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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丈夫》是一篇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很多评论家在面对《丈夫》时，都试图将其描绘成丈夫人性觉醒的故事。然而，一味的将视线投射于“人性”这座希腊小庙，就容易造成批评盲点，这些论点都强调着“人性”对“非人性环境”的胜利，论者的着眼点也都是围绕着丈夫，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次要人物——船妓老七，更是忽略了“送”妻卖淫这一非常态事件后丈夫身份失效与异化的深层含义，这就使得评论者的视野被局限，不能同故事的深层内涵进行深层对话。
关键词：丈夫；身份；失效
沈从文是一个为湘西世界而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与湘西融为一体，笔在纸上写的不仅是文字而是湘西儿女的灵魂，他用笔诉说着湘西儿女的喜怒哀乐，也诉说着自己对那片土地以及那些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散发着生命魅力的人的爱。“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他，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这样定义他的作品，之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评论家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总是绕不过这句话，去寻找、解读他供奉在“希腊神庙”里面的“人性”。《丈夫》也不例外。很多评论家在面对《丈夫》时，都试图将其描绘成丈夫人性觉醒的故事。然而，一味的将视线投射于“人性”这座希腊小庙，就容易造成批评盲点，这些论点都强调着“人性”对“非人性环境”的胜利，论者的着眼点也都是围绕着丈夫，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次要人物——船妓老七，更是忽略了“送”妻卖淫这一非常态事件后丈夫身份失效与异化的深层含义，这就使得评论者的视野被局限，不能同故事的深层内涵进行深层对话。
一、被压迫者与压迫者
在《丈夫》这篇小说里，最震撼人心的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却在湘西农民生活中普遍的现象——“送妻卖淫”，“送妻卖淫”在现代社会是不被社会道德所容忍的，然而在小说《丈夫》中却是当时农民的一种生存方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丈夫是一个处于底层的农民，他在现存的经济制度下难以生存：“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劳苦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事件，即或用红薯叶子拌糠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湘西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农民在苛政的压迫下苦不堪言，不得不出卖亲人的“性”来补贴家用，正是这样一种畸形的社会昭示着丈夫送妻卖淫这一举动的必要性。这就产生了一对“食”与“性”的极端矛盾，丈夫倍受那个畸形社会压迫，“官府的搜刮和天灾导致的极端贫困”使得丈夫不得不为了“食”而被迫出让自己的性爱权利换取经济利益。
丈夫——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符号，他代表着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夫权，儒家礼教所倡导的“三从四德”便是对妇女依附并顺从于丈夫的生动写照。夫权一般包括以下几项主要内容：丈夫拥有支配、处置妻子的人身及财产的专断权利；丈夫将妻子作为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丈夫视妻子为独占的性爱对象（反之则不然）；丈夫往往把妻子当做劳动力，即视为经济收入的手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男人和女人一旦签订了婚姻的协议也就意味着女性变为男性的附属品，男性拥有对“妻子”的一切支配权，所以“送”妻卖淫便有了可能性。在《丈夫》中，老七并不是被恶势力逼迫也不是被面目可憎的牙婆所诱拐，而是被丈夫“送”出去。整篇小说采取丈夫的视角叙述，我们能明晰的看到丈夫的喜怒哀乐、爱憎好恶，而老七似乎是个陪衬，她甚至没有发言权，文本也没有任何关于老七心理意愿的文字描述，只是说：“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为了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也不违反健康。”所以，送妻卖淫仅仅被视作一种商业行为，在黄庄人看来是可行的。在这非常态的事件中，老七没有权利拒绝，“送”，代表着丈夫自主的决定，让人感受到夫权的力量——传统夫权使得丈夫可以压迫和支配自己的妻子，即在婚姻关系里面，丈夫是一个压迫者。他对老七的压迫不仅仅体现在讓妻子卖淫换取自己的生存资本上，我们从丈夫于水保的聊天中可得知：在农村，丈夫自己弄丢了镰刀，不分青红皂白的归咎于她，威胁要揍她，害她哭了半夜；在船上，在“工作”劳累之余还要抽身过来照顾丈夫的情绪。这些细节很明确的显示出丈夫在夫妻关系里的绝对压迫地位，大多数论者总是对小说中的丈夫露出唏嘘的叹息，可怜他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男性的尊严，殊不知他要为自己遭受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负重大责任，在依靠老七出卖肉体获利这一点上，丈夫此时不再是家庭的支柱，他与老鸨的形象重叠了。而老七，这个在夫权压迫下无法反抗也不知反抗的小人物，才是小说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也是最可怜的人物。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丈夫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丈夫”。面对“食”与“性”的矛盾时他选择依靠妻子卖淫过日子，出让自己的性爱权利，使得对妻子——性爱对象的独占变得不可能，这就必然会使自己的丈夫身份受到损失，而伴随而来的是丈夫夫权的落没。
