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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学风。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观主义；学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4-0101-05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群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学风端正，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
一、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来自人民大众又服务于人民大众，按其本性来说，是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在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所谓“真正的”三个字，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真正的哲学”即回归现实世界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才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超越了书斋中的理论，走向了人民大众。我们不能又回到当年马克思所批评过的老路上去，重拾书斋漫步、闭门造车的旧梦。我们正处于一个人类崭新的文明时代，处在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时代呼唤着属于自己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早提出理论武装群众的思想。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全人类，首先是给了工人阶级，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倡者和模范力行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为推动中国革命第一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亲自深入工人、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讲解，大革命时期他所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光辉典范。在延安时期。他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进行宣传思想教育不看对象的简单生硬的做法。他指出：“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月，在他主持下撰写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分析思想理论教育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的原因时，严肃指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这一分析，入木三分。毛泽东还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强调“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1958年工农兵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群众运动，虽然有诸多教训，但是也不乏光彩耀人之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在大力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同时，大力推进理论教育、理论武装工作，使理论创新和理论普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全方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二、主观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敌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学风。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
对于这种主观主义学风，毛泽东曾经给与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批评的这种主观主义学风，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仍然有非常严重的表现。一些学者以学院派自居，躲避“问题”，无视生活，远离大众，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生态出现诸多问题：其一，视阈狭窄，缺乏现实关照。部分学者局限于微观领域，依据自身的学术框架和学科背景，自说白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狭小的领地“自得其乐”，满足于小圈子里“相濡以沫”。其二，现实性与学术性的二元对立。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口号下，思想对现实沉默寡言，甚至于沉默不语，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学术性构成了非常紧张的“两张皮”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或者走向了片面学术化的 道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纯学术活动，不关心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实，认为研究现实就不是学术；或者走向了片面对待现实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工具化，出现了工具主义的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打天下、经世致用的工具，要求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一切问题都给出具体答案，产生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其三，“以西解马”的解释框架流行。一些人借助于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话语解读马克思，其中又以海德格尔为甚，“以西解马”突出表现为“以海解马”。在这种流行的解释框架中进行玄妙的自我深化，在西方的话语中消解马克思，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乎成为了主导性话语，大有“以西解马、无马不西”的解释框架一统天下之势。其四，晦涩文风盛行。具体表现为：问题越来越高雅，视阈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文章越来越难懂。一言以蔽之，习惯于用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话语表达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不好好说话”。还有部分学者过于注重学术包装，似乎只有“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新的概念才能体现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深邃等等。
除上述之外，在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严重，神圣殿堂被污染，学术道德滑坡。应当说，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人师表、严谨治学、潜心研究、献身科学、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体现了崇高师德，树立了良好学术风气，为教学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学术不端行为，败坏了学术风气，损害了学校和教师队伍形象，诸如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或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沽名钓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的行为，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针对上述主观主义的学风所导致的学术生态失衡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以下问题：首先是要反思学术的现实性问题，在“反思”中重建理性的学术生态，强调“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理论的重要性。其次是要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限度问题，即我们要反思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展开方式。我们只能从当下的现实存在出发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发生交流，真正进入马克思的语境，提升现代化的话语，避免任意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怎么都行”的全能人物。那种认为马克思“无所不能”的想法并不是在抬高马克思，而是在贬低马克思。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会再一次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再次是要反思“无马不西”的学术倾向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本身就来自于西方，它应当而且必然要与西方文化展开交流和对话，但不能因此而走人极端、误入歧途。盲目地用西方理论的“应然”来代替中国实际的“实然”，这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其四是要反思文风的朴实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走向大众，文风问题也至关重要。我们要善于用朴实的文字、清新的文风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平易的语言并非苍白，如能直指问题要害，则可显示出深邃的内涵和巨大的张力。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深入深出是假学问，浅入深出是装学问，浅入浅出是没学问，深入浅出才是真学问。其五是要反思理论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问题。西方有些学者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为我们描述了一元的现代性图景，他们向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人权，把非西方文化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阻滞力，把西方的地域性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知识，把知识的地域性上升为普适性，把具有特定内涵的东西推广为普世价值。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能跟随着这种主张“起舞”，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文化精神展开前提性批判，判明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普适性”。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先进文化充满信心，中国的改革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不少西方学者早已开始研究助推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内涵和价值。其六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从“注解”范式转向“前导”范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注解层面，而要注重为时代立言——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为生民立命——为现实人的诗意生存提供引导与启蒙。为社会立法——为建构理性的和谐社会结构提供深层反思。其七要反思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要从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的高度思考问题。现在的学术评价标准，过分注重定量分析，放松对质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下，一些人，包括少数教师和学生，急功近利，操守失范，粗制滥造，乃至学术滥疡。
总之，我们应当看到，学术界存在着的这种主观主义态度和作风，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谬种流传，害人不浅；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则害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敌”。只有坚决克服这种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会真正走到群众中去，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大众化的关键
