现在的状况，已达到小康水平，如今一拆迁，我的生活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倒退了!”老先生叹了口气，“对于拆迁，我们都是支持的，可是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太厉害了，我们无法接受。”
“房子的拆迁价格是一方面，土地的价格也让我们难以接受。发展商给我们开出的价码是：每亩3．5万元。”曾经在新桥村任村长十余年的姚宝福，辞职后还做过拆迁工作，他对这个价钱表示出强烈不满，“就在两年前，就是我们村子对面那片商品房，当年是以公开竞价的方式拍卖土地的，最后的成交价是每亩1 30多万元。”
姚宝福所在的新桥10队(新桥村分为15个生产队)，有耕地120亩，非耕地40亩，宅基地40亩。“如果将土地进行公开拍卖的话，按每亩200万元的最保守估计，我们生产队的土地可以卖到4亿元。可是现在呢?”
“再给发展商算算账。新桥10队共有拆迁户100家，每家50万元的拆迂费，共计50007Y；农业人口安置费以及土地补偿费按每人10万元算，以150人计，这一项计1500万元；其它的集体财产以及青苗费等，算它500万；三项总计7000万元，也就是说，发展商给我们新桥1 0队的动迁成本不过是7000万元。”一边是4亿，一边是7000万，村民与发展商的矛盾由此可窥一斑。
村民与动迁组的博弈
2003年春节刚过，动迁组的人员又回到了设在新桥村的办公室，村里的村民都管这里叫“小洋楼”。从靠近济阳路的村口到“小洋楼”需要经过一大片菜地，地里散发出浓重的晒干的粪便的味道。冬天刚过，地里冒出来的只是一些菜芽儿。
走了大约200米，过了菜地后，就是动迁组所在的“小洋楼”。门没有直接开在路边，需要走进院子，绕到后面才能进到楼里。小楼一层是一个大厅，正对着大门的墙上挂着一块蓝色的大纸牌，上面写着“新桥村各生产队拆迁进度表”。这天是2003年2月20日，此前拆迁组给村民定下的拆迁协议签订时间的期限是2月25日，但进度表上显示——没有一户村民签协议。
大厅的左墙上由左至右贴着好几张发展商为村民准备的安置房的建设图纸，图纸前面有几个人在看。因为刚开工，房子要等到一年或一年半以后才能住进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村民得自己租房住。动迁组提供的过渡费是每月每平方米补助8兀。
在动迁组的办公室里，记者没有看到关于环球影城的建设项目批文和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按照环球影城的性质和占地规模，这两个证都需要经过中央批准。只有拿到这两个证，才能拿到拆迁许可证。按照我以往在拆迁公司的经验，动迁组都会把这三个证的复印件贴在办公室里，可是自始至终，我们只看到拆迁许可证，从来没见过另外两个证。我曾经问过动迁组，他们都没有正面回答。”姚宝福说。
记者以沈宝顺亲戚的名义，参加了沈与动迁组的第一次谈判：
“你们拿到国家批文了吗?” “项目都签了，中央肯定会批的嘛。”
“在我们手里拿到的评估报告上规定，评估时间以拆迁许可证的时间为准，可是你们12月11日就已经来丈量土地、进行评估了。”“评估报告上标明的时间是1月6日，这是我们已经拿到了许可证之后。”
“丈量不算评估吗?…‘不算。”“如果不丈量，怎么评估?我认为，丈量应是评估的前提。”“没错，但是评估的时间是1月6日。”
沈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把话题直接转向拆迁补偿的问题。“1650元的补偿标准太低了，我们无法接受。”“嗯……这个不是由我们定的，我们是按照政府的相关法规确定了这个标准……那你们的希望是什么?…‘至少应该给我们每平方米增加1 000元的补偿，或者给我们提供的安置房价格更优惠些，起码我们在买安置房时不需要自己再 贴钱。”“嗯……”
对沈宝顺提出的条件，工作人员没有说什么，只是边听边在一个还空无一字的小本上简要记下了。据那些早在沈之前就已经与动迁组谈过的村民说，在一个星期前提的条件，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其实他们对我是很客气的，因为我在他们拆迁组算是个‘名人’了。”沈宝顺说。由于动员会上的“挺身而出”，沈已被列为“特殊人物”。在动迁组的办公室里，只要听说他是沈宝顺，动迁组的工作人员都会恍然大悟般：“哦，你就是沈先生呀!”