二、“丈夫”身份的外在缺失
小说以“丈夫”命名，全篇也不曾出现过一次丈夫的名字，他始终是以“老七的汉子”这层关系出现的，这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也就表现出丈夫对于自己“做主人身份”的重视。丈夫出让自己的性爱换取好日子是建立在“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的儿子归他，有了钱，总有一部分归他”的基础上，是“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两全之策。试想，如果送妻子做“生意”等同于放弃自己做丈夫的名分与权利，他还愿意吗？所以，丈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出让性爱权利的同时动摇了自己作为“丈夫”的根基，这也就造成了他自己两难的尴尬处境。
首先，传统夫妻关系中，一般是丈夫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承担大部分的家庭责任。而小说中的丈夫将妻子收入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能过好日子”，即丈夫反而处于依附于妻子的状态。“这时节，女人在丈夫眼下自然已完全不同了”，这不同不仅仅体现在女人的外貌以及衣裳像城市里人，更重要的是女人的神气派头，“变得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神气了”。妻子在丈夫面前再也不是唯唯诺诺，初见时反而是丈夫感到手足无措，直至女人问到钱、猪儿子，这才捡起一点自己做主人的身份，丈夫在妻子面前话语受挫，这是一种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心理压抑，丈夫的身份地位已经受到了实质性伤害。 其次，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便是两性关系，这也是维系夫妻生活的根本。在送老七去船上做生意之前，丈夫必定有一番考量，虽意识到自己在性爱上会有所牺牲，但是生存难题摆在他的面前，想着“名分不失”也并没有动摇自己夫权的本质，又“不与道德相冲突”，丈夫有无数种理由说服自己。然而这种心安理得的打算被船上的种种难堪和屈辱所推翻，丈夫猛然间领悟到，在船上，自己似乎已经失去了以往夫妻间存在的男性主导地位：他没有被别人当做是老七的汉子，甚至于他自己都有所怀疑。丈夫是怎样意识到的呢？在船上那位大喊着要亲嘴要睡的客人让丈夫的心头有点寂寞，但这时代表着经济利益的理智远胜于情感，他的身体下意识的向后梢舱钻去，只是望着河面觉得离家更远了。第一次刺痛了丈夫的自尊心，是水保的那句“今天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让他发出“为什么说这个，有什么理由说这个！”的质问，这种“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老七的“丈夫”。这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强烈责问是他作为一个被侮辱的丈夫所表现出来的愤怒，这里引起了读者的普遍同情，然而这同情是最不应该给他的：老七是他租给老鸨做船妓的，鸨母养妓，恩客狎妓，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应该对丈夫的愤怒做一个考量，他的愤怒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他作为男人，别的男人公然表示要占有他的女人；二是他作为丈夫，自己“做主人的身份”被第三者所侵犯。丈夫出让自己的性爱权利换取经济利益本身就代表了丈夫接受了别的男人对自己妻子的身体的占有，所以这大部分的愤怒都来源于第二层次---他不能接受自己作为老七的丈夫对她的占有支配权被侵犯。丈夫的愤怒和悲伤更多的来源于自己的“丈夫”的身份受到损害。在经历过两个醉酒官兵对老七的侮辱以及查船巡官对的单独“考察”后，丈夫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丈夫”，撇开性爱不说，连与妻子相处的权利都失去了。
丈夫送老七做“生意”是建立在“名分不失”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意味着丈夫最在意的是自己作为“丈夫”的身份，即他自己所谓的“做主人的身份”。丈夫在船上经历的这几场矛盾冲突让丈夫意识到自己的丈夫身份在外人眼中不被承认，甚至与妻子相处的权利都没有，丈夫身份的缺失使他无所适从了。
三、“丈夫”身份的内在缺失
丈夫身份在外人眼中走向缺失是可悲的，然而丈夫身份自身走向的缺失---这种真正意义上身份的缺失更是可恨的。沈从文笔下的丈夫懦弱不堪，有客上船，他便自觉地“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低低的喘气”，一个“钻”字将丈夫狼狈的神态描绘的淋漓尽致。不仅仅别人并不在意他“丈夫”的身份，当着他的面大声的嚷着“要亲嘴，要睡”，他自己也“不必指点”的避开，这无意识的举动更是丈夫身份自我体认失败的表现，在与大娘在外面玩过后回船时，竟然还“小心使声音放轻”生怕惊扰了客人，这种奴隶式的反应更是反映了丈夫男性地位在金钱面前的退缩与失效。