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关注现实。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和根本路径。贴近群众，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走进大众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和主观主义地构想各种所谓理论体系(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旨趣”和“问题意识”。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命运、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以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问题。马克思终其生都在追问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为此，他把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特别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他说，“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因此，他“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体现在他立足于现实，善于发现反映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并把此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思考。恩格斯说：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 私有制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一切矛盾的根源。最早批判私有制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追问其历史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马克思超越他们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提出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并把这一问题转换成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合理性的追问。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解剖，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科学的论证。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回答了工人阶级最关注的现实问题，工人阶级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自己的“圣经”。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强调应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1930年，毛泽东在批评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8年，毛泽东在批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时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了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树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生长点是实践，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科学论断，强调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学习理论，武装全党，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一定要做到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加强学习，一定要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认识和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自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来进行，理论学习务必要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这些重要论述，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进一步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现实路径。
注重现实、回归“问题”，正确而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并在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并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具有层次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要捕捉宏大的问题。也要善于捕捉中观和微观的问题。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是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是更普遍更常见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此外，“问题”也具有真假之分，关键是要准确捕捉属于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的“问题”。即我们常说的“真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㈣我们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提出和回答符合时代的问题，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创新是灵魂。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勇于实践，不断创新，成就显著。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重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凸显以人为本，真正办成“人民满意工程”，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生动体现和光辉典范，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创造、新范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篇章、新境界。学习科学发展观实践活动的新鲜经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我们要认真总结、善于凝炼、科学升华。总结经验的过程也是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大众化的过程，是更加充分发扬党在思想理论教育方面的光荣传统、政治优势和鲜明特点的过程。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过：“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这个教诲，对于我们今天发扬成绩，争取更大的辉煌，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20—121.
[2]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17.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8)：234-235.
[4]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323.
[5]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3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04.
[7]马克思.资本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2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97.
[9]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11—112.
[10]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4.
[11]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2.
[1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18.
[13]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82.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15]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1.
作者简介：石云霞(1942－)，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曙光(1975－)，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艳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观主义；学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4-0101-05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群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学风端正，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
一、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来自人民大众又服务于人民大众，按其本性来说，是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在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所谓“真正的”三个字，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真正的哲学”即回归现实世界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才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超越了书斋中的理论，走向了人民大众。我们不能又回到当年马克思所批评过的老路上去，重拾书斋漫步、闭门造车的旧梦。我们正处于一个人类崭新的文明时代，处在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时代呼唤着属于自己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早提出理论武装群众的思想。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全人类，首先是给了工人阶级，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倡者和模范力行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为推动中国革命第一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亲自深入工人、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讲解，大革命时期他所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光辉典范。在延安时期。他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进行宣传思想教育不看对象的简单生硬的做法。他指出：“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月，在他主持下撰写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分析思想理论教育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的原因时，严肃指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这一分析，入木三分。毛泽东还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强调“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1958年工农兵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群众运动，虽然有诸多教训，但是也不乏光彩耀人之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在大力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同时，大力推进理论教育、理论武装工作，使理论创新和理论普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全方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二、主观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敌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学风。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
对于这种主观主义学风，毛泽东曾经给与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批评的这种主观主义学风，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仍然有非常严重的表现。一些学者以学院派自居，躲避“问题”，无视生活，远离大众，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生态出现诸多问题：其一，视阈狭窄，缺乏现实关照。部分学者局限于微观领域，依据自身的学术框架和学科背景，自说白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狭小的领地“自得其乐”，满足于小圈子里“相濡以沫”。其二，现实性与学术性的二元对立。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口号下，思想对现实沉默寡言，甚至于沉默不语，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学术性构成了非常紧张的“两张皮”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或者走向了片面学术化的 道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纯学术活动，不关心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实，认为研究现实就不是学术；或者走向了片面对待现实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工具化，出现了工具主义的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打天下、经世致用的工具，要求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一切问题都给出具体答案，产生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其三，“以西解马”的解释框架流行。一些人借助于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话语解读马克思，其中又以海德格尔为甚，“以西解马”突出表现为“以海解马”。在这种流行的解释框架中进行玄妙的自我深化，在西方的话语中消解马克思，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乎成为了主导性话语，大有“以西解马、无马不西”的解释框架一统天下之势。其四，晦涩文风盛行。具体表现为：问题越来越高雅，视阈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文章越来越难懂。一言以蔽之，习惯于用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话语表达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不好好说话”。还有部分学者过于注重学术包装，似乎只有“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新的概念才能体现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深邃等等。