回到村里，沈的周围都是些紧皱眉头的村民。在隔壁的房间里，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低声抽泣着，旁边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闷头抽着手里的烟。采访前记者就听说，由于拆迁，许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都面临着没有足够的房子栖身的问题。有两个老人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其中一个被救起，另一个在春节长假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八去世了。
拆迁的补偿单价是公开的，都是1650元／平方米，如果不要安置的动迁房，则再加上250元／平方米的购房补贴。但是，动迁组对补偿的建筑面积标准却没有任何公告，只是在村民间口口相传：基本的标准是，每人40元／平方米，如果是只有两个老人的，则每人按60元／平方米算，而独生子女不仅可以享受双倍的补偿，还奖励20元／平方米。可是，奖励的标准却只限于三口之家，对于四人以上的家庭，却不能享受20元／平方米的奖励。也就是说，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会因为与爷爷住在一起而失去20元／平方米的补偿。
“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补偿标准只能苦笑。”姚说。等待强拆的最后100户
20日晚上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2月25日，沈宝顺在单位再一次见到了来自浦东新区信访办、拆迁办、新区重大工程办和动迁公司的人员。沈在不久前曾应村民的请求，给上海市新上任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新桥村的土地问题及村民补偿问题能够得到重视。按照程序，这封信又回到了浦东新区信访办的手里。这次他们来找沈，就是为了这封信。
他们一见到沈，劈头第一句就是：“土地都是国家的，你有什么疑问吗?”沈不慌不忙：“你错了。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
信访办的官员说“如今政府强势、农民弱势是一个现实，你不得不承认。”沈说：“我们的问题是项目组和群众之间的问题，政府应该起协调和辅助作用。”无话。此番又不了了之。
2月25日，是动迁组预定的签订拆迁协议的最后期限，全村1000多户村民只有寥寥几户签了协议。当天，动迁组出台了新规定：25日前签订拆迁协议的，每户加4000元。虽然远未达到村民争取的标准，但新规定一出，村民就在动迁组办公室前排起了队。
姚宝福说，“像我们这些在外面工作，每年挣几万元的人来说，4000元在我们眼里不算什么，可是对那些每年就挣几千元的家庭来说，4000元在他们看来，就跟我们眼里的4万元一样。动迁组就是利用了他们贫穷的‘弱点’来让他们就范，他们太穷了。”也许太过激动，姚宝福，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上海男人，在女记者面前竟号啕大哭起来。
2月25日当天，有近200户签了拆迁协议。26日，又有新规定出台：四口以上的人家，如果有两张户口，可以分户计算。即如果是一个带着两位老人的五口之家，则可以按一个独生子女的三口之家和一个单独居住的两个老人计算补偿的建筑面积。这样算下来，有两张户口的五口之家就能比原来多得60元／平方米的补偿。
2月27日凌晨l时多，沈宝顺在睡梦中接到动迁组打来的电话，“你过来和我们谈吧，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谈判的结果是动迁组答应了沈的条件。
3月中旬，动迁组再次定下期限，3月18日前不签协议的，8000元的速迁费就没有了。“这可是他们卖菜卖两年才挣到的钱啊!新桥村太穷了。如果不是1992年被作为预征地，我们就可以办企业，可以做很多事情，村民们也就不会这么穷了。就因为是预征地，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发展商还这么欺负我们！”姚宝福又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
“许多人家靠种菜维持牛计，有的还依靠出租自己的房子来改善生活，如今一拆迁，不仅没地种，租金也无外可收了，一家的生活马上就断了来源。如果补偿不够买一套房子，他们又没有其他积蓄，那就意味着这部分人可能没有地方住了。”自称对村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的老村长姚宝福说。3月18日后，还未签订拆迁协议的近100户，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姚也是其中一个。“我就等着他们给我发裁决书。村里还有人等着拿裁决书法院告他们。他们的证件不全，告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只是……也许没什么用。”