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男性在整个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承担着赡养家庭的义务，更是家庭的护卫者，“丈夫”作为两性关系中的男性角色从原始社会以来便承担着守卫自己的领地、妻子、食物的责任。但沈从文笔下的丈夫却失去了这种男性的尊严。丈夫、五多、大娘还有老七一起在船上拉琴唱歌时，两个喝醉的官兵前来闹事，船上的人都吓慌了，然而身为男性的丈夫这时的反应却是“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将三个女人推出去应付，任由妻子被醉鬼欺凌，甚至觉得自己还受了委屈，生老七的气。也许有人会替丈夫辩解，认为乡下人胆小没见过大场面。可是无论在何处，一个男人与生俱来保护妻子的血性总是不会磨灭的，小说里的丈夫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丈夫，这样下意识的举动正是他送老七来做“生意”的基础----“名分不失”真正丢失的表现。
自人类从父系氏族发展以来，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男性角色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夫权在家庭里一直都是出于一种至高无上的状况，丈夫--作为夫权的代表和行使者自古以来都有一种潜在的自豪感。然而，经济的长期压迫使得丈夫不得不出让自己的性爱权利换取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保证自己夫权的完整性是不可能的，丈夫身份在他做出這个决定时已经开始走向缺失。在整个湘西社会，“送妻卖淫”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小说也强调“在市的妓船上，决不会缺少年轻女子的来路”，这样的悲剧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小说中情节发展到高潮---到丈夫手捣着脸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故事乍然而止，只说水保来找时，“两夫妇一早回转乡下去了”谁也不知道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仅仅靠丈夫将妻子带回并不能代表着倾向于无效丈夫身份又完整的回来了，即使回到乡下又会是怎样呢？没有人知道，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丈夫[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
[2]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3]张倩.城乡对峙下人性的复苏与回归——《丈夫》文本细读[J].青年文学家，2015.
[4]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
[5]邓利苹，黄德志.男权文化的失落--沈从文《丈夫》评析[J].西昌学院学报，2012.
关键词：丈夫；身份；失效
沈从文是一个为湘西世界而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与湘西融为一体，笔在纸上写的不仅是文字而是湘西儿女的灵魂，他用笔诉说着湘西儿女的喜怒哀乐，也诉说着自己对那片土地以及那些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散发着生命魅力的人的爱。“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他，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这样定义他的作品，之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评论家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总是绕不过这句话，去寻找、解读他供奉在“希腊神庙”里面的“人性”。《丈夫》也不例外。很多评论家在面对《丈夫》时，都试图将其描绘成丈夫人性觉醒的故事。然而，一味的将视线投射于“人性”这座希腊小庙，就容易造成批评盲点，这些论点都强调着“人性”对“非人性环境”的胜利，论者的着眼点也都是围绕着丈夫，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次要人物——船妓老七，更是忽略了“送”妻卖淫这一非常态事件后丈夫身份失效与异化的深层含义，这就使得评论者的视野被局限，不能同故事的深层内涵进行深层对话。
一、被压迫者与压迫者
在《丈夫》这篇小说里，最震撼人心的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却在湘西农民生活中普遍的现象——“送妻卖淫”，“送妻卖淫”在现代社会是不被社会道德所容忍的，然而在小说《丈夫》中却是当时农民的一种生存方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丈夫是一个处于底层的农民，他在现存的经济制度下难以生存：“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劳苦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事件，即或用红薯叶子拌糠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湘西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农民在苛政的压迫下苦不堪言，不得不出卖亲人的“性”来补贴家用，正是这样一种畸形的社会昭示着丈夫送妻卖淫这一举动的必要性。这就产生了一对“食”与“性”的极端矛盾，丈夫倍受那个畸形社会压迫，“官府的搜刮和天灾导致的极端贫困”使得丈夫不得不为了“食”而被迫出让自己的性爱权利换取经济利益。