除上述之外，在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严重，神圣殿堂被污染，学术道德滑坡。应当说，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人师表、严谨治学、潜心研究、献身科学、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体现了崇高师德，树立了良好学术风气，为教学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学术不端行为，败坏了学术风气，损害了学校和教师队伍形象，诸如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或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沽名钓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的行为，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针对上述主观主义的学风所导致的学术生态失衡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以下问题：首先是要反思学术的现实性问题，在“反思”中重建理性的学术生态，强调“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理论的重要性。其次是要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限度问题，即我们要反思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展开方式。我们只能从当下的现实存在出发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发生交流，真正进入马克思的语境，提升现代化的话语，避免任意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怎么都行”的全能人物。那种认为马克思“无所不能”的想法并不是在抬高马克思，而是在贬低马克思。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会再一次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再次是要反思“无马不西”的学术倾向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本身就来自于西方，它应当而且必然要与西方文化展开交流和对话，但不能因此而走人极端、误入歧途。盲目地用西方理论的“应然”来代替中国实际的“实然”，这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其四是要反思文风的朴实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走向大众，文风问题也至关重要。我们要善于用朴实的文字、清新的文风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平易的语言并非苍白，如能直指问题要害，则可显示出深邃的内涵和巨大的张力。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深入深出是假学问，浅入深出是装学问，浅入浅出是没学问，深入浅出才是真学问。其五是要反思理论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问题。西方有些学者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为我们描述了一元的现代性图景，他们向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人权，把非西方文化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阻滞力，把西方的地域性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知识，把知识的地域性上升为普适性，把具有特定内涵的东西推广为普世价值。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能跟随着这种主张“起舞”，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文化精神展开前提性批判，判明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普适性”。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先进文化充满信心，中国的改革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不少西方学者早已开始研究助推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内涵和价值。其六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从“注解”范式转向“前导”范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注解层面，而要注重为时代立言——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为生民立命——为现实人的诗意生存提供引导与启蒙。为社会立法——为建构理性的和谐社会结构提供深层反思。其七要反思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要从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的高度思考问题。现在的学术评价标准，过分注重定量分析，放松对质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下，一些人，包括少数教师和学生，急功近利，操守失范，粗制滥造，乃至学术滥疡。
总之，我们应当看到，学术界存在着的这种主观主义态度和作风，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谬种流传，害人不浅；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则害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敌”。只有坚决克服这种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会真正走到群众中去，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大众化的关键
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关注现实。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和根本路径。贴近群众，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走进大众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和主观主义地构想各种所谓理论体系(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旨趣”和“问题意识”。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命运、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以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问题。马克思终其生都在追问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为此，他把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特别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他说，“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因此，他“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体现在他立足于现实，善于发现反映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并把此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思考。恩格斯说：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 私有制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一切矛盾的根源。最早批判私有制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追问其历史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马克思超越他们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提出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并把这一问题转换成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合理性的追问。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解剖，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科学的论证。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回答了工人阶级最关注的现实问题，工人阶级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自己的“圣经”。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强调应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1930年，毛泽东在批评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8年，毛泽东在批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时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了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树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生长点是实践，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科学论断，强调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学习理论，武装全党，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一定要做到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加强学习，一定要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认识和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自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来进行，理论学习务必要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这些重要论述，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进一步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现实路径。
注重现实、回归“问题”，正确而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并在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并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具有层次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要捕捉宏大的问题。也要善于捕捉中观和微观的问题。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是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是更普遍更常见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此外，“问题”也具有真假之分，关键是要准确捕捉属于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的“问题”。即我们常说的“真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㈣我们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提出和回答符合时代的问题，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创新是灵魂。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勇于实践，不断创新，成就显著。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重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凸显以人为本，真正办成“人民满意工程”，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生动体现和光辉典范，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创造、新范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篇章、新境界。学习科学发展观实践活动的新鲜经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我们要认真总结、善于凝炼、科学升华。总结经验的过程也是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大众化的过程，是更加充分发扬党在思想理论教育方面的光荣传统、政治优势和鲜明特点的过程。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过：“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这个教诲，对于我们今天发扬成绩，争取更大的辉煌，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20—121.
[2]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17.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8)：234-235.
[4]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323.
[5]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3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04.
[7]马克思.资本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2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97.
[9]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11—112.
[10]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4.
[11]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2.
[1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18.
[13]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82.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15]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1.
作者简介：石云霞(1942－)，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曙光(1975－)，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艳萍