“动迁组的人现在开始频繁地于村子里活动，高喊着‘强迁了’，‘强迁了’。很多老百姓都很担心，也很害怕。可是，没地方住，怎么搬呢?”3月19日，姚带着打印好的上访信去找三林镇镇长奚德祥，可是奚也很无奈，他也曾努力过，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姚宝福说，他会考虑继续上访。
上海要迈向世界性的城市，许多拆迁工作是必须的，事实上，上海人民已经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支持着政府和城市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如何贴近群众，更稳妥地处理一些拆迁中的争执，以更好地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指示，对政府、发展商都提出了新的考验。
环球影城计划占地2平方公里，把整个新桥村全包括进去了。
新桥村在浦东的西南角，靠着黄浦江，离今年6月就要通车的卢浦大桥不过2公里，而且就在与大桥相连的济阳路边上。村子的北边，就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会址所在地。万事俱备了，就像一切利益纠缠与纷争故事一样，事情往往发生在一个今人眼热的黄金地段。
飞来城的时间表
上海环球影城是由美国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和上海外高桥集团、新锦江集团共同投资的，是全球第六个环球影城。项目的草签仪式在上海申博成功的三天之后举行，也就是——2002年12月7日，因此被媒体称为上海申博成功后的余震。有专家马上计算出上海的未来收益：建设过程中，将为上海经济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拉动；建成后，每年将有十多亿美元的收入。只是，在所有报道中，都在环球影城项目后加了一个“报国务院批”。
“一听说环球影城要建在我们村，我们都很惊喜。很多人都想离开村子，搬进小区，住进楼房。环球影城一来，我们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的沈宝顺说，“我们刚开始对拆迁是比较欢迎的。”
四天后，也就是12月11日，许多村民还来不及细细咀嚼“飞来城”的消息，项目组请来的评估人员就带着丈量工具进了村，准备丈量村民的房屋。“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们在心理上都无法接受。”沈回忆说，“当天，我们就与评估小组起了冲突，镇政府和乡政府都来调解，还找来了警察。”
“项目的批文并没有批下来，拆迁许可证见不到，也没有任何拆迁通知，无凭无据，他们凭什么量我们的房子?他们是在侵犯我们的权利。”沈有点激动。由于村民的“抵抗”，评估小组第一天无功而返。
第二天，12月12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村民受到来自单位的压力：如果不予丈量，工作就保不住。
村里的党员也成为动员对象：党员应该起带头作用。
评估工作开始缓慢地推进。但在普通村民家里，评估再次遭遇村民“抵抗”。一些人因为冲动，与评估人员动起了手脚。早就被派来守在村外的警察冲进村子，带走了两个动手的村民。几天后，他们被放出来。评估工作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
12月28日，浦东新区有关部门和发展商外高桥集团在新桥村召开了拆迁动员大会。会开得并不顺利。村民心中有太多的问题，而台上的发展商，以及有关官员面对很多提问却无法作答。沈宝顺是问题最多、也是问得最尖锐的村民，他作为村民代表上台与发展商当场对质。
“环球影城项目国家批下来没有?”
“批了。”
“什么时候批的?”
“嗯……市政府批了。”
“拆迁许可证办了没有?”
“很快办下来。” “既然没有办下来，那你们就没有权力来量我们的房子。你们应该依法行政。”……
几句话下来，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不过，沈宝顺也从此被动迁组“盯”上了。
元旦过后，动迁组手里有了一份标明“浦建房拆许字(2003)1号”的拆迁许可证。
1月6日，浦东新区重大工程办公室和信访办的官员以及发展商的代表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找到了副院长。他们把沈宝顺在拆迁动员会上的表现向副院长说明，希望学院方面“劝一劝”沈先生，让他不要带头，这样会对村民起煽动作用，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送走他们之后，副院长对此“一笑置之”。
沈宝顺说：“我很幸运，我相信学院的开明。但是在村委会、乡政府或者镇政府工作的村民，他们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许多人都被单位叫去，即使不是明确地表示，单位也会暗地里对他们施加压力。”
飞来城的“飞来地”
其实，沈宝顺对拆迁并无抗拒心理，他说他只是对村里这片土地的归属存在一个疑问：新桥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事先没有告知村民，且没有经过任何公开拍卖程序的情况下，他们集体所有的土地转眼间成了外高桥集团用于投资环球影城项日的资产，这如何解释?