丈夫——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符号，他代表着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夫权，儒家礼教所倡导的“三从四德”便是对妇女依附并顺从于丈夫的生动写照。夫权一般包括以下几项主要内容：丈夫拥有支配、处置妻子的人身及财产的专断权利；丈夫将妻子作为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丈夫视妻子为独占的性爱对象（反之则不然）；丈夫往往把妻子当做劳动力，即视为经济收入的手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男人和女人一旦签订了婚姻的协议也就意味着女性变为男性的附属品，男性拥有对“妻子”的一切支配权，所以“送”妻卖淫便有了可能性。在《丈夫》中，老七并不是被恶势力逼迫也不是被面目可憎的牙婆所诱拐，而是被丈夫“送”出去。整篇小说采取丈夫的视角叙述，我们能明晰的看到丈夫的喜怒哀乐、爱憎好恶，而老七似乎是个陪衬，她甚至没有发言权，文本也没有任何关于老七心理意愿的文字描述，只是说：“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为了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也不违反健康。”所以，送妻卖淫仅仅被视作一种商业行为，在黄庄人看来是可行的。在这非常态的事件中，老七没有权利拒绝，“送”，代表着丈夫自主的决定，让人感受到夫权的力量——传统夫权使得丈夫可以压迫和支配自己的妻子，即在婚姻关系里面，丈夫是一个压迫者。他对老七的压迫不仅仅体现在讓妻子卖淫换取自己的生存资本上，我们从丈夫于水保的聊天中可得知：在农村，丈夫自己弄丢了镰刀，不分青红皂白的归咎于她，威胁要揍她，害她哭了半夜；在船上，在“工作”劳累之余还要抽身过来照顾丈夫的情绪。这些细节很明确的显示出丈夫在夫妻关系里的绝对压迫地位，大多数论者总是对小说中的丈夫露出唏嘘的叹息，可怜他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男性的尊严，殊不知他要为自己遭受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负重大责任，在依靠老七出卖肉体获利这一点上，丈夫此时不再是家庭的支柱，他与老鸨的形象重叠了。而老七，这个在夫权压迫下无法反抗也不知反抗的小人物，才是小说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也是最可怜的人物。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丈夫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丈夫”。面对“食”与“性”的矛盾时他选择依靠妻子卖淫过日子，出让自己的性爱权利，使得对妻子——性爱对象的独占变得不可能，这就必然会使自己的丈夫身份受到损失，而伴随而来的是丈夫夫权的落没。
二、“丈夫”身份的外在缺失
小说以“丈夫”命名，全篇也不曾出现过一次丈夫的名字，他始终是以“老七的汉子”这层关系出现的，这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也就表现出丈夫对于自己“做主人身份”的重视。丈夫出让自己的性爱换取好日子是建立在“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的儿子归他，有了钱，总有一部分归他”的基础上，是“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两全之策。试想，如果送妻子做“生意”等同于放弃自己做丈夫的名分与权利，他还愿意吗？所以，丈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出让性爱权利的同时动摇了自己作为“丈夫”的根基，这也就造成了他自己两难的尴尬处境。
首先，传统夫妻关系中，一般是丈夫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承担大部分的家庭责任。而小说中的丈夫将妻子收入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能过好日子”，即丈夫反而处于依附于妻子的状态。“这时节，女人在丈夫眼下自然已完全不同了”，这不同不仅仅体现在女人的外貌以及衣裳像城市里人，更重要的是女人的神气派头，“变得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神气了”。妻子在丈夫面前再也不是唯唯诺诺，初见时反而是丈夫感到手足无措，直至女人问到钱、猪儿子，这才捡起一点自己做主人的身份，丈夫在妻子面前话语受挫，这是一种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心理压抑，丈夫的身份地位已经受到了实质性伤害。 其次，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便是两性关系，这也是维系夫妻生活的根本。在送老七去船上做生意之前，丈夫必定有一番考量，虽意识到自己在性爱上会有所牺牲，但是生存难题摆在他的面前，想着“名分不失”也并没有动摇自己夫权的本质，又“不与道德相冲突”，丈夫有无数种理由说服自己。然而这种心安理得的打算被船上的种种难堪和屈辱所推翻，丈夫猛然间领悟到，在船上，自己似乎已经失去了以往夫妻间存在的男性主导地位：他没有被别人当做是老七的汉子，甚至于他自己都有所怀疑。丈夫是怎样意识到的呢？在船上那位大喊着要亲嘴要睡的客人让丈夫的心头有点寂寞，但这时代表着经济利益的理智远胜于情感，他的身体下意识的向后梢舱钻去，只是望着河面觉得离家更远了。