“此前，我们从没有对自己所居住和劳作的这片土地的归属产生过任何疑问，当然，我们也没有真正关心过。就连这片土地在1992年时曾被征用，我们也全不知情。当我们知道如果是国有土地，那我们的拆迁补偿会火大提高时，我一个在村委会工作的朋友马上想到了l 992年上海市政府发到村里的一份文件。”
在村委会的箱底里，沈宝顺们找到了那份文件。这是一份1992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新桥村的土地作为预征地的文件。
于是，沈宝顺们向发展商提出了土地作为国有土地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被拒绝。理由很简单，上海市于2002年4月发布了《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其中的第十五条规定：在本规定实施前已办理征地手续但尚未进行房屋拆迁的项目，也适用本规定。发展商的理由充分，有理有据。
可是，这样一来，新桥村的土地如何变成外高桥集团的资产，就成了无法解释之事。外高桥集团作为全资的国有企业，如果新桥村的土地已被国家征用，那么以国资划转来解释此事尚通情理。可既然拆迁时不是国有土地，那怎么又成了发展商的土地?根据什么将其划拨呢?
带着疑问，记者把电话拨到外高桥集团。接电话的是一一位先生，一听记者提到环球影城项目，马上说：“对不起，关于这个项目我们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但是，据浦东新区一名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称，新桥村的这片土地的确没有经过任何公开拍卖程序。在项目草签时，外高桥集团在环球影城项目的区块内尚无任何土地储备。而在该项目中，外高桥集团的确是以土地作为资产进行投资的。
于是，土地归属问题成了新桥村村民口里念念不忘的“证据”。
4亿与7000万，差价飞到哪了？
村民们之所以热衷于“证据”，是因为他们认为发展商定的补偿标太低。按照浦东新区2002年6月发布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局关于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新桥村被划为C类区域，拆迁的补偿基价是1200元／平方米，价格补贴为200元／平方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商给他们加了250元／平方米。这样算下来，新桥村的村民每家能得到的拆迁补偿是1650元／平方米。
然而，就在村子的旁边，也就是与卢浦大桥直接相连的济阳路的另一边，由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在两三年前房价不过每平方米2000多元，去年开始涨到4000元左右，现如今，就连5000元的房子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卢浦火桥即将通车，房价已涨过了6000元。
“1650元的价钱让我们去哪里买房？发展商给我们提供的动迁房价格还要3600元到3900元左右，这么一算，这的房子要两平方米才能换那边的一平方米，让我们怎么接受?”沈宝顺愤愤不平。
住在沈宝顺隔壁的沈老先生是沈宝顺的堂叔，已经是70多岁高龄，只有老夫老妻两人住在一起。对于拆迁，他本来是积极响应的，可是一听说这个补偿价格就来气：“我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才‘攒下’现在这套房子，这可是我花费了大半生的精力和积蓄经营的家，我自认为按照我现在的状况，已达到小康水平，如今一拆迁，我的生活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倒退了!”老先生叹了口气，“对于拆迁，我们都是支持的，可是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太厉害了，我们无法接受。”
“房子的拆迁价格是一方面，土地的价格也让我们难以接受。发展商给我们开出的价码是：每亩3．5万元。”曾经在新桥村任村长十余年的姚宝福，辞职后还做过拆迁工作，他对这个价钱表示出强烈不满，“就在两年前，就是我们村子对面那片商品房，当年是以公开竞价的方式拍卖土地的，最后的成交价是每亩1 30多万元。”
姚宝福所在的新桥10队(新桥村分为15个生产队)，有耕地120亩，非耕地40亩，宅基地40亩。“如果将土地进行公开拍卖的话，按每亩200万元的最保守估计，我们生产队的土地可以卖到4亿元。可是现在呢?”
“再给发展商算算账。新桥10队共有拆迁户100家，每家50万元的拆迂费，共计50007Y；农业人口安置费以及土地补偿费按每人10万元算，以150人计，这一项计1500万元；其它的集体财产以及青苗费等，算它500万；三项总计7000万元，也就是说，发展商给我们新桥1 0队的动迁成本不过是7000万元。”一边是4亿，一边是7000万，村民与发展商的矛盾由此可窥一斑。
村民与动迁组的博弈
2003年春节刚过，动迁组的人员又回到了设在新桥村的办公室，村里的村民都管这里叫“小洋楼”。从靠近济阳路的村口到“小洋楼”需要经过一大片菜地，地里散发出浓重的晒干的粪便的味道。冬天刚过，地里冒出来的只是一些菜芽儿。
走了大约200米，过了菜地后，就是动迁组所在的“小洋楼”。门没有直接开在路边，需要走进院子，绕到后面才能进到楼里。小楼一层是一个大厅，正对着大门的墙上挂着一块蓝色的大纸牌，上面写着“新桥村各生产队拆迁进度表”。这天是2003年2月20日，此前拆迁组给村民定下的拆迁协议签订时间的期限是2月25日，但进度表上显示——没有一户村民签协议。
大厅的左墙上由左至右贴着好几张发展商为村民准备的安置房的建设图纸，图纸前面有几个人在看。因为刚开工，房子要等到一年或一年半以后才能住进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村民得自己租房住。动迁组提供的过渡费是每月每平方米补助8兀。
在动迁组的办公室里，记者没有看到关于环球影城的建设项目批文和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按照环球影城的性质和占地规模，这两个证都需要经过中央批准。只有拿到这两个证，才能拿到拆迁许可证。按照我以往在拆迁公司的经验，动迁组都会把这三个证的复印件贴在办公室里，可是自始至终，我们只看到拆迁许可证，从来没见过另外两个证。我曾经问过动迁组，他们都没有正面回答。”姚宝福说。
记者以沈宝顺亲戚的名义，参加了沈与动迁组的第一次谈判：
“你们拿到国家批文了吗?” “项目都签了，中央肯定会批的嘛。”
“在我们手里拿到的评估报告上规定，评估时间以拆迁许可证的时间为准，可是你们12月11日就已经来丈量土地、进行评估了。”“评估报告上标明的时间是1月6日，这是我们已经拿到了许可证之后。”
“丈量不算评估吗?…‘不算。”“如果不丈量，怎么评估?我认为，丈量应是评估的前提。”“没错，但是评估的时间是1月6日。”
沈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把话题直接转向拆迁补偿的问题。“1650元的补偿标准太低了，我们无法接受。”“嗯……这个不是由我们定的，我们是按照政府的相关法规确定了这个标准……那你们的希望是什么?…‘至少应该给我们每平方米增加1 000元的补偿，或者给我们提供的安置房价格更优惠些，起码我们在买安置房时不需要自己再 贴钱。”“嗯……”
对沈宝顺提出的条件，工作人员没有说什么，只是边听边在一个还空无一字的小本上简要记下了。据那些早在沈之前就已经与动迁组谈过的村民说，在一个星期前提的条件，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其实他们对我是很客气的，因为我在他们拆迁组算是个‘名人’了。”沈宝顺说。由于动员会上的“挺身而出”，沈已被列为“特殊人物”。在动迁组的办公室里，只要听说他是沈宝顺，动迁组的工作人员都会恍然大悟般：“哦，你就是沈先生呀!”