第一次刺痛了丈夫的自尊心，是水保的那句“今天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让他发出“为什么说这个，有什么理由说这个！”的质问，这种“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老七的“丈夫”。这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强烈责问是他作为一个被侮辱的丈夫所表现出来的愤怒，这里引起了读者的普遍同情，然而这同情是最不应该给他的：老七是他租给老鸨做船妓的，鸨母养妓，恩客狎妓，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应该对丈夫的愤怒做一个考量，他的愤怒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他作为男人，别的男人公然表示要占有他的女人；二是他作为丈夫，自己“做主人的身份”被第三者所侵犯。丈夫出让自己的性爱权利换取经济利益本身就代表了丈夫接受了别的男人对自己妻子的身体的占有，所以这大部分的愤怒都来源于第二层次---他不能接受自己作为老七的丈夫对她的占有支配权被侵犯。丈夫的愤怒和悲伤更多的来源于自己的“丈夫”的身份受到损害。在经历过两个醉酒官兵对老七的侮辱以及查船巡官对的单独“考察”后，丈夫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丈夫”，撇开性爱不说，连与妻子相处的权利都失去了。
丈夫送老七做“生意”是建立在“名分不失”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意味着丈夫最在意的是自己作为“丈夫”的身份，即他自己所谓的“做主人的身份”。丈夫在船上经历的这几场矛盾冲突让丈夫意识到自己的丈夫身份在外人眼中不被承认，甚至与妻子相处的权利都没有，丈夫身份的缺失使他无所适从了。
三、“丈夫”身份的内在缺失
丈夫身份在外人眼中走向缺失是可悲的，然而丈夫身份自身走向的缺失---这种真正意义上身份的缺失更是可恨的。沈从文笔下的丈夫懦弱不堪，有客上船，他便自觉地“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低低的喘气”，一个“钻”字将丈夫狼狈的神态描绘的淋漓尽致。不仅仅别人并不在意他“丈夫”的身份，当着他的面大声的嚷着“要亲嘴，要睡”，他自己也“不必指点”的避开，这无意识的举动更是丈夫身份自我体认失败的表现，在与大娘在外面玩过后回船时，竟然还“小心使声音放轻”生怕惊扰了客人，这种奴隶式的反应更是反映了丈夫男性地位在金钱面前的退缩与失效。
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男性在整个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承担着赡养家庭的义务，更是家庭的护卫者，“丈夫”作为两性关系中的男性角色从原始社会以来便承担着守卫自己的领地、妻子、食物的责任。但沈从文笔下的丈夫却失去了这种男性的尊严。丈夫、五多、大娘还有老七一起在船上拉琴唱歌时，两个喝醉的官兵前来闹事，船上的人都吓慌了，然而身为男性的丈夫这时的反应却是“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将三个女人推出去应付，任由妻子被醉鬼欺凌，甚至觉得自己还受了委屈，生老七的气。也许有人会替丈夫辩解，认为乡下人胆小没见过大场面。可是无论在何处，一个男人与生俱来保护妻子的血性总是不会磨灭的，小说里的丈夫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丈夫，这样下意识的举动正是他送老七来做“生意”的基础----“名分不失”真正丢失的表现。
自人类从父系氏族发展以来，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男性角色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夫权在家庭里一直都是出于一种至高无上的状况，丈夫--作为夫权的代表和行使者自古以来都有一种潜在的自豪感。然而，经济的长期压迫使得丈夫不得不出让自己的性爱权利换取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保证自己夫权的完整性是不可能的，丈夫身份在他做出這个决定时已经开始走向缺失。在整个湘西社会，“送妻卖淫”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小说也强调“在市的妓船上，决不会缺少年轻女子的来路”，这样的悲剧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小说中情节发展到高潮---到丈夫手捣着脸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故事乍然而止，只说水保来找时，“两夫妇一早回转乡下去了”谁也不知道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仅仅靠丈夫将妻子带回并不能代表着倾向于无效丈夫身份又完整的回来了，即使回到乡下又会是怎样呢？没有人知道，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丈夫[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
[2]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3]张倩.城乡对峙下人性的复苏与回归——《丈夫》文本细读[J].青年文学家，2015.
[4]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
[5]邓利苹，黄德志.男权文化的失落--沈从文《丈夫》评析[J].西昌学院学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