回到村里，沈的周围都是些紧皱眉头的村民。在隔壁的房间里，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低声抽泣着，旁边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闷头抽着手里的烟。采访前记者就听说，由于拆迁，许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都面临着没有足够的房子栖身的问题。有两个老人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其中一个被救起，另一个在春节长假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八去世了。
拆迁的补偿单价是公开的，都是1650元／平方米，如果不要安置的动迁房，则再加上250元／平方米的购房补贴。但是，动迁组对补偿的建筑面积标准却没有任何公告，只是在村民间口口相传：基本的标准是，每人40元／平方米，如果是只有两个老人的，则每人按60元／平方米算，而独生子女不仅可以享受双倍的补偿，还奖励20元／平方米。可是，奖励的标准却只限于三口之家，对于四人以上的家庭，却不能享受20元／平方米的奖励。也就是说，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会因为与爷爷住在一起而失去20元／平方米的补偿。
“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补偿标准只能苦笑。”姚说。等待强拆的最后100户
20日晚上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2月25日，沈宝顺在单位再一次见到了来自浦东新区信访办、拆迁办、新区重大工程办和动迁公司的人员。沈在不久前曾应村民的请求，给上海市新上任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新桥村的土地问题及村民补偿问题能够得到重视。按照程序，这封信又回到了浦东新区信访办的手里。这次他们来找沈，就是为了这封信。
他们一见到沈，劈头第一句就是：“土地都是国家的，你有什么疑问吗?”沈不慌不忙：“你错了。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
信访办的官员说“如今政府强势、农民弱势是一个现实，你不得不承认。”沈说：“我们的问题是项目组和群众之间的问题，政府应该起协调和辅助作用。”无话。此番又不了了之。
2月25日，是动迁组预定的签订拆迁协议的最后期限，全村1000多户村民只有寥寥几户签了协议。当天，动迁组出台了新规定：25日前签订拆迁协议的，每户加4000元。虽然远未达到村民争取的标准，但新规定一出，村民就在动迁组办公室前排起了队。
姚宝福说，“像我们这些在外面工作，每年挣几万元的人来说，4000元在我们眼里不算什么，可是对那些每年就挣几千元的家庭来说，4000元在他们看来，就跟我们眼里的4万元一样。动迁组就是利用了他们贫穷的‘弱点’来让他们就范，他们太穷了。”也许太过激动，姚宝福，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上海男人，在女记者面前竟号啕大哭起来。
2月25日当天，有近200户签了拆迁协议。26日，又有新规定出台：四口以上的人家，如果有两张户口，可以分户计算。即如果是一个带着两位老人的五口之家，则可以按一个独生子女的三口之家和一个单独居住的两个老人计算补偿的建筑面积。这样算下来，有两张户口的五口之家就能比原来多得60元／平方米的补偿。
2月27日凌晨l时多，沈宝顺在睡梦中接到动迁组打来的电话，“你过来和我们谈吧，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谈判的结果是动迁组答应了沈的条件。
3月中旬，动迁组再次定下期限，3月18日前不签协议的，8000元的速迁费就没有了。“这可是他们卖菜卖两年才挣到的钱啊!新桥村太穷了。如果不是1992年被作为预征地，我们就可以办企业，可以做很多事情，村民们也就不会这么穷了。就因为是预征地，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发展商还这么欺负我们！”姚宝福又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
“许多人家靠种菜维持牛计，有的还依靠出租自己的房子来改善生活，如今一拆迁，不仅没地种，租金也无外可收了，一家的生活马上就断了来源。如果补偿不够买一套房子，他们又没有其他积蓄，那就意味着这部分人可能没有地方住了。”自称对村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的老村长姚宝福说。3月18日后，还未签订拆迁协议的近100户，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姚也是其中一个。“我就等着他们给我发裁决书。村里还有人等着拿裁决书法院告他们。他们的证件不全，告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只是……也许没什么用。”
“动迁组的人现在开始频繁地于村子里活动，高喊着‘强迁了’，‘强迁了’。很多老百姓都很担心，也很害怕。可是，没地方住，怎么搬呢?”3月19日，姚带着打印好的上访信去找三林镇镇长奚德祥，可是奚也很无奈，他也曾努力过，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姚宝福说，他会考虑继续上访。
上海要迈向世界性的城市，许多拆迁工作是必须的，事实上，上海人民已经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支持着政府和城市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如何贴近群众，更稳妥地处理一些拆迁中的争执，以更好地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指示，对政府、发展商都提出了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